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馮婧

新冠疫情之下，一眾產業幾近停擺，城市進入非常狀態，人們期待生活能早日重回正軌，但瑪格麗特·克勞福德（Margaret Crawford）卻并不認同——如果說疫情暴露出一系列長期存在的都市問題，為什么要回歸昨日？

克勞福德是前哈佛大學城市設計規劃教授，現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終身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專訪時，她介紹起伯克利（Berkeley）這座城市的雙重面貌，一面是公認的綠色宜居城市，另一面是疫情期間仍然露宿的無家可歸者。我們在討論綠色宜居時，是否有一些群體始終被排除在外？

克勞福德強調空間的階層屬性，同樣值得追問的還有社交距離、慢行城市。高密度居住的低收入社區，社交距離是種奢侈，他們需要的是什么？慢行城市如何惠及低收入群體，而不是以自行車道為名的又一輪士紳化造城運動？

城市需要做出改變。

澎湃新聞：疫情期間，您的生活是否受到了影響？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我是幸運的，伯克利是一座綠色城市，我生活在一處低密度社區。這里都是獨戶住宅，臨近樹林和公園。家里空間寬敞，出了家門也可以步行到達綠地，除了需要適應遠程工作和線上會議，疫情并沒有對我的生活造成太大影響。這幾乎算是一種“特權”。

伯克利并沒有實行過很嚴格的居家令，人們還是可以出門散步。目前，城市生活也在逐步恢復，已經能看到一些餐廳開始營業，他們會在店門外的人行道上擺放桌椅，控制社交距離。

但伯克利還有另一面。比如無家可歸者，開車出門時我會路過一些無家可歸者營地。當地政府為他們配備了移動式廁所和洗手設施，但很顯然，他們仍暴露在危險中。（編者注：據伯克利市議會統計，2019年當地的無家可歸者人數約為2000人，其中包括兒童，據估算，將其安置到永久庇護所需要花費每年4300萬美元，約合2.96億人民幣。）

無家可歸者之外，還有很多人居住在擁擠的環境中。對他們而言，保持社交距離同樣是一種奢侈。

今年5月，紐約的多米諾公園（Domino Park）用白色粉筆在草坪上劃出“社交距離圈”。圖源 Getty

加州的無家可歸者人數不斷攀升，圖為與伯克利相鄰的奧克蘭市，橋下空間成為無家可歸者暫避處。圖源 Wikimedia Commons

澎湃新聞：世界各地出現了一些關于社交距離的設計，比如紐約的一處公園在草坪上劃出“社交距離圈”，英國還舉辦了首場符合社交距離的演唱會。您如何看待這些討論？社交距離對城市空間的影響是暫時性的嗎？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我相信，新冠疫情是暫時性的，它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社交距離也不會。我們對病毒還不夠了解，保持社交距離或許有效，當然你還需要口罩。

通過聚集而社交，這幾乎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很難完全禁止人們聚會。目前這些關于社交距離的設計，都試圖用創造性的方式讓聚會變得相對安全。除了演唱會，還有汽車電影院，人們可以駕車到一塊大屏幕前，坐在車內看電影。

但有一個問題需要追問，當我們談論某些空間需要設置社交距離時，誰在使用這些空間？我們默認的是哪部分群體？你會發現，大部分還是中產階層的居住、消費和休閑場所。

疫情期間，我的一些紐約朋友們干脆逃去了低密度的郊區和農村，比如長島（Long Island）。我不需要逃去其他地方，只是因為我比較幸運，恰好住在了一處低密度社區。但哪些群體仍然生活在病毒感染的高風險區域？他們是否無法逃脫、別無選擇？

單純強調社交距離能夠解決他們的需求嗎？有沒有針對他們的設計？

澎湃新聞：這也是您一直強調的空間的“階層屬性”。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是的。新冠不會是人類遭遇的最后一場傳染病大流行，但它應該促使人們反思，城市中什么是重要的。

疫情讓人們更加珍視綠色空間的價值，希望能在城市中擁抱大自然，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接近綠色。

有人說，需要建更多公園。但這些公園為誰而建？

我們習慣于從美學角度欣賞公園，比如強調它的空間設計，或它能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但這些并不代表它就是一處好的公共空間。加州灣區有一圈綠帶，誰更容易到達？可能是自行車愛好者，也可能是私家車主，但這里很少能看到低收入者。

已經有很多學術研究關注城市綠色空間在分配上的不平等，關注公共空間的可達性，特別是對低收入社區。

也已經有一些機構嘗試做出改變。相比大興土木，一些改變很不起眼，甚至不需要巨額投入。比如在低收入社區增加綠化，或加大對綠化的養護費用。（編者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另一位教授Rachel Morello Frosch曾研究美國的“綠色空間鴻溝”Green Space Gap。研究發現，2001至2011年，美國少數族裔更多的社區，綠化流失率高于白人社區，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減少了對低收入社區綠化維護費用的投入。）

8月，英國紐卡斯爾舉辦了首場符合社交距離的演唱會，場內設置了“迷你看臺”，彼此相距兩米。圖源：演唱會主辦機構Virgin Money Unity Arena

澎湃新聞：疫情之后，包括巴黎、倫敦、波哥大等城市開始重啟慢行城市計劃，希望讓騎行和步行更便利，擺脫城市對私家車的依賴，這算是一種不錯的回應嗎？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對于一些“通用型解決方案”（Universal Solutions），我們需要保持警惕。當有人提出城市需要建造更多公園時，我們需要追問，它們為誰而建，而當有人提議修更多的自行車道和步道時，我們同樣需要追問，它們真的能夠惠及一些弱勢群體嗎？

曾有人研究一條街被劃為步行區后的變化。其零售結構被改變了，新入駐的往往是大型連鎖品牌，可能它并不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更具生活氣息，一些老的店鋪可能會被驅逐。誰是它所“歡迎”的行人？這種情況下，慢行或許只是士紳化的新形態。

騎行在哥本哈根等城市運轉良好，但它并不一定適用于所有城市。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獨特屬性，需要腳踏實地去觀察，到底誰居住在這里，他們有哪些切實需求。

比如，那些露宿的無家可歸者狀況糟糕，他們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中，也會進一步加劇公共衛生危機，加州曾提出“門鑰匙”計劃（Project Roomkey），但至今進度緩慢。（編者注：4月，加州州長加文·紐森提出，由政府租用1.5萬間酒店客房，供無家可歸者暫居，費用的75%由聯邦緊急事務總署FEMA承擔，但推進遲緩，一大障礙是服務人員短缺，無法提供日常食物供給、安保等醫護服務。）

澎湃新聞：除了休憩，公共空間還有其他屬性，對于某些群體它還意味著一種生計方式。疫情讓很多非正規經濟從業者喪失了收入來源，疫情之后，它會恢復嗎？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疫情期間，加州的“車庫市集”（Garage Sells）都暫停了。但有個好現象，我第一次在家附近看到了街頭小販。看起來他們的衛生狀況很不錯，口罩、手套和清潔設備都很齊全。

允許失業者在公共空間擺攤是個不錯的開始，中國的一些城市也開始鼓勵人們在街頭擺攤。很多人在疫情期間丟失了工作，擺攤是一種相對容易的生計方式。

生計之外，我還想強調公共空間的另一層屬性，它是人們表達不同聲音的場域?！昂诿P”（Black Life Matters）運動對于公共空間的影響是巨大的。實際上在疫情之前我們就能聽到類似的說法，公共空間已經死了，但這不是真的，人們仍然在努力表達。

當然圍繞這場運動本身也有一系列爭議，比如聚集會不會再次引發病毒暴發，有人戴口罩，也有人專門為不戴口罩的權利而抗議。

疫情前的“車庫市集”。圖源 Wikimedia Commons

澎湃新聞：您曾研究洛杉磯的“車庫市集”，認為它打破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邊界，人們將自己的車庫和后院開放，進行售賣。疫情過后，公私邊界還會出現哪些變化？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這個話題很有趣，有一些還不成熟的觀察。比如，很多人可以遠程辦公，學者們開始習慣用Zoom開線上講座、分享會，觀眾比以前“現場講座時代”要多得多。此刻我坐在書桌前，有人視頻會議是在嬰兒房里，鏡頭里不時出現孩子、貓，你會發現，即便在一個很私人的空間里，一個人也可以通過網絡變得極為公共。我還想繼續看看這種公共與私人邊界的變化會走向何方。

澎湃新聞：面對一個危機愈發頻發的時代，城市需要更有“韌性”嗎？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我認為“韌性”是個很微妙的詞，它暗含了一種假設，城市遭遇了艱難時刻，當危機解除，我們可以重回正軌。

但什么是“正軌”？如果說，疫情暴露了很多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為什么我們還要回到過去？城市應該做出改變。

當我們談論公共空間時，公共是個復數（Publics）概念，它是多元的、有階層差異的，甚至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沖突。

疫情之后，我們不能繼續漠視處境惡劣的群體。學術機構應該去研究城市的建成環境是否真的惠及公共，而不是滿足于打造一處又一處迷人的舒適空間（Feel-Good Space），咖啡館、自行車道、戶外長廊并不等于更公共。

澎湃新聞：您的“日常都市主義”影響了很多中國的學者，想對中國讀者說點什么嗎？

瑪格麗特·克勞福德：我覺得，中國對于公共空間的使用方式很多元。中國讀者應該去觀察自己周遭的公共空間，觀察誰在使用這些空間，以什么方式。

比如，在線上消費風靡的今天，你還會光顧攤販嗎？疫情讓大家習慣了用Zoom等視頻應用開會，疫情之后，你和朋友們還會約在線下聚會嗎？誰還在使用公共空間？除了干凈、整潔之外，還可以用哪些詞來形容公共空間？

只有當你認識到它的價值，才會珍視它，意識到它是一個重要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