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絕非天經地義的概念，它跟“第三世界”在地理空間上的重合也絕非巧合。熱帶的“發現”和“界定”發生在文藝復興后，與科學、大航海、殖民及資本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而這種氣候決定論不僅是將空間差異本質化了，也給空間賦予了進化論意義上的時間性——熱帶進化緩慢的田園牧歌，遲滯于迅猛發展的處于“溫帶”的工業社會。而在殖民體系的經濟活動中更產生了原材料、勞動力和貴金屬之互補的依附關系。與此同時，帝國必須對熱帶的進行調查、控制與改造以保證殖民體系下的長治久安，繼而導致熱帶成為包括植物學、農業、建筑、醫學等多個現代學科興起的特定空間。

十月革命拉開“二十世紀”的序幕后，共產主義者們開始意識到，戰勝帝國不僅取決于本土工人階級的反抗，遙遠的殖民地的解放也是一個前提。二十世紀的革命史成為一個熱帶通過脫離帝國而確立自身的否定性過程，以至于成為革命史中最動蕩的區域。

本文原刊載于在線期刊ON OUR TIMES，是廣東時代美術館新開設的在線中英文出版平臺，它將作為美術館去展覽中心實踐的一部分，以每年兩期的出版方式，邀請來自不同地區和領域的學者、藝術家、作家等圍繞著主題提供數字內容。 創刊號《南方以南》以珠三角作為起點，匯集了一系列關于“南方以南”的多樣化實踐和想象，南方作為過去抵抗中心的政治坐標，如今從地理、政治、生態和文化之間編織起非南北-東西二元格局的網絡，探討新的聯結策略和后全球化的世界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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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熱帶”和“（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在地理空間上有著極大的重合。換句話說，作為世界體系邊緣部分的“南方”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氣候上共享著熱帶的特質。實際上，直到1950年代，在歐洲眾多的文獻中，“熱帶”與“殖民地”完全可以同義替換。熱帶的“發現”和“界定”發生在文藝復興后，與科學、大航海、殖民及資本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是一個持續數百年的進程。從這以后，我們才有了今天看來天經地義的“熱帶”。盡管“帶”字并不直接出現在英文（tropics）和德文（Tropen）中（兩者皆為氣象學的主要語言），但其定義也保留了覆蓋地球表面的帶狀物或環狀物之意，如此說來，中文翻譯不僅很形象，很可能也反映了現代自然地理概念在清末從西方進入中國時，中國人剛剛形成的全球觀。

在大洲和海洋這樣有著清晰視覺與物理邊界之外，氣候帶的制造是真正在全球維度對地球進行分類和區劃。當然，更早出現的子午線也是一種劃分（如公元1500年前后由西班牙、葡萄牙等新興海洋力量為了彼此平衡勢力范圍而制定的教皇子午線、薩拉哥薩條約子午線），但子午線劃出的仍是一種空虛，猶如笛卡爾的坐標系，其本身僅是投射的、自我指涉的。每一個部分都無意義、無敘事、可以相互替換。而氣候帶是實在的、在地的、特定的、擁有面貌與性格的。毫無疑問，地球氣溫差異及其分布規律是存在的，但這一差異應是漸變且復雜的，所以我們猜想情況可能是這樣：熱帶是第一個“被發明”的氣候帶，也即，歐洲在熱帶的殖民事業將氣候問題化了——歐洲人把眼前的異域稱為熱帶，與自己區別開來，而自家也就相應地被稱為“溫帶”。氣候帶在此處被賦予了等級和價值。溫帶（temperate），也表示著溫和的、適當的、脾氣好的、不極端的。而后他們又發現在溫帶和熱帶之間，有著中間狀態——干脆叫亞熱帶，再到后來對寒帶的探索，都是逐漸劃分而出。在氣候帶的劃分上，我們才能真正在某個意義上掌握了世界，因為每一寸土地都被賦予最基本的屬性。氣候成了所在地的動植物、景觀和人群最基本的依托。18世紀以后，類似氣候決定論的說法極大地形塑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并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相當興盛。氣候決定論不僅是將空間差異本質化了，甚至也順帶著給空間安上了時間的鏈條。在普遍進化論的觀點中，熱帶成了時間遲滯、進化緩慢，乃至為工業社會的人們提供了某種祖先的肖像。而這反過來讓原始的或田園牧歌的色彩更深地附著于熱帶區域。

在《帝國的熱帶》中，尼古拉斯·戈麥斯（Nicolás Gómez）描繪了哥倫布抵達熱帶的加勒比地區后對當地的執念：熱帶為歐洲提供了急需物的補充，各種動植物、種植園、奴隸（人口）。這位航海家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儲備庫。從加勒比海、西印度、拉丁美洲、南亞、東南亞和非洲的征服，這一針對殖民地，也即熱帶地區的統治技藝逐漸深入，最終成為現代性與治理術的一個來源，熱帶也相應地被對象化為一個地方和一種知識。

行至熱帶的殖民主義深度擴張的基礎還是要歸結到政治經濟學的起源，殖民體系在原材料、勞動力和貴金屬的互補，使得熱帶和溫帶結成某種整體，而熱帶是從屬的一方。深入熱帶在那時顯然是一種探險行為。大部分西方人只能落腳在港口和海岸線上，只有零星的探險家和傳教士不成系統地造訪過腹地。瑪麗·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國之眼》討論了旅行寫作作為一種重要文類的出現：早期探險家、傳教士、水手和商人在異域的探索大多在熱帶，熱帶的生命力、茂盛、蓬勃、激烈，讓他們在寫作中常常陷入傳說的驚恐。實際上，這種驚恐遠非文學修辭的專利，加爾各答，曾經東印度公司的總部及英屬印度的首都，就在這一對熱帶的恐慌中形塑為今日的模樣。對剛登陸不久的英國人來說，熱帶是一個亟需克服的癥候。而蔥蘢的草木也是殖民者的威脅——加爾各答市中心的威廉堡（Fort William）是英國人最早建立的據點，在其南部的曾是一大片密林，在多次遭到當地人的夜襲之后，英國人選擇將這片林地完全夷平，以保證視野通透，讓人無處遁形，以免襲擊者靠近。多年后，這片人為的空地演化為亞洲第一處現代的市政綠地，再后來變成一度人聲鼎沸的跑馬場，讓加爾各答成為日不落帝國中的歡愉之城（City of Joy）。

1844年威廉堡地。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 Public Domain

《屬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國的威廉堡風景》，揚·凡·萊恩，1754。User: Rudolf / 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的確，從17世紀英國與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建立以來，經營熱帶成了一項持久的事業。近乎完全處于熱帶的南亞次大陸是英國人最重要的殖民地。選擇加爾各答作為英屬印度首都是因為其地理位置在陸海結構中的關鍵地位。后來這里成為大英帝國經略西起亞丁灣，東至擯榔嶼的廣大區域的中心節點。加爾各答成為帝國最重要的城市，僅次于倫敦，有“第二城”(the Second City)之盛名——除此及以上提及的“City of Joy”，加爾各答另有 “宮殿之城”（City of Palaces）之稱，足見其特殊程度。一個令人不悅之處在于，其它酷熱的城市也許到夜間還有海風，而加爾各答并非直接靠海（類似廣州與珠江口的關系）。在早先一到了雨季，殖民總督就只能在府邸光著膀子，睡著竹床上，由仆人使勁扇風，別的什么都做不了。如何應對當地的熱帶氣候是逐漸分布在非洲、南亞、東南亞和中南美洲的歐洲人共同面對的難題。為了完成帝國在散落世界的殖民地的長治久安，他們必須對熱帶的進行調查、控制與改造，繼而導致熱帶成為包括植物學、農業、建筑、醫學等多個現代學科興起的特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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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跨國家、跨區域，跨大陸與海洋的超級尺度劃分方式，氣候帶從某種意義來說是世界最大的可用的類別單元。碩大的地球，只需幾個氣候帶就瓜分完畢，沒有死角。這種劃分超出了歐洲從空間-地理上按照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格勞修斯的國際法等確立的地理劃分原則，而進入到新階段，一種把地球當作客體、知識對象的全球意識在萌生。航海技術、制圖學、測繪學、星相學在坐標開始證明地球完全是可知的。

熱帶區域有著最廣大、最持久、也最晚獨立的殖民地，它完全重構了資本主義及其現代性特質。人們已經認識到實際上并不存在線性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演化路徑，甚至在特定時空內，是殖民主義更大地刺激了宗主國內部的資本主義勢力發育，使其有了新的特質，形成新的行業、新的規則、新的社會群體和階級。這種本土-海外的對照關系成了眾多新事物的起源。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甜與權力》告訴我們，恰恰是海外的種植園反過來更新了倫敦的商業內容，促成一個新階級的誕生。這一階級并非在本土直接形成，而是在政治經濟關系上與遙遠的殖民地互補，誕生在跨地域網絡中。西敏司直接說出了那句話：資本主義起源于種植園。這一切又在印證于安·斯托勒（Ann Stoler）在蘇門答臘種植帶尋找勞動力、性別、種族和階級實踐的歷史痕跡中?？梢哉f，熱帶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實驗室和培養皿。民族、國家、種族、人口、階級、法律，乃至治理術，這些現代資本主義的范疇，都有著在熱帶的刺激和歷練，從而被帶回歐洲。歐洲人在如同鏡像的熱帶中看見自己并依此說明自己的位置。

作為殖民帝國的內在部分，熱帶呈現一種紛繁的圖譜。一個占地球表面積40%的區域被卷入，開始脫離某種地方性知識，成為殖民資本主義的某種母體。把地球的一片稱為“熱帶”是西方對與歐洲氣候及文化迥異之地的定義方式，也為那些廣袤的區域帶去了通行的地理身份。熱帶開始成為一個形容詞，如熱帶疾病、熱帶水果、熱帶農業……而廣大的熱帶被同質化為一個輕易指認的區域，帶著某種統一的特性?？墒?，我們何時聽過“溫帶XX”（更不用說“寒帶XX”）的說法？溫帶是異質的、多樣的、生活著的、分國別的 ，而遠非一個由氣候來賦予統一認同的地理單位。有趣的是，作為熱帶醫學世界中心的倫敦熱帶醫學與衛生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其門楣上用鐵藝鑄出幾種熱帶昆蟲，而其校徽上帶著一棵棕櫚樹——熱帶似乎是一個可見的概念，它由眾多的邊界勾勒而成，它不再是一個由具體的生活、身體、日常實踐、人-物關系、人-空間關系來認定的，而是一個被抽象化、科學化后的對象，置放在自我復制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中。時至1870年，只有10%的陸地（即沿海一帶）被殖民帝國直接控制，而這一數字在1914年已經超過90%，其間1885年柏林會議對此功不可沒。對大陸進行成片的徹底的瓜分標志著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降臨。每一寸土地走遍，洛克（John Locke）意義上的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也不存在了，地圖上不再有未經標注的空白。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外部裝飾。? User: Colin / Wikimedia Commons / CC-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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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物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在熱帶區域全然歸于帝國后，另一種空間變量正在被迫加速生成。在一戰——這一被稱為帝國主義內戰的大戰期間——列寧從沙俄最脆弱的核心處發起襲擊，長期醞釀的革命像閃電一樣成為現實。從退出一戰開始，蘇俄（聯）使得東歐和北亞的巨幅土地脫離帝國主義秩序，以另類的方式組織起來，開啟其 “橫站”于帝國時代的先鋒潮流。一種旨在替代全球帝國體系的全新現代性方案呈現在殖民地及其人民面前。

羅伯特·楊（Robert J. C. Young）在后殖民歷史的梳理中認為：“就認知各種不同形式的宰制與剝削（階級、性別與殖民主義）以及必須要將它們全部廢除，才能為各種解放奠定成功的根基而言，共產主義是第一個列出這樣的政治綱領的，也是唯一的一個。”[羅伯特· J. C. 揚，《后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 （Wiley-Blackwell，2016），142頁。1920年]，“殖民地問題”及其正式表述第一次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政治提綱出現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共產主義者們開始意識到，戰勝帝國不僅取決于本土工人階級的反抗，遙遠的殖民地的解放也是一個前提。在那次大會上，英屬印度的代表羅易（M. N. Roy）與列寧的激烈爭辯是被視作一個殖民地革命者走入前線的歷史性場景。

如果說殖民帝國的擴張導致了熱帶的順便誕生，那么二十世紀的革命史恰恰是一個熱帶通過脫離帝國而確立自身的否定性過程。二戰直接開啟的冷戰中，伴隨著歐洲帝國的衰落與革命陣營的空前擴展，50年代起，第三世界的概念迅速形成。它最初源于一個法國人口學家用“第三等級”來比喻既非資本主義又非社會主義，且深受壓迫的廣大（前）殖民區域，但伴隨著萬隆會議、蘇伊士運河危機、尤其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第三世界迅速激進化，形成清晰自我認同與政治性格。被壓迫者第一次成為自己的議程設定者。

在發出了20世紀初以來的一系列漫長、紛繁、瑣碎、不成規模、微弱的聲音后，清晰的回響終于從熱帶集體形成。而與殖民帝國中被迫規治和區劃的熱帶不同的是，這一次，熱帶成為反抗者自主的聯合與認同，一個本用來抹去具體面目的面具卻直接被反過來用作新的面目本身。革命成為一種基本的生活形式與世界觀在第三世界（及第三世界主義）中通行，熱帶成為最動蕩的區域。貫穿1950到1980年代，熱帶布滿了冷戰世界里少有的熱戰：馬來西亞“緊急狀態”、奠邊府戰役、古巴革命，桑給巴爾革命，剛果危機、安哥拉解放戰爭、莫桑比克解放戰爭、越南戰爭都成了散布在熱帶的烈火，反抗帝國的解放風暴將它連成一處寬廣的前線。這一主體性的成長并非自然，而是社會主義全球方案在和資本主義體系抗衡中識別的世界位置。這是燃火的時刻。在古巴倡導的路線里，我們需要更多的越南，將戰場擴得更大，以至于帝國無法承受因而系統性地崩解。熱帶不僅是地點，它也擁有著必要的戰術學特征：隱蔽、茂密的植被使得它成為一個反叛叢生的地帶，而美國在戰后的軍事理論反反叛（counter-insurgency）戰爭與低烈度戰爭（low intensity warfare）模式的起源都源自熱帶。而它的熱量，無論是取暖還是獲取食物上都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多少帶有溫情。

游擊戰爭中一處叢林場景。電影《切·格瓦拉》劇照（2008）

1965年，美軍在越南北部密林上空噴灑橙劑（落葉劑），旨在脫除樹木枝葉以暴露地表，消除游擊隊藏身之所，壓縮游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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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蔓延的熱帶革命者打通了巨幅的區域，使得游擊成為可能。在第三世界興起后的游擊，早已不是當地人樸素的憤怒與反抗，而已是一個經過中國、阿爾及利亞、古巴、越南一系列游擊戰取勝的淬煉后上升為革命戰略的行動，作為一種勝利哲學鑲嵌于現代性的時間觀和國際主義的空間觀之中。游擊的政治性格被極大地明確了，它天生就是反帝國的。而熱帶作為游擊的海洋，從帝國的附屬位置上實現了一個拓撲學的反轉，成為一種全球革命的地理前線與理論后方，正如風勢的變化導致火攻的意義走向反面。不要忘記，游擊在卡爾·施米特與毛澤東的論述中都是一個扎根于土地特性的行為，它也恰恰是一個熱帶本土的知識與經驗得到重塑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對土地的依賴、利用和覺醒，及土地與人關系的再造得到了強化?！按蟮胤ā保╰he Nomos of the Earth）第一次出現了來自被壓迫者的主張，反抗體現在對“熱帶性”的爭奪——作為一個帝國的創造物，熱帶要尋找到自己的靈魂并創造自身的敘事和在世界中的位置。它要的不是回到想象中的前殖民（pre-colonial）分散而無辜的身份中去。相反，是要在站在帝國的遺產上，用超越性的訴求重新連接彼此，在跨區域的團結中實現自我改造與自我革命。

作為一種新的地理紐帶，熱帶將后殖民區域與社會主義的世界觀牽連起來。熱帶的解放，始于拒絕自我本質化。放棄原始的、田園牧歌的、度假村式的想象，投入到現代生產力的狂飆中來。這絕不是鮑德里亞式的“生產之鏡”所擔憂的資本主義合謀；相反，帝國從未同質化熱帶區域，制造和把控差異才是維系帝國體系和資本主義需求的根本。如同列寧在1913年赫然寫下 “先進的亞洲”，中國在1964年喊出“先進的非洲”（周恩來訪非通訊集）。這先進之說當然不是現實，而是相信身處舊世界底端的人才有可能是對這一世界釜底抽薪的否定性力量，同時也是生成新世界的先鋒。所謂先進，是時間透過革命現代性在未來的辯證投射。當社會主義諸國基于反帝與反殖及其地緣政治理由深度介入第三世界時，熱帶是它們最基本的感官和實踐前提，也是未知的挑戰形式，這尤其在大規模物質和技術援助項目中表露無疑。熱帶成為社會主義實踐者第一次集體遭遇的“異域”：地理、土質、溫度、雨量、日照、昆蟲到草木大都有全新之處。不夸張地說，為了讓建筑物適應非洲的熱帶氣候，毛時代的中國工程師付出了十幾年的努力。在那之前，殖民地的意義更多是共產主義者們從政治經濟學上做出的推導。從東歐橫跨到東亞的國家，對熱帶都不具備系統的知識——那是殖民帝國才獨有的知識類別。如何在世界革命的語境下認識熱帶是一個物質和思想的雙重任務。作為堅稱普世革命的一方，社會主義世界對于自然、技術與人口的全球觀的最后一塊拼圖在熱帶得以補全。現在他們才真正進入這一區域。冷戰中，社會主義也存在著一個如何認識后殖民狀態下的熱帶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陣營與第三世界的聯合極有可能是重新認識和書寫熱帶的努力，也即重新在政治經濟學和認識論上重新繪制世界地圖和想象世界秩序。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1972年《坦贊鐵路在建設中》截幀。

就此而言，熱帶本身才是一種方法，一種區域化的認識論。在殖民、去殖民和后殖民的糾纏中，熱帶是一種殖民的癥候，又帶有著從內部革命的潛能。如何處理熱帶、認識熱帶，反映著如何認識殖民性、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一個基于地理特性的革命地帶，橫向歷史在地球的維度上展開，將諸多政治范疇以對應與置換的形式納入其中。從中國毛時代的革命文藝（如《友誼頌》、《赤道戰鼓》、《坦贊鐵路工地詩歌選》、《在非洲的密林中》）和大眾話語中，熱帶總帶著一種浪漫主義的強力修辭，熱帶景觀一方面是開闊的、力量的、磊落的、直率的、熱情的、激進的。另一方面，它也是艱苦的、磨練的、樸素的、使人成長的——因而也即革命的，它促成了主體的鍛造。熱帶被視作一個能產生自覺的和辨證效果的地理意象，這也是當時中國談及非洲時將 “熱帶的大陸”和“革命的大陸”建立認知聯系的基礎。這種新的熱帶知識包含著瓦解舊式權力結構的可能，一個以自然地理概念命名的區域的解放，不能不重新編碼它的自然屬性及連帶著的政治特質。曾作為帝國史一部分的熱帶知識在其大陸上沒有自己的位置。當地人千百年的生產和一代人的實踐中積累和歷練的認知都被隱去，無效且無意義，知識也不再是有機的，對于自然環境，風雨雷電，不必和其它類別的知識有任何關聯。人民在知識生產中沒有位置，不斷被剝離，對自己生活的土地喪失了解釋的使用的能力，成為某種多余的、附著的人口，成為認識論上的流放的對象，而事實也是他們作為奴隸被帶到了全世界。而熱帶的再創造則要尋找另一種知識的路徑，為土地賦予人格。當然，在地的地理人格不代表某地或一地，而是一個替代的、置換的、關聯的、互為語境的廣泛認同。熱帶的革命想象是國際主義的重要機制，經驗與想象能夠跨越一時一地而在理論的把握下相互形成一種共同命運，一個可以共享的處境。就如格瓦拉在 1964年說，密西西比的問題只能和剛果問題一同得到解決。在此即在彼“環球同此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