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4日，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春林研究員主講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20年第4期“中國近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攜其新著《地域與使命：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與到場師生分享自己研究的經歷和體會。本次讀書班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主持?；顒舆€邀請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員、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蔣寶麟副研究員、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黃天華教授、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嚴海建教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陳肖寒編輯與主講者對談。幾位與談嘉賓從各自專研領域分享自己對于這一主題的看法，為在場者道出主講者研究背后的甘苦，也拓展了既有的學術議題。本文系演講整理稿，末附與談人發言的簡要整理稿。

東北大學在中國近代學術史、教育史上都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該校因獲奉系軍閥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長期支持而迅猛發展。九一八事變后，抗戰爆發、東北淪陷，東北大學內遷過程中先后在北平、西安、四川三臺等地辦學。這一時期，“東北流亡勢力”與中央、地方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糾葛。

一、選題緣起與寫作過程

研究這個題目，緣起于碩士論文寫作中的一個疑惑。我研究九一八事變相關問題，資料顯示，事變后大量東北軍、東北官員以及學生、難民流亡到關內。當時產生一個疑問，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這些東北流亡人士做了些什么？對抗戰大局和關內社會產生了什么影響？博士論文選題階段，我最初考慮研究東北流亡學生。查閱資料，發現有篇臺灣地區的碩士論文涉及到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大學流亡學生問題，但主要以敘事為主，作者似受國民黨史觀影響較大，仍有探討空間。經過同學提示，我選擇以東北大學為研究的切入點。

關于東北大學的專門研究，當時有王振乾等編著《東北大學史稿》以及張馥、程丕來等幾篇學位論文。程丕來論文是研究抗戰內遷四川時期的東北大學。關于民國時期大學國立化問題，王東杰教授的《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是比較經典的研究。另外論文寫作還參考了張德良、張萬杰等學者關于東北流亡人士的研究以及胡玉海等關于奉系軍閥的研究。

論文主要使用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遼寧省檔案館藏奉天省長公署檔案和東北行轅檔案、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警察局檔案和社會局檔案以及相關的史料匯編、日記、回憶錄、報紙、期刊等材料。在查訪材料時，遺憾地發現民國時期東大檔案歷經多次戰亂以及政治運動已全部丟失。另外采訪到了三位當時的東大學生，獲得了一些書本之外關于民國時期東大的認識。博士階段因諸多因素的限制，未能較好利用東北大學流亡四川期間的檔案，主要是在南京大學圖書館與南京圖書館查閱相關書籍資料。

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時，答辯老師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第一，論文缺乏東北大學流亡四川時期的檔案；第二，結構不甚合理：論文寫作中，我嘗試對當時東北流亡人士的“九一八紀念”進行梳理。初衷是考察東大學生在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這一階段的社會心理以及政治訴求。反觀這一部分寫作，與整體論文框架脫節，故而成書時，將這一部分進行了修改；第三，是史料解讀、圖表制作等一些寫作上的問題。博士論文也得到了王東杰教授的評論意見。這些意見對于我后期論文修改有很大的幫助。

博士畢業后修改、發表論文與申報課題的過程也是對于這一題目整體把握的調整與完善。補充了臺灣與四川三臺的一些檔案。書名幾番更易，成書出版之際，檢索“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相關史料，頻繁出現“特殊使命”這一詞匯，給予我很大啟發。另外從地域角度觀察，東北大學有其獨特性。故最終將題目定為《地域與使命：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

《地域與使命：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書影

二、“知識與權力配合”：奉系創辦的東北大學

1923年建校后，東北大學先后經歷了奉系軍閥時期、九一八事變后的流亡北平時期、抗戰爆發后的內遷四川時期以及國共內戰時期四個階段，于1949年初并入中共東北解放區的“東北大學”。

該?；I建之議一起，圍繞設立地點、經費以及人事問題，東北三省內部就形成了以各自利益為主導的不同方案。奉天方面主張設在沈陽，吉林、黑龍江主張設在東北的中間地點。1922年1月，確定了以文學專門學校和沈陽高師改組成立東北大學。但內外紛擾紛至沓來，改組事務進展并不順暢。

東北大學首任校長王永江，同時也是奉天省代省長兼財政廳長，在學校創設之初，王氏本意持反對意見，理由是奉省經費預算無力支持東北大學設立。故而當時張作霖與教育廳長謝蔭昌推動王永江擔任學校校長，以圖為學校謀得地方的財政支持?；I建之初，王永江致函吉林、黑龍江兩省省長，提出經費分攤，奉天占十分之六、吉林占十分之三、黑龍江占十分之一。吉林省署或不愿擔負此費多惠少之事，又不愿得罪王永江，故而在回復上遷延日久，從中不難發現當時奉系內部省際地位之差異與官場之生態。1920年代東北地區，奉天省在經濟、教育、軍事等方面皆為各省之首，吉、黑二省均須接受奉省之補助。

王永江

九一八事變前的大部分時期，東北大學按照九比一之比例（奉天占九成，黑龍江占一成），由兩省攤款辦學，經費收支亦納入奉天省財政廳管轄。學額亦參照經費分攤比例，因此出現學校奉天籍學生一省獨大而吉林籍學生處于絕對少數的局面。從經費攤派到校務管理，乃至學生生源方面，奉天省的首省地位都得到充分體現。雖然吉林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但也有較強的省籍意識，甚至有趕超奉天省的想法。吉林未參與東大經費分攤與該省計劃創辦吉林大學直接相關。但受財力之限，吉大建設也面臨相當的困難。

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九一八事變之前，地方勢力對于東北大學的支持可謂不遺余力。王永江、莫德惠、劉尚清、張學良等人歷任東大校長，校長由省長或奉系首領兼任，多不能全力于校務，因而易致校務拖沓，于是將實際校務指定其代理人負責。校長通過其較高的政治權勢和社會資源為學校發展建設與延聘師資等方面謀求到地方的大力支持。奉系官方創辦的背景，亦使得奉系官場政治文化潛移默化進入東北大學中，也慢慢滋生了校務人員的衙門習氣。在寧恩承主持校務時期一份按照官階大小排列的《遼寧省縣長以上官吏名單》中，東北大學秘書長在遼寧省政府官員官階體系中僅排在地位顯赫的沈陽關監督和省煙酒事務局局長之后，高于沈陽市市長。張學良、王永江等人多有政治背景，不是專門從事教育管理者，并沒有完全了解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處理校務多從官方角度考慮。如張學良在接任校長一職后曾發表就職演講：“現在鄙人在名義上雖然是大學校長，然而我的學問方面，非常的幼稚，尚未受過大學教育。在年齡方面與諸同學相仿，所以，我對于大學校長的位置，很有抱愧的地方。而保安委員會曾以余之地位，推以本大學校長的重任，這不過勉強而已?！彪m是自謙之語，但亦可反映出張學良十分清楚自己不是校長的合適人選。張氏強調體育與學問的重要，而對于讀書與政治的關系，他認為“大家對于國家政治，應說則說，不然則不必去管，最好是安心讀書?！?span style="color:#999999;">（《張漢卿之東北大學訓話詞》）

張學良

張學良主持東大校務時期，學校先后發生了兩次風潮。一次是1929年的人事改組風潮，一次是1931年的遼寧國民會議代表選舉風潮。1931年2月湯山事件后，南京國民政府開始籌備國民會議，飭令各地方選舉代表。是時張學良擬指派能代表他的人士參加會議。在東北大學選區，張氏授意校方按其意圖選舉，東北大學師生卻堅持選出自己的代表，因而釀成風潮。張學良親到東大巡視，并向學生訓話。高壓態勢下東大師生被迫妥協，重新進行選舉，張的意圖終于實現。張學良以如此粗暴的態度處理這一風潮，對于東大師生而言負面影響甚大。

1931年前，東北大學教員陣容整體呈增長態勢，但流動頻繁。分析教員來奉原因主要有幾點：一，久慕關外風情；二，姑且就任；三，宏圖壯志，認定在東北大學大有可為；四，張學良主政后曾大力招徠關內學者、名流赴東大任教。與之相反，教員去奉原因亦可歸于幾點：一是不勝東北風習；二是不滿學校的衙門氣息；三是戰亂的影響。

總體而言，地方勢力對于東北大學的支持可以使得學校延攬諸多知名學者來校以及籌謀學校建設資金，另一方面也使得校園人文氣息、校務管理與政治環境等方面存在著“瓶頸”，制約學校的進一步發展。

東北大學校門

三、流亡教育：九一八事變后的北平東北大學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大學被迫流亡北平。流亡學生生活非常困難，首先面對的就是食宿問題。10月18日，東北大學在北平西直門前陸軍大學校址復校，但不過勉強維持。這一階段，東大辦學規模被迫大為縮減。共同的流亡背景使得東北師生表現出較強的凝聚力與互助精神。在這一環境下，東大當局力倡“抗日復土”的教育方針，在日常教學中灌輸激發學生愛國熱情的內容。學生亦有著高漲的救國熱情，積極參加軍事訓練等教學活動。清華學生馮夷看到東北大學食堂墻上貼著五個大字“打回老家去”，使他“感動得戰栗起來”。（馮夷：《我們又示威了》）這一時期，流亡境遇使得東大踏實用功的校風逐漸向激進彪悍轉變。有學生回憶：“我們雖然熱心向學，但當時政治環境日非，使我們實在無法安下心來?！?span style="color:#999999;">（楊承厚：《東大四年的校園生活》）

九一八事變后，各個黨派都有意識地在東北流亡學生中吸納力量。沈陽時期，張學良主政東大事務相對嚴格、有效，這些政黨在該校的發展態勢并不明顯。流亡北平之后，張氏對于東大控制有所松動。黨派力量契合了流亡學生“抗日復土”的政治訴求，故而能逐漸地將勢力滲透進校園之中。

1935年一二九運動前，東北大學校內的左派力量已經較為強勢。既往研究對于一二九運動的討論多集中于清華、燕京、北大等學校。東北大學實則亦是運動主力之一。12月9日當天，原定進城的燕京、清華等校學生因西直門關閉被擋在城外，只能在城下召開群眾大會。東北大學不得不獨自行動。城內的北京大學也是在東北大學號召下行動起來的。之后，中共北平學聯很快組織了一二一六大游行，組織更為嚴密，規模也更大。東北、燕京、清華等校學生和市民共約兩萬余人參加游行?？傮w而言，在一二九運動當中，東北大學學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四、西安事變后的國立改組

流亡北平初期，東北大學在經費方面對于國民政府的依賴已逐漸增強。另外，教育部對于校務運行也進行了指導，從而增強了該校的國立化傾向。

東大學生在一二九等運動中的活躍表現引起了國民黨方面的重視，因而張學良擔任校長的緣故，不方便進一步處理。西安事變后，教育部明確提出接收東北大學。1937年1月11日，臧啟芳赴北平接收東大，但遭到部分學生的抵制。1月底，教育部采取強硬措施，停止發給經費并責令該校南遷河南開封，進行所謂“改組”工作。是時，臧啟芳在河南大學內設立了東北大學辦事處。該校師生近半數來汴，學校已完全分裂。北平東北大學在經費斷絕后，只能通過募捐等方式勉強維持。七七事變發生后，學校再一次遷移，奉令在西安辦學，實現了進一步整合。

臧啟芳

國立東北大學校長任命狀

總體而言，國民政府教育部對東北大學的改組國立是西安事變后國民政府解決“東北流亡勢力”全盤計劃當中的一環。改組工作顯得較為粗暴與強制。這種強制接收的方式使得一些東北流亡學生對于臧啟芳主持東大頗為反感。這種情緒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后。

五、抗戰時期內遷四川的東北大學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東北大學再次遭受損失，尚在北平的圖書、實驗儀器等“又與城俱陷矣”。抗戰之初，東北大學原本已初具規模，但日軍于1938年初威脅潼關，學校被迫在是年3月遷移至四川省三臺縣。東大校務與教學很快步入正軌，借助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延聘教員，充實設備，逐漸完善院系設置。

內遷三臺時期東北大學教職員在校門前合影

抗戰初期，東北大學仍以接收和培養東北學生為主，學生省籍上東北占絕大比例。學校當局“收復東北”的使命感也格外強烈。但因關山遠隔加之川北地區較為偏僻，滯留淪陷區的東北學生無力籌措學費、旅費，招收東北籍學生愈發困難。隨著四川等省學生的激增，省籍問題逐漸凸顯。省籍比重牽涉到東北籍師生的主體地位以及辦學主旨，甚至出現了改換東北大學校牌之說。

東北大學在三臺時期曾經發生過三次學潮，從學潮的發生、參與者、持續時間與解決等方面考察，學潮更加復雜化，省籍、黨派等因素都摻雜在里面。其中省籍問題成為主要矛盾。壁報風潮爆發曠日持久，從1944年11月一直到1945年上半年才逐漸平息。風潮由針對個人的指控，很快擴大到東北籍與非東北籍師生之間的對抗。在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的介入下，以強硬的態度處理，支持臧啟芳，并開除了一些東大教職員。但很多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例如東大生源問題。風潮最后造成部分教員離開東大，學校因此元氣大傷，臧啟芳也遭受很大打擊。

六、解放戰爭中的校園：東北大學的復員與再遷徙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接收進展緩慢，加之內戰爆發，各大學不得不依照教育部命令留在現地繼續辦學。1946年9月，東北大學開始復員。

復員后的東北大學雖頗有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盛況的勢頭，然學生間派系復雜。學校規模的擴張反而激化了各種矛盾，使得校方焦頭爛額。與此同時，校內教員人數不足，儀器圖書尚未運到以及校舍建筑未竣等問題致使勉強開學的境況更加“烏煙瘴氣”。

復校同時，學內又醞釀驅逐校長臧啟芳的風潮，三臺時期業已存在的矛盾被帶到了沈陽。此時臧啟芳去意已定，朱家驊準臧“休假”半年，同時派遣出身東大的劉樹勛擔任東大代理校長，明確指示對外以劉樹勛名義徹底整頓校務。然而，在內戰的緊張環境下，東大易長并未完全解決校園內存在的問題。

國共兩黨在東北地區的斗爭態勢對于東大教學秩序影響甚大。學生是雙方積極爭取的對象，兩派學生斗爭十分尖銳。隨著東北局勢惡化，國民政府開始考慮撤出這一地區，全力經營關內。在政府的鼓噪和北平古都的吸引下，東北大、中學校學生陸續遷往北平。但學生們來平后，在使用東北流通券上受到了當局限制，加重其生活負擔。平津高校對東北學生的寄讀也并不積極，東北學生與當地市民之間的矛盾沖突時有發生。至1948年夏，北平市政府、市民以及東北學生的關系已經十分緊張。

東北學生的安置與管理問題令北平市政府頗為頭痛。遂產生了7月3日參議會“救濟東北來平學生緊急辦法”議案，其核心思想是利用軍隊管訓學生。其內容之含混，標準之模糊，有令東北學生充作炮灰之嫌，因而引發了東北學生的極大憤慨。7月5日晨，抗議活動在各校學生會的組織下展開，向副總統李宗仁和北平市參議會議長許惠東請愿。當晚7時當學生即將撤退的時候遭到軍警射擊，當場死8人，傷數十人?！捌呶迨录蓖ㄟ^報紙在國內傳播開來，圍繞事件調查與善后，北平、沈陽與南京之間展開了一場頗為微妙的互動。北平當局希望通過壟斷輿論等手段將事件解決納入其操控之中，但東北籍官員與東北當局并不認同，平方在學生問題上又需要東北方面協助，事態的演進絕非任何一方所能完全掌控。與東北當局的謹慎應對不同，東北民眾對七五事件的反響極大，要求妥善安置遇難學生并追責。但事件處理進展緩慢，東北方面民怨沸騰，抗議言行亦漸趨極端，這背后的地域觀念被激發并且急劇膨脹，甚至出現對國民政府的疏離傾向。這種激烈反應源自對平方暴行的憤慨和對東北子弟的愛護，而國民政府的應對低效使這種情緒愈演愈烈。“七五事件”的調查與處理牽涉到東北、華北當局以及教育部、國防部、監察院等多個部門，總統府不斷派遣大員前往北平協調，沈陽當局亦對東北民眾采取疏導辦法。最終，通過安撫、調查與折中，將七五事件的事實與責任所屬落實，暫時平息了事態。

七、結論與反思

從1923年創立到1949年為中共接管，東北大學經歷了奉系軍閥時期、東北易幟時期、中日戰爭時期和國共內戰時期。其間東北學人對建設東北、抗日戰爭等時代主題都做了積極的回應。在1923-1949年間，東大經歷了王永江、劉尚清、張學良、臧啟芳和劉樹勛五任校長、六位校長代理人。張學良長校時期更是將“軍閥教育”的特點發揮到極致。臧啟芳對于東大在抗戰時期的恢復、發展，乃至抗戰后的復員都貢獻巨大。但在地域觀念濃厚的東北流亡人士中，很多人并不認同臧啟芳的付出。東北是民國時期地域觀念較為濃厚的地區，東北大學由奉系地方勢力創辦，雖然幾經流轉，仍然充滿濃重的地域觀念。但另一方面，國家觀念也有所上升。

東北大學自建立以來學風不斷受到戰爭、運動等方面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前，盡管有地方勢力的制約，東大還是形成了勤奮、踏實的學風，表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流亡關內后，惡劣的內外環境使得該校學生難以安心讀書，轉而熱心于救亡圖存的政治活動和黨派組織，進而發展成為北平學運的中心之一。內遷四川三臺初期，東大遠離了學運中心的北平，校內的地方意識有所減弱，教學環境相對安定，學風好轉，但后因校內不同組織的發展與對立，四川與東北等省籍師生間的矛盾亦逐漸突顯，校園環境再度惡化。東大復員沈陽后，校園環境延續了抗戰后期的氛圍，加之內戰的影響，學生很難安心治學。另一方面，東大內部的黨派勢力逐漸增長。

反思對東北大學的研究，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好做但是很有意思的題目。第一，史料分散，收集、處理的難度較大。第二，問題較為復雜，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省籍以及黨派等等方面。但同時民國時期的東北大學也是一所有個性的大學，值得深入研究。當然本書中也有一些未竟的問題，第一，因為所搜集的檔案較少，對于東北大學流亡北平時期的嬗變探討仍顯不足。第二，蕭一山與東北大學之間的關系研究。第三，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學術發展問題。

評議討論

李在全：春林老師這本著作是一本下了苦功夫的書。雖然現在各種數據庫層出不窮，互聯網檢索的功能十分發達。但一篇文章、一本書是否下過功夫，還是能看得出來的。史料層面，雖然春林老師說很多史料十分散亂，整理不易，但我們通觀此書，它在史料的運用上，報刊、日記、檔案、回憶錄、口述史訪談等都有充分的運用。我的第二點感受是，此書在教育史與政治史的結合方面做得很好，具體而言是將大學史與奉系軍閥時期、抗戰以及戰后的國共之爭這幾個關鍵時期的政治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另外這本書的寫作、修改、成書、申報課題等環節，題目不斷地進行調整、修改。這種修改的過程就凝結著作者對這本書整體把握的調整，也使全書的問題意識更加明確。

書中凝煉出“地域”與“使命”這兩個關鍵詞，并將其反映在主標題上。我認為如果選擇研究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這類學校，地域的色彩就不是那么濃厚。相反東北大學本身就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暗赜颉币辉~本身是中性詞匯，也有很強的彈性，可以從多角度來理解，并且在分析東北大學這類學校時，地域因素是必須要考慮的一個視角。同時該校自創辦以來，不同的階段被賦予了不同的使命，尤其是在張氏父子主政時期，在他們看來東北大學就是一所為東北地方勢力服務的地方性大學。而九一八事變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書中所說“東大要與東北共命運”，東北大學在東北流亡勢力中是被寄予厚望的一個團體。剛才ppt里有一張照片是抗戰內遷時期的東北大學校門，上面題有八個字，“抗戰建國”與“復土還鄉”。

另外我也有一些建議，可供春林老師參考。書中對于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在結論中從校長或代理人、地域觀念、學風以及黨派力量四個角度進行梳理。我認為結論部分的提升似乎可以再深入探討，如何在具體研究的基礎之上，超越具體的研究，能夠與教育史、政治史等領域有更深入的對話。東北大學確實有它很多方面的特殊性，但它也有很多與民國時期其他大學發展歷程的類似性，如軍閥辦學起家，近代很多大學背后都有著或多或少的軍閥辦學色彩，與當地的軍政人物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且抗戰時期，很多大學都有一個流亡歷程，許多私立大學也經歷了一個國立化的改組工作?？箲鸾Y束復員回到原辦學地，又面臨著內戰時期的國共兩黨政爭問題。這些個案研究中的一般性問題，是否能夠進一步地提煉。我認為未來可以做一些比較研究，例如把東北大學與其他大學在不同主題上進行對比討論。

國立東北大學校門

蔣寶麟：春林老師這個研究從題目上已經為我們明確了方向：“地域與使命”，從大框架上仍是屬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討論。近年來，大學史研究逐漸重視對于“地方”這一因素的考量。春林老師的研究中“地域”的因素是兩點相結合的，第一是中央化，第二是可能存在的幾次地方化。東北大學是民國時期大學中遷移校址最多的學校之一。另外還可以繼續探討東北大學幾次遷移中與當地社會的一個互動關系，尤其是北平時期與三臺時期之間的差異。另外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地域因素與“流亡”一詞緊密相關，這種流亡與其他大學因抗戰內遷有所不同，東北大學的“流亡”從1931年就開始了，故而對于東北大學“流亡”的解釋也是十分有意思的。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學的地方性問題和地域化問題。

陳肖寒：大學本來是一個教育機構，其本職應當是講求學術與教學的鉆研。對大學的討論，一般來說關注其課程設置、科研成果、院系設置。但是研究民國時期的大學的思路比較特別，我們的切入點往往不是這些問題，而是黨派斗爭、利益集團斗爭、人事變動、學生運動、學生社團。仿若大學不是一個教學科研機構，似乎從來不上課，更多關注其“地方斗爭”的一面。在王老師這本著作中，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復土觀念、省籍觀念、地域紛爭，以及奉系軍閥、國民政府這些軍政要員身上發生的故事。在這里東北大學更像是各方斗爭的一枚棋子。

另外，歷史研究是應該側重于普遍性，還是應該側重于特殊性?，F在的研究中，每個地方都在強調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所有事物都具有特殊性，那就無所謂普遍了。所以說，東北大學在民國時期的大學史或者教育史上的地位與其他方面有什么關聯？它的創辦與流亡有自己的特色，與同時期其他學校相比又有什么共性？比如地域、省籍觀念是東北大學獨有的特性呢？還是同樣存在于其他大學呢？研究東北大學除了要梳理清楚這所學校本身的情況以外，還能不能借東北大學這所學校，來說明民國時期政治界與教育界一些其他的普遍情況。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關于東北大學的省籍觀念問題，是否需要向前拓展至清代？談到東北，是否還需要討論直隸與山東、山西？我們在書中看到東北大學有著強烈的省籍觀念，這其實是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們以1930年為界，在此一百年前的東北很少有人居住。而東北居民大多是在19世紀內的一百年遷移至此。這些人從河北、山東、山西前往東北，他們的故土并不是東北。如果我們以25年為一代來劃分人群，1930年代的東北大學的學生，他們的家庭在東北生活不超過五代人。如果我們以四、五代人的標準來看，這樣一個相對短暫的時間段就可以重新塑造一個人的省籍觀念，這其實是一件打破我們常規思維的事。我們在福建、廣西、廣東、江西等南方省份，以及北方的山西所看到的宗祠以及家譜等史料，與東北情況大不相同。中國歷來重視家族觀念，為何在東北僅僅四代人的時間就可以讓這些老師和學生心中以東北為故土，并且有著強烈的“復土還鄉”的情感。在抗戰的全局中省籍觀念究竟占何種地位？這也是值得我們再探討的一個問題。

黃天華：這本書牽涉面極寬，既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又涉及到中日關系的演變以及戰后國共美蘇四方之間的互動，還涉及到國民黨、中共、青年黨、民盟等多個黨派在東大校園內外的爭斗。

這本書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個人認為有一些地方還可以繼續開拓。例如第153頁提到“在（抗戰）后期學潮中，校當局所要應付的絕不僅僅是臧啟芳所說的‘左傾學生’，青年黨、三青團、黃埔系等勢力亦對由CC系掌權的校方共同圍攻，這些派系已隱然成為中共方面的同盟軍。1946年12月，東大教員范子政就指出：‘四年來東大內部分子極為復雜，因先聘有青年黨籍教授，致東大成為青年黨之第二華西壩，后聘民主同盟及共產黨籍教授，致東大成為各黨派公共爭斗場所，以是有過去兩次風潮之發生。’”這句話背后可能還有更多可以挖掘的地方。從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可以看出，青年黨的國家主義對張學良和東北熱血青年可能有較大影響?；蛟S，國家主義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也有較大的影響。其實，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通的，只是青年黨看重這一面，而國民黨等其他黨派看重另一面。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九一八事變后持續高漲，對中國的政局影響頗大，對東北大學的命運影響也頗大。我想這也是春林老師這本書主標題中“使命”一詞的含義之一。

談到中央與地方之爭，我個人認為需要反思的是，當時的中央政府是否把“東北地方勢力”看作“自己人”？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妥善照顧到地方勢力的利益。書中第二章談到中央政府對于東北大學的接收，激起了地方人士對中央的不滿，這一問題值得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梢匝由斓膯栴}是，“東北流亡勢力”這種離心傾向的發展對中央政府來講是很不利的，比如周鯨文就積極參加民盟事務，國共內戰期間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意見是很大的。

另外，齊世英的女兒齊邦媛所著《巨流河》一書也是值得關注的。齊邦媛對東北流亡人士的情感、生活、讀書等方面的描述都是非常細致而深刻的，值得我們好好體會。我還在想齊邦媛當年為什么沒有報考東北大學，反而是報考了在樂山的武漢大學。她作為東北流亡青年，且父親齊世英與東大校長臧啟芳的關系非常深厚，她為何不選擇東大，而選擇了離重慶更近的武大。順便說一句，東大為何會遷到三臺這樣一個交通相對不便的地方，而不是成渝之間的交通要道上，或許可以進一步考察。

“東北流亡勢力”在春林老師這本書里是作為一個整體來敘述描寫的，那么里面是否有所謂的派系之分？不同的派系對于中央、東北以及地方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或看法。

史料方面也可以作進一步拓展。其實我們四川師大與東大頗有淵源?？箲饎倮?，東大遷回沈陽，留川師生在原校址上創建了私立川北農工學院。1949年，學校更名為私立川北大學。1950年，學校改組為川北大學，并遷址四川省南充市。1952年，在院系調整中，學校又改建為四川師范學院。1956年，四川師范學院本科專業遷到成都獅子山，校名沿用四川師范學院，后更名為四川師范大學。留在南充的校區后改名為西華師范大學?；蛟S，在四川師大和西華師大的檔案中還能查閱到一些和東大相關的史料。另外，《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還可以更好地利用，可以關注當時中共對三臺的政治、社會、教育等方面的記載。

嚴海建：關于近代大學史的個案研究，我也是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些個案當然是獨立地存在著。但事實上是獨立而非孤立的史學考察對象。這其中存在著高度辯證的關系，一方面我們在研究時是需要去關注獨立的個案，這些個案要和既往研究有相當的區分度，即梁啟超所提“務求不共相”，這也是歷史學研究與其他很多社會科學學科之間的差異所在。但這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研究中對某一個大學的生命歷程往往梳理得十分清晰，這里的意義何在？剛才在全老師提到的結論部分的提升，也就是貫通、比較的工作，其實是非常關鍵的。在完成史實重建的基礎上，讀取故事背后的意義更為重要。

我個人認為本書或許可以在黨派力量的增長這一部分做進一步的延伸探討。雖然我們大致能看到黨派力量在風潮以及權力斗爭背后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往往因為材料的缺乏，是很難將其“證實”的。另外可能受材料的限制，黨派的更多元的面相，是可以繼續進行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