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簽署命令，批準將伊斯坦布爾圣索菲亞教堂改為清真寺，并特意選擇在24日（周五主麻大禮）進行首次穆斯林禮拜活動，教堂內外有數千人參加了禮拜，埃爾多安也親自出席。埃爾多安此前還曾宣稱“只有穆斯林青年才是土耳其的真正后裔”，土耳其是“單一宗教”國家。這些言行不僅引起人們對土耳其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擔憂，更讓人想起曾經是伊斯坦布爾重要組成部分的非穆斯林社會和文化，百年來一直被邊緣化和壓制的命運。

今天的伊斯坦布爾呈現出地地道道的伊斯蘭城市景象，其實不用上溯多么遙遠，在20世紀初這里還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分秋色的地方。根據帝國末期官方和各宗教團體的統計，全城人口約100萬，其中穆斯林人口大約45萬，信仰東正教的希臘族人口約25萬、亞美尼亞人口約20萬，猶太人約5萬，還有數萬西歐僑民。穆斯林作為統治者主要聚集在金角灣西北側舊城法提赫（Fatih）的核心區域，以及較為落后的亞洲部分；而舊城的邊緣地帶和發達的新城貝伊奧盧（Beyo?lu），居民則以非穆斯林為主。所以，稱非穆斯林社區為伊斯坦布爾的“另一半”，無論是在人口、還是在規模上都沒有絲毫地夸大。

然而，在百年以來以“土耳其化”為中心的民族國家建構中，那些符合民族歷史敘事的清真寺和帝國宮殿，在國家力量的呵護下愈發熠熠生輝。而同樣燦爛多彩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和其他非穆斯林群體的社區、教堂紛紛走向凋敝和消亡，并且被有意或無意地從歷史記憶中淡忘。

作為多元世界中心的伊斯坦布爾（1453-1914）

奧斯曼帝國雖然以武力征服著稱，但是其統治卻相當寬容。帝國政府體系的重要官員對非土耳其人敞開，比如1453到1704年的116任大維齊爾（Grand Vizier，相當于首相）中只有18位是土耳其人，其余則是希臘人或來自巴爾干基督教家庭的德夫希爾梅（Dev?irme，宮廷近衛）。得益于開放的統治政策，作為帝國首都的伊斯坦布爾逐漸匯聚了帝國乃至整個近東的精英。

另一項重要的政策是“米勒特制”（Millet），帝國擴張中征服了大量的基督教民族（占總人口的40%以上），帝國并沒有像其他伊斯蘭王朝那樣強迫被征服者改宗，而是采取了尊重和承認現狀的做法，允許這些非穆斯林民族，依據宗教信仰來建立自治組織米勒特。蘇丹任命的米勒特領袖代表帝國管理米勒特內的臣民，米勒特享有處理宗教世俗事務的自由，以及征稅權和司法權。由君士坦丁普世牧首領導的東正教米勒特人數多達1000萬，在帝國重心歐洲部分，其人數要比穆斯林多得多。1461年，奧斯曼帝國蘇丹還允許成立了亞美尼亞格里高利教（東正教的一派）米勒特，由君士坦丁亞美尼亞主教領導，在帝國晚期其人口數量約150萬左右，教堂1600余座。

伊斯坦布爾最重要的非穆斯林群體是希臘人。希臘人原本是伊斯坦布爾這片土地的主人，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奧斯曼帝國對希臘人相當禮遇，頗似蒙元和滿清對漢族士大夫地位的承認，他們享有崇高的經濟和文化地位，在政治上也擁有相當的勢力，是帝國的第二大股東和重要的“管理合伙人”。尤其是17世紀晚期以后，夾雜著帝國奧斯曼統治階層衰落、西方對奧斯曼影響增強，以及國際貿易越來越發達等因素，歐洲文化背景的希臘人的地位越來越高。

希臘人聚居在法提赫西北部的法納爾（Fener，亦做Phanar )。這里興建了眾多東正教堂，包括蒙古圣瑪利亞堂、保加利亞圣斯德望堂、圣喬治主教座堂（君士坦丁普世牧首駐地）以及眾多教會學校，其中包括希臘正教最高學府的正教學院（被希臘人稱為Great School of the Nation——“國家大學校”）。這里形成了與法提赫宮殿—巴扎附近截然不同的歐洲東正教文明的風貌，而居住在這里的希臘族上流人物被稱為“法納爾人”(Phanariots)。

法納爾社區的一所希臘東正教修道院，現在已經被改為清真寺。攝影：王明遠

17世紀晚期以后，“法納爾人”逐漸控制了地中海東部內部航運和奧斯曼帝國與西方的貿易，今天希臘發達的航運產業基礎就來自于奧斯曼帝國時期。19世紀中期，遠在英國的恩格斯也能深深感受到希臘商人的影響力，他說：“這一種貿易和整個黑海貿易的意義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徹斯特的交易所里耳聞目睹，在那里，皮膚黝黑的希臘商人越來越多，他們開始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土耳其的真正爭論點》）

“法納爾人”還長期充當奧斯曼帝國和歐洲諸國的中間人，把持帝國的外交。奧斯曼帝國甚至把多瑙河地區的土地交給“法納爾人”管理，從1711年開始，位于今天羅馬尼亞的瓦托幾亞和摩爾達維亞公國中的大公都由“法納爾人”擔任，希臘語成為這兩個公國的第二語言和學校、教會通用語言，在羅馬尼亞歷史中，1711年至1821年被稱為“法納爾時代”（Phanariotes）。19世紀初，阿里帕夏統治的西巴爾干地區，希臘語也成為宮廷語言。

在金角灣的對岸，近代發展起來的新城貝伊奧盧，更體現了帝國的多元色彩。貝伊奧盧主要居民分別是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猶太人和“黎凡特人”。亞美尼亞人在商業中心塔克西姆（Taksim）和卡拉柯伊（Karak?y）都形成了社區，僅僅加拉塔和佩拉方圓數公里內就有十多家亞美尼亞人教堂。亞美尼亞人的精英群體“阿米拉”（Amira），對帝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擁有廣泛影響力。伊斯坦布爾最有影響力的40家銀行中，12家屬于亞美尼亞人，12家屬于希臘人，8家屬于猶太人，而土耳其人僅擁有1家。此外，亞美尼亞人在建筑、醫學和藝術方面也有重要的地位，帝國晚期建設的新皇宮多瑪巴切宮就是亞美尼亞裔建筑世家Balyan家族設計的。

長期作為伊斯坦布爾第四大族裔的猶太人也是貝伊奧盧的重要族群。伊斯坦布爾的猶太人主流是來自西班牙的、躲避宗教迫害的賽法迪猶太人(Sephardi Jews)，鼎盛時期，猶太占伊斯坦布爾總人口的10%左右（5-7萬），在16世紀，伊斯坦布爾一度成為世界上猶太人最多的城市。到一戰之前，加拉塔附近有3萬多猶太人，20多家猶太教堂。加拉塔附近的著名旅游景點卡蒙多階梯（Camondo Steps）就是由猶太人亞伯拉罕·所羅門·卡蒙多（Abraham Salomon Camondo）建造的，他是奧斯曼近代銀行業的奠基人，同時他還負責建立了伊斯坦布爾市政局，也是城市基礎設施的近代化的奠基人。

加拉塔附近黎凡特人社區的羅馬天主教堂，這座教堂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475年，是由在伊斯坦布爾的威尼斯商人所修建，后來幾次毀于火災，最近一次重建發生在1841年。攝影：王明遠

另外，伊斯坦布爾一直有數量不小的歐洲僑民，他們被稱為“黎凡特人”（Levantines，有時候還被稱為“法蘭克人”）。黎凡特人以意大利人最多，在20世紀初的數量為12000-14000人（Alessandro Pannuti，2004)，其次是法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他們擁有至少5座天主教堂、3座新教教堂、2座英國國教教堂、1座法國天主教徒和1座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其中，最大的是始建于1725、重建于1906年的安東尼堂，可以容納數千人禮拜，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就曾經長期在這個教堂布道。

伊斯坦布爾的多元文化是展示奧斯曼帝國普世主義統治思維的最好窗口：只要承認土耳其人蘇丹的統治權威，任何宗教和文化的民族都有發展的機會。這個時期的伊斯坦布爾不僅僅是伊斯蘭教最高領袖哈里發所在的城市，也是東正教的教權和學術中心，還曾經一度是全世界猶太人最多的城市和塔木德出版中心（15世紀末-17世紀初）。互為仇讎的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在伊斯坦布爾實現了長期的和平繁榮，這是世界歷史上不曾有的。在近代紐約成為國際都會之前，伊斯坦布爾是一直是世界上族群和文化最多元的城市。這正是伊斯坦布爾長期的魅力所在，到訪這里的拜倫、戈蒂耶和福樓拜無不被它折服。

伊斯坦布爾的血腥“凈化”（1914-1922）

伊斯坦布爾何以告別國際都會，成為土耳其人的伊斯蘭城市？學界習慣歸咎于19世紀晚期以后土耳其民族主義對非穆斯林群體的排擠和屠殺。然而，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產生，直接原因是歐洲列強壓迫，更是俄羅斯和奧匈對巴爾干穆斯林迫害的結果。所以，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化”，可以說是基督徒的民族主義和穆斯林的民族主義相互刺激的結果。

法國大革命后，帝國境內的基督教民族先后產生了民族主義意識，首先是希臘人，繼而是巴爾干斯拉夫民族和亞美尼亞人。面對境內高漲的具有獨立傾向的民族主義，1839年開始的坦齊麥特運動（Tanzimat，“改革”）和隨之興起的“奧斯曼主義”思潮，寄希望于給予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等的權利，以增強非穆斯林民族對帝國的認可，共同結成一個像美利堅民族那樣的“奧斯曼民族”。

然而，“奧斯曼主義”的寬容并沒有阻止基督教民族的獨立運動。并且在1878年以后風起云涌的獨立戰爭和兩次巴爾干戰爭期間，出現了大肆迫害和驅逐穆斯林的現象，涌入安納托利亞的難民數以百萬計，很多省份穆斯林人口增長50%以上。另一方面，主張奧斯曼近代化改革并沒有給穆斯林帶來好處，反而非穆斯林民族的精英成為最大受益者，恩格斯在《土耳其問題》一文中說：“斯拉夫（指巴爾干民族）的和希臘的資產階級才是真正滲入這個國家的任何一種文明的真正支柱。這部分居民越來越富，影響越來越大，而土耳其人則越來越被擠到后面。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壟斷了民政軍政的官職，那么很快就會完全看不到土耳其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土耳其主義”開始登場，他們主張帝國只有在講土耳其語的穆斯林基礎上才能生存下去，基督徒和阿拉伯人要么接受同化，要么被剔除在外。尤其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的“團結與進步委員會”執政后，“土耳其主義”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統治階層的共識。而實現“土耳其化”的手段，團結與進步委員會已經意識到采取和平的方式不能實現，必須訴諸武力解決。正如當時的英國駐伊斯坦布爾的大使勞瑟爵士評論的那樣：“（團結與進步）委員會放棄以任何以同情和憲法方式將非土耳其分子奧斯曼化的想法……而他們目前所執行的‘奧斯曼化’的政策，無異是把非土耳其分子放在一個土耳其臼內搗碎。”

由于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在帝國核心部分與穆斯林廣泛混居，土耳其主義者認為他們將是對土耳其人國家安全的致命隱患。因此，消除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成為土耳其主義者迫不及待要實現的目標。事實上，在哈米德二世時期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就在有組織、有計劃屠殺亞美尼亞人，1896年亞美尼亞人武裝占領奧斯曼銀行后，僅僅在伊斯坦布爾就有6000多人遭到殺害，又經歷了1909年屠殺后，到一戰爆發前，伊斯坦布爾的亞美尼亞人已經比1880年代減少了近10萬。

1915年帝國議會通過了《驅逐和重新安置法》（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Law）授權軍警遷徙流放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的少數民族人士，將種族清洗合法化。先是伊斯坦布爾的2500多名亞美尼亞領袖被殺害，接著安納托利亞大約60萬至100萬美尼亞人遭到屠殺。到1923年，土耳其全境僅剩下不到7萬亞美尼亞人，伊斯坦布爾大規模的亞美尼亞社區不復存在，同時，作為伊斯坦布爾經濟重要統治者的亞美尼亞人的財富也被剝奪殆盡。據1919年的巴黎和會統計，大屠殺給亞美尼亞人帶來的經濟損失共19.4億金法郎或42億美元，約是當時世界首富洛克菲勒財富的3倍。

希臘人也因1910年代至1920年代接連的動蕩被清除，首先是第一次巴爾干戰爭中對色雷斯地區希臘人的驅逐，接著是《驅逐和重新安置法》對希臘人的殺害，再而后是希土人口大交換。1820年代的希臘獨立戰爭并沒有改變希臘人的分布狀態，到20世紀初，希臘第一共和國人口只有80萬，而奧斯曼帝國內的希臘東正教徒仍有200多萬，多數希臘正教教徒更愿意留在寬容的奧斯曼帝國，全球希臘文化的中心不在雅典，而是在伊斯坦布爾。但是到1920年代以后，土耳其安納托利亞已經沒有什么希臘人，僅在伊斯坦布爾剩下數萬。

在戰爭和國際沖突的激蕩背景下，從1914年到1923年，在短短9年內，伊斯坦布爾人口就實現了“穆斯林化”，即使那些沒有遭受清洗的非穆斯林群體（比如黎凡特人）也因血腥動蕩而離開這里。這時候，安納托利亞的非穆斯林已經非常微不足道（從22%降至不足1%），即使是土耳其境內種族最多元的伊斯坦布爾也已經從種族上“凈化”為土耳其人的城市，1923年的穆斯林已經占據了城市人口的75%左右。這也意味著，一千六百多年時間里長期作為世界都會的伊斯坦布爾從此消失，賴以影響世界的文化、宗教和族群紐帶也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伊斯坦布爾雖然人口是以前的十幾倍，但終究只是個影響力有限的國家中心城市。

位于法納爾的希臘正教學院，這所建筑于19世紀晚期由希臘商人贊助修建，被譽為當時伊斯坦布爾的“第五大城堡”，也是當時伊斯坦布爾第二大學術機構。1923年后長期被關閉，如今僅剩下21名教師和少數學生。攝影：王明遠

徹底死亡的非穆斯林社會（1923年以后）

不過，發生在“一戰”前后的種族清洗行動，并沒有徹底消除伊斯坦布爾非穆斯林社會的力量，各個民族受損程度也不一，最輕的是猶太人，幾乎沒有受到沖擊，而最嚴重的是亞美尼亞人。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前后，非穆斯林依然在控制著伊斯坦布爾的商業，比如在1922年，該城的1413家餐廳中，只有97家屬于土耳其穆斯林。非穆斯林社區的徹底敗落發生在看似更溫和的土耳其共和國時代。

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后，憲法上明確承認了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終止了針對非穆斯林的暴力行動。并且，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構建的是一個世俗化的社會，伊斯蘭教教士勢力也受到政府大力壓制。這些都貌似給非穆斯林創造了更公平的社會環境，然而，非穆斯林要在新的民族國家立足實則是愈發艱難。因為，土耳其民族國家建構的基本意識形態已經決定了非穆斯林們受排擠的命運

其一，土耳其共和國的很多創始者們本來就與青年土耳其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都是堅定的“土耳其主義者”，“土耳其化”仍是建立新的國家的第一要務。當時的土耳其總理伊諾努（后來接任凱末爾擔任總統）在國民大會宣稱：“我們是單一民族成分的國家，我們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將居住在我們祖國上的所有人土耳其化。”“對于那些反對者，我們要進行打擊和驅逐”。以土耳其人為主的新的民族國家和現代化的國家機器，要比奧斯曼帝國時期更有力推行“土耳其化”政策。

其二，土耳其的民族的建構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土耳其人”的判斷標準，不是采用民族主義常用的以語言為標志的做法，而是以宗教劃分。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安納托利亞、講土耳其語的希臘東正教徒被當做“希臘人”遣送到希臘，而來自巴爾干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則被認為是土耳其人。實際上，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的穆斯林與安納托利亞穆斯林之間的文化差異，要遠遠大于世代居住在這里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與他們的差異。宗教信仰也被標注在身份證上，只有穆斯林才被稱為“土耳其人”，而那些非穆斯林只能稱作“土耳其公民”。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現代土耳其國家的肇造就是建立以非穆斯林為“假想敵”的基礎上的，如果不能消除在經濟和文化上仍具有優勢地位的非穆斯林的影響力，民族國家的建構也就不可能完成，政治家和執政黨只有通過打壓非穆斯林才能獲得政治支持度以及凝聚土耳其人的團結。為此，土耳其共和國采取一系列政策全面消除非穆斯林的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

第一是文化上的“土耳其化”政策。1920-30年代，政府先后推行姓名法、土耳其語運動等促使非穆斯林的“土耳其化”，消除長期以來保留的文化特征。從1927年到1935年，由于擔心遭受政府的制裁，講希伯來語的猶太人從84％下降到54％，到“二戰”以后，全世界各地猶太人紛紛移民以色列，其中來自土耳其的猶太人已經是母語水平最差的群體之一。希臘和亞美尼亞東正教徒也開始用土耳其語講道，他們還成立了土耳其基督教徒主義協會，促使基督徒土耳其化，并關閉了大量民族學校。

第二是職業上對非穆斯林的全面清除。1926年通過的《公務員法》禁止非土耳其穆斯林成為公務員，1927年又出臺法令，規定外國公司除了經理和副經理之外，雇員必須全部是土耳其人。1932年的“2007號法令”又對非穆斯林的職業做了進一步限制，他們不得從事股票交易、銀行、律師、中間商、醫生、音樂家、攝影師、建筑師等30多種職業，這些職業都是當時伊斯坦布爾收入比較高的行業，也是長期以來非穆斯林所擅長的領域，這個法律其實是關閉了非穆斯林專業人士的生路。

第三是對非穆斯林的財產剝奪，其中最顯著的1942年的財富稅（Varl?k Vergisi），本稅種依據是否為穆斯林劃定不同的征稅標準，非穆斯林族群不到全國總人口的2%，卻繳納了93%的稅款。這次征稅總額達3.24億里拉（按照購買力計算約合今天的100多億美元），相當于1942年土耳其國家預算的80%。對非穆斯林的殺雞取卵式的重稅政策，導致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的企業紛紛倒閉，而政府趁機將這些財產低價拍賣給穆斯林。這個政策根本上摧毀了非穆斯林在伊斯坦布爾的經濟優勢，伊斯坦布爾在經濟上也實現了“土耳其化”。

對非穆斯林社會的最后一次沉重打擊是1955年的“9月事件”。1920年代希土人口大交換后，仍有7-10萬希臘人留在伊斯坦布爾，法納爾依舊是以希臘人為主的社區。1955年希土之間爆發塞浦路斯沖突后，在政府的縱容下，9月6日至7日，土耳其民族主義者首先開始襲擊希臘人的社區，繼而攻擊對象擴大到亞美尼亞人、猶太人，整個騷亂中5000多家商店、110家酒店、73家教堂被砸毀，11人死于暴力。1964年，希土再次爆發塞浦路斯沖突后，土耳其下令驅逐持有希臘護照的居民，伊斯坦布爾希臘人銳減到2000左右。其他非穆斯林群體也在這兩次事件中大量遷徙到國外，猶太人減少了七成，亞美尼亞人減少了四成，意大利和法國人減少了三成。可以說到1964年以后，非穆斯林已經在伊斯坦布爾完全邊緣化，沒有什么影響力了。

1960年代以后社會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土耳其伊斯蘭教的勢力逐漸抬頭，東正教、猶太教的處境卻在世俗政府和伊斯蘭教雙重壓制下處境更艱難。土耳其的《民法》和《基金會法》長期不承認非伊斯蘭教教會擁有法人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合法持有財產，屢屢出現教堂被改為清真寺、教會的慈善機構被政府占用的事情。基督教還一直被禁止設立新教堂，并且無法享受清真寺的水電費優惠政策。尤其是本世紀埃爾多安執政后，針對非穆斯林和非伊斯蘭教的歧視性行為，意味著對非穆斯林社會的排斥主義的長盛不衰。

今天的非穆斯林社區已經衰落不堪了。曾經長期作為伊斯坦布爾二大族裔的希臘東正教徒和他們的文明，幾乎被從這片土地上抹去，法納爾已經沒有那些優雅的希臘精英，淪為那些來自偏遠地區勞工的聚集地。山下的君士坦丁普世牧首宗座教堂儼然是淹沒在穆斯林文明中的一個孤島，只能遙控希臘北部和北美洲的一些教會。亞美尼亞人僅剩下5萬左右，他們不再是獨立大街豪宅的主人，多數居住在城市西郊的Bak?rk?y（機場附近），從事中低層工作；猶太人數量僅剩下2.2萬左右，半數以上的猶太教堂已經被廢棄，多數開放的教堂也都是季節性的。非穆斯林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經降到不足1%，在這一個世紀里，非穆斯林喪失的不僅是人口的地位和財產，還有在這個伊斯蘭城市發展文化的“合法性”，當下的伊斯坦布爾的非穆斯林社區已經處于“文化滅絕”的邊緣。

尤其是在近些年來土耳其國內伊斯蘭主義復興的語境下，這些非穆斯林在僅剩的文化空間里，也都小心翼翼地做人，除了要面對歧視，還要提防愈發頻繁的恐怖襲擊（1986年2003年針對猶太教堂的恐怖襲擊分別造成22人和23人死亡，君士坦丁牧首的住所也曾經遭受炸彈襲擊）。2018年我訪問伊斯坦布爾最大的猶太教堂和平谷會堂期間，正值美國宣布將駐伊斯蘭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引起伊斯蘭世界新一波的仇恨猶太人情緒，和平谷猶太會堂大門緊鎖，附近軍警荷槍實彈加以保衛。去參觀隔壁的猶太紀念館也頗不受歡迎，敲門許久，在經歷嚴格安檢后才被允許入內，非穆斯林對外界恐懼和抵觸的狀態可見一斑。

1910年奧斯曼帝國核心部分的民族“馬賽克拼圖”，如今除了信奉伊斯蘭教的庫爾德人以為，其他民族都基本都消失。圖片來源：The Genocide of the Ottoman Greeks 1914-1923，第15頁。

結語

百年來的伊斯坦布爾“土耳其化”的歷史向我們展示了20世紀歷史發展的另一面——這個世紀不僅發生著全球化，在很多地方也發生著“民族化”和逆全球化，它們發生在伊斯坦布爾、開羅、巴格達，發生在很多曾經被殖民的亞非城市。這些城市在古典的或近代的全球化中倍展魅力，然而在20世紀的民族主義主導的歷史中暗淡下來。

奧斯曼帝國雖然沒有土耳其民族主義史學中說的那么完美，但是從兩千多年來近東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沖突史來看，它的普世主義制度的確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解決方案，在奧斯曼蘇丹的統治下實現了長達數百年的和平，這是文明的巨大進步。然而，近代的民族主義撕碎了普世主義下的繁榮，雖然奧斯曼帝國內的多數民族終于建立了獨立的國家，但是無論是巴爾干，還是中東，都一直充滿血腥的沖突；即使是作為帝國第二大股東、文明水平最高的希臘人獨立門戶后，也并沒有實現獨立前期待的繁榮。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反思，1921年他以記者的身份實地考察希土戰爭的情況，在目睹了民族主義給安納托利亞各族人民帶來的災難后，他說“西方政治性民族觀念……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尤其是被移植到近東和中東的相異環境中之后”；“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顛覆性力量”。湯因比深刻感受到民族主義原則的簡單和殘酷，開始萌發“文明史觀”，指出用“文明”構建國家相較于民族主義的優越性——“文明永遠是要把四面八方新鮮的人口力量納入他們的視野”，并指出“近東與中東都符合這個文明的總體原則”。

從這個意義上講，古典的伊斯坦布爾是一種符合近東民族和宗教形態的“文明”，這種文明卻被民族主義解構了，生活在這里的各個族群最后走向撕裂、走向相互猜忌、走向廝殺，凡是不符合“伊斯蘭”和“土耳其”的元素都失去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對于“土耳其主義”者來說是勝利，對于“文明”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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