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宮崎市定回憶，他初三時讀了數遍帶有北齋插畫的高井蘭山譯百二十回本《水滸傳》，對書中一百零八名好漢的名號可倒背如流，于是決心大學進修東洋史學，而他最初研究宋史，也是受到了少年時代閱讀《水滸傳》的影響。又在自己逾越古稀之年，抱著小說和史實之間到底有多大差距的疑問，對水滸中諸人物做了考證，形成系列文章。文章最初連載于日本中央公論社發行的雜志《歷史與人物》1972年2月至9月刊，題為“《<水滸傳>中的人物》”，經修訂、續寫之后，形成新版，以《水滸傳——虛構中的史實》為書名，并選入《宮崎市定全集》。（礪波護《解說》，《水滸傳——虛構中的史實》，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在諸篇水滸人物的考證中，以宮崎先生弟子礪波護的說法，宮崎先生對自己提出的“宋江二人說”尤感得意。本文即選摘自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中譯本《水滸傳——虛構中的史實》中《兩個宋江》一文。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新出土的史料

關于歷史人物宋江的記載，斷斷續續散見于史料中，很難知其全貌。雖然歷史學家想要依據這些零散的史料進行系統的研究，但遺憾的是終究沒有定論。

1939年，陜西省府谷縣出土了一件珍貴的文物，那是一塊被稱作《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志銘》的石碑。此碑刻于北宋末年，碑文是一個叫作范圭的人撰寫的。碑中的折公指武將折可存。

府谷縣位于陜西省東北端，緊挨著內蒙古，被黃河的一個大彎所環抱。宋代時，一個外族的豪族——折氏家族居于此地。此家族代代名將輩出，率領部民，為宋朝效力。北宋末期的折可求，便是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與入侵的金軍奮戰，后因不敵而投降。碑中的折可存，便是折可求的弟弟。

此墓志銘里記載著重要的史實。折可存在宣和三年（1121）作為一名將領隨軍討伐方臘，因有一些戰功，被封為武功大夫。方臘在四月二十六日被擒后，折可存率軍返回都城。在這途中，他很可能接到了朝廷下達給他的追捕草寇宋江的命令。墓志銘里記載：

臘賊就擒，遷武節大夫。班師過國門，奉御筆：“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繼獲，遷武功大夫。

這里的“班師過國門”，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的話，指的是經過了都城開封的城門，但把前后之事聯想一下，恐怕這并非事實，應該是指班師回到了離都城很近的京畿路的意思。

另外，這里的“宋江”是指誰？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這也是個疑問。因為就在折可存征討方臘不久前，宋江也作為一員大將征討了方臘，并且還立了大功。

中國臺灣的牟潤孫博士曾試著解釋過這一問題。他在1952年發行的《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二期上發表過一篇題為《折可存墓志銘考證兼論宋江結局》的論文。與前文所提到的有失學術水準的《宋代三次農民起義史料匯編》正相反，這篇論文恪守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學術傳統，是一篇真正意義上的論文。不過這并非是說此文的結論就正確。

根據牟氏的考證，依照宋王朝的政策，對于有能力的武將，即便戰功卓著，也不會給予什么權力，不僅如此，甚至朝廷還屢屢懷疑其有無反叛之意。連北宋中期的名將狄青，也是被朝廷利用后，便不再受重用。到了南宋依舊如此，像岳飛，屢立戰功，為宋朝復興賣盡了力氣，最后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宋江也是一個例子，征方臘立功后，一定是受到朝中一些文官的嫉妒，方臘被滅，便立刻遭到了朝廷的毒手，或是被逼無奈而謀反，或僅僅是有謀反之嫌，歷經苦難，被朝廷派兵捕獲。雖然墓志銘對于宋江被捕之后的事情沒有任何記載，但事實果真如此的話，宋江的人生以悲劇落幕則不言而明。《水滸傳》對于宋江悲壯死去的描寫，多少與史料的記載是相同的。

牟氏的見解，里邊似乎包含著不少個人情感。雖說宋江不過是一個小說的主人公，但他英雄般的形象，被深深印刻在人們的腦海里。作為學者，也不大可能徹底脫離大眾的一般觀念，總是希望能在小說《水滸傳》的觀念下解決一些歷史問題。

不過我感覺牟氏有點急于下結論了。在最后下結論之前，應該以事實為依據，再深挖一下。也就是說，牟氏在研究折可存的墓志銘時，忽略了對宋江被擒時間的分析。墓志銘說，“不逾月繼獲”，這個“不逾月”到底怎么解釋？

前文所述，方臘被擒是四月二十六日，以這個時間為起點算，“不逾月”就是在四月之內，那么離月末二十九號只剩三天時間。這時間太短，應該不會是事實。因為就算從折可存回兵開始算起，三天之內返回都城都有些勉強。所以“不逾月”肯定是從“過國門”開始算起。那么“過國門”是幾月呢？通篇都沒有記載。這篇墓志銘寫得也很不詳細，估計連作者自己知不知道實際的日期都得打個問號。中國的很多文獻里記載不完備的地方也很多，并不需要大驚小怪。這個時候，我們就只能從其他的史料里去尋找了。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手頭正好有很有價值的史料。南宋王稱《東都事略》“宣和三年”一條記載：“五月丙申（三日），宋江就擒。”《東都事略》為《宋史》的編修提供過一些史料，被普遍認為可信度比較高。不過在這件事上，這本書上突然寫了這么一筆，也找不到其他史料可以旁證，所以有些歷史學家沒有采納這條史料。

但是，隨著折可存墓志銘這個第一手史料的發現，再聯系上方臘在四月二十六日被擒后宋江亦被擒這一事實，《東都事略》的記載就非常有價值了。這樣，我們不得不認為，它記載的宋江五月三日被擒這一條史料應該是真實的。

當然，對這個事實的認定肯定會招來不少非議，不過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既然是被大家共同認定的，那以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就不應該被反對。

最初，朝廷任命童貫為討伐方臘軍總帥，下率將軍二十余人，宋江便是其中之一。記載這段時期的基本史料有南宋李埴的《皇宋十朝綱要》和楊仲良編寫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這兩種史料的真實性已經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肯定。

在這兩本書中，有兩處對宋江活動的重要記載。第一處，四月二十四日，官兵包圍了被方臘攻占的幫源洞，宋江帶隊繞到洞穴背后，切斷了方臘的逃跑路線。方臘成了甕中之鱉，于四月二十六日被官兵輕松捕獲。

雖然首領方臘被擒，但六州的叛亂仍在持續，方臘殘部仍在頑強抵抗，朝廷軍不得不分兵鎮壓。宋江也依舊很積極，終于在六月五日，與辛興宗一起攻破了上苑洞，這標志著方臘挑起的叛亂被徹底平定。

從這段記載的兩個日期，即四月六日和六月五日來看，五月三日位于這之間，所以宋江在五月三日被擒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這樣，則一定還有另外一個宋江。

李雪健所塑造的宋江形象

宋江有兩個

如上文所述，參與討伐方臘的將軍宋江，四月份在前線作戰，五月份悄悄溜出來做了草寇，被朝廷捕獲，六月份又被放了回來繼續當將軍，這種事情，除非推理小說，不然就算是在動蕩激烈的北宋末期，也不可能是實情。可是，不論是新發現的折可存的墓志銘也好，還是早已有之的《東都事略》《皇宋十朝綱要》《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也好，都是很確實的史料，其所記載，應毋庸置疑。所以我們除了得出“將軍宋江”和“草寇宋江”是兩個人的結論外，別無選擇。

得出這個結論后，讓我們再回頭看看其他史料。其實一看便知，我們一直以為是一個人的宋江，在較早史料里便記載著宋江實有兩人。率領著三十六人的頭目宋江，其名字最早出現于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史料里所載的“山東之盜宋江”。“山東”是一個很籠統的說法，大致就是現在的山東省，梁山水泊便在此境內。據說宋江等人大概在一年之內，便把山東境內騷擾了一圈。他們的行動，散見于諸多史料中。

到了宣和三年（1121），宋江等人南下進入淮南路界內，后又北上，甚至攻擊了京東東路的淮陽軍。《宋史》里記載，“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意思是朝廷得到淮陽軍的奏報，做出了派兵征討的對策。淮陽軍為京東東路所屬。因為宋江等是從淮南方向攻來，所以被叫作“淮南盜”。不過，就算當時的官員們沒有想到宋江一伙其實是發跡于離淮南軍更近的山東這一點，也無須感到驚異。

山東之盜，或者說淮南之盜宋江，從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二月，確實是以盜匪的身份在各地流竄，這一事實對我們來講尤其重要。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可以視作在這段時間里，還有一個宋江在官軍里做將軍的證據。

草寇宋江出現約一年之后，方臘一伙在浙江揭竿而起。這一位可非宋江似的只在地方上搶搶東西，做做強盜而已，方臘占領了六個州，建立了政權，破官兵，殺官吏，勢不可擋。朝廷大為驚駭，命童貫為總帥，領兵二十萬，征討方臘。朝廷軍在開封集結，宣和三年正月七日向前線進發。跟隨童貫一同前往的將軍都有誰呢？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這些都是名將，宋江也在其列。在可信度極高的基本史料《三朝北盟會編》所引用的《中興姓氏奸邪錄》中，可以看到對這件事情的記載，所以其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童貫在正月二十一日渡過揚子江，到達鎮江。部下諸將也先后抵達揚子江南岸。這個時候，正是正月剛過，二月開始之際，盜賊宋江還“活躍”在山東淮南各地。至此我們無法再認為兩個宋江是同一人了。所以，理所當然，五月份被擒的那一個是草寇宋江，四月到六月征討方臘的那個是將軍宋江，這個結論無須質疑了。就算有誰還想反駁，按照史學研究的規則來看，當時所謂的“宋江”實際上有兩個人的結論是更可靠的。

那么，為什么兩個宋江會被誤認為是同一個人呢？原因很多：

第一，宋江這個名字在史料中出現的時間很短，即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只有三年時間。乍一出現，轉又消失，人們先入為主，換作誰都會以為是一開始的那個宋江，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宋江這個名字也不特殊，姓“宋”的人太多了，“江”字又如此平凡。可另一方面，在之前的歷史中成名的人物里還真沒有叫這個名字的，之后的歷史里也不大能看到。這就使得后人更加以為宋江這個名字就是指同一人。

第二，《宋史》之過。《宋史》里關于宋江的記載方法實在不敢恭維。宣和三年二月宋江進犯淮陽軍一事其他史書也有記載，但《宋史》偏偏是在這件事之后緊接著寫了朝廷命張叔夜招降宋江一事，也就是把兩件事寫在一起了。雖然細讀的話，也能知道后面一事比前面一事晚得多，但要不仔細讀的話，很容易看成招降也是二月份的事情。如果二月宋江投降，那么四月份去征討方臘，時間上就來得及了。于是，草寇宋江搖身一變，成了將軍宋江，這種推測就站得住腳了。《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雖說也是正史，但學者們覺得它是一部漏洞百出的書。但它在二十四史里，很容易得到，所以也被最先翻閱，這樣就容易先入為主。跟《宋史》相比，《東都事略》的記載更可信，因為《宋史》編撰于元代末期，元朝將亡之際，而《東都事略》成書于南宋，當時和北宋有關的史料還有很多留存于世。對于招降宋江等事寫得也不像《宋史》那樣容易被誤解。上面很清楚地記載著“五月，宋江就擒”。要是先看《東都事略》的話，可能就不會對《宋史》的記載產生誤會了。

第三，過于相信《宣和遺事》一書。《宣和遺事》是一種帶有話本性質的歷史小說。它寫了宋江三十六人的姓名，寫了他們結成一伙的經過，還寫了宋江最后征討方臘立了功。正式的文獻或是史書里沒有一處說草寇宋江變成了朝廷的將軍，除了《宋史·侯蒙傳》。侯蒙在朝中地位相當于副宰相。《侯蒙傳》里記載，說有一次他給皇帝上書，希望赦免宋江之罪，命其討伐方臘，皇帝準了他的請求，但還沒來得及去做便病死了。除了這篇傳記外，再無類似的記載。“實現”了侯蒙愿望的書，《宣和遺事》是第一本。

關于《宣和遺事》的成書時間，眾說紛紜，至今沒有定論。有人說成書于宋代，但似乎并沒有那么早，怎么看都像是元代以后才寫成的，但肯定比《水滸傳》早。不過，這本書本來就是歷史小說，不管有多早，說書里所寫的是事實也是沒有根據的。但它的確對造成草寇宋江就是將軍宋江的認識起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

第四，《宋史》以及其他諸史料中，用“招降宋江”“宋江出降”這樣的措辭比較多之故。“招降”“出降”這樣的詞匯，是一種會使人感覺宋江是自愿選擇投降的一種措辭，容易造成如朝廷是以參加征討方臘為條件才接受宋江投降的一類推測。所謂“宋江出降”的實際情況，《宋史 · 張叔夜傳》是這樣記載的：

（宋江攻海州，時任海州知事）（張）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余，載鹵獲。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里的副賊，就好比是《水滸傳》里的盧俊義這一角色。可見這時的宋江是進退維谷，自身難保，不得已才投降。又或者是像《水滸傳》里結義兄弟為了遵守“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誓言才投降。其原因從這條史料上無法判斷。但不管怎么說，宋江是戰敗后不得已投降的。所以像其他史料，比如《東都事略》里寫成“就擒”是比較妥當的。

草寇宋江所求不過是知州一地方官，手下不過千余亡命之徒，可見其戰斗力很低，自然會被朝廷打敗，落到不得不投降的境地，這一點也需要注意。以宋江的實力來看，和方臘根本無法相提并論。就憑這點實力，就算被朝廷收編，宋江也成不了與童貫手下的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等名將相比肩的人物。其威風自也無法比肩。況且，童貫率領的部隊都是朝廷的精銳，將領都是以在陜西一帶有過實戰經驗并且立過功為條件選出來的。

比較種種史料，越看越覺得參加征討方臘的宋江和草寇宋江不可能是同一個人了。

《水滸傳》文學的根本問題

至此，一直被認為是同一人的宋江從史料上可以證明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我們有必要從這一結論出發，來反觀《水滸傳》的文學評價問題。如何評價《水滸傳》，多數學者幾乎都沒有異議，但我覺得還是有必要重新探討一番。

《水滸傳》從開始動筆到成書，最接近當時面貌的應該是百回本。生活的挫敗，惡吏的壓迫，使得走投無路的一百零八個人通過不同的曲折經歷被逼上梁山。這段故事便是前七十回所呈現的。后三十回里，記載了宋江率眾人歸順朝廷，先是征服遼國，后又滅了方臘，立下不世之功，終因朝廷猜忌而被毒死。

為了使讀者盡興，給梁山好漢更多立功的機會，作者還加進了平定田虎、王慶之亂等故事，使得回數增加到一百二十回。

話說回來，一直據守梁山，反抗朝廷，與官兵交戰不斷的宋江集團突然轉變態度歸順朝廷，還比誰都積極地為朝廷盡忠，這樣的故事主線免不了使人覺得不太自然。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里，倒也不是沒有綠林之人被朝廷招安后還為朝廷立下大功的例子。太平天國時期就屢有這樣的人物出現。張國梁就是一例，他離開太平軍歸降朝廷后，率領官兵攻打太平軍，還升到了副司令官的位置，后壯烈戰死。但這樣的人是絕對成不了英雄的。這樣的人物不過是對命運的捉弄無可奈何，懂得順應時局，根本談不上諸如一開始就沒有失去對朝廷的忠心之類的理由。

宋江也是如此，如果說他一開始也和一般的草寇沒什么兩樣，不過是由于某些原因歸降了朝廷，后又受朝廷之命去打一些硬仗，立了一些應得的功績，這樣的話故事也就自然多了。但《水滸傳》卻偏偏加上了不少說詞，什么雖然跟官兵打仗但心還是忠義的，什么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替天行道，什么雖然殺了不少人但并非作惡，等等，讓人不禁懷疑這些理由的合理性。書里說得越多就越是感覺不自然。這也能算是上乘的小說嗎？

對這個令人不解的疑問，明末清初的才子金圣嘆（1610 ？—1661）的看法一針見血。金圣嘆是文學評論家的鼻祖，他十歲進入私塾，讀了《論語》《孟子》覺得索然無趣。幸運的是，他第二年因病在家休養，這段時光里偷偷讀了《水滸傳》，這是改變了他一生的一個轉折點。他為《水滸》而傾倒：“天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需要注意的是，金圣嘆所說的《水滸》指的是前七十回，就是所謂的正篇。在他看來，正篇才是施耐庵的原作，是天下第一名文，后三十回的續篇乃是明代的羅貫中自不量力的狗尾續貂，乃是貽笑大方的拙作。換句話說，想看梁山好漢的故事只讀前七十回就夠了，想看變身為官兵將校后的無聊的作戰故事就看續篇好了。因此，他只取前七十回書，稱《第五才子書》，并加以評論刊印出來。

不過，說《水滸傳》前七十回確實為施耐庵所著，后三十回是羅貫中所續寫的，這點尚沒有什么證據可以證明，因此還不好下定論。如果我們靜心細讀文本，會覺得百回本里前后是有所照應的，應該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即便如此，七十回還是一個分水嶺，前后文風迥異，免不了使人有前后文相抵觸之感。金圣嘆憑借敏銳的洞察力，最先看到了這個不足之處，于是干脆一刀兩斷，斷定前后絕非同一人所寫。這樣的文學嗅覺確實令人贊嘆。從文獻學的角度講，金圣嘆肯定會被指責過于武斷，但總體上來看，應該對其優秀的文學感覺表示由衷的敬意。

金圣嘆并非歷史學家，但他憑著敏銳的文學感覺讀歷史時，似乎也對草寇宋江參與討伐方臘一事表示反對。因為，他對當時侯蒙請旨赦免宋江并利用宋江去征討方臘的決定大加批判，認為這簡直豈有此理，并痛罵道，如果侯蒙的政策被施行的話，“惡知其不大敗公事，為世稚笑者哉”。看來，不論是文學也好，歷史也好，他所認為的宋江就是梁山泊的宋江了。

文學與歷史有本質區別。但歷史小說也并非一般的小說，它借用歷史事實，有著省略一些敘述和說明的優勢，但同時，卻不能完全無視史實。就好比演歷史劇，多少需要對當時的生活風貌做一些考證，是一個道理。歷史小說也一樣，不僅要求作者有一定的歷史感，對評論者來講歷史感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金圣嘆，具有敏銳的文學感的同時，兼有優秀的歷史感，實在是非常難得。

金圣嘆去掉后三十回，總體上看確實除去些違和感，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文本里加進了評語，又產生了一些不自然的感覺。這是因為他太看重文章的形式。這點胡適曾經也很中肯地指出過。但也有對其充分肯定的，比如像復刻七十回本《水滸傳》的劉復，曾對金圣嘆本無比推崇，“他（金圣嘆）的《水滸》總比其余一切的《水滸》都好”。

就我個人來看，從文獻學的正統性角度來看，百回本應該更加得到重視，但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確實前七十回更好些。雖說歷史小說作為文學作品所表現出的文學上的必然性與歷史事實的必然性有本質區別，但若能將二者統一起來則最好不過。這也是最能稱之為歷史小說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