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像  章靜繪

史睿博士供職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任中古史中心圖書館館長，主要從事隋唐史、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古禮俗法制史等領域的研究。專業研究之外，他還擁有豐富的圖書館工作經驗，始終密切關注近年來文獻數字化、數據庫共享等技術的發展，持續思考數字人文和現代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近日結集出版的《春明卜鄰集》一書，即收入若干相關文章，《上海書評》借此機會，請他與大家分享自己關于數字人文、文獻學以及書籍史等方面的研究心得，以促進學界對相關問題的關注與討論。

《春明卜鄰集》，史睿著，鳳凰出版社2020年6月版，296頁，68.00元

數字人文是一個近年頻繁見諸媒體的話題，也算是一個極具時代意味的名詞，您剛出版的新書《春明卜鄰集》中，有一組文章是針對數字人文的討論，您如何理解這個命題？ 

史睿：數字人文的研究，實際上是超越具體學科之上的思考，關注并思考人文學科現代轉化過程中“索引”的作用與意義。當此媒介技術迭代時期，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應該如何繼承人類社會記錄與管理經驗、知識、智慧的方案，如何結合新舊媒體優勢實現全部人類知識的安全、平滑地媒體轉移，人工智能在可預見的將來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人類超越自身智力、體力和生命的局限，完成更偉大的學術工作，以及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怎樣避免知識利維坦的霸權，維護人文共和體的延續。

這讓我想到《引得》叢書，是洪業先生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在中國開辦的引得編纂處耗時二十年編制的六十四種古籍索引，對于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意義重大。這關系到一個知識管理的關鍵詞，就是學術檢索。古代學者靠大量的背誦把知識儲存在自己腦子里，但當知識數量過大，超過人的記憶能力時就很難處理與重組。這時就要依靠學術共同體的工作，將之有機規劃組合。只有做了索引或者做了數據庫以后，才能夠超越個體的有限生命和記憶承受能力，實現對更多文獻的掌握與處理。這個歷程的開端就是當年在燕京大學、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法漢學研究所里開展的那些索引編纂事業，也是今天學術檢索延續下去的必經之路。

洪業先生像

引得書影

索引以及一切檢索工具，本質上都是揭示人類知識內在關聯的認知方式，而且完全符合人類的認識習慣。徹底研究索引的原理和特性，能給我們帶來極大的啟示。索引揭示的知識規則，是構建新媒體時代人類知識體系的基礎，也是實現知識發現新方案的基礎。索引具有三種功能：學術進階的工具、知識發現的手段和學術評價的標準。傳統的檢索工具，其實是人類認知思維的外在表現。

索引有兩種形態，分別代表了人類的兩種認知形式，即知識擴展和模式識別。知識擴展又分為兩種形式，其一是單向度的知識擴展模型，就是在同一個文獻內部提出某些關鍵詞制成索引，當讀者在一個段落中發現其中一個關鍵詞，可以經由索引擴展到本書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詞，這是個閉合循環的知識擴展模型；其二是開放性的知識擴展，就是讀者在書中發現一個關鍵詞，通過綜合索引跳轉至多種文獻中與之相關的關鍵詞，從而不斷向外擴展。

在這個模型之上，如果把多個知識關聯序列進行疊加，我們便掌握了一個新的認知形式，就是模式識別。不是說通過一個已知的關鍵詞去找它在文獻中出現的位置，而是根據某些邊際條件探索某個關鍵詞集，即獲取位于一個相關知識序列中的知識集合。比如說，我們綜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舉年表（登科錄）、職官年表，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過科舉途徑入仕和此后的升遷途徑中較之寒門子弟有何優勢，甚至結合士族郡望表進一步細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與科舉之間的關系。模式識別是學術研究更高級的思維過程。

知識擴展和模式識別都依賴于知識系統的有序性和關聯性，由此形成的知識圖譜，是有關聯的、有序的知識集合。這個知識集合中，所有知識點都在一個相互關聯的網絡體系中，不是單個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項鏈上，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識之間的關聯。

知識圖譜正是用以實現模式識別思維功能的方案，它由多個知識本體庫和多個知識模型組成，把這些知識模型進行疊加以實現模式識別功能。知識圖譜的綜合架構有點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個知識點都能夠在它的分子鏈上找到，而每個分子鏈跟其他的分子鏈之間還有一種關聯，那么我們可以通過它的顏色、大小、方向來定位它到底是哪個具體的知識。我們看單獨的知識點，它是海量中一個不確定的點，但當我們把不同來源的知識進行拼合的時候，其實它就變成了一個某種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狀，每一個單塊都是不可移動的，是互相關聯從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問題、錯誤，包括誤解，其實都可以在這個體系中再認識。

分子生物模型

這種知識管理方案能夠讓我們把傳統媒體中經驗、知識和智慧，平滑地移入新媒體中，實現基于規則的方案和基于統計的方案的結合，也就是基于計算機技術的和基于專業領域知識的知識管理方案的完美結合，進而輔助人類更廣闊、深入地認識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

您在關注數字人文的同時，多年來也持續在進行文獻學研究和文獻學的理論思考，我們知道，去年3月，國家圖書館《文獻》雜志編輯部曾邀請多名北京地區文獻學界的青年學者，就文獻學研究的相關問題展開交流和討論，您發言的題目是《從傳統文獻研究到現代文獻學的轉型》，請您談談我們今天該如何看待文獻學研究這項工作？

史睿：由《文獻學青年談》直接引發的一件事，就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南江濤發起的“青年學者說文獻學”系列訪談，連載于公眾號“書目文獻”。這項活動向數十位不同學科背景的青年學者提出文獻學理論的追問，得到參與者的熱烈回應。這個追問的意義在于不斷提醒大家去思考文獻學的理論問題，這比得到具體回答更有意義。

《文獻》2019年第3期

當下，文獻學在名義上是不存在的，無論圖書分類法還是學科分類表都沒有“文獻學”這個類名。名之不存的現象，真實反映了我們的學術實況：文獻研究無處不在，各科均有，但是通性的文獻學卻虛無縹緲、不著痕跡。如你所提到的那篇發言中說到的，任何學科都需要有自己明晰的研究對象、概念體系、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然而目前文獻學恰恰缺少這樣的明晰定義與分野，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對于文獻學也缺乏明確的共識。

從這一事實出發，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學術界有文獻研究，但沒有通性的文獻學。由于文獻調查和研究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普遍存在于各個學科之中，所以因應各自學科需求的分科文獻學在現代學科建立之初就相應建立了。于是我們在圖書分類表和科學分類表上看到很多子學科類目，例如從屬于歷史學的“歷史文獻學”，從屬于文學的“古典文獻學”，從屬于哲學的“哲學文獻學”，從屬于自然科學史的“科學文獻學”，等等。這些子學科的基本屬性是由其上位類學科決定的，如果強行將這些子學科組合起來，也不可能構成一個獨立的“文獻學”，關鍵就在于，各科文獻學并不存在超越各個所屬學科屬性的文獻學概念體系和明晰的學科分野。

目前國內的文獻研究主要面向漢文印本典籍，非印刷文獻如簡帛文獻、寫本文獻被歸為出土文獻，非書文獻如歷代公私文書等歸入檔案類，在收藏體系和教學體系中與印本文獻分野清晰，相關研究往往排除在主流之外，漢文以外的文獻更是研究不足，外國文獻則極少涉及，以上類別在現有文獻學教材之中也沒有分量。從學科分野上看，因為文獻研究需要關涉文字學、語言學，以及一般文化史知識，乃至溯及哲學義理，于是就又將這些通通納入文獻學領域，這是典型的學科對象和邊界不清。

從方法上看，以版本學為例，前輩學者趙萬里先生開辟了版本學的科學體系，但此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他本人遭受迫害，學術也少有繼承，反而是琉璃廠書賈式的版本學家成了主流，主導了觀風望氣的版本鑒定路子，仿佛沒有一輩子的經驗就不能靠近，將經驗神秘化，變成無法歸納、不能傳授的“功夫”。惟近年艾俊川、郭立暄、李開升等中青年學者突破舊式版本學習氣，上承趙萬里先生，逐步建立起科學的、可傳授的版本學知識體系。

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后印研究》

從學科構造上看，傳統文獻研究陷入古書瑣碎知識的積累，互相之間的聯系非常松散，通用性、體系性的學科理論和方法嚴重不足，跨文化、跨文明的文獻研究又處于邊緣，與思想史、文化史、文明史結合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即使論及這些問題也多是空疏無當的，缺乏堅實的文獻學論證。

從學科之間的關系上，文獻學不僅要為人文研究各領域提供處理文獻的基礎方法，也要為其他學科提供以文獻為主要對象的研究理路和學術啟發，但是目前的問題是文獻研究多數只是文獻研究者自己的事業，對于其他學科殊少方法論的貢獻，這是文獻學處于“學科鄙視鏈”末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以為，文獻學應當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載體上如何生產、使用、管理、流變為主要內容，它為我們提供有關人類記錄知識的基本類型與方法，研究跨載體文本轉移與人類文化、文明延續之間的關系，乃至文獻本身的文化價值和文明意義。“青年學者說文獻學”系列訪談中有不少與談者將文獻學比作數學，既有工具性又有學科性，我非常贊成這樣的比喻，但需要注意的是，數學在工具性之外有其自身意義，尤其以數論領域為其皇冠之珠，對比數學，目前我們的文獻學恰恰缺少自身的理論構建。重新定義文獻學，或云為文獻學辯護，非常易于催生文獻學的問題意識，擺脫前近代的泛濫無歸的研究模式，轉化為現代的有清晰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論的學科門類。以上對于文獻學定義的嘗試肯定是非常不成熟、不完善的，之所以敢于提出來敦請學術界討論，正是由于文獻學非常迫切需要這樣的理論建設。

您提到，文獻學應當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載體上如何生產、使用、管理、流變為主要內容，我們尤其注意到“載體”一詞，在數字技術浪潮的推動下，我們正身處一個文獻載體迭代的歷程當中，對此，您認為文獻學正面臨哪些問題，或者是說應給予哪些回應？

史睿：文獻是知識、文本和物質媒介和結合，關于思想、言說和文獻之間的關系，先哲早有深刻的思辨，如希臘哲人柏拉圖的太陽之喻，中國哲人莊子的輪扁斫輪之說，很明顯，思想大于言說，言說又大于文獻，但是人事代謝，萬載悠悠，古人的文獻是我們認知自身思維與知識積累僅存的遺跡，我們需要從此著手以發掘全部知識和意義。這是文獻學之所以具有基礎性和通用性的原因。

我們目前處于文獻載體轉變的時代，有人號稱紙本載體已經死亡，人類已經進入電子媒體時代。身處這樣的時代，人文學者一方面享受新媒體技術的便捷，另一方面又深刻憂慮知識傳承的巨大斷裂。2000年盛夏，國家圖書館有件喜慶大事——電子目錄檢索系統開通。當時紫竹廳東側目錄檢索室里滿滿的目錄卡片柜變成了“無用之物”，作為青年館員，我曾奉命親手把數十個卡片柜搬到偏僻的走廊里，廢置不用。這是一件頗具劃時代意義的行為藝術，是無知而傲慢的現代圖書館技術對于目錄學基本功能“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章學誠《校讎通義·互著》）的否定。今天，無論哪家圖書館都難覓目錄卡片柜的蹤影，館方和用戶都認為電子目錄可以全面取代書本目錄和卡片目錄。短短二十年，目錄體系已被MARC標準和庫房架位管理代替，讀者“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能力也隨之嚴重退化。面對劇烈快速的媒體更新，我不僅和書籍史大師費弗爾（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一樣擔憂紙本書籍品種的大量丟失，更擔憂的是，人類的知識管理方案與認知能力的喪失，以及隨之而來的歷史的系統性斷裂。

圖書館目錄卡片柜

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預見多遠的未來，我們倒是不用回顧太遠，非常幸運地及身得見如此深刻而劇烈的變化。由此可以預見，這次更徹底的知識載體迭代歷程中，人類智慧必然丟失得更多更快，對此我們必須有所警醒。我也許不是合格的圖書館員，常懷杞人之憂；樂觀的數字圖書館首席專家大概坐下都有千里良駒，不懼深淵在前。

人類社會不是單向度的線性發展，得失之間的利弊需要仔細衡量。在雕版印刷快速發展之際，蘇東坡曾對青年學子處于日傳萬紙的環境中“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狀態浩嘆不已，我們今天何嘗不是如此呢？電子媒體確實帶來了文獻獲取的便利和平權，但是陷入信息海洋中的人類是否比以往吸收并傳承了更多的知識，且因此生發出更高的智慧呢？從知識有序性的方面來看，這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傳統文獻的體式以及由之構成的知識管理方案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人類處理文獻有五六千年的經驗，不能在新媒體取代舊媒體的時候通通放棄，反而應該積極將這些資源加以總結，結合電子媒體的優勢，將之優先轉化為新時代的知識管理體系。

知識管理體系方面，中國書籍分類法的創立時代與世界其他文明比較，大致同時。除此之外，我們對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曹魏時代（公元三世紀）發明的以類書總結知識的辦法，特征是分類合理而精密，吸收經史子集各類文獻的內容，基本知識粒度小，查詢方便。在這一知識體系下，從釋義擴展到相關語詞、文句、篇章，可以進階學習，實現規范控制，互相參見，根據主題可以生成各類專題匯編，極易實現知識重聚和創新，經史子集各類文獻都能由類書轉化，也能以類書形式管理，善莫大焉。類書開創了嶄新的知識管理方式，打通了所有學科，使得人類能夠快速簡明地掌握全部知識的概觀，并由此深入探索各個知識門類，實現知識重組和再創造。與之相似的，還有各種具有明晰分類功能的傳統典籍，例如各類正史、地志、政書、目錄、譜錄、字書、韻書等，而且從類書到上述各種分類編纂的傳統典籍之間具有明確的對應關系，類書是總綱，而其他典籍都是類書的子類。五代后蜀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即《春秋左傳》的人名索引，具備現代索引的基本特征，換句話說，中國很早就有編纂單書索引或專題索引的做法，而且一直延續到近代。

后蜀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宋刻本

我們注意到，這兩種新穎的知識管理形式都是與文獻載體更新同步的，類書的出現與紙本代替簡帛大致同時，索引的出現與印本代替寫本大致同時，兩者的疊加，使得此后的魏晉南北朝和兩宋時期文化發展取得重大成果。像我一開始就談到的，索引增加了新的知識管理形式，是建立現代學術的基礎。索引以有意義的關鍵詞為單位，其知識粒度明顯比書或者是篇章這樣的粒度要細膩得多。有了索引，每個學者都可以共享編纂歸納的知識，每位用戶都能超越個體的經驗和能力獲取更為詳備的文獻，做更多更精深的研究。所以研究人類文化和文明的傳承，我們不僅要注意文獻載體和技術的發展，更要重視知識管理體系的更新。對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文獻學應當發揮作用。

刻本是宋代以降的主要文獻形態，長期以來文獻學研究形成了基于刻印本文獻為主研究思路的路徑依賴，您平時也涉及大量出土寫本、碑銘石刻等文獻，我們該如何看待媒材和文本之間的關系，以及，這方面的思考對于文獻學研究的范式更新有何意義？

史睿：文獻類型無論早晚，存留多寡，都平等地作為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不能因為某種文獻類型留存較多，就以偏概全，把此種文獻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當作通性文獻學的一般范式。面對不同的文獻載體，我們既要關注它的物質特性和相關工藝過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文本內容的差異，文本跨媒體傳播的原理，也要承認不同載體文獻的統一性和延續性。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依據文獻上留存的文本和痕跡來認知文獻載體物質性與工藝過程的相關問題，其實我們可以再推進一步，直接從文獻生產的物質性入手。例如寫本文獻的載體特性，以往主要從圖片所見痕跡入手，現在需要從紙張、毛筆、寫本文物，以及落筆于紙的書寫過程作為研究的起點；石刻文獻的載體特性以往主要從拓本圖片開始，如今則可以將碑石取材、刻工下刀的制作過程作為研究起點。同理，印本書籍的載體研究也要向前推進到紙張和刻版/排印工藝過程的研究，以求破解僅憑印本痕跡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

古籍版片

寫本研究、石刻研究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的研究工作，需要跨寫本學、金石學、考古學、文獻學等諸多領域。尤其是寫本文物、石刻文物和記錄它們內容的再生文獻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但當下學者往往囿于專業領域，不能融會貫通，缺乏必要的基礎和正確的方法。面對寫本文物和石刻文物，我們各自的專業背景既可能是提出問題、有所發明的利器，也能是遮蔽我們學術視野的障礙，這需要我們時刻自警。

很想聽您再深入講一下“文獻生產的物質性”問題，比如，您對中古寫本的書法和當時的用紙、用墨、家具、坐姿乃至執筆法等之間的關系多有討論，所以請您談談這重關系的探索相比此前相關研究來說具有哪些突破？ 

史睿：書寫是形成文獻的前提，本應是書法研究的基礎問題，但以往的書法研究僅以傳世著名書家作品為中心，很少關注日常書寫，也沒有給我們研究文獻提供太多幫助。反而是文字學家從俗字書寫形態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黃征《敦煌俗字典》、趙紅《吐魯番俗字典》等，是解讀中古寫本文獻的利器；又有敦煌學家藤枝晃建立起最初的寫本書法斷代體系，石刻專家施安昌提出了依據字群遞變規律進行寫本書法斷代的科學方法。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簡牘、帛書、寫本書跡大量出土，加之石刻書跡數量激增，使研究者有了觀察不同時代、不同媒材、不同地域、不同主體的書寫形態之可能。書法藝術必然從書寫實踐的土壤中產生，忽視書寫的研究，勢必將書法藝術從其土壤中剝離，很難抓住書法演變的內在原理，也難以形成科學的研究方法。

就書法樣式的演變而言，古人很早就有所體察，他們將書法樣式的變遷歸納為“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但是這種說法虛無縹緲，難以把握，更無法用作斷代方法，只有從書寫工具對于書法樣式的決定性影響上加以研究，才能變觀風望氣式的書法斷代為有理可據的科學書法斷代。我曾在書法史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關注書寫工具及其工藝特性、書寫姿態（包括執筆法、使筆法）、書寫目的對于書法樣式的決定性意義，試圖建立基于書體及風格、筆畫、部件、字勢分析的書法斷代方法論，嘗試將這種方法應用于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寫經的斷代，并從佛教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解釋寫經書體的演變。

北涼承平三年（445）《沮渠安周造佛寺碑》

旅順博物館藏北涼高昌寫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九

毛筆制作工藝對書體演變的影響，是此前書法史研究忽視的重要因素。出土的戰國至西漢毛筆是將筆毛插入木質或竹質筆管制成，形式、功能都比較簡單。東漢后期開始出現捆扎筆頭的毛筆，使得毛筆腰力增強，聚鋒效果明顯，楷書的形成肇端于此時。魏晉時代出現了纏裹筆毛以形成內部筆柱、外加披毛的新筆，從開始的絹帛纏裹到南朝普遍使用的皮紙纏裹，纏紙筆由此定型。書寫工具從戰國西漢筆到魏晉以后的纏裹筆的變化與隸書向楷書過渡基本同期，因此，除了書寫方便、動作簡化的原因外，我們必須關注書寫工具和書法形態之間的密切關聯。

日本正倉院藏唐式纏紙筆

筆頭腰力較弱的戰國西漢筆鋪毫容易，書寫古隸的波磔或今隸橫畫、捺畫粗壯的收筆非常自然，豎畫收筆向左下撇出，折筆平滑無肩，斜鉤（或臥鉤）則很難鉤挑出尖，收筆與捺畫圓潤的捺腳并無二致，豎鉤平出不鉤起，撇畫常有翻挑或粗壯的收筆，點畫多作短橫、短豎、短撇之形。纏裹筆筆頭內有纏扎緊實的筆柱，腰力大有增強，聚鋒效果明顯，橫畫、豎畫起筆收筆的自然停頓即形成楷書必備的要素“三過折”，折筆頓按有肩，斜鉤、臥鉤、豎鉤的向上向內鉤挑出尖變得簡易，捺畫藉助捆扎的筆毫自然出現平齊捺腳，撇畫送筆出尖也是同理，點畫則變為上尖下圓，如高峰墜石之態。

至唐代中期，根據書寫和字體需求，逐漸分化出不同的筆形。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至憲宗元和元年（806）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曾將當時流行的唐筆及其制作工藝帶回日本，據此制成貍毛筆，并進奉給天皇。我們在空海《奉獻貍毛筆表》中看到筆分為四種類型，即真書筆、行書筆、草書筆和寫書筆，說明空海已經從大唐學得毛筆的制作技術（即簡毛之法、纏紙之要）和使用保存之法（即染墨藏用），除了上述四種筆之外，還有尚未仿制的八分筆、小書筆、踏書筆、臨書筆四種。空海《奉獻貍毛筆表》記載以上多種毛筆類型，尤其是將不同筆形用于不同書體對應起來，表明唐代書家和筆工都已對筆形與書體之間的關系有了深入認知。

傳空海書《貍毛筆奉獻表》

根據制筆大師李小平的研究，唐代中后期又出現不纏裹的有芯筆，即雖然筆芯與披毛毛質不同但不再纏裹的毛筆，這樣的筆最初稱為“散卓筆”，北宋以來的散卓筆包括中唐創制的有芯散卓筆，又包括新的無芯散卓筆。纏裹筆和散卓筆書寫的字徑有很大區別，纏裹筆基本職能寫小字徑的作品，而散卓筆，尤其無芯散卓筆則能夠寫出大字徑的作品。對于展示性高的作品，中唐以前主要依靠模勒放大，宋代普遍使用散卓筆，尤其明清無芯散卓筆之后，大字徑作品成為書法的主要形態。白謙慎的研究告訴我們，大字徑的書法作品，例如室內匾額、中堂、條幅等形式，與明清廳堂建筑與家具最配合，也方便填充室內空間。

基于不同的起居形態和作品要求，執筆法也有其變遷，纏裹筆的執筆法主要是三指單勾，這有大量的圖像資料可以證明，也可以書寫實踐來驗證。這與低家具時代的跪坐書寫姿態相配合，如果是高家具坐姿書寫或站立書寫，中唐書家已經發展出多種執筆法，見于韓方明、空海、盧雋等人的記載和圖示，五指雙勾執筆法逐漸開始應用。不同的執筆法、使筆法也會造成不同的書法樣式。

媒材演變也是影響法書樣式變遷的重要因素。西晉是紙張生產使用的新階段，此時已經有了大量潔白平滑方正耐折的紙，并成為占支配地位的書寫載體，而簡牘則很少使用。潘吉星認為在西北地區從西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2）開始，紙已經在書寫材料中占有壓倒優勢（《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科學出版社，1998年）。西川寧對于樓蘭、吐魯番出土魏晉墨跡的定量分析也支持這個結論（《西域出土晉代墨跡の書道史的研究》，二玄社，1991年；姚宇亮中譯本《西域出土晉代墨跡的書法史研究》，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潘吉星曾做過敦煌吐魯番出土寫本紙張的科學檢測和分析，推測施膠技術至遲起源于魏晉之際，今存年代最早的施膠紙是黃文弼所得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疏》。施膠工藝使得紙面光潔不洇墨，從此紙上墨跡較之無施膠工藝的紙張邊緣更為清晰。

樓蘭出土文書

此后施膠、涂布、入潢、砑光等工藝逐漸普及，紙變得更光滑適用，故筆毫的任何細微動作都能原樣保留在紙上。唐代寫書寫經紙入潢、上蠟、砑光為基本加工手段，從紙色、光潔度上可以輕松分辨。晚唐雕版印刷書開始進入世俗文獻復制領域，為了符合印刷的要求，傳統為了書寫的熟紙不再適用，半生熟的皮紙漸成時代主流。北宋中期，重要經史文獻主要以印刷形式流傳，印刷用紙需求量超過書寫用紙，造紙業從制造書寫用紙為主改變為生產印刷用紙為主，從此也開始發展出適應半生熟紙張的書法技法和書法樣式。這種轉變是以往法書研究和文獻研究都缺乏認識的，最近國家圖書館杜偉生、易曉輝和復原唐代硬黃紙的造紙大師貢斌給我們帶來了新成果。

近些年，在中古書法史、書畫收藏史乃至物質文化史等方面，您陸續撰寫了多篇文章，這類問題討論此前多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時段，而您則對中古時代相關具體問題做了深耕細作，這些選題自然與您的個人興趣有關，但能實現突破性進展，則仰賴于個人的問題意識、知識結構和研究方法，您能就此談談嗎？

史睿：書畫鑒藏史的研究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近代以來的研究者主要是從有實物流傳的宋代以后作品入手，是為鑒別書畫真偽服務的輔助之學。我現階段的研究還很粗疏，也不系統，僅僅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書畫鑒藏和歷史學研究相結合，試圖將鑒藏的行為和趣味還原到它所在的歷史文化情境中去，從人際關系、地緣關系、文化身份、書畫與文獻的關系等角度解說書畫鑒藏之學形成、演化的歷史及其意義，力爭做到內史（書法史、繪畫史）與外史（文化史、政治史）的互動。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明嘉靖刻本

從書畫史、鑒藏史內部來看，中古士人審美與需求的變化是書法形式與畫種形成的重要因素，作品、技法和理論往往同步發展。就以我的研究為例，張文規、彥遠父子都有與當時新興山水樹石派畫家共同創作的經歷，與張家交往密切的宗室李勉、李約家族，趙郡李吉甫、李德裕家族，功臣段文昌、段成式家族等也對新興畫種的創作事業有所參與，而且與自身興衰榮辱息息相關。書畫藏品以購買、進獻、宣索以及賞賜、盜竊、戰亂散佚等方式流動，而終唐一代總的趨勢是內府收藏漸漸流入私家，而私家的秘藏則隨著權利、文化、家族等因素再行分化或組合。張彥遠家族收藏的興衰，恰似標定顏色的基因組，為我們清晰顯示了唐代收藏史的脈絡和變動。書畫藏品也影響了鑒藏者的文化品位，改變了鑒藏者的生活空間，既可退回宅第中的書齋，獨自從容玩閱，又可置于山亭園林，聚集友朋共同鑒賞，還可巡禮兩京乃至外州寺觀的難以移動壁畫、壁書和碑版。

以往書畫史的論文一般難以進入歷史學的權威期刊，主要是因為文化史在傳統史學研究中，本就是一個小類別，而書畫史又是文化史領域的小類別，學者往往認為這樣的主題無關史學宏旨，屬于小道。而我在研究中則發現唐代書畫史與當時所有重大主題幾乎都有密切關聯。著名鑒藏家的書畫藏品甚至可說是政治史的晴雨指針。書畫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對于新生士族的塑造起著重要作用。再以河東張氏為例，其家本非范陽或其分支河東張氏，實為唐代的新興士族。張嘉貞一系，或稱范陽張氏，或稱清河張氏，或與吳郡張氏認為同宗，更常見的是自我標榜為河東張氏。這說明張家的族姓認同其實是混亂和變動的。唐代標榜家世門閥的士族不外兩件大事，一是婚，與累世士族聯姻；一是宦，以清官起家，世代膏腴。以宦論，張嘉貞起家不過平鄉縣尉，若非受人舉薦，又逢武則天用人不拘一格，才得以驟升監察御史，終至拜相，恐怕會與其父祖一樣終身不離一尉。從士族清的標準來觀察，張氏家族顯然存在缺陷。以立身清白而言，張嘉貞、張嘉佑、張延賞均有貪贓、納賄的污點；張嘉貞、張延賞皆有干略，殊乏文采，至張弘靖漸有士族清通融會之風，收藏之外，音律、造園、類事、為文皆能。張彥遠官品雖不及先祖，而刻意營造其家族塑造清簡的士族文化形象，于珍愛的書畫名品亦不妄取，于先祖之遺則靳固終身，儼然為一清閑且清通的儒素士人。以此觀之，書畫固然是張彥遠家族所酷愛，但其收藏行為，不妨視為張氏士族文化認同的一種策略，而書畫藏品則是張氏家族積累的文化資本。書畫鑒藏史讓我們看到了以前忽略的唐代政治史、文化史、生活史的一個側面，值得持續關注。

說到這里自然會讓我想到您正在進行的一項研究與寫作計劃，——中古時代的書籍史。您如何理解現代學術背景下的中古書籍史研究，以及，這一研究與文獻學、人文學研究之間有著怎樣的互動？

史睿：確如你所說，我的書畫鑒藏史研究是中古時代寫本書籍史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中古時代的書畫從形態到內容，都可以歸入廣義的書籍史，而且資料比較集中，正是我入手研究中國中古寫本書籍史的開端。

研究文獻內部規律者，屬于文獻學，以文獻為中介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各種關系的學問，則屬于書籍史。兩者有局部的交叉，需要互相支撐，但是研究方法和目標各有不同。書籍史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是法國新文化史中重要主題。書籍史深深根植于文獻學，從研究對象上看，它的核心資料是書籍本身以及關于書籍的文獻記錄，最新研究開始關注非書文獻和電子文獻，從內容上看是研究書籍的生產、發行和接受，以及由此映射出的作者、編者、印制發行者、讀者之間的關系，從學理上看，是文獻學與歷史學的緊密結合，其最終關懷是較長時段的人類社會的變遷。

臺大歷史學系秦曼儀曾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與文明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對法國書籍史研究的理路做過非常精彩的分析。她指出，書籍史或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與人文學術的很多學科都有密切的關聯，例如社會學、文學批評、哲學等。在書籍史和思想史、宗教史、社會史、經濟史的交叉研究實踐中，費弗爾的目標是總體史體系之下書籍反映的心態史，馬爾坦的研究旨趣是提供書籍與社會關系的總體性詮釋，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賀許（Daniel Roche）的書籍史研究采取社會經濟史的路徑，以探求認識社會普遍的、集體的心態觀念和文化史（《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于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期，2008年）。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書籍百科辭典》

其實，從傳統書志學研究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傳統學術中以典籍的目錄、版本實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思路非常相似。對此，章學誠《校讎通義》有系統理論，清代學者有豐富的實踐，以近代著名藏書樓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最為杰出，對于重要典籍版本體現的學術史問題皆有論列。即使最受詬病的鑒賞類書目錢曾《讀書敏求記》在著錄朱熹《周易本義》也追溯了宋代易學史上復原古易的問題。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后印研究》繼承了目錄學、版本學與學術史結合的學術傳統，追蹤文本變形與學術思潮的關系，又輔以科學的方法，解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學術史疑案，特色鮮明，貢獻卓越。

書籍史又可與文學批評的結合，中國古代也有豐富的資料可以用于研究，從南朝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到唐代劉知幾《史通》，分別從不同角度提供了模仿、刪節、摘選、評論等等要素在書籍編纂和閱讀中的作用。這個時代的類書和總集、選集的編纂，更突出了同時作為作者和讀者操作同一文獻的具體案例，非常適合作為書籍史與文學批評相結合的研究課題。

書籍史研究同樣重視物質性與文本性的結合，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在傳統研究維度上疊加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維度，會使研究成果的價值激增。例如書籍版式、插圖、副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出版商的策略，是中國學術界較少涉及的領域。以寫本書籍而言，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最早經注疏合一的《毛詩傳箋及正義》產生于唐代，最早使用分欄方式，在不同區域并以不同字徑、不同顏色的文字書寫經文、傳箋、正義和音義。這個時代，同類的版式，在書儀、歷日等寫本中同樣存在，文本的構成與閱讀的順序及其意義權重顯得格外分明。直到明清時代各種批點評注印本的書籍，仍然延續了分欄、分區、分字號、分顏色的版式，為閱讀者提供了重要提示和最大便利。在寫本背面書寫注音、注釋文字的音隱、義隱類書籍，也有敦煌文書作為實物證據，對于此類寫本的研究如果加上閱讀史的維度，局面會大為不同。

《毛詩傳箋及正義》（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書籍的副文本是顯露在文本表現層上的框架因素，或者附加的個性文本，如標題、分節符號、作者名、題詞、注解、校記等，對正文的接受起重要作用。在簡帛時代、寫本時代，副文本是書籍不同副本間的差異，刻本時代則是書籍不同品種間的差異。當寫本時代過渡到刻本時代時，正文底本共性的延續，副文本差別的增加，為文本變形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探究這些豐富性也是書籍史的全新領域。如果加入身體史的維度，我們還能發現困擾白居易讀書的飛蚊癥是如何糟糕，而中亞傳入治療白內障的金篦術又是如何造福了唐代讀者。當夜間照明是一種經濟負擔時，自然光時段的書寫和閱讀時光也變得十分寶貴，用雅正洛生詠或金陵音誦讀經典所產生的力量能令亂臣賊子斂手，而域外僧人用本族語言記錄的音譯中古漢字佛經，儼然就是一位敦煌地區小沙彌所說的河西方言。以上案例說明，如果借鏡那些西方書籍史的取徑，回顧中國的書籍史，我們可以發掘出很多重要而且有趣的話題。

“鳳凰枝文叢”，孟彥弘、朱玉麒主編，鳳凰出版社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