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兩河流域和古代近東研究領域素有非專業學者撰寫通俗讀物的傳統。代表作有C. W. Ceram在1949年首次出版的G?tter, Gr?ber und Gelehrte: Roman der Arch?ologie。它的最新中文譯本《神祇、陵墓與學者——考古學傳奇》由張蕓、孟薇基于德文原版完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出版。C. W. Ceram為庫爾特·W.馬雷克（1915—1972）的筆名。他是羅沃爾特出版社的記者和總編輯，曾發表了多部通俗專業著作，該書是他最有影響的作品。

《神祇、陵墓與學者——考古學傳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法國學者Georges Roux（1914—1999）在1966年首次出版的Ancient Iraq（《古代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也屬于此類作品。他出生于一個法國軍官家庭，9歲起隨父母在黎巴嫩和敘利亞生活了12年。后來他在巴黎學醫行醫的同時，孜孜不倦地研習古代近東文明。1950年他加入伊拉克石油公司任首席醫生，在卡塔爾和伊拉克先后工作了9年。除《古代伊拉克》之外，他還在兩河流域的學術期刊上發表過若干論文。

《古代伊拉克》第三版

本文所評的《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一書，其英文原版出版于2012年。作者保羅·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1937年出生于維也納，自1970年起在BBC任職長達25年，曾任BBC全球服務頻道中亞事務部負責人

《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和文明的誕生》，[英]保羅·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著，陳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

農業革命與城市革命

本書第一章為導言，其余九章按時間順序組織內容。第二到四章圍繞著古代兩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展開，第五到十章依次講述了城邦稱霸、第一個統一王朝、蘇美爾文化復興、古巴比倫王國、新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王國。對兩河流域歷史有所了解的讀者會注意到上述名單中缺席了兩河流域南部的加喜特王朝（約公元前14—12世紀）。作者僅在第八章末尾論及古巴比倫王國亡于赫梯軍隊的進攻時，寥寥數筆帶過了赫梯軍隊撤退回國后加喜特王朝的統治。

導言部分充分體現了作者從事新聞工作的背景。他簡要回顧了兩河流域文明的主要繼承者——伊拉克——自擺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獲得獨立后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兩伊戰爭（1980—1988）、兩次海灣戰爭（1991和2003）和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在2006年12月30號被處以絞刑。本章以馬克·吐溫的名言“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驚人的相似”結尾，作者寫作本書的目的也呼之欲出——以史為鑒，通過考察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來理解現當代伊拉克的局勢和動向。

第二到第四章聚焦于兩河流域的史前文明，此間該地區居民經歷了兩次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首次變革始于約公元前9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革命（又稱農業革命），生活方式由狩獵采集轉變為農耕定居。包括兩河流域北部在內的“新月沃地”因此被譽為“人類文明的搖籃”。約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南部遺址烏魯克又發生了城市革命：人口大規模聚集居住，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貿易和商業興起，階級分化，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字的雛形出現。烏魯克因而獲贊為“人類最早的城市”。在漫長的史前時期，文字材料尚未出現，僅能借助考古遺跡和源自后世的傳說與神話來構建當時的社會生活。作者選取了兩河流域最南端遺址埃利都（Eridu）的神廟作為史前考古遺存的代表。雖然該神廟供奉的神靈已無從知曉，但根據后世傳統，蘇美爾人的智慧神恩基（阿卡德語名字埃阿）就誕生于埃利都。在蘇美爾神話《伊南娜與恩基》中，女神伊南娜把父親恩基灌醉后，成功地從他那里盜走了110余種“道”（蘇美爾語me，可理解為文明要素，見拱玉書論著）并帶回烏魯克。恩基先后派出六波追兵也未能將其追回。文明從此降臨該城。

隨著楔形文字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發明，兩河流域跨入了歷史時代。早期的楔文泥板出土于烏魯克的伊南娜神廟區，記錄簡單的經濟管理活動。在后世作品中，《吉爾伽美什史詩》生動地反映了早期的城邦生活和社會結構。它攜手烏魯克的遺跡和文物（尤其是瓦爾卡石瓶和烏魯克女神像，瓦爾卡是烏魯克的現代名稱），使我們得以窺見公元前四千紀烏魯克城市革命的過程與結果。神廟成為城市生活的中心，早期祭司可能憑藉其溝通神界與人界的特別職能獲得了政治上的特權，進而成為城邦的首領即“祭司王”。然而烏魯克的強大與擴張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受挫：以神廟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崩潰，與周邊地區（伊朗、敘利亞、安納托利亞）的人員交流和商貿往來路線被切斷。原因可能是氣候變化導致了降水減少，外敵入侵和內部矛盾又加劇了自然災害的負面影響，一枝獨秀的烏魯克城邦就此衰落了。

《吉爾伽美什史詩》泥版

城邦、王國、帝國

自公元前三千紀早期起，兩河流域南部進入了小國林立、互相爭霸的城邦時代，城邦數量一度超過三十個。一個城邦通常包括一座有城墻保護的城市和環繞四周的農田及村莊。城邦之間時常因為爭奪水源和灌溉設施而爆發軍事沖突。根據《蘇美爾王表》的記載，霸主地位在不同城邦間易手，“你方唱罷我登場”，類似于中國古代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時代。在武裝沖突中，城邦首領征戰沙場、保家衛國的責任日益突出，赫赫戰功取代了溝通人神作為王權合法性的來源。有的城邦首領開始采用“盧伽爾”（蘇美爾語lugal，本意為“高大的人”）的頭銜，它后來成為了兩河流域國王的標準稱號。該時期的烏爾王陵以其價值連城的陪葬品見證了社會分化的劇烈程度：城邦統治者死后不僅坐擁巨額財富，還享受著人殉的陪伴。

結束城邦爭霸、一統兩河流域南北部的是阿卡德王朝（約公元前2350—2154）的創建者薩爾貢。他原是基什城邦國王的侍酒官，篡位上臺后首次建立了統一王朝。為籠絡南部蘇美爾各古老城邦的人心，他委任自己的女兒擔任當地月神的祭司。他的孫子納拉姆辛則反其道而行之，自我神格化，將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后世傳統對兩人形象的塑造迥然不同：薩爾貢的身世與《舊約圣經》中的摩西類似，都在神的庇佑下成就了一番偉業；納拉姆辛則備受詛咒，他僭越人神界限的行為被認為導致了王朝的覆滅（盡管阿卡德政權亡于他的繼任者在位時，被來自東部伊朗山區的古提人所滅）。

隨后興起的烏爾第三王朝以流存于世的大批文獻著稱，初步統計已超過十萬塊泥板。文獻數量眾多的原因是該王朝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此外，不同于阿卡德王朝的官方語言阿卡德語（最早的閃米特語），烏爾第三王朝使用了城邦時期的蘇美爾語，因此也被稱為“蘇美爾復興時期”。

得益于《漢穆拉比法典》的知名度，古巴比倫時期（約公元前2000—1600）是讀者最熟悉的時代。它代表了兩河流域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諸多作品現存的抄本都出自這一時期。其中的諷刺文學獨樹一幟。在一篇作品中，“一個猶豫不決的主人向他的奴隸提出了幾個不同的想法，旋即又改變了主意，但可笑的是，他的奴隸總有辦法迎合主人的決定”（第253頁）。

略過加喜特王朝后，本書直接進入了公元前一千紀的帝國時代。首先興起的是源于兩河流域北部的新亞述帝國。這并非亞述人首次登上歷史舞臺。早在公元前兩千紀早期的古亞述年代就有一批商人前往安納托利亞經商，把紡織品和錫運到那里，交換為金銀后帶回兩河流域。中亞述時期（公元前兩千紀下半期）的法典則以其殘酷而聞名，其中關于女性外出時需要蒙住頭部的條款可能影響了后世穆斯林女性戴頭巾或面紗的傳統。新亞述帝國的建立始于公元前9世紀，經歷了數代國王的勵精圖治（抑或窮兵黷武）后在公元前7世紀實力達到巔峰，但不久就在來自東部山區的米底人和兩河流域南部的巴比倫尼亞人的夾擊下覆滅了。作者把新亞述帝國的意識形態概括為“一個王國、一個民族、一個領袖”。

亞述獵獅浮雕

建立帝國最迅速、最便捷的途徑是征服一個帝國。新巴比倫王國（公元前626—539）征服新亞述帝國后，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后者大部分的勢力范圍。此模式也再現于后來波斯帝國和馬其頓帝國的建立。在新巴比倫王國時期，使用字母文字的阿拉姆語（Aramaean，即《圣經》中的亞蘭語）因為其書寫方式簡便（用墨水寫在陶片或紙草上）和符號數量較少，逐漸取代了使用楔形文字的阿卡德語，最終導致以楔形文字為載體的兩河流域傳統文化走向衰落。

雖然我們經常使用一個民族征服另外一個民族的敘事方式來框定波斯帝國對兩河流域的征服，但后者的本土傳統在波斯早期并未中斷，巴比倫城是波斯帝國的王都之一。盡管如此，波斯時期阿拉姆語的使用范圍進一步擴大，楔形文字逐漸退出了日常生活，只保留其作為宗教和學術語言的有限功能。年代最晚的泥板是公元1世紀的一份天文觀測報告，此后楔形文字正式消亡。

多元的材料與筆法

有別于以傳世文獻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古代近東文明研究在其發軔之際就以出土文獻為基礎，所以研究者非常關注文獻的出土語境乃至考古學的相關進展。加之研究對象年代久遠且缺少傳承，對文字材料的準確理解往往需要借助圖像資料和考古遺跡，這進一步推動了對藝術史和考古學相關知識的利用。此外，源于“他者”的文獻——尤其是《舊約圣經》和希羅多德的《歷史》——保存了諸多關于古代兩河文明的歷史記憶，能夠為特定問題的論述提供信息。因此，書寫兩河流域歷史時應當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的相關材料。本書在取材上就充分體現了兩河文明研究的上述特點，尤以最后一章第十章（“薪火相傳：終結與啟程：公元前700年以后”）為甚。

作者行文時自如地轉換于客觀敘事、主觀感想和史料引用之間，三類內容渾然一體，提供了引人入勝的閱讀體驗。在史料征引上，第一人稱的王室銘文以及神話故事、英雄傳奇和諷刺小品（本書第237—239頁引用的故事《校園時光》，它的中文翻譯和評注已由拱玉書發表；詳見其《最早的校規》，《國外文學》2019年第4期，第136—143頁。）都是其亮點所在。這些引文都出自專業學者的現代語言譯本，其準確性和可信度得以保證。

商榷之處

在本書中，作者縱筆揮毫，大膽評議了兩河流域文明自始至終的發展特色和興衰成敗。其中有若干觀點或結論，筆者不敢茍同，在此試舉兩例以求教于方家。

作者的非專業背景可能導致了他在應用某些現代術語時過于隨意。在第二章末尾（頁46），作者試圖揣測蘇美爾神話《伊南娜與恩基》的創作動機，提出了“這也可能是為了強調文明的實現必然要依靠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解放，并以此來解釋或證明城市生活中性放縱的合理性”一說，還認為“當時的城市中不乏交際花和妓女，同性戀者和異裝癖者”。“縱觀歷史，這種性放縱的思想總為鄉村居民所批判，其中自然也包括古代的鄉村居民。”姑且不論上述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即使在語文學層面上，“交際花和妓女”以及“同性戀者和異裝癖者”等詞語的翻譯也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作者隨后提及《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妓女”莎姆哈特時如出一轍，將她形容為“厚顏無恥”。

作者在論述個別問題時行文前后不一致且遺漏了關鍵史料。在第四章《大洪水：歷史的休止》中，他首先聲明“神話時代與傳說時代的分界點是大洪水，口述傳統和文字記錄的分水嶺也是大洪水”（頁84）。在第91—92頁，他進一步解釋了大洪水的故事傳統在兩河流域產生、發展的原因是該主題在兩河文明的歷史觀中具有關鍵的結構性作用。“對于蘇美爾人而言，大洪水是文字出現前和文字出現后這兩個時期的分界點，也是民間傳說的時代和人類記錄歷史的時代的分界點。更準確地說，它是劃分美索不達米亞的兩大文明階段的分水嶺……”這兩大文明階段，即上文所述的烏魯克城市革命和城邦爭霸的早王朝時期。后一引文再未提起“神話時代”。

除了《吉爾伽美什史詩》中膾炙人口的洪水故事，“洪水”還出現在關乎兩河流域早期歷史最重要的文獻《蘇美爾王表》中。現存的最早抄本來自公元前兩千紀早期，記載了從王權伊始一直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兩河流域諸王朝的王位傳承情況。根據其記載，當王權首次從天而降后，來自五個城邦的八位國王共統治了385200年（平均一位國王的統治長度近5萬年），之后大洪水降臨。當王權再次從天而降后，烏魯克是繼基什之后的第二個統治王朝。洪水之后的國王其統治時間從一兩千年到幾百年乃至幾十年不等。顯然，部分國王依然屬于所謂的民間傳說的時代。

可見，作者僅僅基于考古遺存提出了洪水敘事在兩河流域文明史上的分界點作用（筆者認為不無道理），卻忽視了同類敘事也出現在《蘇美爾王表》這樣一篇至關重要的文獻中。而且他的分界點一說在“王表”的語境中似乎并不成立。

此外，譯者在翻譯部分常用術語時未采取約定俗成的譯名，如：第70頁起的cylinder seal應為“滾印/圓筒印章”（不是“滾章”）；第77頁的clay token應為“陶籌”（不是“泥制標記”，參見[美]丹妮絲·施曼特-貝瑟拉著，王樂洋譯：《文字起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28頁起的重量單位shekel依《和合本圣經》應為“舍客勒”（不是“謝克爾”）；第184頁的“青銅”不是一個頭銜，應為“持青銅者”（蘇美爾語zabar-dab）；第186頁的重量單位依《和合本圣經》應為“彌那”（不是“邁納”）。譯文中還有少量錯誤，如：第7頁舒什距兩伊戰爭前線的距離應為“3000多米”（不是“3000多千米”）；第48頁的腳注2中，蘇美爾語的長度單位danna在英文中常譯為league，1里格約合10千米（不是“4.8千米”）。

譯者在個別地方對原文的理解欠準確。如第120頁，“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城，……這種轉變就是通過建造一個絕世奇觀——一座驚人的宗教建筑來實現的。”后半句原文為“[t]he transformation seems to have been achieved by mounting an outstanding dramatic spectacle, a stunning piece of religious theatre”。聯系上下文，劃線部分意指烏爾王陵，此處比喻為“一出驚人的宗教戲劇”（非“宗教建筑”）。在第289頁，“對神的超然性的信仰取代了對神的內在性（immanence）的信仰。”Immanence一詞譯為“內在性”在上下文中語意不通。該詞在宗教語境中指神祇無所不在，如基督教認為上帝普遍存在于宇宙萬物中。在第288頁上作者對同一詞的翻譯“無所不在”更為準確。

本書譯者非從事兩河流域研究的專業學者，出現上述疏漏在所難免。筆者不揣冒昧，大膽建言出版社或考慮延請專業人士審讀整部譯稿，力求術語的翻譯更合乎約定俗成的規范，同時能夠反映國內學界較新的研究成果。

雖然本書存在若干可資商榷之處，但瑕不掩瑜，它是一本內容豐富、文筆生動、極具個人見解的著作。譯者成功地在譯文中再現了原著的上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