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范老師離開我們駕鶴西去，我卻被疫情困在地球的另一端，不能為他送行，萬分悲傷和遺憾。寫下這篇小小的文字，悼念家范老師。

第一次認識家范老師是四十多年前，他給我們做一個關于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講座。那時我在上海師范大學讀一年級，因為“文革”剛結束不久，受多年左傾意識形態的影響，農民戰爭研究充滿了教條主義的條條框框，大家都不感興趣。所以有些同學就在嘀咕，農民戰爭有什么好講的？但是家范老師的一堂課根本顛覆了我們許多同學的看法。

講座一開始，家范老師就問大家，唐末的黃巢起義和明末的李自成起義雖然都被稱作“流寇”，但為什么黃巢起義縱橫南北，甚至打到中國最南端的廣州，而李自成起義則局限在北方，從未跨越長江？這個問題一下子把大家問住了，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家范老師雖有腿疾，但在近兩個小時的時間，他一直站著講課，聲音洪亮，還不時走動，寫板書。他的講座對中國歷史上幾次重要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特點做了分析和比較，講得生動風趣，深入淺出，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在講座中老師反復強調，研究農民戰爭史，最忌諱的就是帶著教條主義的先入之見，把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簡單化、臉譜化。歷史上的每一次農民起義和戰爭都有其發生的特定歷史條件，研究農民起義、農民戰爭，要把它們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充分了解其特點和個性，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找到農民戰爭的共性，才能做出有價值的研究。這個講座給同學們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們同學回憶起來還記憶猶新。這個講座不僅讓我們了解了當時國內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情況，而且也是一堂非常生動精彩的歷史研究方法入門課，家范老師給我們講的正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法門。

家范老師說，他的學術生涯在40歲以后才真正起步，也正是給我們做這個講座的時候。從研究農民戰爭史開始，老師后來轉向中國古代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和明史研究，最后在明清江南史領域深耕不輟，卓然成家。家范老師反對歷史學者一頭扎進故紙堆里自娛自樂，始終強調做學問要有現實關切。而對他來說，他最關切的問題是中國如何能走出“千年歷史的陰影，跳出一治一亂的周期律”，能真正自立于世界之林。

正因為如此，他對史學大家呂思勉的治學理念和方法拳拳服膺，他在一篇討論呂思勉史學思想的長文中對其再三致意。他說呂思勉先生絕不是“兩足書柜”，對國禍民憂無所動心的“書齋學究”，并引用呂思勉的話說，對于現狀的不滿，乃是治學問者真正的動機。若對于現狀不知其好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是想在現狀之下求個茍安，或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愿，那還要講做學問干什么？一個人必須有改革現狀的誠意，“其才可用諸正路，其學乃真能淑己而利群，不至于恃人以作惡，曲學以阿世，反造出許多惡業來。”對現實的關切不僅是做學問的出發點，而且也是做學問的重要門徑。

家范老師進一步闡發呂思勉先生的觀點，強調做學問要把現實生活和書本知識結合起來，相互印證，才能有真體會、真心得。對現實的觀察有多少深度，對歷史的理解就會有多少深度。反之，則做不出真正有格局的歷史研究。家范老師這些討論實際上也是他自己做學問時始終堅持的方向和原則。比如，他做明清江南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就不滿足于文字資料的搜集爬梳，而是堅持去做實地的田野考察，并把江南歷史和長三角現實的發展結合起來思考。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帶著學生在江南各地做田野考察，走訪了許多江南市鎮。以當時的經濟條件和交通條件，而老師又有腿疾，可以想象有多辛苦，但他樂在其中，并且收獲滿滿。

家范老師不僅做學問有現實的關切，有宏闊的格局，有獨到的見識，他的文章也寫得文采飛揚又極具個性，極有辨識度。他寫文章從來是直抒胸臆，直陳己見，沒有官樣文章，沒有陳詞濫調，也從不故作高深，明白曉暢，揮灑自如，讀來是一種享受，一種陶冶。老師的文字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他常常把典雅的文言和流行的俗語俚語熔于一爐，寫出來的文字活潑生動，使人過目不忘。比如，在給他的大弟子念祺兄的大作寫的序中，討論到明清州縣官的困境時他說：“我近來忽然對州縣官吏動起惻隱之心。這七品官不好當，尤其是經濟發達、稅役繁劇之區，三頭六臂也滿足不了上面各級各類需求，項項都向下索取，程序煩瑣，編制卡死，不搞點編外人員，不堪應付，難啊！然而編外的人不可能喝白開水過日子，上面不給費，不設法搞‘創收’，行嗎？”再比如，他為弟子胡鐵球的明清歇家研究專著歇寫序，對鐵球的鉆研精神贊賞有加，借用“團結就是力量”里的一段歌詞，寫道：“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歇家斯蒂開火。”幽默詼諧，把鐵球學術上的勇猛精進、鍥而不舍刻畫得入木三分，讓人忍俊不禁。

常言道文如其人。家范老師的文章無拘無束，洋洋灑灑，如天馬行空。讀其文，就能想象其人，就能看見他獨立不羈的靈魂和自由灑脫的個性。以我對家范老師的觀察，我相信他的內心是非常高傲的，但是他把這份高傲很好地隱藏在時時的自謙之下。老師來自江南小鎮，他自稱是“鄉下人”，并以此作為他的微信號。他常說小鎮上的人比較務實，往往缺少雄心壯志。還說他報考大學時，放棄心中向往的山東大學，轉而報考華東師范大學，也是出于務實的考慮（師范大學上學免費，吃飯不要錢，畢業可以當中學老師。而老師少年時的理想就是當一個中學教師）。如今小鎮青年成了備受關注的一個群體，大都會的人們在使用這個標簽時，常常是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的。雖然小鎮青年的眼界或許沒有大都會人那么開闊，但是小鎮青年常常比大都會的人生活得更接地氣，對社會底層、百姓日常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在這種成長環境里養成的是非善惡觀和獲得的生活智慧，往往使他們在面對大都會主流話語和官樣文宣沖擊時更有定力，更具免疫力，幫助他們抵抗大都會文化霸權的宰制和污染。

很多年以前讀沈從文的小說和自傳，受到強烈震撼。和家范老師一樣，沈從文也是一個小鎮青年，他的文字清新純凈，找不到一絲一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污染。這使我想到，被現代大都會的文化霸權放逐到邊緣的小鎮，可能保留著一片未受污染的文化凈土，這是統治階級的文化霸權難以徹底征服和宰制，卻足以反過來與其分庭抗禮的文化邊疆。而從小鎮里走出來的青年也因此能更從容地在心中保留一份精神的獨立和高傲。家范老師在自傳中寫道，他在大學學習時，曾對聲稱要“一年超過陳寅恪，三年趕上郭沫若”的同學略做嘲諷挖苦，并因此受到批評，也因此而夾緊尾巴，認真讀書，卻又被批“白專”。在那個時代要用常識來對抗譫妄媚俗，以潔身自好來對抗隨波逐流，心中沒有定力，沒有獨立思考，沒有一點不畏權勢的高傲，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想，如果我們的讀書人，我們的學者，都能像家范老師那樣在自己的心中保留一份精神的獨立和高傲，來抵御俗世金錢和權勢的種種誘惑，我們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好。

與家范老師這種心靈高傲并行不悖的是他身上深入骨髓的平民意識和情懷。老師常常掛在嘴邊的是他的人緣不錯，人生中常得“貴人”相助。他在的自傳中說：“有人給我看過面相，說是額頭上天地人三線，人線顯明，天地之緣隱而不出，唯有人緣尚能得救。”老師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在感恩在他人生中所有幫助過他的人。當然我們知道，老師的人緣之所以特別好，顯然不是因為面相（若要說面相的話，那也是相由心生），而是一種福報，是老師時時處處真誠待人的一種福報。老師待人，沒有城府，不藏丘壑，從來沒有任何架子，對任何人都同樣地尊重。他與任何人，無論識與不識，只要聊上三句話，就會像老朋友一樣，談笑風生。無論是同行同事，晚輩學生，還是達官貴人，乃至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在他眼中都一樣，沒有高低貴賤，而他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則抱有更多更深的同情。退休以后他常常坐著他的“寶馬（電動輪椅）”在校園內外溜達，并在微信朋友圈中上曬他拍的照片。有一陣因整頓市容校園外很多小餐館、小商店、路邊攤被迫關閉，店主和攤販被迫遷離，其中不少人因他常常光顧已經成了他的朋友。他在微信上曬了很多相關的照片，并議論說，整頓市容不應該粗暴地剝奪這些社會底層人群的生計，市政管理者不應該把市容整潔和人民生計對立起來，而應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特別是不應該以升斗小民的生計為代價來裝點城市的門面。

本文作者與王家范先生合影

對人的尊重，對百姓日用的關切，構成了老師的家國情懷。老師有一本論文集，書名是《百年顛沛與千年往復》，這個書名貼切地表達了老師深深的家國情懷。中國歷史兩千年來治亂興亡、循環相繼，但興亡閱遍古今同：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而近代的百年更是板蕩滄桑，經歷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老師的一生有一半是生活在顛沛和動蕩的年代，一直到40歲以后才能靜下心來教書做研究。這樣的人生經歷使他特別關注國家民族的歷史命運，希望我們的國家民族能夠最終擺脫千年循環，實現長治久安，并能自立于現代世界之林。正因為如此，家事國事天下事一直縈繞老師心頭。近幾年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老師殷切期盼這些變化最終能走向一個良好的結局。雖然家范老師對生死早就看淡，但他多次說希望活得長一點，就是想親眼看到這個結局。現在老師走了，他是帶著遺憾走的：經歷了百年顛沛的家國能否走出千年往復？

老師安息吧！我們會看到這個結局，我們一定會在第一時間向您報告好消息。

劉昶 2020年7月于太平洋東岸天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