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見到王家范先生，是在1978年秋天。這年春季，我入讀上海師范學院歷史系，程應镠先生主持系務，尤重七七屆的培養，廣邀漆俠、吳澤、趙儷生、孫祚民、王養沖、謝天佑等名家來開講座。受邀傳法者中，家范先生最年輕，這年僅四十歲，職稱剛升講師。

有意思的是，在我保存的當年筆記上，講題下先標明“師大黃老師”，而后劃去“老師”補上“家范”兩字。顯然，我誤聽了介紹他的姓（滬音“黃”“王”不分），連其大名也是聽講時同學告知才補上的。他的講題是《注意對立面的研究——關于農民戰爭史研究方法雜感》。農民戰爭史曾是“五朵金花”之一，“撥亂反正”不久仍是史學熱點。日前重讀記錄稿，仍能感受到家范先生獨有的語言風格，自信記錄不至于過度失真，故轉述要旨如下。

講演一開始，家范先生對農戰史研究方法來了個總批判：研究農民戰爭，不但要研究農民，也要研究對立面的地主階級。最顯見的道理最容易忽視。所謂農民戰爭史，就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經過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積累而表現為激烈的外部對抗，通過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戰爭的歷史。恩格斯說，歷史的走向是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歷史是復雜多變，渾沌迷離的，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尋出其中規律，但有人卻只會背規律。

他接著指出：農民戰爭史研究有概念化、片面化傾向，膚淺，雷同。針對“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流行口號，他先是承認，原先對歷史有一種歪曲；但隨即發問：十年來或者解放以來，有沒有另一種歪曲。他隨即強調：必須推進社會經濟史研究，土地賦稅關系及其階段的研究，農民階級內部各階層的研究，還有一個，即農民階級對立面——地主階級的研究，這樣農民戰爭史研究才能深入。

其后，他在講演中依次討論了農民戰爭的爆發原因，戰爭方式與過程，綱領口號與皇權主義，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記錄稿中也頗有發人深省的閃光點。例如，說到農民戰爭爆發原因時，他質疑說：一般講，當然是地主階級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但具體到每一次起義，是否都是這兩個原因，或兩個原因半斤八兩。非也！陳勝吳廣起義就沒有經濟基礎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全國征發勞役人數達到全部青壯勞動力的百分之六十，連簡單的再生產也不能維持，暴政是起義的唯一原因。在論及皇權主義時，他直搗源頭：皇權主義是俄國舶來品，原來的含義是農民起義反對壞貴族，擁護好皇帝，好皇帝是對壞貴族而言的；所以中國農民戰爭沒有皇權主義。中國史學界發展舶來品，只是近似的，即擁護好皇帝，反對壞皇帝；但也不應該叫皇權主義，可以叫中國的本名：封建正統主義。在評價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時，他直率指出：農戰史研究中最差的就是這個，是否每次農民起義，包括小規模、短暫的農民起義也起歷史動力的作用？他在論及地主階級作用時詰問：地主階級能否對自己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進行調節？承認這種調節作用是否就是階級調和論？地主階級并非木乃依，有的政治家、思想家會改革改良于前，或施行補救措施于后；但就像小石子投進死水，只起微波而已，因此這些改革改良往往失敗，想要調節而不可能調節。

據他在《憶天佑》里說，1978年11月下旬，謝天佑發起“中國農民戰爭史學術討論會”，家范先生也參加了史學界首次全國性的同人學術集會，還是隨后成立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的創會成員之一。這次講座就在那次會前不久，不知是否他在后來集會上“論戰”的先期預講。他那天講演富有感染力，頗具論戰性，互動感也極強，時或在講臺前走動。現在看來，家范先生當時已由批判、質疑與反思農民戰爭研究的路徑與模式轉向與此相關但更宏闊的研究領域，這就是他后來在《中國歷史通論》里呈獻的對農業、農民與鄉村社會構成的中國農耕文明的新審視，對農業經濟中內環境與外環境的深度考察，以及建基其上的傳統中國的政治構造與政治運作，進而對中國現代化的艱難性作了歷史的思考。

2012年《中國歷史通論》增訂本出版座談會上與王家范先生合影

二

與家范先生走近以后，聊過七七屆歷史系錄取的軼事：原華東師大與上海師院等滬上五所高校在“文革”中合并為上海師范大學，錄取之際內部明確上海師院恢復原建制，原報考上海師范大學的考生就以考分高低排序，交替發牌，單號分到華東師大，雙號發給上海師院。我開玩笑說：倘若我考高一分或考低一分，就能做您的學生了；盡管沒這緣分，但作學生時聽過您的講演。

聽講只是遠距離的仰望。其后，我雖廁身海上史學界，但性不善交往，與家范先生在學術活動中雖有照面，卻未深談過。但程念祺世兄是其開山弟子，從他那里常聽到乃師近況，錯覺與家范先生距離不遠。開始有交流，記得在1997年歲末華東師大主辦的呂思勉逝世4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家范先生在主題發言中坦承：“說起來實在不敬，因種種的緣故，我真正對先生有點認識，還是近幾年的事。”接著說了那段流傳頗廣的話：

古哲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至今思來真是愧悔交加。“大雁已經飛過，天空不留痕跡”，對個人固然是一種難得的生命超越；對后人，特別是像我這樣，作為華東師大他的專業后輩，卻是不可寬恕的過失。

他的發言稿，應即次年《東方文化》刊出的《呂思勉：盡心平心治史的楷模》。其時，我也關注呂思勉史學而研讀呂氏著作，聽了他自曝其短的發言，感動于他發自肺腑的誠摯與真率。那次參會的滬上學者很多，我據尚未完稿的《論呂思勉的新史學》也即席發言。會議間歇時，家范先生對我的發言有所肯定，還關照我定稿后交給《歷史教學問題》。

三

大約1999年年初，與家范先生在會上相遇，聊天時他問起：你的宋代臺諫制度系列論文完全是專著的料，怎么不爭取出版？我即刻明白，他是我職稱材料的外審專家。我兩次申報，外審盡管通過，卻疏于院內人脈而一再鎩羽。我據實稟告，找不到任何出版關系。他建議不妨申報市里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著作出版資助”。我不無惶惑道，這是中國古代史專著，也算馬克思主義學術著作？他有點笑我迂執：你強調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研究的，不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術著作嗎！記不清家范先生是否當場俯允愿做推薦人，但今存申請表的復印件里，他就是第一推薦者。我的《宋代臺諫制度研究》通過評審，他的鼎薦至為關鍵。

按規定，專著資助出版須冠以推薦專家的序言。家范先生再施援手，惠賜長序。令我感銘的是，由于這篇序言，我成為雖非其弟子而首蒙其賜序的幸運者。在序言里，家范先生以他對中西政治史與制度史的卓見弘識，酣暢淋漓地縱論中國君主集權體制下權力制約與人治法治等大問題，慧眼獨到的把脈，入木三分的針砭，精彩紛呈，隨處可見。他的序言對小書不吝揄揚，開篇還說了一段頗有感情的話：

云國說他是在而立之年才進入大學歷史系學習。我雖謬托年長，似“聞道”在前，其實也只是到不惑之年方始有些開竅。既同屬“被歷史耽誤十載年華”的一代，不分伯仲，相遇即成相知，自屬情理之中。

學界有個說法，對年長十歲者，不論有無師承，都應執晚輩禮。家范先生長我整整十歲，我也確以師長事之的。他卻“不分伯仲”，還許以“相遇即成相知”，這讓我感愧無地。正如我的初版后記所說，他的大序“使拙著大為生色”。上世紀末我一度跌入低谷，家范先生一再伸手援引，逆境中屢獲暖心的扶持，確令我沒齒難忘。

當年評審辦公室轉來一條專家意見，建議就分權制衡的演進歷史，對中西方的是非得失作比較研究。經過閱讀補課與深入思考，我補上了這一環節。但不知何故，責任編輯堅持刪去這一部分才準許出版，我再三強調這一增補出自評審意見仍無濟于事，為確保出版，只得奉命殳除。這就讓家范先生序里關于西方權力制衡的深刻議論失去了呼應（直到2009年該書再版才得以補上）。我在再版自序里說：“迄今為止，我仍不知道究竟是哪位評審專家提出這一建議的，但卻由衷認為：這才是具有真見卓識的專家之言。”近日，我找出當年申報表的復印件，發現家范先生的推薦結語就說到，該書揭示“政治操作方面的許多歷史經驗教訓，對于不同的政治體制仍有借鑒和啟發意義，就像希臘、羅馬之于現代西方政治那樣”。家范先生從未對我說過參與了那次項目評審，我也至今才恍然直覺，在問題切入點上修改建議與推薦結語不謀而合，那位專家應該就是參與評審的家范先生。遺憾的是，已不能當面向他證實了。

2019年8月探望王家范先生

四

家范先生的《中國歷史通論》初版不久，蒙他賜贈，認真研習一過，令我欽敬之至。欽服的是，這部“六經注我”式的《通論》體大思精而會通獨裁，是迄今為止史學界對中國歷史做出的最中肯綮的總體解釋；敬佩的是，他的人文關懷與史家風骨貫穿了其中，而最終落在傳統中國現代轉型之艱難性的歷史思考上，凸顯了其通論的當代性。

2001年4月，上海史學會與上海社聯聯合召開《中國歷史通論》研討會，我也受邀與會，談了讀后感，蒙家范先生不棄，囑我寫成書評，即后來刊發的《探尋歷史的通解》（載《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那次會前，我將《通論》再翻讀一過，全書分兩編（三聯版增補了續編），前編包含縱通與橫通八個專題，后編回顧反思了中國現代史學的建設歷程，感到頗似《莊子》有內外編。家范先生自述，大學“中國通史”課“是所有歷史系課程中最難講的一門課”；他在講臺上“一遍又一遍地滾動，所歷甜酸苦辣諸味，記憶猶新”；盡管震動于張蔭麟所說的“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他卻毅然決然獨辟蹊徑，攀越了前賢開拓的山峰，以其鴻篇巨制終令“一個新的峰巒展現眼前”（借用其評張蔭麟語）。這種魄力、胸襟、體悟與識見，當代史家中罕見其匹。結合這些體認，我寫了四句俚言，私下抄呈家范先生：

誰解甜酸苦辣咸，獨尋險徑著鴻編。

史難言說終須說，都在莊周內外篇。

五

自業師程應镠先生去世以后，家范先生是我交往最多的史學前輩。在待人接物上，他首重大節與原則，在此前提下，為人十分坦誠而平易，完全成為你平等的對話者與傾聽者，從不以其年輩與學望而令人卻步。不僅是我，他的親炙弟子與受教學生應該都有這種感覺。在家范先生周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師生學友圈，這與他的學術威望與人格魅力是分不開的。一旦有住宿的學術活動，晚飯以后，與會者必在他的率領下去喝咖啡閑聊，然后聚在他的房間里神侃。或評點中外時政，或臧否學界新聞，或月旦史林名人，或追憶前朝逸史，與談者三觀既不違和，也都放言無忌。家范先生年資長，閱歷多，見識高，大家都愛聽他的高論。那時，他還抽煙，每次離開他的房間時，煙灰缸里總堆起聳如小山的煙蒂。

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2017年4月昆山舉辦的“顧炎武思想學術研討會暨《曠世大儒顧炎武》首發式”。昆山是家范先生中學求學之地，他非常重視這次再回桑梓紀念鄉賢顧炎武的活動，也因為顧亭林是他尤為推崇的思想家與大學者。到達那天晚餐后，他開著“御用寶馬”，興致勃勃帶著上海參會者去踏尋昆山的市街與婁江。夜色下他試圖辨認曾經諳熟的風貌，但城郭變遷，華燈閃爍，我察覺他略有點惆悵。次日大會，家范先生作開場發言，內容即《明清江南史叢稿》中的《社會風氣與天下興亡》。第三天上午，會議組織參觀巴城老街，這座水鄉小鎮未經過度開發；小橋流水，民居坊肆，看來都保存較好。家范先生也興味盎然，駕著“寶馬”在小巷街市間兜兜轉轉，有時還走下來，以他對江南史的深度研究為隨行者評講水鄉小鎮的風土人情與滄桑變遷。在他看來，盛名在外的周莊、烏鎮開發過度；巴城雖然不錯，但比起他出生的陳墓（今錦溪）來，卻還差點。他對這次未能成行錦溪不無遺憾，許愿再組織一次錦溪行，說話之間，流露出深摯的戀鄉之情。

六

2018年5月23日，家范先生主持了周武兄的兩位博士生答辯，答辯結束，他在新出的《明清江南史叢稿》與再版的《百年顛沛與千年往復》上逐一簽名分贈在場的劉昶、張劍諸兄與我，還特地囑我捎給嚴耀中兄。但當月底，他就住進了華山醫院。

住院期間，家范先生一如既往，喜歡與前來探視的弟子晚輩交流。去年元宵次日，念祺兄約劉昶兄與我去看望他，聽他憶述舊友孫達人農戰史研究的軼事，以及上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華東師大歷史系的人際杯葛，他是從大歷史如何波及小支流的視角切入的，講了將近兩小時。我們建議他抓緊把這些有價值的內容都寫進回憶錄。實際上，他已在著手，收入《明清江南史叢稿》附錄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存稿》即是，該文寫畢癸巳年（2013年），但文末說，“寫到這里，不能不畫上休止符，容以后有機會再慢慢寫來”。對自傳與回憶錄，家范先生定下的標準即其《傳略存稿》所說，“寫下的雖然是個人的見聞與瑣事，但讀者或許還能從中看到一些包含在大歷史之中的淡淡側影”。因此之故，談及某些名人借口述歷史而高自標榜，他曾嗤之以鼻；對那種曲筆諱避非常時期親歷見聞的名人自傳也不以為然。他表示，自己的回憶錄生前不宜發表，可以留到將來見光。

去年8月26日，我約黃曉峰兄去看家范先生，呈上了新出的《南渡君臣》，不久念祺兄也來了。辭出途中，我們迫切感到，他住院后一時不可能親撰自傳，應該先口述錄音把他的回憶保存下來。但家范先生恢復得不錯，也再三主張回憶錄應該自己寫，如何啟口說動他，令人躊躇而頗費斟酌。10月25日，與曉峰兄再去探視，我帶去一本作者他也稔熟的回憶錄讓他參閱，委婉建言他不妨先擬出回憶提綱；曉峰兄則表態，為確保私密性，錄音可由他單獨操持。家范先生既不明確反對，也不表態同意。12月7日，曉峰兄再約家范先生與其弟子念祺兄與周武兄，我與沈潔也到場，一起到醫院附近的餐館餐敘。大家再提口述錄音事，曉峰兄還約定每周或兩周選一天午休以后，他負責前來錄音，家范先生始露認可之意。餐后，在他的提議下，一起到丁香花園對面的咖啡館聚談。那天已是初冬，家范先生穿著羽絨服，與我們坐在咖啡館的露天座上，談興頗濃而未見倦意，聊到下午三點，考慮到讓他午休，才送他回病房。

與王家范先生最后的聚餐

今年春節前，與曉峰、念祺兄說好仍像往年那樣在元宵過后去拜晚年。但接著就疫情突發，禁足難行，總覺得家范先生身體應無大礙，疫情過后仍能聚在一起談笑風生，論古議今。直到曉峰兄告知他病勢危重，當晚與周武兄約好第二天就去醫院以期再見一面。孰料次日凌晨他竟然大去，離上次相見整整七個月。追悼會上，獲知他的口述錄音也終于沒能如約進行。

也許，歷史與人生總會留下遺憾。對家范先生來說，沒能完成口述回憶錄誠是一大憾事，但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度詮釋已臻于圓而神的史學境界。兩年前，家范先生曾這樣評介學術摯友謝天佑先生：

天佑的學術追求已經留于汗青，“講真話，不講假話”的求是精神長存，同時也再次證明學問家唯有透過社會前進的曲折歷程，才能不斷改善自己的認知，拷問世界也拷問自己。書是永遠寫不完的。如果天佑在世，我想，他也會這樣看的。（《憶天佑》）

家范先生，這不就是您的夫子自道與學術遺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