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被視為整個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這場戰役至今仍有許多謎團，其中關于雙方參戰人數就存在多種表述。本文整理自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陳志強教授的線上講座“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的數字問題”，陳教授在講座中系統地介紹了關于君士坦丁堡戰役參戰人數的各種說法，分析了其可信程度，并通過這一個案說明了歷史研究中數字考證的意義所在。

這一講座系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上海大學世界史講壇”系列第八講，由上海大學歷史學系郭長剛教授主持。陳志強教授1994年畢業于希臘亞里士多德大學哲學學院，獲得歷史與考古學博士學位，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現任南開大學世界史學系主任、東歐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副會長，代表著作有《拜占廷學研究》、《拜占廷帝國史》、《巴爾干古代史》等。講座在7月份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將“圣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的新聞背景下進行，為聽眾提供了多一層思考現實的維度。

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在世界歷史上是有決定性作用的。它的影響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最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做法，實際上是恢復了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后將圣索菲亞大教堂改成清真寺的決定。當然，經過這么長時間，圣索菲亞大教堂又從博物館變回了清真寺（1934年土耳其內閣法令將圣索菲亞大教堂變為博物館）也有其象征意義，而這應當從君士坦丁堡戰役本身談起。

圣索菲亞大教堂 資料圖

改變世界格局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

1453年4月6日到5月29日，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對君士坦丁堡發動了長達近兩個月的攻擊，攻擊的重點是陸地城墻，因為君士坦丁堡其他幾面被海環繞。在這場戰役中，陸地城墻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奧斯曼軍隊更擅長陸戰，而海戰能力較弱，因為他們是從農耕民族發展起來的。進攻時，奧斯曼軍隊沿著城墻布置了14個重型火炮陣地。這個戰略是吸收了前人的經驗制定的，穆罕默德二世發現只有在陸地城墻上打開缺口，才能攻下這座城市?，F代一些學者認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無論是在世界歷史上還是人類軍事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著名歐洲中古史專家福西耶（Robert Fossier）曾評論說“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震驚了整個西方世界”，“西方得到的最恐怖的消息莫過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和皇帝戰死”。另一位中世紀史專家布萊恩·蒂爾尼（Brian Tierney）更將“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看作是歐洲“中世紀結束”最重大的標志性事件之一。而拜占庭史學家瓦西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甚至在其著作《拜占庭帝國史》中稱之為“整個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瓦西列夫著《拜占庭帝國史》

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的重要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這次戰役結束了拜占庭帝國千余年的統治。雖然戰役之前拜占庭帝國就已經衰弱，但1453年標志其真正的滅亡。如果按照一些史家所認為的，拜占庭帝國是“羅馬帝國的延續”的一個特殊階段，那么這場戰役則是終止了羅馬人近兩千年的征服擴張暴力統治史。

第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打造地跨亞歐非三大洲帝國的大幕從此拉開。奧斯曼人600年的發展史從此進入帝國階段。

第三，這場戰役改變了地中海世界和歐亞大陸傳統的商貿交通網絡，迫使西歐開辟新航路。因為這個時候歐亞大陸的商貿活動日益緊密，特別是與衣食住行相關的大宗商品貿易逐漸活躍起來。而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勝利改變了傳統的商路，隨后的幾十年，西歐開始了全球性的探索，新航路的開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第四，這場戰役改變了全球古代地緣政治的格局，加劇了全球中古文明圈邊緣地帶的沖突。這個“邊緣地帶”與之后工業文明下發展出的現代地緣政治的邊緣地帶是重合的，而之后這又成為了工業文明自西向東的全球擴張的障礙。按照吳于廑先生的說法，工業文明自歐洲西北角逐漸壯大后，開始了自西向東的全球擴張，一浪推動一浪，無論是否接受都會被納入這個持續至今的巨大浪潮中，然而由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興起，向西擴張的全球工業化過程受到了一些阻礙。由上述幾點可以看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非常重要。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主題繪畫，由19世紀希臘畫家Panagiotis Zographos創作，當時希臘剛剛經歷了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獨立戰爭。

究竟有多少人參戰？

君士坦丁堡戰役中有一些重要的數字，如城墻的高度和護城河的深度等等，而其中參戰人數的問題尤為重要。因為不搞清楚這個問題，就很難理解這場戰役為何會如此慘烈，以及為何穆罕默德二世明知這是一場硬仗，但仍堅持攻打。

我國學者很早之前就在大學教材編寫時注意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但是圍繞著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卻比較混亂，不僅對戰役過程自說自話，而且在攻守雙方的參戰人數上也出現了多個版本。有的作者也許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在相關部分采取了模糊處理的辦法：或不予提及，或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或相互不一，甚至自相矛盾。這種情況在世界通史教材中出現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其涉及的內容太浩繁，線索太復雜，而且通史作家并不是拜占庭史專家。但是即使是一些拜占庭歷史和文化相關的專業書籍在談到此次戰役的參戰人數時表述也很混亂，模糊的程度特別突出。例如《拜占庭帝國史》中認為參加攻城的部隊有10-20萬人，這個數字的范圍太大，是一個模糊的說法。在徐家玲的《拜占庭文明》中關于此次戰役提出了很多改變傳統的說法，但對于雙方參戰人數這個重要信息卻不置一詞。在趙彥主編的《拜占庭文明》中則認為土耳其陸軍“總兵力”為15-20萬人。而在《拜占庭的故事》一書中則采用了攻城部隊是守軍人數的20倍這一說法。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數問題上表述是很混亂的。

徐家玲著《拜占庭文明》

國內書籍對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數字表述混亂的根源主要在于它們各自依據的外文書籍的描述存在差異，一些公認比較權威的外文作品都有著各自的表述：就雙方參戰總人數而言，有的書中說是8萬，有的說是10萬，多的則達到了40萬之眾，甚至有攻守雙方人數比為500：1的提法。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經典《羅馬帝國衰亡史》提到的參戰人數就有20萬、30萬和40萬；奧斯特洛格爾斯基（Georgiy Aleksandrovich Ostrogorskiy）在《拜占庭帝國》中則用比例表示攻守雙方人數為20:1；仁西曼（Steven Runciman）認為奧斯曼人參戰兵力為8萬，而30萬和40萬這兩個數字是希臘人所說的，威尼斯人說的則是15萬；美國拜占庭學者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也同意8萬這個數字；專門研究晚期拜占庭軍事的巴圖西斯（Mark C. Bartusis）則明確提出“雙方參戰總人數合計為7萬人”。在這些說法中，數字差距相當懸殊。上述數據都是近代以來不同學者給出的數字，而想要調查清楚真正的參戰兵力數字，首先要全面收集原始材料。

陳志強教授首先注意到的原始材料出自希臘史家勞尼庫斯·查爾克康迪拉斯（Laonicus Chalcocondyles）。他在著作《土耳其史》中明確提到此次戰役蘇丹穆罕默德二世親臨戰場，“據說當時這里聚集了大約40萬大軍……”陳志強教授認為這是數字“40萬”的原始根據。1453年土耳其人興起的時間還不長，當時他們并不注重文字的記載，所以其早期的歷史材料非常少。有學者認為《土耳其史》可以算作奧斯曼帝國最早的史書，所以此處提及的“40萬”可能就是后來所有史書中“40萬”的來源。問題在于，勞尼庫斯雖然生活在那個時代，但并不是這場戰役的親歷者或見證者，而只是此次戰役的間接記述人，所以他提供的信息不能與其他親歷者或者戰役幸存者相對比。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尼庫斯所記錄的只能算第二手的原始材料，而要想知道準確數據，還是需要找到戰役親歷者留下的各類文字材料。其中天主教邁提萊內教區主教萊奧納多（Leonardo di Chio）作為羅馬教宗派到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助理成為了戰役的親歷者和幸存者。他曾在給教皇回憶性質的信件中寫道：“（蘇丹）統率30萬戰將，在君士坦丁堡周圍安營扎寨……希臘人的人數充其量不過6000人”。此處他提到的“希臘人”是當時地中海世界對羅馬帝國居民的稱呼，“拜占庭人”的現代說法則在16世紀才出現。他還記載：“其他那些熱那亞人、威尼斯人和從佩拉秘密前來援助的人最多不過3000人”。佩拉是君士坦丁堡北部的一個商業特區，當地主要是意大利商人。所以萊奧納多的記載中進攻一方的“30萬”就成為后來史書中這個數字的原始根據。同時他還提到了戰役中守軍一方的參戰人數只有9000人，按此說法攻守雙方的比例約為30:1。

關于這場戰役，最重要的史料來自喬治·斯弗蘭齊斯（George Sphrantzes）的記載，他是這場戰役的參與者和指揮者，也是幸存者。他曾經記載到：“蘇丹返回戰場，以其全部軍械和陸海軍對，包圍了京城。他在京城18英里長的城墻下，部署了400艘大小船只封鎖海面，以20萬軍隊圍困陸地城墻。盡管我們的京城面積巨大，我們的守軍總數卻只有4973名希臘士兵，以及正好大約200名外國士兵。”因此后世史書中的“20萬”的提法根據就在此處，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轉引。記錄中的“4973名”精確到了個位數，是由于斯弗蘭齊斯的身份較為特殊，他是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近臣。在戰爭之前，君士坦丁十一世曾派他去城墻上清點士兵人數、查看缺少物資以及思考布陣策略，所以他能夠知道當時拜占庭士兵的準確人數。而他提到的“大約200名外國士兵”應當是編在拜占庭軍隊中的外國士兵，而非獨立作戰的雇傭兵。除此之外，杜卡斯（Doukas）也是戰役的幸存者。在他的記載中寫道：“4月23日，只發生了幾次進攻，暴君（蘇丹）調集了更多部隊。那些征調而來的部隊和那些自愿從各地匯集而來的人數難以計算。偵察兵報告說，至少有40萬土耳其軍隊。”此處提到的“40萬土耳其軍隊”可能是后世文獻中這個數字的原始依據。而根據他的記載，這里說的“超過40萬”是來自他人的報告而非杜卡斯自己的判斷，在后文中他又記載了自己的判斷：“非常明顯，一個羅馬人面對著20個土耳其人”，即攻守雙方兵力之比為“20:1”。此外他也曾提到守軍人數不足1萬，可以推算進攻一方大致有20萬人。而此處的“20：1”也成了后來史書中這個比例的原始出處。

只看希臘人的說法是不行的，因為他們要為拜占庭的君主說話，要為首都的陷落而悲哀，還要講述他們抵抗的英勇。當時還有一些拉丁人參戰，他們從事商人、醫生等職業，戰役期間恰巧留在君士坦丁堡，這些人也留有文字記錄。其中，佛羅倫薩商人加科莫·特達爾迪（Giacomo Tedaldi）記載：“在圍城期間，共有20萬人參戰，其中6萬人進行軍事進攻，包括3-4萬人攻城?！彼€說，“他們中四分之一的人穿制服和皮夾克”，這可能指的是奧斯曼的精銳部隊加尼沙里禁衛軍。加科莫還寫道：“其他人則一些穿戴法國服裝，一些穿匈牙利服裝，還有些戴鐵質頭盔、土耳其弓箭和弩箭”。這說明蘇丹穆罕默德二世麾下有很多雇傭兵或從屬國士兵。據加科莫記載，“這20萬人中，其他兵士都是些盜賊、匪徒、流浪漢、工匠等等隨軍人員”。他明確提到有20萬人參戰，這從一個角度證明了斯弗蘭齊斯的數字。而加科莫對敵軍分類較細，甚至講到了攻擊城墻者的人數，他提到的“6萬人”可能是后世將參戰人數大大縮小的原始出處。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城時除了直接的攻城部隊，還有后勤人員。因為他的前人曾七次攻城未果，而君士坦丁堡也被稱作“冷兵器時代最堅固的都城”。所以蘇丹在仔細研究攻城歷史后，計劃用重炮將城墻轟倒，然后用瓦礫填滿護城河，讓土耳其大軍通過河道，沖入城墻的缺口。奧斯曼人的重炮非常巨大，在14個炮陣中，重型火炮都安排在羅曼努斯城門處的攻擊點上。后來的戰役過程也是按照蘇丹的設想進行的，城墻被轟塌，攻城部隊最終沖入城中。

威尼斯人尼科洛·巴爾巴洛（Nicolo Barbaro）也參加了這場戰役，而且他每天寫日記。后人研究他的日記認為，他的記錄沒有傾向性，只是一些冷靜的事實、數字。他的日記也從一個側面支持了斯弗蘭齊斯“20萬人”的說法。有一天巴爾巴洛在日記中說：“天明后第一個時辰，穆罕默德殿下指揮大約6萬大軍抵達君士坦丁堡城下，然后蘇丹將他的部隊分為3個集群，每個集群5萬人：第一個集群由基督徒構成；第二個由下等身份的人和農民等構成；第三個由加尼沙里禁衛軍團組成?！边@里沒有提到炮兵和其他輔助性人員，只是說了攻城的3個集群，也就是發起沖鋒的人。如果把那些填充彈藥、牽引火炮的人計算入內，恐怕也有幾萬人。所以，土耳其攻城部隊總數是超過20萬的。巴爾巴洛是戰地外科醫生，他的日記都比較平靜，缺少感情色彩，沒有之前所說的拜占庭貴族對亡國的悲哀，或是一般拉丁人對希臘人的蔑視。此外，還需要搞清當時城內的總人數，以及守軍一方的人數。巴爾巴洛認為：“希臘人總的數量不過6000人，其他那些熱那亞人、威尼斯人和從佩拉秘密前來的人加起來不過3000人?！边@9000人應當是指直接參戰守城的士兵數量。他還提到，君士坦丁堡戰斗結束是1453年5月29日周二，有6萬人被俘。杜卡斯也寫道：“土耳其人也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估計城內至少還有5萬士兵……結果他們殺了2000人便放手了。假如他們知道抵抗他們的武裝士兵只有8000人的話，他們就不會殺掉他們中的任何人了?！毕胍x懂杜卡斯的記載，需要明白土耳其士兵當時的習慣。他們不像蒙古擴張時那樣殺人如麻，而是利用被俘獲者索要贖金，或者將其變賣為奴。人死后就失去了利用價值，所以他們若知道城中沒有那么多人，便不會肆意進行殺戮。

由此可知攻守雙方的兵力非常懸殊，但是有些人記載的差距有些離譜。比如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約一個半世紀有一本書提到了上述萊奧納多的記載，也提到了參戰兵力數字的問題。多爾芬（Zorzi Dolfin）的作品中也有涉及這一問題。土耳其方面的史料非常少，英國學者仁西曼對土耳其史料進行了調查，分析他調查的史料可以看到，早期的史料中也缺乏數字內容。而那個地區有一些文學性的作品，比如莫內瓦西亞大主教馬卡利奧·邁利森諾（Makarios Melissenos）就寫道，當時雙方的兵力比是500：1，這一說法過于夸大，不必進行分析。

應該相信誰的記錄？

對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基本史料全面分析后，已經可以掌握此次戰役幸存者對參戰人數的原始記載。如果要提出“60萬”或者其他不同參戰人數的說法，一定要提供新材料。但是戰役參與者留下的文字在重要的數字上還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也造成了后世研究者的分歧。所以需要進一步對他們提供的史料信息做深入的分析，以便將這些原始材料變為分析問題的史料證據。由史料到證據還需要過程，正如做司法辯護時，不能只調來信息，還要建立起證據鏈，并以此為基礎得出比較客觀的結論。史料信息不等于史料證據，需要通過研究將史料信息中的史料證據提取出來，編入邏輯論證，并最終構成“歷史敘述”?，F在這些證據尚不充足，所以敘述也比較模糊。

陳志強教授認為斯弗蘭齊斯記載的“20萬人”數字最可靠，原因如下：首先，他本人是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親信。一方面他和皇族有親戚關系，其妻為皇族公主海倫，而其妹夫為皇族王公馬莫納斯。另一方面他本人有才能，因此成為三位皇帝的近臣。其次，他當時作為皇帝的重臣直接負責調查守軍的人數，在參與指揮調動守軍過程中親臨城防前線，從城墻上能夠目睹估算攻城土耳其軍的陣勢，并且直觀地計算出敵軍的人數。因為他有皇帝的親自委任，要如實調查上報，所以他有責任也有可能獲得真實的數字。

在旁證材料中，杜卡斯提出的攻守雙方兵力對比為20：1的數字是合理的。杜卡斯本人是拜占庭作家，和皇族有遠親關系。早年他因熱心于意大利的商業，一直在熱那亞政府擔任秘書。他是教會合并計劃的堅定支持者，雖然1054年東正教與天主教雙方分裂，但后來因為拜占庭帝國逐漸衰落，所以從皇帝的角度希望天主教世界派出部隊進行援助，為了達到這一點，他們放棄了過去一直堅持的東正教立場，同意羅馬教宗的意見，這就是所謂教會合并計劃?；实弁饨虝喜@然是有現實需求的，他希望得到援助。而杜卡斯支持皇帝，也支持這個計劃，所以和末代皇帝關系密切，在京城保衛戰期間一直參與抵抗土耳其軍事進攻的策劃、指揮。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僥幸逃亡，后來根據自己的回憶撰寫了難得的幸存者史料。他提出的比例數字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斯弗蘭齊斯提到的“20萬敵軍”是合理的。他的信息不是完全出自個人推測，雖然他也提到了“30萬”、“40萬”等敵軍數字，但是他說有些數字是偵察兵匯報，而非自己推測的。而勞尼庫斯并非君士坦丁堡戰役的參與者，他出生于雅典的文人之家，其父親和表兄都是晚期拜占庭的歷史作家。他本人接受過系統的教育，與普萊松（George Gemistos Plethon）等大學者接觸密切。拜占庭帝國滅亡時，勞尼庫斯已經30歲，當時非常痛心。雖然他沒有親歷戰場，但是在進行了一些訪談、調查之后，也成為了這場戰役間接的記載者。他所提到的“40萬”敵軍人數還是有一些夸大的，在其他史料中并沒有旁證。

在拉丁人中，加科莫提供的數字是“20萬”，還特別提到其中有6萬人分批次直接進攻城墻。他是佛羅倫薩的商人，常年在君士坦丁堡從事商業活動。戰爭爆發時他沒來得及逃走，攻城戰期間他參與守城，可能是因為家產問題。在城市陷落后，他逃亡佩拉城區的意大利商人社區，擠上末班船出逃。在近兩個月的交戰期間，加科莫積極參與抵抗防御，但是他缺少接觸最高機密數字的機會。不過他有可能依靠商人人脈廣泛的特點，獲取了相關信息，并以商人的精明估算了上述數字。他也為斯弗蘭齊斯記載的數字“20萬”提供了佐證。萊奧納多提到的數字則是“30萬”。他在戰前作為教廷特使伊塞多利的助手前往君士坦丁堡落實“教會合并”的典禮活動。這個活動當時很多作家都有記載，也引起了很大分裂，因為希臘人中普通的東正教信徒不接受合并。同時，教宗還派了200人的增援部隊協助守城，萊奧納多參與指揮這支小股部隊，一直跟隨守軍指揮官之一的伊塞多利樞機主教，也算是幸存者。戰役失敗后他逃往休斯島，心灰意冷，給教宗寫信講述了帝國首都陷落的凄慘過程。他有可能接觸最高機密數字，但是或在寫信過程中，為了表現抵抗的英勇和使命的艱難，他可能夸大了敵軍的數量。巴爾巴洛記載直接攻城的兵力有15-16萬人，分為3個攻擊團隊。他是外科醫生，在戰役期間救助傷員，每天還寫日記，在日記中雖然透露出對拜占庭人的厭惡傾向，但還算比較冷靜。實際上，周圍日益崛起的其他民族已經不再尊重衰落中的拜占庭人，常常嘲笑他們。在巴爾巴洛的作品中提到的數字接近“20萬”，具體分析他的文字可以得知，他所說的“15萬”和“16萬”實際上指攻城部隊中的幾個批次攻擊兵力，沒有包括進行戰地軍械維修、傷病救治醫療的輔助性作戰人員在內。陳志強教授認為這樣考慮的話，“20萬”比較合理。

奧斯曼土耳其人最初長于陸戰，弱于水戰。在攻城期間，有幾條船沖破他們的封鎖，蘇丹穆罕默德二世雖然很著急，騎馬跳入水中，但也沒有起作用。回到對數字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斯弗蘭齊斯記述的“20萬”人數是比較可靠的，不僅在于他本人的情況最適合掌握這個數字，而且在于他的記載得到了許多旁證材料的證明。同時，其他的敵軍數字如“6萬”、“8萬”、“30萬”、“40萬”甚至更多的都不足為信，因為它們沒有可靠的旁證，而且大多是估算出來的。特別是有些過于夸張的數字并非出自戰役的親歷者，他們缺乏掌握這些數字的可能性。所以經過分析，“20萬”這個數字還是相對準確的。這個“準確”并非是在現代科學意義上，而是在推算上，是在形成史料證據方面的說法。君士坦丁堡的要塞在冷兵器時代還是很難攻破的，它的護城河本身就比較深，而且有外城和內城兩部分。雖然內城比外城要高大，但是防守任務主要由外城承擔。1453年戰役期間，為了防止外城軍心動搖，將內城城門通道全部鎖住，但是當防衛總指揮喬萬尼在受傷由外城退至內城時，將城門打開了一條縫，還是造成軍心潰散，防守被沖破。

談到數字問題，應當考慮涉及這個數字原始記載者的立場、情感存在某些人為的因素，或有某些可以理解的傾向性。比如，所有幸存者在對皇帝、對希臘人、對帝國的描寫上是存在差異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判斷與好惡。在涉及人和帝國的描寫上差距很大，拜占庭人在落筆時一致贊揚，一邊倒地稱頌皇帝以及希臘人的英勇抵抗；而拉丁人的指責和嘲諷較多。在數字問題上，雖然也有語境的影響，但大體上都是客觀冷靜的態度。有時數字記載有誤，或者被夸大，但是也沒有明顯地褒貶、好惡的口吻和語氣，所以相對客觀。在全面分析上述原始材料，以及其記載者的情況等其他因素后，陳志強教授得出的結論是：奧斯曼人攻擊陸地城墻的兵力為20萬人，城墻上的守軍約9000人，而海軍和后勤工兵等未計算在內，此外還有沿海城墻上的守軍，對馬爾馬拉的一側等都應有布防。如果將雙方兵力相加，應該共計不到30萬人。因為守軍中應當不止這9000人，可能還有其他非正規的抵抗者，所以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數字。

數字考證的啟迪

第一，歷史研究中的數字非常重要，因為它能以定量的形式為定性的結論提供強有力的說明和邏輯論證的根據。雙方“兵力懸殊”，只是定性的說法，如果沒有“量”的說明會顯得不準確。但是如果有數字，比如“攻城部隊有20萬人，守軍只有9000人”，則可以立刻對比出兵力差距。

第二，歷史數字是最可懷疑的信息，因為在它產生之初，就有原始記載者的誤差，當然可以通過分析找到其中更準確的內容，但這樣的誤差在一開始就存在。數字考證要將這個誤差分辨出來，比如“20萬”、“30萬”等數字的來源。并非所有的原始信息分量都一樣，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特別關注的。這些最初的誤差又經過歲月磨損形成后世收集信息的誤差，這也是不能小視的。比如斯弗蘭齊斯的記載，如果找他本人原來寫的文本，會發現這和后世常見的版本不一樣，這實際上是歲月造成的。雖然其中數字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原來他寫的文字只相當于現在看到的“詳細記載”中的十分之一?？赡芩垢ヌm齊斯當時心情很不好，所以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是經過后人的整理，其文字增加了很多，很多細節也得到補充了，但是數字本身在原始文獻中是存在的。此外，或許并非只有上述幾種包含數字的原始信息，其他的記載可能在后來動蕩的歲月中被磨損，或者徹底丟失。在后來的解讀者那里，也出現了語境變化造成的誤差。比如，從吉本往后的幾百年中，拜占庭歷史研究者早已關注過相關的重大事件，之所以出現諸多描述和提法，是因為解讀者們在選擇哪個數字、相信哪種材料上發生了變化，而且語境也發生了變化，一個詞在當時和后來是否有變化，也會產生誤差。不同研究者傾向于不同的材料，吉本、仁西曼和瓦西列夫的選擇都不相同。特別是研究晚期的拜占庭學家有時為了給故事“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傾向于“往好處寫”，表現拜占庭人的英勇。但在仔細審視材料后，或許會發現他們的解讀未必正確。所以歷史數字是應當高度懷疑的信息，這并不是說應該拋棄它，而是要對其中可能的誤差高度關注。在今天數字化的世界，有人認為歷史研究應當倚重“數字化”。但是這些數據中本身就可能存在較多誤差，比如數據的原始形成依據了何種標準，又是如何進入“大數據系統”中。但是如果一開始就有誤差，那么誤差會越來越大，所以不能輕信，要先搞清整個數據系統。

第三，歷史數字的選擇性解讀非常困難，需要判斷哪些數字重要，哪些不重要。比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中的數字眾多，除了人數還有防衛武器數量、重型大炮石彈的重量以及其破壞力、土耳其加尼沙里部隊的軍服重量以及穿上它是否消耗體力、影響攻城等。在這些數字問題中，選取哪些，判斷其是否重要是關鍵所在。而且數字的選擇還會影響研究所要說明問題的準確性。

第四，歷史數字研究可能或只能是歷史研究的輔助性工具，不能盲目相信數字。要謹慎對待數字，因為歷史數字的形成和取得疑點重重，正如剛才通過具體案例看到的那樣。因而以它為根據作出的判斷也留下了很多疑點，在“大數據”受到追捧的今天尤其如此。現代世界中數字也未必準確，因為統計中可能有水分。除了模型如何建構、基礎標準是什么外，特別是非數字表現的信息怎樣調查都需要考慮。比如“幸福感”的統計就未必準確，需要考慮調查的地點，抽樣的方式等因素。所以歷史研究還是一種人文性的研究，而數字只能起到輔助作用，千萬不能將其作為“盲目崇拜”的對象。之前計量史學很受歡迎，但是也鬧出了一些“笑話”。比如，有學者計算得出美國南方奴隸在南北戰爭之前一生挨三鞭子，因此奴隸制不是造成南北戰爭的根本原因。這個結論看似可笑，但它是通過計算得出的，這也是計量史學早期的“成果”。當然，現在的研究者也會注意這些問題，對歷史數字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五，鑒于上述幾點，在研究結論中不要使用歷史數字。假如不說“雙方兵力差距懸殊”，而直接用“攻城部隊20萬人，守軍不足1萬”的數字，那么一旦有新材料出現，這個數字可能就要被推翻。量化的特點決定了歷史數字的脆弱性，這也是最容易形成“軟肋”的地方。很多歷史之謎就源于歷史數字的不確切性。所以，歷史研究結論最好只做定性的描述，而放棄定量的描述?？赡苡行┭芯空卟煌膺@個看法，但是陳志強教授認為，如果從反面看這個問題，最容易找到歷史研究結論中破綻的地方就在歷史數字上，所以做定性的描述會更加穩妥、合理。

陳志強著《拜占庭帝國通史》

主題報告結束后，陳志強教授與在場師生進行了精彩的問答互動。限于篇幅，本文僅選取其中部分問題整理刊發：

Q：您剛才在講座中提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守軍數量非常少，而且根據其他史料也可以發現，當時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也非常稀少，我想知道這樣一種狀況是否和拜占庭晚期的瘟疫有一定關系？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說，從1347年黑死病在拜占庭爆發，到1453年拜占庭滅亡的百年時間內拜占庭反復經歷了多次瘟疫，比如君士坦丁堡被瘟疫襲擊了十五次。另外我還想知道您如何看待黑死病或者晚期的瘟疫對拜占庭衰亡的影響。

A：這兩個問題幾乎是一個問題。你提到的這個非常對，實際上瘟疫問題很重要，因為生態環境史，包括疾病史是現代研究很重要的方面。現在有人專門研究災害，其中除了疾病還有地震等等，當然其中瘟疫最為直接。君士坦丁堡確實反復遭受過多次重大的災害和瘟疫，尤其是6世紀的大鼠疫，即所謂“查士丁尼瘟疫”，實際上是影響最厲害的。根據當時的記載推算，至少有45萬人死去，按照比例數字推算，那個城市的人口相當多，至少60-70萬，也有學者推測有上百萬，當然，到晚期就沒有那么多人了?，F在歐美實行的“自然免疫”其實在古代也是這樣，沒有什么好辦法，只能通過得病產生自然免疫力，但這是以大量人口的損失為代價的，一直到20世紀初才發現鼠疫的特效藥。毫無疑問，不光是地中海世界，整個歐洲的人口一直非常少是與此相關的。在歐洲，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反復出現這種情況，其影響非常大，尤其對拜占庭帝國的衰亡。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的研究是需要有數字的，現在有定性的說法，但還要有定量的研究，最好有基因等科學研究的結果來解釋這些問題。比如6世紀的瘟疫和后來13-14世紀的瘟疫有什么關系嗎？還是說瘟疫從未間斷，在氣候適宜時又反復發生？瘟疫一定是對拜占庭晚期，特別是拜占庭帝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不僅是拜占庭，就是在其滅亡后，對整個歐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目前缺乏深入的、科學層面上的研究。最近有報道，在一些古墓中通過檢測手段發現了鼠疫的基因。這樣的考古發現就非常重要，至少能確定鼠疫有多大范圍，彼此之間的聯系又如何。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從定性的角度已經能夠“猜測”出來，但是現在還缺乏科學層面的深入研究。

Q：請問在國內的研究條件下，拜占庭研究的一手史料從哪里獲得？

A：這個問題還是很專業的。首先，材料過去沒有，但是現在全部在網上。17世紀以前所有的歷史原始文獻全部數字化了，有一些是公益性的數據庫，大家都可以使用，其中部分非常好，有可貴的原始材料。當然也有些數據庫是需要付費的，比如拜占庭研究最好的“希臘語言寶庫”（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數據庫，從1973年開始建設，直到現在每年還在更新，原來是光盤版，現在則是網絡版。這個數據庫可以說包含了從荷馬以前到拜占庭以后，所有的希臘文原始材料，當然要先學會希臘語才能讀懂。另外還有一些原始資料，比如拉丁文的數據庫。還有一些二手材料，比如研究專著和論文，現在加起來大概有近8萬種。當然有些后人的研究成果涉及到版權問題，想得到比較困難。但是近些年比較好的是，國內一些研究希臘、拜占庭的重點中心在資料建設上下了很大功夫，如果將來能夠實現全國共享就更好了。

Q：在研究拜占庭或中世紀史過程中，教會的記載、壁畫等史料會提供強有力的佐證，這類史料如何查找？

A：這個問題非常好。近一二十年對這類材料非常關注，特別是一些公益性的網站，比如哈佛大學建立的“敦巴頓橡樹園研究圖書館及收藏館”（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里面有很多圣徒的傳記，其中有原文也有英文翻譯，而且它們是公益性的材料。此外，如壁畫、考古新發現都在網上公布，有的是愛好者所作，而有的是研究機構所為。比如在巴爾干地區有很多拜占庭的壁畫，特別是教堂中的濕壁畫。當然，現在它們被破壞得很嚴重，這是需要趕快加以保護的。當然，使用這些材料也面臨剛才提到的數字的利用問題，有的人專門用大量的壁畫去說明某個問題，可是我們知道壁畫雖然可以補充很多文字不足的方面，但同時它是靜態的東西，不能反映變動的過程，也有其局限性，這也可能會落入到一些陷阱中。所以無論教會的記載，還是壁畫都可以成為研究的史料，史料的概念現在特別開闊，但是關于怎么用現在還在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