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是劉阿姨在上海度過的第十個夏天。2011年，她還和丈夫在河南省信陽市周邊的一個小縣城過著打零工的日子。那年春天，有位在上海中心城區的清潔工同鄉捎來消息說負責隔壁街區清潔的公司在招人，她沒怎么猶豫，收拾好簡單的行囊，就坐著火車來到了上海。

劉阿姨的工作地點在上海中心城區某知名景點，日常主要負責清掃地面、處理垃圾等基礎的保潔工作。當問起她是否了解今年夏天這座城市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夜經濟，劉阿姨想了一會兒說：“外灘楓涇路那邊是不是有啊？我好像聽人提過說晚上人很多，我們這兒本來晚上人就多，七八點人就多了，好多人拍照，到我下班都還有人。”

因為是景點的緣故，劉阿姨的工作地點成為了上海城市夜生活地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年中幾乎三分之二的天數都人滿為患，夏天更是游人如織。“今年可能就是因為疫情吧，人少了一點，之前有時候擠得要命，我們想在花壇里撿個垃圾都插不進去空兒。”

與許多上海的外來打工仔一樣，劉阿姨雖然工作在中心城區，但依然選擇租住在外環邊房租相對便宜的區域。她的房間在一排兩層民建平房的二樓，月租大概一千出頭，鄰居也都是和她做著類似工作的外鄉人。

劉阿姨負責區域的清潔只有早班和下午班，早班從5:30開始，需要沖洗地面，劉阿姨現在被安排在下午班，工作時間為每天的1:30-9:30，需要清理垃圾桶。大概晚上十點鐘，她可以結束一天的工作，騎著自行車趕往地鐵站，搭乘地鐵回家。

“肯定累啊，兩三年前我們還裁員了，把三人崗裁成了兩人崗，每個人要打掃的區域大了就更累，但是我們也習慣了。”劉阿姨表示，因為同事們的年紀都不算小了，有時候會“偷懶”。“太曬了就跑去陰涼的地方坐會兒，刷刷手機。”不過，按照規定是不可以“偷懶”的，如果被發現，輕則扣錢，重則停工兩到三天，“其實就是扣工資，少拿錢。”

劉阿姨的月薪由兩部分組成，底薪3000元，加上加班費之類的補貼，每個月到手有四五千元。“加班沒啥好選的，我們這一行也沒什么雙休日，每天必須得上班。”

事實上，不止是沒有雙休日，劉阿姨和同事們在節假日也幾乎不怎么放假，別人的節假日恰好是他們最忙的時候。但是，公司每年均會組織員工到上海周邊旅游，今年也組織了出游活動。劉阿姨沒有參與，“去三天回來還要再補三天早班，劃不來。”

在上海工作的十年，每年的春節劉阿姨都要在工作中度過，今年，她終于要到退休年齡，計劃先回老家過年，然后再到上海找找同鄉，介紹自己去私人公司做保潔，“等真的干不動了再回老家。”

像劉阿姨一樣穿著淡藍色工作服的市政清潔工其實散布于上海的各個角落，從身份上看，她與其他區域的清潔工唯一不同可能只是在于，工作地點的特殊區位使她成為了維持這座城市夜經濟活力中的一環。

2020年8月23日安義夜巷，王芳50多歲，平時從事市政綠化工作，周末調班到夜市，一天工作約13小時，一小時工資14元。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王叔叔也是一名在上海中心城區工作的清潔工，與劉阿姨不同，他的工作單位是一家私企。在這座城市大力發展夜經濟之前，他和同事們的工作內容主要是私企樓宇和庭院的保潔工作。但是隨著去年上海逐漸重視夜經濟發展，各類夜間市集橫空出世，王叔叔所在的私企也加入了夜市大軍，在庭院里設置攤位定期舉辦夜間集市，由此，王叔叔就被分派到夜市負責清掃和垃圾回收工作。

王叔叔每月的基礎工資為兩千元左右，工作時間也是每天八個小時，沒有雙休日或節假日。但現在因為夜市的存在，他需要加班一到兩個小時至夜市結束，以完成當日的清潔工作。如此一來，王叔叔每天下班的時間更晚了，但是公司會額外計算加班補貼，標準為每小時21元。

在采訪過程中，記者還發現，負責夜間集市清掃的除了王叔叔這樣的固定職工，一部分的保潔和安保業務還被外包給了其他公司負責。這些“臨時工”也都遵循和王叔叔一樣的排班表，與固定職工一起分攤夜市的保潔工作。

夜深之后，人流散去，上海市街頭的劉阿姨和王叔叔們就會開始進行最后的清掃工作，等一切都變得干凈整潔，他們再趁著月色各自回家。日復一日，周而復始。

2020年8月23日安義夜巷，仝莉以前從事餐飲工作，受疫情影響，年后在靜安嘉里做保潔工作，比之前辛苦許多

其實，夜經濟的繁榮除了需要消費者與經營者參與，負責維護工作的人員也必不可少，他們不僅包括上文提到的劉阿姨與王叔叔，還有負責夜間交通與安保的警察、巴士司機、軌道交通工作人員等等。正是因為有了無形的他們，人們走出家門參與夜經濟時的出行才更加便利。

然而，這些人往往又是難以享受夜經濟的群體，尤其對于劉阿姨與王叔叔這樣薪資遠低于上海市平均工資的勞動者來說，他們可能很難成為夜經濟的消費者群體中的一員。

2020年8月23日安義夜巷出口處，經過夜市的市民向保安問路。

如何保障夜經濟工作者的身體與精神健康？如何提升夜經濟工作者的生活質量？事實上，大多數夜經濟工作者在工種上均屬于輪班工種，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的定義，輪班工主要指在慣常工作日8:00至18:00工作時間以外需要工作的勞動者。這一工種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滿足提供24小時服務和產品的企業以及政府的需要。

學界關于輪班工種的身心健康問題早已有所關注。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學者Wickwire等人曾就輪班工作對睡眠的影響進行過研究，發現輪班與認知功能障礙、生活質量降低甚至癌癥等問題均有直接的關聯，相當大比例的輪班工人會出現晝夜節律性睡眠紊亂。長此以往如果工人無法得到充足的休息，可能還會在工作中業績表現不佳，甚至誘發事故，為雇主帶來麻煩。

24小時經濟社會需要輪班工種，雖然勞動法對每日及每周工作時長有相關規定，但是實證研究表明，合規的工作安排并不一定能夠保證輪班工種的心理健康。而且，每日輪班給工人帶來的疲勞也會使得輪班工種的雇主承受不必要的損失。斯坦福大學學者Pencavel曾通過數據分析發現，如果周日不讓工作者休息一天，則會造成約10%的產出損耗。

不過，輪班工種的身心壓力通常是隱形的，對心理學家和醫學從業者來說，這種壓力甚至很難測量。原因在于，只有有著較好心理承受能力的工作者才能從事這項工作，而身心出現不良反應的工作者大多會被調至規律上班的崗位，也可能就此被辭退。這種情況導致大多數有關輪班工種身心健康情況的調查都會面臨“健康工人效應（Healthy Worker Effect）”的難題，研究者只能接觸到“優勝劣汰”后的群體，出現生理和心理問題的人無法被調查所覆蓋。

對于改善輪班工人的身心健康問題，有學者建議政府及企業應對輪班工種提供醫療監督與咨詢服務，關注勞動者的睡眠、消化、代謝和心血管健康，并提供適當的職業保健服務。

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的意見》中對發展夜間經濟和完善相關配套措施作出了安排，各地也紛紛出臺政策，通過調整市政工作安排等方式為夜經濟的發展提供便利。

但是，目前關于配套措施的討論多集中于政策、產業、設施、宣傳等角度，很少關注夜經濟中勞動者的工作境遇。對于劉阿姨和王叔叔們來說，夜經濟的發展是否帶來了額外的工作量？是否打亂了他們的生活節奏？他們是否存在身心健康問題？

這些身體力行維護夜經濟有序發展的人們，他們的生活質量到底如何，值得社會各界更多的關注。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