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能夠親炙羅義俊先生，是一樁有些偶然的事兒。1990年秋天，我來到淮海中路622弄7號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開始了我的碩士生涯。我的導師是哲學所的范明生研究員，范老師1950年入清華哲學系，1952年院系調整后進入北大哲學系學習。不知是因為范師早年的教養過程使他“天然地”有些現在坊間所謂的“博雅”教育意識，還是純粹為了填充學分，總之，范師在我（們）的培養方案中“塞”入了一門課程：那就是由社科院歷史所的李華興和羅義俊兩位研究員合開的一門課：中國思想文化史。

其時，社科院歷史所在徐家匯辦公，研究生的課程也在那里進行；于是，那個學期，每逢這門課的日子，我就會一早從淮海中路坐公車，到徐家匯接受時任歷史所常務副所長的李華興研究員和時為古代史室研究員的羅義俊先生的教誨。這門課一共有四名同學，除了另一位我的同門，還有華興先生自己的兩名碩士生——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范老師的兩位學生乃是到徐家匯蹭課去的。

估計同樣會出乎現在“博雅”論者之意料，這門課雖名為中國思想文化史，其實就是讀兩部書：古代部分由羅義俊研究員帶讀牟宗三先生的《心體與性體》，近代部分由李華興研究員領讀鄭振鐸所編的《晚清文選》。華興教授出身于蔡尚思先生門下，當時其專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由浙江人民社出版未久，他以前述“鄭編”為腳本親授此課之近代部分，乃是順理成章的事兒，而義俊師以《心體與性體》作為古代思想史之“教本”，則似乎需要下幾句“轉語”了。

記得義俊師在課程一開始對此做過說明，當然他沒有談與“博雅教育”一樣在國內學界很久以后才流行開來的所謂“唐宋變革論”，而是徑謂《心體與性體》乃前此中國哲學與文化之“總結”，是以將此著作為教材完全“正當”。我不知道這種解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立，也不清楚其他三位同學對此有何“觀感”，總之我聽了此語似乎是“甘之如飴”，蓋因我其時正在社科院港臺圖書閱覽室耽讀其時外面還難以見到的各式牟著。

也因為這個緣故，古代部分的課堂上，我就幾乎成了義俊師的唯一“聽眾”甚至“對話者”——華興先生的一位男性的碩士研究生，本科就讀于復旦歷史系，他本來就性喜“空談”而不尚“玄談”，而我的那位樸實可愛的同門，每當義俊師用那口寧波滬語講到“激昂”處，總是會適時露出他那一貫的厚道鬼臉，屢試不爽地，義俊師學著說牟先生那句“拿生命頂上去”時，就每每是這種幾乎“笑場”的“劇場效應”。

通過這半門課程的機緣，我和義俊師開始熟悉了起來。我們的師生緣既是起始于《心體與性體》，自然地，我向他請教的主要也是與牟宗三先生著作有關的問題，有些社科院港臺圖書室當時尚未入藏的作品，如《時代與感受》和《圓善論》，我就是從他那里借閱從而得以“先睹為快”的。

我向義俊師的請益并沒有隨著課程的結束而終結，但我在這里先要談一下那門課的作業。由于在港臺閱覽室“遍讀”牟宗三哲學的同時，我也在那里細讀余英時先生的《論戴震與章學誠》和《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并對這兩部論著中解讀清代思想演化的“內在理路”說深感興趣，就寫了一篇題為“尋求儒家知識論的源頭活水：余英時清代思想史新解釋平議”的小文。義俊師不但接受了我這份有些不甚“切題”的作業，還打算推薦到《鵝湖月刊》去發表，不料卻被“少不更事”的我以尚不“成熟”為由推卻了他的盛意。記得當年我還曾與一位經濟所的諸暨老鄉聊及此事，他那種茫然不解的神情似乎至今都還在我眼前。

印象最深的是，那時我還會不時往義俊師在江寧路的府上跑，除了借還牟著，更多的是去聽他聊天——聽他老人家聊天是一件很高的享受，當然前提是你要聽得懂那口寧波腔很重的上海話。義俊師所聊并不限于牟先生和新儒學，但凡歷史掌故甚至黨史或“文革”“逸聞”，無所不包，亦無所不及，其中有些據說還是他自己“體悟”“考究”和“偵察”所得，每談到甚有心得之處，他都會先四顧是否有人，然后露出得意的神色，而當此珠玉時分，我更是聽得津津有味，如飲佳釀者是也。

義俊師早年畢業于上師大歷史系，在進入新儒學之前一直以漢代史和錢穆研究為業。記得他有一次告訴我，大學畢業時因為對土地制度問題的興趣，曾想報考賀昌群先生的研究生。剛巧那時我在范老師的課堂上遞交了一篇題為“侯外廬封建土地國有論平議”的小論文，于是就向他請教對于侯外廬先生的印象，這一問就問出了他那句“侯外廬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最具異端氣質的一位”這個“雋語”。現在坊間有些流傳誤以此語系屬于我，此必須隆重申明，以免舛訛失實。

也與此有些關聯，一次談及國際共運史與修正主義思潮，以及所謂議會政治問題，義俊師慷慨而沉郁地旁及文明與野蠻、革命與改良等議題，他沉浸其中，我暗中觀察，覺得其議論亦與顧準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所論頗為神似——順便說一句，由其胞弟陳敏之先生所編，王元化先生作序的顧準遺文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當時剛由香港三聯書店刊行，當年我還在社科院門口的滬港三聯見過那本封面淡藍素雅的“偉大小書”。

回想起來，義俊師聊天時這類“雋語”甚多。記得他有一次談到錢賓四先生之所以雅不愿贊同中國傳統政制為專制主義，一方面指出后來如徐復觀的批評中“良知的迷茫”一語實失之過重，另一方面又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指認賓四先生之有此種認知，蓋與其少時包括無錫在內的蘇南地區吏治尚未大壞有某種關聯——此說或可為《國史大綱》導言中吁求是書讀者對于國族文化的那種“溫情之敬意”作一小小注腳也。

又如，由翟志成對熊十力和梁漱溟之“誅心之論”，義俊師一方面批判了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的那種陰暗心理，所謂“我不是東西，你也不是東西”（“東西”兩字乃用滬語方言“么司”說出）的“邏輯”，另一方面又從梁漱溟和徐復觀所“面折”的對象來比較兩位之人格挺立程度。凡此種種，不但妙語解頤，而且頗富理趣。

日前因為把自己上半年剛出的小集寄與義俊師，且將送呈陳克艱先生的那冊也一并附寄在包裹內，我接到了義俊師的電話。與三年前那次見面聊天感覺有些不同，這次電話中的義俊師聽上去中氣甚足，讓雖常念茲在茲但平時又不會“噓寒問暖”的我大感快慰。義俊師和我談及，除非由當年老東家《文匯報》的朋友驅車安排，他和克艱師現在很難得見面，畢竟上了年紀，不得已做些理療而外，都是居家養身讀書為主，前一陣子因為腰傷，大部分時間就干脆采了臥讀的老辦法。

談到讀書，義俊師就興奮了起來，他告訴我，前一陣子剛讀了唐君毅、謝幼偉和張丕介諸先生的東西，尤其是把《佛性和般若》重讀一過。談到牟先生，義俊師就更興奮了，他用“好看”兩字來描述讀牟的感受：就唐、牟而論，一般認為唐比牟“好看”，義俊師則認為反是。此論可謂深得我心，惜乎在自己的老師面前我總是過于“肅穆”和“莊重”，本來還可拿出那個“黑格爾的每句話都不好懂，但整體上好懂，康德的每句話都清楚，但整體上不好懂”的“段子”來比附唐和牟的寫作風格和致思取向。

現在國內學界皆公認義俊師是大陸最早系統紹介港臺新儒學的學者，他所編的《評新儒家》就是一本入門級的資料書；由于義俊師的工作，特別是其對于儒家義理的持守，他得到牟宗三先生的肯認，實可謂牟門弟子。聊天間義俊師特別提到李瑞全、楊祖漢和李明輝三位牟門高足，并引用天臺宗的說法肯定這幾位持師說甚嚴。由此發揮，他反對“大陸新儒家”、“政治儒學”等一系列名號說辭，甚至認為“新儒家”和“新儒學”在牟先生那里也只是“方便說法”，任何前綴都只會割裂、分化和肢解儒之本義，用義俊師的話來說，儒就是儒，儒學就是儒學，儒家就是儒家。在我體會，當義俊師做出這番宣稱時，他一定有牟先生曾慨嘆的那種“四無依傍，一無與戰”的客觀悲情，而我那時聯想起的卻是哈耶克那句“越是危急關頭越要堅持原則”的警世箴言。

如前所說，聽義俊師聊天是一種高度的享受。確實，他頗喜歡談黨史，從井岡山時期的朱、毛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鄧、陳，可謂無所不曉亦無所不談。作為從“文革”過來的一代人，且身處上海這樣的風暴中心，這其中的料兒肯定就少不了，其中不少還關涉他的老領導、前輩和同事，個別是我認識的，多數則是只從紙上見過。講到得意會心之處，義俊師又撂下如許“狠話”：如實地把“文革”的歷史記錄下來的話，那一定比《資治通鑒》還精彩！又說：除了一人不能議，其他什么都能議，就此而言，“文革”可謂“思想解放”之“先驅”。

此次一個小時的電話粥，照例可謂勝義紛披，讓人徒生目不暇接之嘆。和克艱先生一樣，義俊師論事論人皆極為犀利，記得他談到與一位曾經的“道友”那次后來導致“不分而分”的談話，義俊師形容自己一開腔就“不自覺地嚴肅了起來”。或許是頗為得意于這一表述，后來還用普通話重復了一兩遍。當我有時為了“活躍氣氛”講幾句俏皮話時，義俊師就會發出我無比熟悉而親切的“嘎嘎”笑聲，還會加上一句：你現在也會用文學筆法了！這時我猜想義俊師也許是翻了兩頁我寄送過去的段子書？——當然我未敢問他究竟是否如此，畢竟這屬于所有最不重要的事情中最不重要的之列吧！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義俊師曰：儒就是儒，儒學就是儒學，儒家就是儒家。而我要說：夫子就是夫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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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