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0日，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琳副教授在清華大學明齋337進行了一場題為“商旅安否——清代重慶的市場、商人和商業制度”的講座（線上線下同時進行），對以博士學位論文《傳統商業制度及其近代變遷：以清代中后期的重慶為中心》為基礎的，為期十二年的研究進行了一個回顧，特別對其中關鍵問題做了解讀。講座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龍登高教授主持。本文系講座的文字整理稿，內容有刪節，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十二年前，這項研究就是從清華園開始的，是李（伯重）老師、龍（登高）老師、仲（偉民）老師、陳（爭平）老師指導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看著它一點一點“長”起來。今天我終于帶著它們齊齊整整地回來了。2010年6月博士論文答辯，是我第一次全面地做這個主題的報告。但其實當時有好多問題都想不清楚、說不清楚。我一直在想，等這項研究做得差不多了，我一定要帶著它回母校來再做一次報告。

2010年6月，作者博士論文答辯

十二年了，我一直趴在這些案例、事實和具體的研究題目里，讓我從總體上講一下這項研究，我竟然覺得一時不知道該從哪里講起。記得在我博士論文開題報告的時候，龍老師好幾次提醒我，不要被淹沒在史料里面。但是現在真的感覺到，要從史料和事實里面跳出來審視一下自己，要在短短的一個小時里，把這三十多萬字里面的要點盤點出來，再有條理地講給大家聽，真的是有點挑戰的。

今天的報告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是關于清代重慶市場、社會和人的故事。

相信我，這些故事都是非常扣人心弦的，甚至有時候會讓你覺得：這難道是在演電視劇？有好多出人意料的情節。我之所以十二年都蹲在這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太有故事了。十二年了，它從來沒有停止給我帶來驚喜。我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中規中矩的學術論文，還是不那么正經的非虛構故事，本質上都像一個站在沙灘上的孩子，不斷歡呼著告訴大家：你看這里有一個美麗的貝殼，你看這里還有一個！如果把這些個案寫成一個個的非虛構故事，我敢向大家保證，肯定比現在這本學術書要好看得多。

第二、如何跳出故事，去面對問題。

讀博士的時候，李老師常常給我們講歷史研究和社會科學的關系。歷史學善于發現故事、講故事，社會科學善于構建理論模理，提供思維工具、構想技術，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應該互相理解、借鑒對方所長，甚至利用自己的洞見去修正對方的錯漏和短板。而不是強行搞同質化，“回敬對方同樣一碗粥”（經濟學家Robert Solow語，李老師經常在課堂上引用）。那個時候我是不太懂這句話的，自己的一碗粥都沒弄好，哪有功夫去“回敬別人一碗粥”呢？

但是這十年來，這句話會時常地從我的腦海中跳出來，我也越來越理解了這句話的意思。換句話說，社會科學就好像是一套更具有共享性的語言，歷史學發現的那些看似毫無關聯的故事，一理被“翻譯”成這套語言，就可以被放在同一個話語平臺、問題框架中去討論和解釋。比如清代重慶城某一條街巷內腳夫們在打架，這看起來是太雞毛蒜皮、太地方、太草根不過的事情，但是如果把它放到暴力社會學的層面，放到社會治理的層面，甚至放到產權的層面，你就不會覺得發生在三百多年前重慶街頭的暴力事件，真的和你一點關系都沒有。從暴力這個層面，清代的重慶可以和同一時期的湖北、廣東、江西的很多地方放在一起討論，甚至可以和今天的西西里、圣保羅、芝加哥、香港進行對比。而且恰恰是在這種“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我們以前認為像數學公式一樣的理論或者結論，其實是有改寫的空間的，有些甚至根本就是錯誤的。比如重農抑商、比如封建專制，比如無訟、厭訟、比如女性弱勢好欺負，比如傳統經濟停滯落后、比如中國古代城市的政治職能壓倒經濟職能等等。

所以，我們在講了故事以后，一定要讓這個故事帶出一些大家可以共鳴的東西來，甚至要讓這個故事去在一定程度上攻破舊的話語體系，成為新的話語體系構建的起點。也就是說你的這個故事要mean something。我從來不相信什么“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認為一個區域史的研究只是為了發掘“這個地方歷史的榮光”，只給本地的父老鄉親們看。我希望也是在努力地讓讀過我的研究的人們，都能夠看到超越這個地區之外的東西，都能夠有一種思維層面上的樂趣和獲得感。這是我認為整個研究中最難，但又是最有意思的一個部分。

第三、檔案研究的心得。

在我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做清代社會經濟史的學者，還比較少用檔案做為核心史料。以至于我2008年第一次去四川省檔案館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不管是四川本地的學者，還是大老遠從外地來的學者，大家都是在看民國檔案，沒有人看清代的《巴縣檔案》。當然，今天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南部檔案》《巴縣檔案》《龍泉檔案》《冕寧檔案》這些大部頭的清代檔案匯編一部一部地公開出版。以至于在檔案館你早晨去晚了，大概率連個膠片機都占不著。

所以，如果今天你再說研究《巴縣檔案》《南部檔案》《龍泉檔案》，沒有人會說你看那玩意兒干啥。但是清代檔案它的長處究竟在哪里，與其它的像方志、筆記、調查報告、田野資料相比，它究竟能夠給我們提供什么不一樣的信息？另外，要怎樣把它比較恰當地用到研究當中去？要怎樣避開它里面的那些坑？要怎樣做一個負責任的研究者？我想這是只有長期在檔案堆里面摸爬滾打的人才能夠有所體會的。

我今天在這里這樣講——可能很多同行會不喜歡，但這是一事實，就像檔案本身存在虛構一樣——利用檔案的歷史研究其實也容易注水。就說清代的州縣檔案吧。如果你有機會親自去摸一下，一定會發現，那里面的東西太多了。只要你把里面的情節巧妙剪輯拼接，想論證什么觀點幾乎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們研究地方檔案的同仁們，最大的問題似乎不是找不到材料，而是如何謹慎地約束自己，誠實地面對材料。

第四、我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個研究的生命史。

今天在現場和在線上的很多聽眾都是博士、碩士，所以我特別想從一個過來人的角度談一談這個問題。過去十年我也輔導了很多學生的論文。被問到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老師你看我能寫個什么題目？”或者“老師，這個題目寫完了我能證明些什么？”這時候我就會告訴他，這個問題你不應該問我，而應該問你自己，更應該問你的史料：它們想讓你寫什么？它們想讓你怎么寫？為什么？因為你才是和它們聯結最深的那個人，也是對它責任最大的那個人。這注定是你自己的一個commitment一樣的東西，就是一種承諾。

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說叫做《弗蘭肯斯坦》，作者瑪麗·雪萊是著名詩人雪萊的妻子。這個小說講有一個叫弗蘭肯斯坦的人，他用偷來的尸體制作了一個人。但是在快要完工的時候，他自己被嚇跑了，所以這個新的生命就成了一個怪人。這個怪人到哪里都被人嫌棄，不能堂堂正正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后來這個怪人就開始復仇，把弗蘭肯斯坦原本還不錯的小日子完全給毀了。當然，瑪麗·雪萊寫這部小說，其實是為了反思科學和人的關系。但我仔細想想之后就樂了——這不就是你的博士論文和你的關系嗎？你對它嘔心瀝血，肝腦涂地，它不見得會對你好一點。但是你要是不負責任、做到一半就想跑路，甚至做成一個奇怪的東西，它自然會想各種辦法來折磨你。

換句話說，我們做歷史研究，從某種角度來看并不是你在創造什么，你常常就像是一個工具或者說一個通道，你的任務是把這些史料想要告訴給這個世界的話傳遞出來。然后把你自己學術、生活、人生閱歷中各種各樣的東西注入進去，賦予它一個體面的生命。所以，為什么我過去十年幾乎沒有講過這項研究，其實就是潛意識里怕自己沒有準備好，會扭曲甚至窒息了它。在正常情況下，一個歷史研究一旦開始了，你會看到一些東西在材料的牽引和你的探索之中不斷地長出來。它最終會長成什么樣子，你不會知道。這就是它自己的生命史。與你無關，又與你息息相關。相信這一點，大家在學術這條路上走得越遠，就會體會得越深刻。

下面，我們進入三百年前的重慶城，看看這個市場上究竟發生了什么，看看那個時候的重慶人是怎樣面對他們的生活？

關于“官牙制”

本來，我以為打開《巴縣檔案》的商業案卷，看到的會是商號、錢莊、票號、店鋪、小攤販什么的，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看到最多的居然是牙行。尤其是1891年重慶開埠之前，關于重慶商業的案子，有一多半都是涉及到牙行的——你看，是不是研究其實是資料“施舍”給你的？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牙行呢？這是當時重慶市場的一個特殊現象，牽涉到明末清初四川的那一段眾所周知的黑暗歷史。清代初年的四川就是一個廢墟上重生的地區，做生意的人幾乎是沒有什么土著。比如我是一個從湖北運東西來重慶賣的人，我的船到了碼頭，我不知道要把這些東西賣給城里的誰；而城里從事批發零售的商家，有很多也是從外地初來乍到的，好多人也沒想在這里長待，有些人就是想干一票就走的，有時一個店鋪一年就換好幾個經營者。所以，買東西的人和賣東西的人都不知道從哪兒去找靠譜的下家，這個時候怎么辦？只好求助于中介——就是牙行和牙人了。就像我們今天找房屋中介一樣，他可以彌補你信息的缺失。

那如果我在這兒做生意做熟了，是不是就不需要找牙行和牙人了？那也不行。因為《大清律例》有明確規定，所有異地販售商品的，都要到當地的牙行去登記，給牙行交手續費，讓牙行幫你找下家，自己偷偷摸摸地賣掉那是犯法的。這一點是《大清律例》明文規定的。

《大清律例》中相關律文及例文

一條律文用五條例文來進行補充和說明，這在《大清律例》中并不是很常見的情況。這就說明，國家對這條規定相當重視，國家就是希望讓牙行來充當一個監控市場的工具。所以至少在長距離貿易方面，所謂的“自由市場”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不要認為中唐的坊市制解體以后，就出現了一個越來越自由的市場，我想賣給誰就賣給誰，我想找誰買就找誰買。至少在長距離大宗貿易當中，所謂的“自由市場”是理論上不存在的。

理論上不存在，現實上存不存在呢？偷偷摸摸地繞開牙行，私下里交易，牙行還真管得了嗎？在清代大部分時候的重慶，還真繞不開，牙行簡直是神通廣大，一些牙行的眼線遍布全城，就是追到犄角旮旯，也要把那些偷偷進行私下交易的人給揪出來。那么，牙行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都成了這個市場上一個“卡脖子”的存在。明明人家生意做得好好的，他非要到中間來插一杠子，拿一筆中介費走，而且大部分時候還要打著幫助你的旗號坑騙你。這當然不合理，但是如果你去告那些刁難你、敲詐你的牙行，大部分時候是告不贏的。以前有一句俗話叫“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其中就包含著對這種情況的極大不滿。

那么，官府明明知道這樣對市場沒有好處，為什么還袒護這些可惡的家伙？最關鍵的秘密就在于，這些被稱為“官牙”的牙行是要給官府好處的。官府需要人幫著干活了，牙行來辦；官府缺乏運營經費了，牙行來解決；甚至官府需要查商人戶口了，也是牙行來跑腿。所以官府很多時候對他們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講到這里，你是不是對牙行又有點同情了，原來說“無罪也該殺”，那是只看到賊吃肉，沒看到賊挨打呀。可是，還是有好多人還擠破頭去當牙人呢。清代乾嘉道時期的重慶，獲得一個牙行的牌照要向縣衙交上千兩銀子，咸豐年間征收厘金之后，牙行還要幫官府征厘，征不夠的還要牙行自己出錢來墊，就這樣，還是有很多人爭先恐后地要去當牙人。

而且更奇怪的是，牙人向官府提供的差務、報效越多，牙行的發展反而越好。咸豐同治時期重慶牙行征厘壓力最大的時候，反而是這整個行業經營最穩定、資本最雄厚、業務最規范的時候。后來官府不用牙行征厘了，整個重慶的牙業反倒很快就走上了末路。

從牙行、牙人的個案當中我開始懷疑兩點：

第一就是自由市場。我學習經濟史的啟蒙書之一，就是施堅雅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這本書里面所描繪的中國市場，就是一個相當自由順暢的市場。商品在不同的市場層級之間像水一樣川流不息、有條不紊。而且2000年前后關于中國傳統市場的研究論著，大多都是從宏觀的角度，描述這個市場的體量、效率、流通能力，總體來說，和施堅雅提供的那個景象非常相似。這也很順理成章，因為當我們重新開始評價和觀察傳統市場的時候，總是會從宏觀和大處著眼。但是就好像你坐在飛機上，永遠看不清底下的城市里哪一條道路在堵車一樣。看了極其微觀的個案之后，我覺得我并不懷疑老師輩告訴我的那些知識，清代的國內市場的確是有一個質的蛻變。但與此同時，我們還得有自己的知識增量。那就是傳統時代的中國市場可能遠不是那么平滑流暢，商品的流動要闖過很多人為的“卡脖子點”，可能要付出比較多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經濟學向人們呈現了一個正交易成本的世界，的確，當你一關心制度，就會發現有很多事情真不是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雖然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是什么樣子的，但是別的地方官府也缺錢，也需要派差，這是事實。所以我懷疑別的地方沒有發現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因為別的地方沒有這么細致入微的檔案。

我懷疑的第二點是“剝削”。我們直覺上認為，官府向商人伸手要錢要東西，肯定是不好事。但是清代重慶的牙人，還有很多的商人群體卻未必這么看。有時候他們還主動送上門去讓官府來剝削。只要你剝削得不太嚴重，拿了我的錢和東西幫我辦事就好。 反而是官府不剝削商人了，商業就危險了。 這一點在我的研究中反復地得到證明。所以，歷史學研究可能有時候還需要一點“當事人視角”，才能更加全面地呈現一個事情在人們眼中的樣子。

八省客長

最早，我是從羅威廉關于漢口的兩本書里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在這兩本書里面，羅威廉把重慶的八省組織和漢口的行會聯盟幾乎等同起來，稱為“早期的、非正式的自治組織”。當時我就覺得好驚訝：我們重慶居然還有這么厲害的城市團體？以我對今天重慶的認知，似乎人們并沒有什么“自治”氣質。所以，我后來就特別留意關于這個組織的一切信息。然后發現，其實關注它的人還挺多的，我自己十年前發表的論文也是把它當做商業組織來看待的。

《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美]羅威廉著，江溶、魯西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越到后來，人們越把八省客長作為商人，或者商人的聯合組織來看待。但是后來我仔細地掰扯了從乾隆到光緒年間與八省客長相關的案件，我發現這些做了八省客長的人，他們很少自稱是“商人”或者“商民”。比較早的時候，他們會說自己是“民”，咸同以后，他們越來越多地自稱是“職員”——強調自己是給官府干活的。到了光緒年間，八省客長越來越多地是走行政程序遴選，而且還要拿官府的薪水，每年一百多兩。所以福建會館還為了誰能去當這個客長，吵了好多架，打了好長時間的官司。而且，八省的辦公地點前后換了好幾個，其中只有一個確定是商人捐錢修建的。連從商人那兒籌點兒錢修個辦公室都那么費勁，你還敢說它是真的“商人組織”嗎？如果按照邱澎生老師提出的商人組織操作性定義，那么，后兩條“八省客長”顯然是全都不符合的。

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是像羅威廉說的那樣是“城市精英”（elite），尤其是在比較早的時期，好多案子里都說，這個人在他的原籍混得不好，或者是犯了事兒，就跑到重慶來，不知怎么就當上了八省客長。所以八省組織大概只能說是集合了相當數量的商人，以處理商業事務為一部分責任，而且經驗比較豐富的一個組織，本身并沒有排它性的“商人”或“城市精英”的角色設定，

最關鍵的是，它絕對不是自治組織。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它處理很多事情，不管是商業的事情還是更廣義的社會層面的事情其實都是有一條潛規則的，就是“官府優先”。沒有官府的意志，它可以比較公允、比較有技巧地處理一些事情或者糾紛，但是也能看出來，它的威望不夠，很多人也不聽他們的。但是如果有官府希望這個事情要怎么解決，尤其是官府希望從這個訴訟或者這個事情中撈點錢，那他們是一定會去照辦的。像這樣一個既沒有太多執行能力，又沒有太多自主意志的組織，怎么可能是“自治組織”或“征服城市的組織”——它遠遠征服不了這個城市。光緒年間有一個八省客長向官府集體辭職的案例，你看了那個案卷之后，就能夠深刻地感覺到八省客長彼時的無力和絕望。

從這個個案中我想說什么呢？

第一、如何理解“商人”。或許在傳統時代的中國，商業的發展和經商者的成長，并不必然導致有這么一部分人，以“商人”為排他性的身份標簽，擁有專屬的屬性、特殊的立場和組織。他們與傳統社會的糾葛可能比我們想象中更深。你不能說商業的力量沒有成長，但是它的成長可能是與既有的社會結構既共生又分化，既纏結又對抗的一種曖味狀態。就像這些著名商人的肖像畫，他們為什么要穿著官服來畫自己的標準像？這是很有深意的。八省客長也是一樣，他們或許與商業關系密切，但“商人”絕不可能是他們最認可的那個身份標簽。

清代廣東十三行商人

第二、自治、公共領域的問題。我至少不認為這個問題存在于清代重慶的八省組織，羅威廉的判斷應該是有問題的。即使有“自治”或“公共領域”，可能也是越到后來，“自治”和“公共”的屬性越弱。

行幫

行幫有兩個問題特別突出：

第一，就是行幫的自我管理能力。

行幫規程的制定過程，真的是一個個非常精彩的故事。其實《大清律例》是不規定商業究竟要怎么做的，大多數的糾紛或問題出現了，你去查法條是沒用的。但是大家就硬生生地磨出了一套既靈活又行之有效的規則。你想這樣做，我想那樣做，他想那樣做，沒關系，我們來協商，實在不行去打官司，打官司還不行，咱們就打一架，反正最后基本上都能求同存異，博弈出一個結果。還有，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有一個“上帝視角”，不管是個人決策還是集體決策，都會有錯的時候，那也沒有關系，我們不斷試錯、不斷調整。制度和現實不符合了，那我們改就好了，實在不行就從頭來過。

所以，制度就像人一樣是有生命的。所以，這本書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有生命的制度史”。

第二，就是政府與行幫的關系。

政府與行幫的關系，和牙行、八省客長個案中看到的非常相似。一方面官府絕不一味地打壓和剝削工商業者——事實上，官府相當重視他們。越是大的行幫，政府越會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和司法服務。因為這和地方政策、和地方的安定息息相關。你想，一個人數上千的行業組織鬧事了，政府肯定是吃不消的，有可能地方官員的烏紗帽都要丟掉，他們承受不了這個后果。但是政府服務也不是免費的午餐，你得給政府提供各種報效，有可能是差務，有可能是幫著收厘金，還有可能是直接的捐款、報效。說白了，就是你要出錢去購買這種服務。

但是話又說回來，這種服務的質量可能不高，因為一個前現代化的政府，沒有大數據，也沒有各種部門的細致劃分，也沒有那么多的雇員。所以有的事情不是不給你解決，是真的解決不了。所以就有一些行幫覺得，我們又花了錢，你還辦不了什么事，我還不如就不讓你管了，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比較典型的就是腳夫幫。他們后來和政府鬧掰了，用暴力毆斗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們說以前重慶人的性格很火爆，但至少從腳夫的個案可以看到，真的不是重慶人天生就這種性格，或者是因為吃辣椒太多，而是因為社會公共服務不夠，許多社會規則不夠清晰，所以大家只能訴諸這種最原始、最本能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因為大家總要想辦法活下去呀，這或許就是一種被環境塑造起來的生存策略吧。我也不是說在當時重慶商業世界里沒有“公共性”，而是說這是一種很稀缺的資源，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或者說所謂“公共性”是一種很脆弱的東西，維系著它的各種外部條件一旦發生改變，公共性的流失也非常快。

本次報告現場

最后對這項研究進行一個總結。

第一，就是清代重慶商業發展的階段性。從我看到的材料來看，大致上乾隆至道光時期是它的生發期；咸豐中期到1891年重慶開埠，是它的成熟期；重慶開埠之后是它的困頓和衰歇期。1891年重慶開埠和清末新政是兩個相當關鍵的節點。看起來這個市場越來越開放，政策也越來越勵精圖治、雄心勃勃，但是沒成想全都幫了倒忙。

第二，是“以差（厘）馭商”的市場運行機制。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對牙行、八省客長、行幫的研究最后都發現了這個現象。這就說明，這是清代重慶市場最大的秘密之所在。但是更令人驚訝的是，這種做法其實是《大清律例》明文規定不允許的，也就是說兩百多年這個市場都是依賴一種違法的方式在運行！但是話又說回來，“以差（厘）馭商”并不見得完全是壞事，因為它至少把地方官府拉入了商業的游戲。否則，在行政經費不夠、處理商業事務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地方官府是不會管商業的事情的。

但是這樣一個游戲就需要謹慎地把握游戲規則。一方面，官府要學會自我約束，既要向工商業者伸手，但又不能超過他們的承受限度，而且市場的規模也要謹慎控制。市場規模太小，提供的利益驅動不夠，很難把官府留在談判桌上；市場規模太大，官府就會力不從心，亂了陣腳。

第三、官府是傳統市場中“看得見的手”。至少從清代重慶的商業故事是可以看到，官府扮演著多重角色，它是市場的控制者、汲取者，也是市場的合作者，最終也是由他們來承受市場失敗的結果。所以至少在這個故事當中，官府才是更加搶眼的主角，是理解清代重慶市場更重要的一把鑰匙。所以我猜想，在研究傳統中國任何地區的市場時，哪怕材料中官府的角色不太清晰，但研究者也應該充分地考慮“國家的在場”。

第四、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濟史研究。

于我個人而言，從事經濟史研究有兩重思維底色：一是早年接受的傳統中國“停滯落后”的印象；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傳統經濟社會再評價”。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在這項研究進行的過程之中，我常常會感知到這兩個部分之間的沖突。一方面我看到的清代市場是相當有活力、蓬勃生長的。但是從一些微觀的個案中，我又的確看到了諸多機制上的問題。這兩個方面難道不是矛盾的嗎？但直到最近兩年，我才終于體會到，其實這兩個方面整合起來可能就對了。如果說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傳統認識是“舊大陸”，對傳統經濟、社會的再評價是“新大陸”，那么把“新舊大陸”的資源整合起來，描繪一個各種因素和動力交互存在，既有成長又有阻滯的市場圖景，難道不是更加符合這個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自然狀態嗎？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這一代研究者與我們的老師輩相比，能帶來一些知識增量的話，那或許就在于把“新舊大陸”的資源和洞見整合起來。

第五、這個研究還有很多未盡之處。比如對市場體量的量化評估、比如對金融業、鹽業的深度描摹。所以希望這個研究能夠成為一塊鋪路石，告訴更多的人，清代重慶這個“城市實驗室”有著豐富的“實驗數據”，也有著開展進一步研究的巨大需求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