● “蝸牛獎”的設立反映出一些基層干部在推動部分工作落實的具體過程中存在慵懶、不作為、慢作為甚至亂作為的現象

● “蝸牛獎”的頒發，顯示了政府治懶、治慢、治不作為的決心，能讓群眾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政府的好服務，同時也能讓干部明確責任、堅守初心

● 除了設立“蝸牛獎”這樣的督促辦法以外，在治理懶政、怠政、慢政時，還應加強政府自身監督，讓政府工作人員運用好手中的權力，切實為人民服務，同時要依靠群眾監督，暢通言論渠道

法治日報9月1日消息，最近，“蝸牛獎”火了。

浙江省縉云縣近日舉行了一次別具一格的“頒獎儀式”——當地兩家單位因推進工作效率太低，被縣政府頒發作風建設“蝸牛獎”。

蝸牛動作慢慢吞吞、作風松松垮垮，把這樣一個“獎”牌掛在自家單位，自然臉上掛不住。據了解，當地設置“蝸牛獎”的目的，就是讓那些思想懈怠、工作疲沓的干部“紅紅臉”“出出汗”，達到警示教育和提醒鞭策的目的。

實際上，縉云縣并非是唯一一個頒發“蝸牛獎”的地方，江蘇泰州也曾頒發過“蝸牛獎”，且創新時間較早。

北京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蝸牛獎”的頒布在全國范圍內具有一定的推廣意義，但推廣不是簡單復制，而是要推廣政府治理邏輯，賞罰分明應當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原則之一。治理懶政怠政須創新基層治理方式及治理制度，讓基層治理與當前基層社會所面臨的困境和現狀相適應。在強化基層社會自身監督力和制約力的同時，培育基層社會自身治理能力，讓更多社會公眾參與社會治理。

多地頒發“蝸牛獎”，彰顯治懶治慢決心

據了解，此次已經是縉云縣第四次頒發“蝸牛獎”了。“蝸牛獎”沒有固定的頒發時間，也不限名額。“蝸牛獎”的評選范圍涉及推進項目工程和民生實事建設的事項、關系群眾利益的事項、“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的質量和效率以及履行法定職責的情況等7大內容。

其評選方式為每季度認定一次，問題線索采取公開征集、專項督查、上級交辦、接受群眾舉報等方式收集，由當地“蝸牛獎”認定小組進行核實認定。

除了縉云縣，不少地方也在積極開展“蝸牛獎”評選工作。

2016年1月7日，江蘇泰州最早設立“蝸牛獎”，專治官員不作為。同年4月13日，泰州市向社會公布了首批“蝸牛獎”認定結果，12個市直機關、基層站所榜上有名。

2019年5月，浙江嵊州以“作風建設年”為統領，設立《“奔跑獎”“蝸牛獎”認定暫行辦法》。在每季度一次的評比中，“奔跑獎”采取“自行申報+審核認定”的方式產生；“蝸牛獎”問題線索則采取公開征集、專項督查、上級交辦、媒體曝光、群眾舉報等方式收集。上述辦法規定，被評為“奔跑獎”“蝸牛獎”的單位，在年度目標責任制考核中分別進行加分和扣分，上榜“蝸牛獎”的，相關責任人要接受問責處理。

2019年9月，廣東省遂溪縣也設立了“蝸牛獎”，該獎項適用于遂溪縣各鎮、縣直副科以上單位及其內設機構和工作人員。

當前，“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辦”已逐漸成為老百姓辦事的常態，許多部門因積極提升行政效率獲得獎賞，但不能只獎優不罰劣，改革不到位、項目推進緩慢的單位也應該受到批評。

“對于落后者的管理措施，政府管理習慣是運用末位淘汰、一票否決的方式，這些方式對黨員干部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可能會抹殺黨員領導干部其他方面的突出貢獻。從實踐來看，一票否決、末位淘汰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莊德水認為，從“蝸牛獎”本身的治理邏輯來看，其是一種懲戒，用“獎”的方式懲戒黨員領導干部，對黨員領導干部作風面貌精神而非針對失職瀆職、違規違紀方面等問題的懲戒方式。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也認為，“蝸牛獎”的頒發，一方面顯示了政府治懶、治慢、治不作為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能讓群眾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政府的好服務，同時也讓直接面對群眾服務的干部警鐘長鳴，明確自己的責任與初心，真正把為人民服務落實在行動上。

縉云縣紀委宣教室副主任尹碧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過去村里一條道路建設工程，因政策處理困難，一條路拖了1年多難以完工。但在被頒“獎”后，項目立刻成立專項攻堅組，在不到10天內，就完成政策處理工作，大大加快了這一項目的推進速度。

“總體來說，‘蝸牛獎’出現或設立實際上是基層在推進作風建設、提升效率方面的創新。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可能是對于作風建設的制度創新。從微觀的角度而言，是對基層干部提高敢作為、能作為、善作為能力的督促。”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評價說。

獲“獎”者懶政怠政，考評體系短板待補

《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2018年1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與《咬文嚼字》編輯部利用大數據搜索，聯合發布了2018年度十大反腐熱詞，“蝸牛獎”正是其中之一。

通過梳理“蝸牛獎”頒發的情況，莊德水發現，獲“獎”人往往存在不作為、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

“但‘蝸牛獎’背后所折射出的問題是具有普遍性的，是當前基層黨員領導干部所共有的問題，也是他們在履職盡責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困境。有些問題是主觀因素所產生的，如領導干部不擔當、不作為、怕擔責、怕引起糾紛和矛盾爭議等，而有些問題則與整個基層治理的制度機制不健全、不到位直接相關。”莊德水說。

宋偉則向《法治日報》記者直言，“蝸牛獎”的設立反映出基層一些干部在推動部分工作落實的具體過程中存在慵懶、不作為、慢作為甚至亂作為的現象，這種情況目前仍然大量存在，“這可以說是在作風建設當中難以鏟除的弊病”。

宋偉認為，這些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有三點：一是難以進行強有力的監督；二是一些領導干部的政治站位不夠高，能力不夠強；三是目前干部的績效評價體系存在局限性，也就是說，現行的評價體系能夠較好地識別違紀違法行為，但對于尚未上升到違紀層面的慢作為或不作為情況，則很難識別。

“現在各級政府對基層政府有很多考核方式，涉及領域也非常廣，如扶貧領域、城市衛生等各個領域。在此情況之下，部分基層領導干部以考核指標為工作標準，考核什么做什么，不考核什么就不做什么。”莊德水說。

在莊德水看來，這些黨員干部疲于奔命地去完成指標所規定的考核內容，但同時也是投機取巧地應付上級考核，這種情況會導致一些不作為的行為出現。同時，干部考核指標體系難以覆蓋所有管理領域及工作內容，可能導致考核有失偏頗。

“甚至可以說，考核指標本身就存在漏洞，部分黨員干部為了得高分去做一些工作，而對于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問題卻推諉塞責。”莊德水說。

也有媒體指出，目前對于公務員群體的績效考核還不夠嚴格。在一些單位，越是能干、會干的人，越容易淪為“鞭打快牛”的對象；越是不能干、不會干的人，領導越不愿意用，反而落得清閑。

那么，如何從制度上作出創新性調整，通過目標管理、指標設定等一系列規制安排補齊現行考評體系的短板？

習近平總書記曾專門指出，解決干部想干事問題，就要改變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勵，完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規范干部政績考核機制，健全正向激勵機制。

宋偉建議，現行的評價體系是由上至下的，未來對領導干部的評價要融入人民群眾的評價，融入由下至上的評價，同時要融入橫向的不同部門之間的觀察和評價，豐富評價體系的主客體，讓人民群眾更多地評價政府及領導干部。此舉相對而言可以彌補單純由上至下的評價所帶來的局限，同時促進領導干部更好地、更有效率地、更認真地為人民服務。

在宋偉看來，“蝸牛獎”甄別了一些行動較慢的領導干部，但也應嘉獎行動較快、工作效率較高、扎扎實實為人民服務的領導干部。在干部晉升和評價以及激勵體系中，能否對這些干部進行有效的激勵尤為關鍵。

在宋偉看來，科學完善領導干部績效評價體系，就要用更多元的指標體系去反映問題，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作為者上，不作為者下”。

“要創新考評機制，通過人性化的、公開的方式來對黨員領導干部形成懲戒效應。同時也需要上級改進考核內容，去掉一些形式主義的、沒有實際內容的東西，真正使指標體系達到治理效果。”莊德水說。

群眾監督落到實處，社會評價不斷強化

作為懶政怠政的受害者，民眾的觸角往往更敏銳，監督意愿往往更強。

此前，有媒體報道，2015年浙江溫州有條6公里的路修了4年都沒修好，結果市民代表在電視問政直播現場給主事官員送去蝸牛公仔。此外，無錫小伙給政府某部門送了一面“不為人民服務”錦旗，西安業主給供熱公司送了一面“制冷標兵，甩鍋高手”錦旗等，也都曾引起熱議。這些做法，堪稱“蝸牛獎”的民間翻版。

近期，因工作推進緩慢，浙江縉云縣兩單位獲“蝸牛獎”登上熱搜。“當官懶如沙，‘蝸牛獎’帶回家。”“獲獎”官員們臉上無光，廣大網友卻拍手稱妙，紛紛留言“建議推廣”。

“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蝸牛獎’，有助于把群眾監督、群眾訴求和群眾愿望的表達落到實處。同時也對基層干部正確、負責任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對把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竹立家說。

在宋偉看來，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蝸牛獎”，可能會在一些基層對部分領導干部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對于更高層級的，比如黨委或政府，則可能很難有效實現警示作用。

“關鍵在于如何評估、識別或判斷僅僅是態度層面的懶作為、慢作為，還是涉及一些更嚴重的層面，如違紀等。”宋偉說。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更重要的是獲“獎”之后，對相關單位及個人該改正的要改正，該處罰的要處罰。設立“蝸牛獎”，要讓懶政怠政者無所遁形，更要讓獲“獎”者知恥而后勇，知弱而后強。

除了設立“蝸牛獎”這樣的督促辦法，在治理懶政、怠政、慢政現象上，也有相關專家給出了建議：還應加強政府自身監督，讓政府工作人員運用好手中的權力，切實為人民服務；同時要依靠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暢通言論渠道，才能真正改善存在問題的行為。

竹立家則建議，一方面必須強化教育，另一方面要強化群眾監督，強化基層人大監督，強化輿論監督。只有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才可能深入基層，才能有效地遏制一些不作為、懶作為現象。

“社會評價、群眾評價應該在黨政干部的考核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權重必須要加強。除領導評價以外，必須要強化群眾評價和社會評價，盡可能完善干部考評體系，使其更加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民主化。”竹立家說，此外還需進一步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原題為《浙江縉云兩單位因工作推進緩慢獲“蝸牛獎”引熱議 頒“蝸牛獎”拿懶政怠政“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