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8日，清晨，剛起床的青年農民工易琴在梳妝打扮。易琴，1993年出生，四川綿陽人，隨父母、弟弟來杭州建筑工地做鋼筋工，22歲的她已有一個3歲的孩子。

圖文 / 鐘黎明

編輯 / 王恒婷

“老哥，我愁死了，地鐵的活因為沒法到崗被人家搶去了，再這樣下去，家里都沒收入來源了……”

四月上旬的一個深夜，我接到了“狗娃子”從老家湖北棗陽打來的電話，他喝了些酒無處消解，便找我訴苦。

“狗娃子”真名叫彭治超，我們認識有7年了。從2012年開始，我一直在拍攝和記錄農民工群體，他是其中為數不多會在工棚里看書的年輕人。白天打雜干活，夜晚擠出時間學習，短短一年，他就掌握了電焊、扎鋼筋、搭建腳手架、澆筑混凝土等技術，還學會了工時計算、工程預算。現在，已經是工地里的“小頭頭”，月收入有近2萬。

受疫情影響，他和他的湖北工友們遲遲無法復工，農民工群體的困境也被放大。

2015年9月，湖北省棗陽市吳店鎮中心村人彭治超在工棚看書學習。彭治超，1982年出生，屬狗，工友都喚他“狗娃子”。2012年到杭州地鐵建設工地，因好學上進，2014年便像模像樣當起了鋼筋工勞務隊隊長，不僅“地位”有了提升，收入也是一路“看漲”。家鄉人知道他在杭州地鐵工地做了“小頭頭”，紛紛前來投靠，多的時候手下有上百號人。

2016年12月1日，杭州地鐵2號線工地農民工宿舍，農民工們閑時只能通過手機來打發寂寞和空虛。配偶不在身邊者居多，那些“過來人”靠特殊的方式釋放生理需求，或講點葷段子來排解內心深處的苦悶。

時間退回到8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站在泥濘雜亂的腳手架旁，熱火朝天的工地建設場面感染了我。我又愛拍照，喜歡拿相機記錄身邊的人和事。一琢磨，為什么不拍拍大時代下的這群小人物呢？

一開拍，沒想到就停不下來了，年年拍、季季拍、月月拍，甚至天天拍，到現在8年了，加起來估計得有20多萬張農民工照片。

“這些大樓，是我們用汗水一塊塊磚頭壘起來的。”

“回家以后，我一定要和兒子說，等你長大了，去杭州看看你老子蓋的房，修的路！”

與他們交談，能夠強烈感受到，他們對于參與城市建設的那份自豪。而這背后的艱辛，卻鮮有人提及。

2019年3月25日，杭州城北亞運公園工地農民工宿舍，遠處看去猶如一個個巨大的白盒子。

01

盒子：城市里的家

建筑工人的生活，大多工地、工棚兩點一線。白天在工地揮灑汗水，晚上回到工棚，生活、娛樂都在這方小小空間里。他們盡可能節約自己的開銷，攢起錢來，盯著一個終極夢想奔跑：回老家蓋房子。

這些工棚，大多是由集裝箱改造而成，隱匿在城市的角落里。遠遠望去，仿佛一個個盒子，而這些盒子，就是他們在城市里的家。

無論推開哪扇門，都能看到類同的場面：雜亂堆砌的旅行箱、高低鋪硬板床、晾掛在床上的衣物……狹小的空間、簡陋的環境，勾勒著農民工的生存現狀，與窗外華麗的街景形成鮮明對照。

2013年8月11日，杭州濱江商貿城工地，農民工一家在房間里看電視。

2014年8月17日，杭州萬達廣場工地，暑假到工地與父母團聚的農民工孩子。父母上工地了，娃一個人在宿舍看電視。

2014年7月3日，杭州地鐵2號線農民工宿舍，幾個民工同鄉正為接不上活而擔憂。

2014年7月13日，杭州萬達廣場工地，來自湖南省張家界的女農民工劉莉生病了，連續三天高燒不退，無法上工地。為了節省醫藥費，她沒有去醫院治療，只在附近藥鋪買點中草藥服用。

2014年7月19日，午間，杭州萬達廣場工地，年輕農民工夫妻一家人。

2016年12月16日，杭州地鐵2號線工地，來自四川省涼山甘洛縣的澆筑工人楊政華在宿舍休息，他用工地建筑材料的包裝袋來作為床鋪的窗簾。逼仄空間里，隱私是種奢侈。

2016年11月26日，來自四川彝族縣的一群農民工同鄉在杭州地鐵2號線軌道基地的宿舍。

工地食堂的衛生條件較差，飯菜品種又單一，如果叫外賣，價格又很高。他們便從老家帶來了咸魚、咸肉、咸菜、咸鴨蛋等，或是去超市買幾盒腐乳、辣椒醬就著白米飯，有時干脆以方便面充饑，不求吃好只要管飽。生活日用品也簡而又簡：電視機、收音機是從舊貨市場里淘來的；家具是城里人搬新居后扔掉的；毛巾、牙刷、牙膏、衣被都揀最便宜的買。一切生活開支能省就省。

在這一個個“盒子”里，物質生活異常艱苦的同時，他們的精神生活也很匱乏。沒有什么文化娛樂活動，閑暇時只能在工棚打打撲克、刷刷手機；宿舍沒有報刊書籍可供閱讀；想去街上看場電影看場戲，沒有時間沒有錢；可以說說心里話的少之又少，寂寞難耐地度過一天又一天。

2015年11月15日，杭州地鐵2號線，來自河南省商丘市虞城縣稍崗鄉梁家村的電焊工梁紅杰在房間聽收音機。

2019年12月15日，杭州亞運公園工地宿舍，幾位農民工在打牌，小孩躺在床上玩著手機。孩子的父親是小包工頭，在杭州10年，把孩子接來身邊，在當地民工子弟學校念書。

2019年9月8日，杭州亞運公園工地宿舍，湖北恩施的農民工老張在工柵吹笛。老張是混泥土澆鑄工，從小就有吹笛的愛好，十多年來一直在外打工，走到哪里就把笛子帶到哪里，每天閑時都要吹上幾曲。

農民工肩負生活的重擔，飽受生計的壓力，卻總是處在城市的邊緣，他們在安全生產、薪酬保障、居住條件、子女教育等等方面，都面臨著諸多困難。

“我們不奢望留在城市，但希望得到多一點尊重。”隨著與農民工交往的深入，我進一步理解了“尊重”二字的含義。

2016年7月10日，杭州地鐵2號線軌道基地宿舍，來自四川省涼山自治州甘洛縣的農民工瓦雜吉莫到他妻子的宿舍一起吃午飯。按照工地的管理制度，男工與女工必須分房居住，這樣就造成了夫妻在同一個工地而不能同居的現象。

2014年7月13日，杭州萬達廣場工地，來自云南省曲靖市的夏佳在工地宿舍。她在工地是塔吊司機，活接不上時，會在宿舍做針線活，到街頭售賣。

2019年1月8日，杭州博奧隧道工地宿舍，一因公受傷的年輕農民工在房間。

02

工地：下雨了，就得停工，停工了，就沒工錢

在工地拍攝時，我經常會被他們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所感動。雖然他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但做事都很敬業，會為了精度問題反復校準，背后的想法十分樸素：“如果工程質量有紕漏，將來會出大問題的。另外，工作馬馬虎虎，也會丟了自己的飯碗。”

工地干活，奉行“按勞所得、多勞多得”，報酬計算方法大多是計時制或者計件制。只要有活干，即便加班也是開心的。

他們最怕下雨天，尤其是連綿不斷的雨天，室外就干不了活，小雨還能干一點，但工作效率大打折扣。下雨了，就得停工，停工了，就沒有工錢。

2016年8月6日，杭州地鐵古翠路站工地，民工用沖擊鉆在混凝土上打孔。53歲，來自云南曲靖，外出打工已有十多年，因為沖擊鉆這個活不但需要強體力，而且技術專業性很強，所以每天的工錢有550元以上。但是每個工地這樣的活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他們建立了很強的聯系網絡，以銜接業務，不致于“吃了上頓沒下頓”。

2014年8月6日，杭州綠地中央商務區工地，民工們在地下層做基礎。他們來自四川綿陽，每天的工錢180元，因為工地大，不但不愁停工待料，而且晚上加班較多。民工們大多喜歡加班，晚上加班會按1.5倍的工時支付工錢。

2016年10月23日，杭黃高鐵（杭州-黃山的高速鐵路）桐廬段工地，民工在井下作業。這個民工來自安徽阜陽，專門從事工地打井作業，與老婆、同村的幾個兄弟組成了一個打井專業隊，全國各地跑，做的都是包工，即“打一口井給多少錢”，遇上好的年景，夫妻倆收入有20萬-30萬。

2013年8月10日，杭州五洲國際廣場工地，一位青年民工在約40度的高溫烈日下搭建腳手架。小伙子叫黃建華，來自貴州務川，在杭州多個工地輪流干架子工已有三年時間，做的是包工，平均下來每天的工錢500元-600元。當時他才20歲不到，在我眼里還是個“娃娃”。

據我所知，2015年以后，像模板工、木工、鋼筋工這樣的技術工種，每人每天的收入約在300元-400元，架子工400元-600元，強體力消耗的架子工300元-350元，就連雜工這樣沒有什么技術要求的工種也有200元左右。總之，只要不停工待料，算上加班的工資，每人每月有萬元左右收入的不在少數。若是待在家里不出來，一年也掙不到一萬元錢。

2014年7月12日，杭州遠洋公館建設工地，一幫混凝土澆注工在工地吃午飯。因為需要連續作業，即便是烈日下的正午，他們也不下工地吃飯、午休。在建筑工地的各類工種中，澆注工的報酬是相對比較高的，每人每天有300元-400元。

2014年7月19日，杭州綠地中央商務區工地，一民工躺在腳手架上睡著了。他是架子工，來自四川甘孜，43歲。問他怎么敢在這么危險的地方睡覺，回答令我心酸——“我知道，這樣做很危險，而且還要被罰款，但是我實在是熬不住了，工棚里空調壞了，連續三四個晚上幾乎都沒睡著了”。

2014年8月24日，杭州地鐵古翠路站工地，工間自行休息的民工。有的民工很聰明，自我保護意識強，干累了，就會找機會“偷個懶”，藏起來，悄悄吸支煙、歇歇腳。但凡這樣的民工，肯定是老民工、“老油條”，剛來工地不久的新民工是想不出“如此妙招”的。

2016年6月10日，杭黃高鐵富春江特大橋建設工地下，下班后民工們在富春江里洗澡。工地的生活區設在新安江公路橋下，沒有洗澡間。夏天，男工倒是可以去江里洗，但是冬天就很棘手了，尤其是女工。

5月8日，時隔三個月，“狗娃子”終于結束了這突出其來的“長假”，返回杭州，在地鐵3號線古蕩站工地落腳。疫情停工期間，作為勞務隊隊長的他損失有5萬多元，別的民工同鄉也有損失兩三萬元，我只能勸他“平安就好”。

2020年3月21日，杭州汽車北站。疫情漸漸緩解，城市已全面轉入復工復產、復商復市的階段，一批又一批的民工，從全國各地趕來，找到各自的崗位，開始新一年的打工生活，為幸福生活繼續前行。

2020年3月17日，杭州大關拆遷安置房工地農民工宿舍食堂，大家保持安全距離就餐。

2020年3月17日，杭州大關安置房建設工地生活區。作為重點工程，該項目2月中旬被列為第一批復工復產的名單，工人們已經全部回到了工地，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搶時間、趕進度，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損失奪回來。

03

聯結：“拍照老鐘”和他的農民工兄弟

如果不是愛拍照，我和“狗娃子”們的生活，可能就是兩道平行線。

我從來不會一進門就“咔嚓、咔嚓”地按快門，一般會先在工地、工棚里轉悠幾天，抓住一切機會與他們打個照面、聊個天，留意他們有什么困難，看看我能幫上什么忙。半天時間分掉三四包煙后，人頭基本熟悉了，面孔和名字特別是小名、綽號對上號了，才慢慢開始拍照。

在杭黃高鐵建設工地拍攝的時候，我和農民工兄弟同窩睡工棚，同鍋吃粗飯，似乎自己也成了其中一員。因為“尊重”，農民工兄弟對我這位“照相老鐘”很放心，感覺就像自家人一樣。

2016年4月2日，杭黃高鐵淳安站工地宿舍，加班了一個通宵的混凝地澆注工們倒頭就睡。

2016年6月10日，杭黃高鐵新安江特大橋工地宿舍設在一公路大橋下。夏天的夜晚，農民工們在生活區聊天閑談，享受難得的閑暇時光。

2016年6月10日，杭黃高鐵某工地，農民工在洗澡。

2016年4月30日，杭黃高鐵新安江特大橋工地宿舍，一正在午休的農民工。

逢年過節，有些農民工或是需要留守值班，或是買不到車票，或有別的難言之隱，獨自留杭。好幾個大年三十的夜晚，我提著酒菜去工地宿舍，陪不能回家過年的農民工兄弟喝酒吃飯，共度除夕。

工地上，磕磕碰碰的事時有發生。2016年9月的一天，偶然在微信上看到一位名叫梁高峰的小伙子發了張自己手臂被電焊灼焦的照片，當時我在出差途中，于是讓妻子代為看望。當梁高峰見了“大媽媽”提著一大包營養品和藥物來到工棚看望他時，一下子眼淚就出來了。

當我把他們當成自家兄弟時，他們更加地惦記我。日常里，經常會給我打電話，“老鐘，今天晚上盾構開挖，你過來拍吧！”“老鐘，好幾天沒看到你了，身體還好嗎？”“老鐘，你咸肉喜歡吃嗎？我過兩天就要回工地了，給你帶一只自家做的咸豬腿來。”……每每接到這樣的電話，心里總有陣陣感動。

2016年10月1日，我帶著地鐵2號線的農民工兄弟游西湖（右二為“狗娃子”）。對大多人來說，來杭多年，這還是第一次看見西湖。

對于“照相”這件事，他們比我想象的要更在意和用心。2012年盛夏的一天，在為20多位農民工拍了合影后，他們問我能否自己出錢，讓我把照片打印出來給他們。我當天就趕去市區最好的一家打印店，打印了23張15寸的大照片，一一送到這些農民工兄弟手中，錢是絕對不會讓他們掏的。

他們拿到照片，既高興又感激，“老鐘，你以后經常來，有危險的地方，我們保護你；你歲數大了，腳手架上不好上，我們會扶你上去的”。自那時候起，我就養成了一個習慣：凡是農民工要照片的，都給，合影每人一張，6人以下的7寸，6人以上的12寸，20人以上的15寸；能送的直接送，不能送到的就郵寄。如此一來，每年打印照片的開支都在兩萬元以上。

2017年11月9日，杭州地鐵2號線開通了，“狗娃子”和兄弟們的項目結束要走了，我請他們吃飯。（左三是我，左四是“狗娃子”）

2019年，我國農民工人數達到2.9億。其中，建筑工是30歲-55歲大齡農民工外出打工的首選。城市化進程加速，房地產的火爆，帶動了建筑產業的發展，也為農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

他們在當立之年，離開家鄉和土地，一頭扎進海海都市，輾轉于一個又一個工地。

他們如同蜂鳥一般，通過高頻率的振翅把自己懸浮在半空中。高強度的工作、高頻度的空間遷移使得他們焦慮而又茫然，但這群善良質樸的人始終相信，打拼才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