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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讀|《住在武康大樓》中的“對話”

趙琦
2020-08-18 15:36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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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大樓是魔都出鏡率最高的建筑之一,它經常同原法租界、鄔達克、宋慶齡故居、歷史建筑保護等等關鍵詞一起出現。以口述史為主要內容的《住在武康大樓》一書,將這棟建筑本身、相關人物以及背后影影綽綽的城市史編織在了一起。除了訪談人與被訪談人之間的對話外,書中還隱含了另外幾組值得尋味的“對話”。

《住在武康大樓》書影,陳保平 陳丹燕 著,同濟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

其一,輔樓與主樓的“對話”。我們現在所說的武康大樓實際上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老武康大樓由萬國儲蓄會投資、著名匈牙利籍建筑師鄔達克設計,落成于1924年,建筑面積最大;新武康大樓于1930年建成,與老樓以通道相連;輔樓為新老武康大樓共用的汽車庫。1949年后,汽車庫被改造成住房,主要分配給了偏底層的工薪階層,目前依然擁擠地居住著100多人,條件較差。而主樓(指新老武康大樓,下同)那邊,根據相關資料,1949年以前,除相當一部分僑民外,華人居民多為“金領”階層,“戶主的名字一般都很雅致,可見出生于知識家庭,男性居民大多是清華、南開等名校本科畢業生,多就職于九江路金融業、紡織業、醫院等行業”。1949年后,人民政府將樓里的住宅分配給了南下干部、部隊家屬和文化界人士。由于大樓周邊音樂學院、交響樂團、電影公司等文化單位密集,主樓住了不少文化名流(鄭君里、趙丹、王盤生、孫道臨、王文娟等人曾居住于此)和知識分子。

《住在武康大樓》共訪談了13位居民,并有幸將輔樓里的兩位居民納入其中,雖篇幅不長,卻豐富了本書的社會學意義。被訪談人邱錦云女士和唐桂林先生,均于1950年代入住輔樓,也都經歷了一家多口蝸居在狹小空間內的逼仄生活。邱女士出生于此,一家6口人住14平米,而唐先生2歲入住,最擁擠時5口人住19.7平米——這種居住條件和主樓形成了鮮明對比。由于輔樓和主樓在建筑上相連,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現象理解為,不同的社會階層依照空間位置的不同(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混居),從1949年至今,一直都在同一棟建筑中生活,彼此之間既區隔,又在某種程度上相連。訪談人顯然也很關注武康大樓這個比較特殊的居住現象,在訪談過程中有心想要探究輔樓和主樓居民之間的關系。

兩位被訪談人對于輔樓與主樓之間的交往記憶并不一致。唐先生的階層意識較強,當被問及輔樓的小孩是否會去主樓玩耍,他回答說:“不大去的。他們那里檔次和我們不一樣。”而在邱女士的記憶中,同樣問題卻有完全不同的答案:“我們有聯系的,完全有聯系的。那個時候大家一起玩,雖然我們這里是汽車間,但這里的小孩都蠻有出息的,大家都跑來跑去一起玩的。”她言談間的“平等”意識,和唐先生十分不同,這也許同個人的經歷與性格有關。

邱女士口中“一起玩”的空間基礎,是連接輔樓和主樓的大樓花園,人們可以在那里穿梭來去。這個大樓花園作為全體居民的公共空間,為不同階層的孩子提供了游戲、交往的空間,成年人也可能在此發生一些往來。雖然這種空間聯系是后天形成的(輔樓原本不住人),但在這個很微小的案例上,也可以看出公共空間在不同階層交往中的作用。

談到公共空間的功能,在對王勇先生的采訪中也被提及。他認為,主樓中占比很大的公共走道,一方面讓住戶在心態上不會感覺那么局促,基本的空間距離讓人避免了爭搶之心;另一方面,也為鄰居們提供了交往平臺。這種鄰里間緩沖性質的公共空間,在后來的新建住宅中幾乎被完全忽略,走道被視為純粹的交通空間,在設計上面積被壓縮到最小。鄰居們沒有對話的空間,見面最多寒暄兩句便各自回家,一定程度上,這也是造成當下鄰里關系十分淡漠的原因之一。

上述設計考慮到的公共空間,可以為住宅和社區設計提供很有價值的參考,公共空間所能承載的“對話”功能可以在更貼近生活的空間設計中得到實現。

武康大樓設計圖紙  圖片來源于網絡

其二,居民與武康大樓的“對話”。一棟歷史建筑的生命周期往往比一個自然人的要長很多,它就好像是一個時間的容器,迎來送往許多人物,建筑是主,居民是客。在訪談中,若干居民擁有相對能自我“抽離”的“客居”心態,這制造了他們與武康大樓進行“對話”的機會,而這些“對話”的結果成為本書的亮點之一。

1954年入住的林江鴻先生令人驚訝,所有訪談中,他對武康大樓歷史的描述最完整、最全面。林先生退休以后開始研究這棟樓,通過檔案閱讀、聽過去老人的敘述以及互聯網搜索,對武康大樓及曾在此居住過的歷史名人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他提供了一些其他渠道不太容易找到的信息:1949年以前,曾有白俄在武康大樓居住,依據是鄰居家女兒的口述——他們搬來時房間里留有白俄當時使用的家具;建國初期,蘇聯專家亦在此居住過,依據是他自己兒時的記憶(他甚至記得蘇聯鄰居家兩個孩子的名字);江青于1963年造訪過鄭君里一家,與鄭君里的夫人黃晨大約談了一個小時,依據是鄭君里兒子鄭大里的口述。時間來到文革以后,林先生的口述繼續提供各種人們知之甚少的人物線索,如為居延書簡的轉移做出重大貢獻的名士沈仲章、中國舞臺美術先驅王挺琦、《每周廣播電視報》和《為了孩子》雜志創辦人荒砂女士(原名芮琴和)等人的事跡。林先生顯然對武康大樓傾注了很多心血,他是口述史項目最喜歡遇上的兼具親歷者和研究者身份的人物。他與武康大樓對話的方式,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去看待自己曾經親歷的歷史,同歷史對話,同自己對話。

另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被訪談人是1956年入住的周炳揆先生,他是歷史建筑保護的完美實踐者。周先生在武康大樓居住了60多年,他家的房子是所有訪談對象中保護得最好的,除卻統一被拆去的熱水汀、燙衣板,他沒有在歷次裝修中改動房屋的任何結構,甚至連墻面都不忍打洞,“現在只有我還在用窗式空調,為啥堅持到現在呢,是結構簡單,不破壞房子,不打洞。人家把百葉窗丟了,我把人家丟的撿回來,要是我家的壞了就可以用這個補。”這種執拗到極致的做法,放在追求舒適和現代感-的室內裝潢潮流中,顯得十分可貴。

即便是住到老房子中,絕大部分房主都會敲這弄那,要求改變房子來適應自己的居住需求。周先生則抱有完全不同的理念,一來他認為武康大樓當時的設計觀念很先進,生活中需要的空間一應俱全;二來他受到工程師父親的影響,父親一直都講“這個房子是什么樣子就什么樣子,不要去動它”;三來是他認為房子的功能除了居住之外,還有對長輩的紀念——實際上,這就是歷史建筑保護最樸素的出發點,我們保護曾經和將來都不屬于我們的歷史建筑,不就是為了紀念前輩和為后輩留下值得被紀念的東西嗎?我們與歷史建筑的對話,是溯源也是傳承,是為自己的孤獨感找慰藉,再把這份慰藉完好地傳遞給后人。

老地圖中的武康大樓,可見“汽車間”。圖片來源于《上海市行號路圖錄》(1947年)

其三,武康大樓與世界的“對話”。建筑作為最影響城市外觀的存在物,是城市與世界對話的重要載體。殖民地時期的建筑是上海建筑史上繞不開的部分,外灘萬國建筑群至今依然是上海的標志性形象之一。而殖民地時期的建筑所承載的情緒是有些復雜的,一面是十里洋場的光鮮,一面是民族積弱的屈辱,武康大樓就是其中一個縮影。武康大樓與世界的對話,在其落成時期以及將近百年后的當下最為活躍,這兩個階段的對話都以開放的姿態進行,但內涵卻完全不同。

初落成時的武康大樓是租界的產物。本書中引用《上海法租界史》的研究,該書提出武康大樓選址建造的位置,恰是法租界與公共租界的界限處,落成的建筑含有法租界向公共租界滲透和拓展的用意,一定程度上也是列強之間競爭和斡旋的焦點。建筑的擁有者為萬國儲蓄會,該機構的六位董事中有一位是中國金融資本家葉琢堂(其他五位皆外籍),從微觀層面反映了當時租界范圍內由外商和華商構成的復雜經濟體系。1937年字林洋行出版的行名錄中記載了武康大樓當時的居住者,包括嘉第火油物業公司的銷售總代理、美亞保險公司上海辦事處的經理、西門子上海公司經理等僑民;30年代的住戶中有三分之一的姓氏是俄國人(住戶Katyak提及的線索);而本書口述史項目根據街道派出所的檔案記錄,查詢到1949年以前入住的居民包括一部分華人“金領”。多元化的居民身份,是武康大樓開放性的一種表現,而當時的“開放”帶有相當程度的“被迫”,是由殖民者主導的開放。華洋混合居住的階段結束于1949年,“被迫”結束了,“開放”也暫時蟄伏。

時間來到21世紀,武康大樓近年來經歷了兩次比較重要的“更新”,一次是在2007至2008年間進行的“武康路綜合整治”,另一次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前夕進行的“保護性修繕”。和普通的個體一樣,以什么樣的方式去看待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去,取決于自信程度。歷史建筑保護的興起,原因之一自然是城市能夠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歷史,原因之二則是務實精神,歷史建筑作為上海的“門面”,不僅有獨特的文化價值,也是城市自我營銷的重要工具。上海最早的繁榮是因為開放,上海將來的繁榮亦依賴于開放,依賴于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包容歷史的和當下的各種不同價值觀與文化之間的碰撞。

“老外”又回來了,被采訪者Katya、Adam夫婦2007年剛來上海不久就住進了武康大樓,以此為基地進行上海歷史與文化研究。對武康大樓本身的濃厚興趣改變了他們的研究軌跡,基于Katya的俄羅斯籍身份,二人在基本完成上海老城廂項目后,開始投入俄國人在上海的歷史研究,并驚奇地發現,武康大樓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線索。根據Adam夫婦的見聞以及其他居民的口述,目前武康大樓居住了相當一部分的外籍人士,大約在10到20戶左右。這里又重新變成了華洋混住的社區,而這一次的開放是建立在自主和平等基礎上的開放,是與世界分享屬于人類的文化遺產。武康大樓與世界的對話將會繼續進行下去,其內容也將越來越豐富。

今日武康大樓  圖片來源于上觀新聞

一棟歷史建筑的生命力在于其所能提供的“對話”空間,它可以是對話的發生地,也可以是對話的主體。《住在武康大樓》也許是上海第一部以一棟歷史建筑為聯結紐帶的口述史讀物,它的意義可能并不在于內容的有趣和扎實,而是在于拓展了歷史建筑所能提供的“對話”空間,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對話之中。它可以成為一個范例,不久的將來,在歷史建筑口述史這個主題下,會出現更多精彩的作品。

(作者趙琦系半層書店合伙人,聯系郵箱29709060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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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讀”專欄每月以一本書作為媒介,圍繞城市話題進行寫作。

    責任編輯:沈健文
    校對: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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