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這“四史”，是黨員干部的一門必修課。繼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首度開設“政治關鍵詞”專欄、新中國成立70周年到來之際二度推出“政治關鍵詞”專欄后，澎湃新聞繼續與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聯合開啟“四史”關鍵詞。

今天刊發“四史”關鍵詞第31篇，關鍵詞是新經濟政策。

列寧    人民視覺  資料圖

“戰時共產主義”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面對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1918至1920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陸續頒發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政策在1921年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主要內容包括：（1）實行余糧征集制。它是“戰時共產主義”的核心內容。糧食短缺是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的最大挑戰，1918年5月初，蘇維埃政府頒布法令，實行糧食壟斷，禁止糧食自由買賣，國家“對全部存糧實行最嚴格的核算和平均主義的分配”，不交出余糧者被宣布為“人民敵人”。從1918年至1920年，全國共組建工人征糧隊2700個，參加者達8萬多人。（2）銀行和工業企業的國有化。列寧吸取巴黎公社未沒收法蘭西銀行的教訓，從1917年11月中旬開始，蘇維埃政權就著手接管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接著對大型工業企業、運輸、外貿企業實行國有化。至1920年底，國有化企業已達3.7萬多家，其中包括雇工5至10人的小企業。（3）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蘇維埃政權向所有非勞動者（雇主、私商、自由職業者等）發放勞動手冊，規定每個人必須參加義務勞動，才能遷徙和獲得口糧。（4）取消自由貿易，實行實物配給制。但從事黑市交易的“背口袋的人”，始終無法杜絕。

為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作為一種戰時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正如列寧后來在《論糧食稅》中所說：我們實際上從農民手里拿來了全部余糧，甚至有時不僅是余糧，而是農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糧食，我們拿來這些糧食，為的是供給軍隊和養活工人。我們當時不這樣做就不能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的小農國家里戰勝地主和資本家。“應當說我們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勞。但同樣必須知道這個功勞的真正限度。‘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項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

新經濟政策打開了“戰時共產主義”的“缺口”

1920年下半年，隨著戰火逐漸停息，“戰時共產主義”已經完成它的使命。四年世界大戰加上三年國內戰爭，已使俄國工廠倒閉，土地荒蕪，國民經濟亟待恢復，繼續實施“戰時共產主義”已不合時宜。

“戰時共產主義”的負面作用逐漸暴露。在農村，余糧征集制引起了農民廣泛的不滿，逐漸演變為普遍的騷亂。從1920年秋天起，主要產糧區的坦波夫省、伏爾加河流域、烏克蘭和西西伯利亞先后發生一系列規模不一的農民起義。尤為嚴重的是，1921年2月，位于波羅的海的海軍要塞喀瑯施塔得發生水兵起義。駐守在這里的1.5萬陸海軍士兵絕大多數是“穿了軍裝的農民”，起義集中反映了農民對余糧征集制的不滿。列寧開始意識到：作為新政權基礎的工農聯盟面臨瓦解的危險，必須迅速調整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 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列寧提出：在俄國這樣一個工人僅占少數、而小農占大多數的國家，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必須在“無產階級和大多數農民之間達成妥協”；工人和農民的訴求是不一樣的，“妥協”就是要立即“修正我們對農民的政策”，鞏固工農聯盟。俄共(布)十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的概念，并確定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過渡；新經濟政策旨在鞏固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使國家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在無產階級國家保持決定地位的情況下，發展資本主義。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1）以固定的糧食稅制取代余糧征集制。1921年3月21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了《關于以實物稅代替糧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該法令的頒發標志著蘇俄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轉變。（2）允許農民自由出賣余糧，允許私人貿易。（3）允許私人辦小企業。（4）實行租讓制，把一些國有企業租給私人或外國資本家。

實施新經濟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國民經濟很快恢復，工農聯盟得到鞏固，同時引進了一定量的外國資金和技術。

從“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新經濟政策的啟示

第一，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當時擺在俄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歷史性課題，也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原來的設想，社會主義應該在相對發達國家首先取得勝利。但歷史發展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剛好相反，社會主義都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在相對落后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后，走怎樣的發展道路，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未曾遇到的問題，需要后繼者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自己探索。

第二，社會主義必須置于現實基礎之上。“戰時共產主義”是在特殊條件下由國家直接進行生產和產品分配，是為了應對戰爭和饑荒的權宜之計，因為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遠未達到實行共產主義的程度。因此，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把“戰時共產主義”當作向共產主義社會“直接過渡”的“捷徑”。正如列寧所說，當時曾經設想，通過“戰時共產主義”措施，“舊的俄國經濟將直接過渡到國家按共產主義原則進行生產和分配”，可以走“比較短的道路”。對此，列寧進行了深刻反思：“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

第三，新經濟政策實施是有現實條件和限度的。由于復雜歷史原因，新經濟政策所蘊含的理論與實踐價值沒有深化和拓展。俄共(布)十大上，新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夠一致通過，列寧本人的威望起了重要作用。蘇俄《工商報》副主編瓦連廷諾夫曾經說，黨內只有很少人支持列寧，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頂牛。在一次會議上，列寧生氣地說：“當我看著你們的眼睛時，你們全體似乎同意我，說‘是’，而我一轉身，你們就說‘不’。”對于這些總是和列寧玩“地下工作”的人，列寧用拳頭敲著桌子說，已經厭倦了同他們爭論，甚至以辭職相威脅，這嚇倒了所有的人，摧毀了許多人的反對意見。事實上，大多數人只是把新經濟政策當作權宜之計，而不是一項長遠的路線。俄共黨內很多人，包括列寧本人，在認識上存在歷史局限性，未能勾畫出一個長期的戰略目標和實施步驟，更談不上形成一個嚴整的理論體系。因此，一旦形勢變化，原來正確的做法容易發生偏向甚至遭到拋棄。歷史證明，列寧去世后，蘇共黨內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隨著斯大林在黨內地位的確立，從1928年開始，蘇聯開始了大規模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斯大林宣布“拋開”新經濟政策，讓它“見鬼去”；到1936年，蘇聯以憲法形式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徹底被否定。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以及隨后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為我國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1985年，在一個外交場合，鄧小平回顧列寧新經濟政策和“斯大林模式”的經驗教訓時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他還說：“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用到自己的實際中去。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我們的經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有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