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字暢安，中國文史學者，文物收藏家、鑒賞家。對中國傳統工藝的研究深入，并在介于文物與民俗之間的諸多領域都有豐富的收藏。董橋稱其為“中國第一玩家”與“活故宮”。

文|尚剛，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如果說當代有哪位文物學家成就最卓著，那他一定是王世襄。如果說現今有誰對老北京的民間游藝了解最全面，那他一定還是王世襄。

如此評價自有實在的依據。世襄先生已出版著作三十余部，文章刊布則在百篇以上。其論著的學術內容已包括了漆器、家具、竹刻、書畫、銅佛、匏器等等，而游藝的品類則涵蓋著鴿子、蛐蛐、蟈蟈、大鷹、獾狗、摔跤等等。世襄先生不惟著述等身，論到學識之淵博、見解之深宏、觀察之細膩、討論之嚴遂、描述之精確、文筆之優雅、感情之真摯，當代文物學家也無人能出其右。起碼，我的見聞是如此。

說到文物學，不論世襄先生的哪種論著，都有重要的價值，而學術意義最大的，則當推《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飾錄解說》，這兩部著作是他傾誠竭力數十年的心血結晶，他的學術風貌也在其中展現無遺。

在中國，文物學是門古老的學問。若從宋代金石學算起，已有了千年歷史。入明以后，文物學卻總與古董商糾纏不清，單調古舊的手段、陳陳相因的議論、貧乏干癟的語匯令研究困頓難前，幾乎淪落為學界嗤笑的對象。

20世紀40 年代以后，中國文物學終于展現出新氣象，探討制作、研究材質、參證文獻、注重考古成果逐漸成為有識之士的新作為。這新氣象的萌生，全因若干前輩的身體力行，而在這不大的學術群體中，世襄先生堪稱典范。

通常，文物學家總愛依據時代模糊難辨、來歷不甚可靠的器物，臆造出種種莫名其妙的標準，斷漢定唐，說真論贗，如此鑒定，年代錯亂者不少，指鹿為馬者更多。世襄先生截然不同。按說，以他深切的體認和淵博的學識，鑒定家具并非難事，但他卻總在推拒，近年則尤甚。道理是以他舊有的積累，對當今的材質與制作已難一一辨清。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世襄先生芳嘉園舊居墻壁上，曾長期粘貼一紙，楷書“奉上級指示，王世襄不得為他人鑒定文物”。

實物是文物學研究的核心，世襄先生當然關心真偽、關心時代，他也深具作出權威鑒定的能力與聲望，但他從不輕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別慚愧的是明式家具的準確斷代問題未能很好解決”（《明式家具研究·后記》），而明式家具卻是他用心苦、認知甚深的文物種類。這種求實的精神實在令人感佩，與那些昏頭昏腦主觀臆斷和為牟取錢財而違心鑒定的各類“專家”相比，真有天淵之別。

最令世襄先生縈系于懷的是文物的科學研究方法。為更準確地解說實物，他下苦功，費大力，拜師求教，調查采訪，揣摩分析，對所論列的古代漆木器的技藝、材質，積聚了遠遠超出前輩學者的深人認識。

為了解漆器，“他恭恭敬敬地師事名漆工多寶臣先生，在兩三年內幾乎每星期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厭其詳地提問題，寫筆記。他還將多老先生請到家中，請求修復殘器，在旁幫助操作”（朱家溍《“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

為研究家具，他曾長年放棄國慶和春節的休假，在北京與其周邊四出尋求，“遇到值得研究或保存的家具，原主同意出售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便買下來。買不到便請求準許拍照。拍不成，則請求準許量尺寸，繪草圖”（朱家溍《明式家具研究序》）。

為認知家具榫卯，他還“請求匠師，用柴木仿制，乃至切削蘿卜，摹擬榫卯”（《明式家具研究·后記》）。對匏器，他曾手植、做模，以實踐求真知。他1938 年的制作甚至被香港的文物家誤斷為出自清人之手。

世襄先生不尚議論，其學術建立在切身體驗的基礎上，源源本本，有根有據，真切之極，樸實之極，是真正的求實之學，是既有著述、辭書里搜尋不到，卻必將進入學術史、足以垂之后世的切實有用之學。而他所解說的《髹飾錄》、校釋的《魯班經匠家鏡》等更是以“動手動腳找東西”為重要基石，對文物基礎研究的實質性大貢獻、大突破，書齋學者絕對無從措手。

切身體驗當然不會令世襄先生滿足。既然研究的是行將消逝的文明，既然現存的孤立文物是在已經消逝的環境中產生，若懷抱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想，就必須閱讀大量的歷史文獻，因此，他的著述又以充分的載籍為重要的學術支點。

或許讀者不會認為世襄先生花費了太多的文獻功夫，但如果認清古代手工藝的卑下地位，如果了解古代匠師多為文盲的歷史現實，就該知道關于工藝美術，特別是關于其制作、材料的文獻有多么珍稀。世襄先生絕無掉書袋的習氣，但在其著作中，已經稱引了出自經史子集的大量文獻，其內容貼切翔實，數量大大超出既刊著述，顯示出深厚的文獻功底和巨大的精力投人。

歷史文獻之外，世襄先生的研究還大量引用古代畫跡版刻，這在《明式家具研究》中，表現得尤其充分，而畫跡版刻所揭示的內容，形象直觀，又往往是古籍缺載或抽象的文字闡釋易于引發歧義的。

真贗、時代是研究文物無法逃避的重大問題。盡管傳世文物往往擁有更高的藝術價值，但多數終由于來歷不清、時代不明，而科學價值較低。因此，問題的索解必須以來歷可靠、時代明確的考古實物作基本的參照。

世襄先生的研究對象，大多屬于明清時期，而考古學尚很少顧及明清，故其多數論著似乎對考古成果的關注不很突出。但漆器情況特殊，世襄先生的筆鋒更多地指向較早的時代，故在以《髹飾錄解說》為代表的漆器論著里，從撰著時搜得的一切考古資料中精選出典型，以為研究的依據。

現今的文物學家均已不同程度地關注考古學，故討論文物參證考古資料，眼下并不稀奇。而但凡稍知學術史，就該了解世襄先生是如此作為的最早的少數學者之一，在他撰著的當年，多數專家還在依傍傳世文物循環論證。這當然能充分說明世襄先生的識見深遠，方法科學。

書無索引早成為當代中國學術出版不大不小、又疼又癢的痼疾通病。可貴的是，世襄先生最重要的著作皆附索引，在無電腦提供檢索便利的當年，真不知世襄先生僅憑紙筆，為編寫那些附錄消耗了多少精力，也不知他為說服出版社排印那些看似無關的內容，花費了多少口舌。

世襄先生的本科與究生教育都在燕京大學完成，難免有人會把這歸之于他早年接受的西式教育，但還該想到，燕京大學的畢業生著書者很多，何以只有世襄先生的國學著述如此。即令出版發達如今日，又有幾種學術著作有了索引？除去嚴格的科學精神和力求方便他人的敦厚用心外，恐也尋覓不出更好的解釋。

當今之世，“急就章”俯拾即是。匆匆撰著，訛誤必多，某些作者雖明知其失，卻總以種種說辭聽任謬種流傳。世襄先生的著述絕非如此，其寫作已經反復推敲，成稿后，還要一再修改。如《髹飾錄解說》，初稿寫作于1949年冬至1958年秋，自費油印200冊，聽取意見后，1965 年和1977 年兩作修改，到1983年方正式出版，1988 年再版，仍作了增補，還加入了何豪亮先生的97則訂正。

《明式家具研究》出版于1989 年，其實自1945 年起，世襄先生便著手搜集資料，至1960年，已草成《中國古代家具——商至清前期》。1962 年，又截取其中明至清前期一段重新改寫，1982 年改寫完成，1985 年后再作修改補充。

由于家具各部件的咬合方式極多，為精確描述、科學總結，《明式家具研究》的結構一章甚至五易其稿。這種嚴謹著述、謙遜治學的態度令人高山仰止。倘若人人學習這種精神，今日比比皆是的學術墮落斷乎不會見于世間。

文物考古著作的文字大多令讀者煩厭不堪，尤其圖版說明，每每干癟乏味至極，仿佛非八股不成文章。但世襄先生筆下的這類文字卻簡凈、準確、生動、優美、雋永，從不落窠臼、入俗套。如果說，文體所限，圖版說明尚難充分施展，那么，收入《錦灰堆》貳卷里7篇記述舊京游藝的文章，特別是那原稱《秋蟲六憶》的《秋蟲篇》，讀時恍若親臨，讀罷回味無窮，我和朋友至今還會回憶初讀它的愉悅之感。《秋蟲六憶》絕對是為世紀中國散文的上上之品。

對世襄先生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有心人一定會驚嘆。當然，這與他早年的優裕家境有關，同他家富收藏緊相聯系，也和他精深執著又博雅善文的個性。但中年以來的超人勒奮也是成就他事業的關鍵。1958年起，黃苗子先生被請入世襄先生私宅居住，他這樣回憶：早上“四點多，暢安（世襄先生號）書房的臺燈，就已透出亮光來了……三、四年工夫，暢安就以刻蠟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飾錄解說》、《畫學匯編沖》、《清代匠作則例匯編》、《雅刻集影》等數十萬字的述作，（《其人其書(明式家具珍賞代序) 》）。

勤奮已經成為世襄先生的生活習慣，直到晚年，他仍舊堅持黎明即起，投入工作。勤奮玉成了他的事業，也挽救了他早歲的“荒嬉”，否則，人們無緣見到那許多出類拔萃的學術論著，也無由讀到那些精妙優雅的游藝文章。特別是游藝文章，它們大多出自八旬老人的弊端，內容大多為青年王世襄“荒嬉” 的精彩實錄，而寫作的勤奮執著至少不減當年“荒嬉”的忘情投入。

在當代中國的文物學家里，王世襄的名字特別響亮，他受景仰，得愛戴，這不僅因為他有大批卓越的著述、半生坎坷的經歷，還因為其言行、筆墨浸了愛。這愛直接表現為對學術、對游藝的執著和認真，而潛藏著的卻是對朋友、對國家的誠摯和忠心。

在著述中，世襄先生一再表達對師長、朋友的真誠感情，他的師友中既有朱啟鈐、劉敦禎、梁思成之類的“大人物”，也有多寶臣、石惠、李建元、祖連朋等老匠師，還有一些跡近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的早年玩友。他研究漆器，本受朱啟鈐先生啟發，因此，《髹飾錄解說》用朱老題簽，在《前言》中，表達了對朱老的深摯謝意。待正式出版，朱啟鈐先生已辭世多年。承朱老長孫朱文相先生面告，出書后，世襄先生即持奉朱府，并面對朱老遺像恭行大禮。假如說抗戰勝利后世襄先生為國家追討回大批文物是職業行為，假如說世襄先生潛心研究、記述中華文明數十載是興趣使然，那么，我親見的一事足以深刻證明他的愛國之忱。

1999年春，中國駐南聯盟使館遭美國戰機轟炸后不久，我到王府拜望。談話中，電話鈴響，世襄先生接聽，交談了幾句，竟有些激動，還說：“這個時候，見面不合適?！币娢液闷妫愫喪鼍売?。原來，一位美國專家早約好到中國拜訪，如今，人已到，要定拜訪時間。世襄先生說：“他們的飛機剛剛炸了我們的大使館，我現在怎么能和他見面？” 2003年10月，世襄先生榮獲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唯一的年度主獎，與夫人商定后，世襄先生把獎金10萬歐元全數捐給希望工程，用于重建武夷山區的一所小學。世襄先生要求，校名里不出現他的名字，而稱“中荷友好小學”。

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女士搜剪紙，他80壽辰時，夫人曾以剪紙《大樹圖》祝賀。大樹由漢畫變形而來，枝繁葉茂，渾樸雄壯，剪紙又以器具、動物的形象巧妙表現了世襄先生的學術、喜好與經歷，將漆器、家具、竹刻、繪畫、銅佛、匏器、鴿子、蟋蟀、蛐蛐、大鷹、獾狗、烹調、干校放牛等等盡皆融匯其中。

《大樹圖》多貼切！世襄先生就是文物學的大樹，因為根深，所以葉茂。因為有愛，所以頑強生長。2003年10月29日，可親可敬的袁荃猷女士駕鶴西去。這是位純真熱情、善良勇敢的老人，她曾以瘦弱的身軀堅韌地支撐了世襄先生的人生與事業60載。從此，世襄先生將踽踽獨行，人們再不會見到那兩位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卻同樣仁愛、同樣剛毅的老人互相攙扶著欣然前行了。

所有熱愛中華文明的人都在感謝王世襄，因為他給了我們知識，給了我們愉快，他在倡導樸實的學術，示范不撓的人生。

進入2004年，世襄先生便壽滿90。安寧、健康！這是一切有良知的人對他的衷心祝福。

（原載《美術觀察》2004年第1期）

原標題：《尚剛：文物學大樹——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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