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說哲學使人聰明，文學催人產生激情，史學則教人冷峻。”這是家范師在《大學中國史》的后記中作為收尾的話。冷峻并且通達，一直是老師面對歷史的態度。《大學中國史》的后記中還寫道：“或許因為屬虎的緣故，生性好動，固執不變，我做不到；沒有想通之前，強制著改變，我也做不到。”很多前輩學者談及老師時，都特別提及他求新，善于吸收新事物，且涉獵廣博。我從2007年開始追隨家范師讀書，從時間上說，是師門中比較短也比較晚的。老師盛年時思想上的能量與熱量，只能追想了。不過，他永遠求新、求變，綜冶諸家而有定見，這都是我們自始至終都感受強烈的。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他給我們講的第一節專業課是韋伯。當時歷史系開設一個新的二級學科“歷史社會學”，《歷史社會學》便是相應的專業必修課。這門課用社會學的經典教材，喬納森·特納的《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這大概在歷史系是空前絕后了。后來劉志偉老師告訴我，1980年代老師就曾給他們推薦這本教材作為了解社會學的門徑，并且寄書到廣州。

老師講韋伯的具體內容記不清了，但有兩點印象深刻。第一，老師很重視韋伯對資本主義疑慮的一面。第二，老師對韋伯的精神分裂有很深的共情，對其象征意義尤為看重。1994年老師專門有一篇文章題為《追悼韋伯的精神分裂》（發表于《學術月刊》，后改寫為《歷史深處的追尋：宗教氣質與精神分析》，收錄于《百年顛沛與千年往復》）。很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韋伯的“價值中立”與“新教倫理”，老師承認這其中的論證需要推敲商榷，但是說了一段很耐人玩味的評論：“韋伯的正面論證大有斟酌的余地，但反駁卻非常有力。”最后他說：

據說，在本世紀的最后數十年間，韋伯從西方大步走向東方，備受青睞。他來到中國是遲了，而且受歡迎的程度不算熱烈。我不知道從哪里感覺到，人們歡迎韋伯，或者批評他也好，都只是停留在他學術的表層，只記住了他著名的“公式”，一心想修正或者發展這些“公式”。可是，最難忘卻的，應該是韋伯面對現實世界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所產生的創造和痛苦。

因此，我要深深追念韋伯的精神分裂。

熟悉王老師的人都知道他曾“五十學易”。老師自己也講過，上世紀90年代，有一段時間對《易經》用力很深，乃至于在上海灘小有名氣。后來老師有一次對我說，卦象是警醒自身處境中的諸種動向，尤其是可能的“險地”。如果坐實當做未來預測，那就是騙人騙己了。

也許巧合的是，他對韋伯的精神分裂理解特別深刻，也是在這個時期。從1980到199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呈現出大斷裂，而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之迅猛，也在時人意料之外。我的體會可能不準確，但我從這里感受到，老師與韋伯強烈共情的地方在于，那個時間節點的世事令人沮喪，但結構性的轉變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作為學者，總想盡力探究這個社會演變終將延伸向何方。所以老師很推重韋伯精神的痛苦之中迸發巨大的創造力。

當時的課是從下午到晚上連上。下午講韋伯、涂爾干、帕森斯，晚上我們各自報告專題研究。老師要求我們每個人都要準備一個研究題目，剛入學的碩士生們無話可講，就聽前輩們報告。當時胡鐵球兄也剛剛入學，是對歇家研究熱情最大的時候。鐵球對歇家的熱情，老師在為他所寫的序言中描述很生動了：

有人開玩笑地跟我說，華東師大幾乎要被他“歇家化”了。誰不知道歇家，他一定揪住不放，免費為其啟蒙，直鬧到有的人遠遠見他身影，趕快繞道而行。（《明清地方官的“貓鼠游戲”》，《明清歇家研究》“序”）

諸公毋以為演義，這實在是實景實寫。當時不僅我們同門，前后兩三級的中國史研究生，幾乎都曾被他拉去宿舍談歇家至深夜一二點（當然僅限男生）。有一回鐵球兄很鄭重地和我說：“思淵，一定要研究dú chá！”可惜當時我實在聽不懂他的茶陵普通話，過了很久才弄明白是“圖差”（清代州縣派至鄉村中的稅收胥吏），就與這個重要課題失之交臂了。

所以很長時間里鐵球都是晚課的主角。老師那時經常拋出一些刁鉆的問題，并且引我們“圍攻”鐵球。鐵球在他大著的后記中說我們曾經給他“提供過史料和意見”，大概就是指我們那些年的“群起而攻之”吧。我們的師兄弟之間，直到現在仍然會為了史料解讀爭得面紅耳赤，老師的課堂就是這樣教我們的。

晚課上，交鋒最激烈的大多還是明清賦役制度史的話題。老師對糧長制度和周忱改革講過不少議論，雖然沒有發表過專題文章，但是他對這一方面的材料其實用力很深。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講，制度變革中，后一個階段“揭發問題”的材料，往往能顯示出前一個階段的實際情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后一個階段的制度改革，就能完全解決之前的問題。周忱改革當中暴露出大量糧長制度運行中的問題，但是周忱改革本身又存在著自身的困境，則要到下一個制度變革的階段中顯現出來。

當時老師的課上也經常有外專業的朋友來旁聽。比如楊奎松老師的高足徐進兄從不缺席，每發宏論。與他同樣堅持打卡的還有楊國強老師的高足王郡。還有一位上海交大附中的老師彭禹，每次從嘉定趕過來閔行旁聽，也幾乎一周不落。當時王國斌教授的博士生Maura Dykstra在華東師大訪問，也一直參加討論。有一次老師還請她專門談對“新清史”的看法，那是2008年。

第一學期的晚課結束，寒假我們要各自回家了。老師就問：能否在網上建個論壇，繼續討論？春節在家，我就在網上找免費的論壇平臺，當時還很不少。很快論壇建好，報告老師，他當然很高興。幾年后論壇的代碼出了bug，我實在不善此道，暫時擱置。再后來微信起而代之，論壇就壽終正寢了。

論壇取名“思古勉今”。我們入學不久，老師就經常講起呂思勉先生的成就，尤其服膺其通史的眼光與功力。當然也講呂先生與華東師大的關系。2007年老師曾經給師大歷史系全體研究生做過一次演講，題目是《呂思勉與“新史學”》（后來發表于《史林》，收入《中國歷史通論（修訂版）》）。所以我當時就很自然就想到化用呂先生的名字。寒假回來之后，老師還說過一次：“這個字倒拆得蠻好的。”

此后，老師就經常在論壇上貼史料，挨個點將，要我們寫史料分析。那個時候，常熟圖書館將三個年份的《徐兆瑋日記》點校稿放在網上。當時老師就特別注意這個材料，選了其中片段放在論壇上，讓我們討論。老師并且特別提醒馮志陽兄（周武老師的博士生，現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注意這個材料，因為那個時候志陽兄已經確定要寫“庚子救援”，如今這本大著已經出版了。（《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徐兆瑋日記》是一寶庫，足可細細發掘。周三得悉志陽將有庚子之作。此十通函，為前一年士人心態的一個側面，聊可備溯庚子之由來，故呈錄以下。王泛森有《清初的下層經世思想：陳瑚、陸世儀與蔚村》文，大陸學界反忽視此類發掘，可一嘆。兆瑋對此兩人推崇備至，淵源自見。晚清常熟士人的經世思想，亦是一大題目。（原貼發表于2008年2月23日）

還有一回，老師在論壇上貼了顧炎武談“一田兩主”的那段經典材料：

……得田者坐食租稅，于糧差概無所與，曰小稅主；其得租者但有租無田，曰大租主。民間仿效成習久之，租與稅遂分為二，而佃戶又以糞土銀私相授受其間，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天下郡國利病書》“漳州府”條）

老師要我們每個人寫史料分析，此后我們在網上“鏖戰”了一個星期，當然沒有結果。但這個過程中，各自都努力找史料論證自己的觀點，從各種角度理解顧炎武的議論，也理解到明清地權研究的復雜性。

對于老師那一代學者來說，經歷過“五朵金花”的論爭，關心地權與土地制度，是自然而然的。這其中的一些提問角度和研究范式，今天看來，可能與中國社會的歷史經驗是隔膜的。但是他跳出時代制約的地方在于，不再糾結于公有與私有的辯論。他說：“只著眼于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一端，以此想在私有與國有之間辨出個非此即彼的涇渭分界，自然事倍功半。”（《農業產權性質及其演化》，《中國歷史通論》）

《中國歷史通論》中專門有一章談“產權的發生學”。這很明顯是受到政治經濟學影響的提問，有類于洛克等討論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比如他引用《孟子》中所說的“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并不做實，也不證否，而是視作“集體無意識”。他隨后評論道：

以致陳守實先生也當真起來，反駁說豈有實物地租（貢）在勞役地租（助）之前的道理。其實，馬克思沒有，也不可能預料到中國當國家形態成形之初，三種“地租”形態竟差不多同時并存；而且他們還成為后世賦稅制度的原生模板，影響至深。

這樣的眼光，與他同輩以及前輩的學者都是大不同的。“集體無意識”這樣的斷語，很顯然受社會學、人類學的影響。他緊接著討論“貢”：“既是古老習俗順理成章的活用，也實在是非常開明的‘指令經濟’的初創，最少‘制度成本’。”這也能看出化用了希克斯與科斯的概念。

《中國歷史通論》中對產權的辨析，畢竟還是非常在意“國有”與“私有”的辯論，推到了以“國家最高產權”籠罩整個土地制度的解釋框架。后來老師對此是有反思的。2005年《歷史教學問題》發表了一組教學研討《“產權辯證”研究生課堂討論》（后收錄于《漂泊航程：歷史長河中的明清之旅》），這組討論中，瞿駿和黃阿明都提出了不少批評。老師的回應是：

這幾年我也在想，強調傳統中國雖然也存在各種私有產權的形式，但歸根到底仍然擺脫不了“國有產權是最高產權”的制度底氣，到底有沒有毛病？這種看似有力度的批判，概念解釋上，好像有兩方面的毛病。一是誤讀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并非完全是歷史的“實在”狀態。二是混淆了作為具體的“國有產權”形式與制度層面國家對其他產權形式的“制度約束”兩個不同的概念。猶如政權作為運動員或裁判員，執行的功能是不同的。與五年前相比，我的認識也發生許多變化。現在認識到，對產權制度的討論，重要的不在于簡單的、籠統地定性，確認誰好誰壞，而是首先必須將它放在歷史過程中，說明這種“歷史選擇”的內在邏輯，然后才可能討論它是否有“效率”，是什么樣的“效率”。

這里有兩點很值得抉發，其一是將國家理解為產權形式的“制度約束”，其二是強調要理解“歷史選擇”的內在邏輯。最近這些年明清契約文書整理與出版的規模都很大，研究也層出不窮。不過，“制度約束”的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有很多題目可以做。

另一層意思，理解“歷史選擇”的內在邏輯，困難在于感知有時歷史何以“不得不如是”。后人看來有很多選擇與出路的歷史，在當時具體情境中的人，可能沒有辦法做到。我寫博士論文時，老師也說過類似的話。他批評我對中國歷史上的“大國”難題，沒有通融理解。他當時說：“中國財政的背后，有一個世界上少有的‘大國’經濟管理難題，也是‘大國’政治管理難題。”

這個“大國”難題，可能就是中國歷史有時“不得不如是”的內在邏輯。所以老師很推重張蔭麟先生的一段議論：“在這幅員和組織都是空前的大帝國里，怎樣永久維持皇室的統治權力，這是始皇滅六國后面對的空前大問題，且看他如何解決。”（《中國史綱》第七章）他進而評論道：“事實上，這一‘空前大問題’不僅始皇帝沒有解決好（迅速滅亡便是明證），歷代帝王都無不為之處心積慮，一代又一代不停地補苴罅漏，直到清亡，仍然懸而未了。”（《中國歷史通論》）

他在《大學中國史》的序言中，也專門有兩段話講“大有大的難處”：

靠了“大一統”提供的特有空間優勢，歷史在運動中永不會終結，不論災難多么嚴重，中國社會都能周旋于巨大的空間里，新陳代謝，起死回生，中國人的生命力是強韌的。

大的好處明顯，不多說了。大有大的難處：大了，必須“統”起來，不統就神散形亂，還不如小國寡民好管。地域廣袤，人口眾多，“統”必須講求章法，統死了生氣全無。

中國歷代王朝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帝國。這種“大一統”從傳統，在政治穩定與社會經濟發展上有其紅利，但也在社會治理與社會經濟結構演化方面面臨他處所無的深重困境。不論是寫通史，或者做個案研究，這一點可能都是老師理解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前提。

老師在講中國通史的時候，看重通貫感，推重史家對歷史內在邏輯的把握。他自己曾經說“在我看來，課堂教學上，從來也不存在固定的或標準的模式。每個教師教的中國通史，都是他理解中的中國通史。”他下了很大心力解讀張蔭麟與呂思勉，也是推重兩位前輩史家能對中國通史形成一家之言。

老師看重通史教學還有一層意思，他認為教授通史能快速鍛煉青年學者，補知識短板，也能將自己的研究題目放在大的歷史脈絡里檢驗，發現推進的方向。我剛剛到上海交大工作的時候，接手留學生的“中國文化概要”，從先秦講到清代，一個班一兩百人。這種大課很辛苦，評教也不高，所以一般并不認為是“好課”。但老師很鼓勵我去上，特別寫郵件告訴我，年輕人上通史課對于自己的學術積累大有幫助，現在多數歷史系里中國古代史教學，每人各管一段，未必是好辦法。并教授我他當年上通史課的經驗：以通鑒為線索，講主干的事件，在此基礎上每年換不同的專題，不重復，多年之后，教學相長，大有裨益。

現在回想起來，每一次陪老師聊天，他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題。大概是2010年的時候，有一個周寫郵件、發短信老師都沒有回復。我當時心里很慌，從閔行跑去中北，到了麗娃大廈老師的家門前，很緊張地敲門。過了一會兒，老師打開門看到是我，大笑了幾聲，迎我進去，又聊了一個晚上。后來我知道，那幾天正是師母身體很不好，全是老師一力照顧，實在沒有精力旁顧其他。

好像從那之后，臉皮也變厚了，常常沒打招呼就跑到麗娃大廈。老師總是笑呵呵開門，燒水，泡茶。他點起一支煙，有趣的話題就自然流淌出來。學林掌故，對時政的看法，再到上港隊的比賽，間又穿插他駕駛“寶馬”（他的電動輪椅，并且很驕傲是昆山生產）“視察”棗陽路的觀感。他滔滔不絕，我唯一遺憾的就是自己記憶力不夠好，沒辦法都吸收下來。

現在，我最懷念那扇曾經隨時為我們打開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