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2日，美國特拉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王元崇主講復旦大學歷史系2020年第3期“中國近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攜其新著《重塑中華帝國——滿鮮關系，1616-1911）》（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以“清韓關系與近世東亞”為題，和在場師生分享了自己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本次讀書班由復旦大學歷史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并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元周教授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郡分校歷史系宋念申副教授與主講者對談。兩位評議者對王元崇教授其人其書都非常熟悉，所以知人論學，能夠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見，在對話中也披露了較多關于歐美學界的學術信息，因此聽眾能更深入地了解該研究領域的學術脈絡和其他相關問題。本文系王元崇教授的演講整理稿，附兩位評議者發言的內容概要。

王元崇教授新著書影

這是《重塑中華帝國——滿鮮關系（1616-1911）》出版一年多后的首次比較集中的研討，今天想和大家對此書的相關問題進行簡單的討論。

在過去十二年，英文學界總共出版了四本主要探討清韓關系的著作，首先是2008年出版的美國Kirk. W. Larsen教授的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n Korea,1850-1910。隨后2017年韓國金宣旼教授的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n Korea,1636-1912，2018年宋念申教授的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Chin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1881-1919和我的書陸續出版。

英文學界關于清鮮關系研究的學術回顧

整體來講四本書都涵蓋了清代的中韓關系，但也都追溯到了元明時期。在中國元代時期，朝鮮半島由高麗王朝統治；到了明清時期，朝鮮半島由朝鮮王朝統治，也是延續了五百多年，一直到1910年被日本殖民，接著第二年清朝就倒臺了。朝鮮王朝橫跨了中國明清兩代，這期間雙方維系著長期的宗藩關系。專門探討朝鮮史的著作很多，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學術研究領域。

首先我對清韓關系史做一個簡單回溯。1627年，即皇太極天聰初年，金東征朝鮮，兩國建立了兄弟關系。十年以后，滿洲政權再度東征朝鮮，清鮮雙方在1637年初正式建立了君臣父子關系。我比較傾向于這是一種“宗藩”關系。七年以后滿洲入關，清韓關系一直持續到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為止，正式結束了清韓之間的宗藩關系，同時也是歷史上整個的中朝宗藩關系的終結。

但此書本身并不是要單純描述清韓宗藩關系的來龍去脈，而是要從清鮮雙邊關系的角度來觀察近代中國的變化。這其中涉及到五個主要的方面：一、滿洲政權入關前的中國認同的建設；二、入關后清朝天下秩序的建成；三、晚清中國近代外交體系的建立；四、中國向近代主權國家的轉變；五、近代主權國家在東亞地區的形成。本書的章節布置亦按照時間順序分成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中國近代外交體系建立之前的清韓關系，第二部分主要處理近代外交體系建立后，宗藩關系和外交體系之間的交互狀態，到最后便是這兩個國家的關系徹底的割裂開來，以此呈現一個總體的敘述。因此今天的報告也是主要延續以下幾個方面：一、清鮮宗藩關系的建立及其影響；二、清鮮關系與清朝宗藩體系和天下秩序的構建及運作；三、十九世紀中期以降清鮮關系與歐美國際法之關系；四、十九世紀晚期中朝近代主權國家與新式外交體系的形成。其中還包括了歷史研究中的重復作業的問題。

在我談之前，我想先對幾個相關專業術語略微進行一下解釋。第一，為什么我要用“宗藩關系”呢？平常比較流行的話語是“朝貢關系”，而有的學者喜歡“封貢關系”，日本學者則大多采用“宗屬關系”。但其實這并不會真正影響你的研究，這幾個詞基本上討論的都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則是“君父”和“宗主權”的區別，前者早在清韓關系之前便已出現，而“宗主權”（suzerainty）則是一個近代詞匯。第三個是“清韓關系”“滿鮮關系”和“中朝關系”的差異。本次講座的題目采用的是“清韓關系”，書里面采用的是“滿鮮關系”，而通常我們也稱“中朝關系”。同樣的，這種差異并不是很重要，我們討論的仍是這兩個國家的關系。第四個是“中華帝國”（the Chinese Empire）“清帝國”“大清國”和“清朝”，這四者的差異后文會提到，我在書中也做了說明。

清鮮宗藩關系的建立及其影響

早在元朝時期，雙邊的宗藩關系已經基本定型。元朝政府曾經籌劃進攻日本，便在朝鮮半島也就是當時的高麗王朝設立了一個特殊的行中書省——征東等處行中書省。一直到元代滅亡，高麗幾乎都是處于行省的建設制度之內。在此過程中，元朝政府派達魯花赤管理高麗，元朝的一些公主也嫁給了高麗國王，因此公主實際上控制了高麗政權，高麗國王也自稱天子駙馬，可見元麗關系是一種宗屬關系。不止是與高麗，元朝跟伊爾汗國等蒙古汗國之間也存在著相同的關系。這是一種家庭倫理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在頂層統治階級上是一個家族關系。

元朝被明朝推翻以后，明太祖對高麗王朝并不感興趣，因此他列有15個不征之國，首列高麗。但后來在靖難之亂期間，建文帝為了獲取朝鮮的支持，便于1401年冊封朝鮮，以使朱棣腹背受敵，然而他失敗了，因此永樂帝第二次冊封朝鮮國王李芳遠。所以明朝和朝鮮王國的宗藩關系的正式建立是在15世紀初，之后明代就將朝鮮國王作為一個親王來對待。從禮治上來講，天子服是十二章冕服，而朝鮮國王則與親王一樣，是九章冕服，這當然只是一個方面，朝鮮君臣也常自認是中國的“外服諸侯”等等，史不絕書。朝鮮與高麗不同的是，前者獲得了很大的自主性，而高麗時期幾乎牢牢地被元朝所控制，尤其是被嫁到高麗的公主所控制，到了明朝時期明廷對控制朝鮮不感興趣，因此朝鮮能夠開始長期處于自主的狀態。

隨著清政權的崛起和戰爭的爆發，1637年2月兩國正式建立了宗藩關系。從這個節點來看，明朝崇禎皇帝還位于北京，明鮮關系被迫截斷，由清鮮關系所代替。清朝在兩國的雙邊關系之內，取代了明朝中央王國的地位，他通過與朝鮮之間關系的界定，把自己的政治文化認同做了非常大的轉變，并建立了一系列傳統的禮儀倫理秩序。

為什么清朝能夠統治這么長時間？傳統的解釋是清朝的成功漢化。隨著新的史學研究趨勢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質疑這個漢化理論。大家的爭論點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漢化，一個是所謂的滿洲政權的特征，或者說所謂的滿洲本身的習俗等等。前者強調根源，后者強調滿洲本身。實際上，從1627年至1644年入關之前的清鮮關系的變化來看，清朝中國化的進程是相當明顯的，或者說滿洲政權的漢化進程非常明顯。然而很多人對漢化這個詞不滿意，認為似乎是一種從民族或種族的角度上來看待。但其實這說到底不過是一個治國之術（statecraft），它并不分你的統治階級是漢人還是非漢人。因此在我的書里，我很少用“漢化”一詞，用的時候我也十分強調這是指治國之術，而不是統治階層本身的民族認同。

早在入關之前，清代不僅發生了從后金到清的名字變化，還有一批漢族官員不斷地往后金政權輸送統治術的政治變化，因此在入關后，清廷政要各項都進行得井井有條，國家建設十分完整。而且漢化一詞也不光是我們如今歷史敘述采用的一個抽象概念，它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期就屢次被提及，可見他們清楚地了解到進入中原地區后會變成漢人。

本書第一部分講的是清鮮關系在清入關之前的運作對清代的中國認同產生的巨大作用。為什么會如此巨大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朝鮮是一個全面儒家化的王朝，一直自命為“小中華”。朝鮮從建立起便全面吸收明朝的各項體制，包括官僚體制、科舉制度、服飾法律等等，所以清朝希望用清鮮關系來塑造自己的傳統中國王朝的認同，例如清鮮之間的使臣交聘就完全模仿了明朝禮部迎接朝鮮朝貢使臣的方法，在雙方宗藩關系建立之后，流程變得更加體系化。在朝鮮國王投降時建立的盟約中有一條，規定這些禮儀、文書、行禮等都“毋違明朝舊例”。所以，朝鮮國王給清朝的表文和表箋都十分正式化，從抬頭到字體大小，再到用印，都有非常詳盡的規定。這些規定都是在清軍入關之前就已經完成的，所以清朝也就獲得了相當的明朝形式的中國認同。

我們中國有若干代王朝，但沒有一個王朝稱自己為“中國”，都是有自己的名號，例如大清國、大明國等等。只有在對外的時候，才會講到我們是中國以及這里的人是中國人，所以這個中國認同更像是一種中央王國的認同，它對任何一個統治王朝的政權都相當重要，這是一個王朝之所謂為中國的一種合法性。清代在入關之前就已經獲得了中心認定，而獲得這個中心認定的一個主要因素恰恰是清鮮關系。這里面朝鮮作為儒家化的小中華的本質認同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在臣服大清國的各個部落和各個政治單元之中，只有一個國家是儒家化的王朝，就是朝鮮；只有一個國家明白這些文書禮儀如何操作，也是朝鮮；只有一個國家用漢文完全的來進行典型建設，這個國家還是朝鮮。由于是“毋違明國舊例”，之前明鮮之間所有的體系現在都照搬到清鮮之間，因此大清國在入關之前已經建立了一個相當完備的宗藩體系，或者說外交關系體系。它具有雙重性，一個是負責朝鮮事務的禮部，另一個是由蒙古衙門改變成的理藩院。

1637年-1644年的清明宗藩關系示意圖

如果把大清國看作一個中心的話，那么蒙古部落便是作為一個個政治單元存在，和朝鮮是并列的。而在清朝入關之后，這套體系便原班搬到了北京，沒有做什么大的變化，只是負責的范圍進行了擴張。從這個角度來講，即便是1644年清朝不入關，明朝能夠存活下去，但是大清國遲早是要稱中國的，這是不可抵擋的一個趨勢。在入關前，清國已不是什么蠻夷，它的各種建設相當成功，尤其體現在宗藩體系上。

清鮮關系與清朝宗藩體系的構建及運作 

本次講座第二部分是在清朝入關后，對清鮮關系與清朝宗藩體系的構建及運作作討論。這里面我分三小節給大家簡單講一下。第一節是天下秩序構建中的朝鮮的模范作用（朝鮮事例），第二節是華夷之辨的強化，這是用來強化自身合法性的一個重要理論工具，第三節是清朝文本內對朝鮮的內省化。

首先我想談談我所用的“帝國”這個概念。現在“帝國”一詞仍沒有一個確切定義，因為隨著這些年社會科學研究的轉向，帝國熱是非常流行的。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還是比較小心的，很少用the Chinese Empire即中華帝國，可是在后期的修改過程中我發現，這是一個無可逾越的事情，所以我后來甚至給中華帝國一個定義，在使用層面上我用這個詞只是對清代中國的一種整體的描述。另外，“大清帝國”也是一個常見的詞匯，清代時期中國人是不用的，第一次使用是在《馬關條約》里，是為了跟所謂的“大日本帝國”對等而使用的，但它并不是一個中國國內喜歡的詞，真正用這個詞的很少。

由于我處理的是清代，清代又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所以我把中華帝國一詞做了一個層次上的劃分。

清代中華帝國的各個層次（A是滿洲朝廷，B是內省/直省，C是理藩院下的外藩，D是禮部下的外藩，E是禮部名單上的西洋各朝貢國。）

ABCDE全部加起來便是當時的天下觀念，而ABC加起來就是領土意義上的中華帝國。所以實際上我在書里把中華帝國進行了兩重界定，一個是領土意義上的中華帝國，即大清國；另一個就是政治文化上的中華帝國，其邊界就是在朝貢國處。而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邊界的問題。

在入關之后，清廷的禮部和理藩院兩重體系繼續進行作用。在順治初年時期，清廷以朝鮮為樣板聯絡琉球、安南、暹羅、日本諸國。為什么要將朝鮮作為樣板呢？因為朝鮮是清廷非常優待的一個屬國，雖然朝鮮世子也被作為人質，但在入關后世子即被釋放回國。朝鮮已成為大清一個典型的外藩，清廷可以用來展示它是如何治理好朝鮮的，而朝鮮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的。通過朝鮮事例，清朝告訴其他國家：只要來向清稱臣，清朝就會給予優待。

以具有法典性質的《欽定禮部則例》內的《朝貢通例》為例。禮部是六部之一，它分下有四個司，其中一個是主客清吏司，東道主要用賓禮來對待朝貢國的使臣和國王。主客清吏司主要負責外藩朝貢事務，這里包括朝鮮朝貢、越南朝貢、安南朝貢和荷蘭朝貢等等。這時朝鮮扮演著模本的角色，比如在《欽定禮部則例·朝鮮貢使宴圖》中描繪了清廷對朝鮮朝貢使臣的歡迎和筵席擺設，并在下方備注“各國貢使仿此”，表明其他各國的朝貢事務皆按照朝鮮事例。

《欽定禮部則例·朝鮮貢使宴圖》

在清朝大部分時期，禮部名單上有7個朝貢國家：朝鮮國、琉球國、蘇祿國、安南國、南掌國、緬甸國、暹羅國。最初列表上還有荷蘭，但這只是一個誤解，當時東印度公司派了一個使臣來華，然后清廷誤以為這是荷蘭國王來朝貢。

在實際過程中，宗藩關系主要體現在冊封、使用年號、歷書、遣使朝貢、封謚、奏事和貿易互市等幾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對朝鮮國王的冊封。朝鮮的國王是中國皇帝冊封的，因此國王要奉清朝正朔，使用年號和歷書，是來拱衛中國天子的。這是一個家族關系，也是兩國之間的關系，即“家國天下”。無論是明鮮關系還是清鮮關系，它都具有兩重性，第一層是朝廷和朝廷之間的關系，是家長和兒臣的關系；第二層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朝鮮事例的運用有很多例子，例如在康熙年間攻打臺灣時，鄭經表示愿“照朝鮮事例”作清朝屬國，然而康熙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他認為鄭經本身就是中國之人，可見康熙對于清朝內外是區分很清楚的。

清康熙八年（1669）九月招撫鄭經敕諭

清鮮關系涉及到的另一個問題便是夷夏之辨。朝鮮方面一直飽受華夷之辨的內心掙扎，雖然被清國打敗了，但是他們長期以來認為滿洲是蠻夷，自己才是正統的小中華身份。明朝的中華已經滅絕了，所以現在真正的中華應該是我們朝鮮。然而從地理位置的角度來看，無論朝鮮如何貶低清朝，它在整個宗藩構架中是遠人、是夷。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講，朝鮮才是夷，清朝不是夷，這是朝鮮不能選擇的。

不僅如此，清朝也同樣面臨著華夷之辨的問題，比較明顯的是雍正時候的曾靜案。雍正皇帝于1729年刊行了《大義覺迷錄》，表明清朝就算是夷，也是天命所歸，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皇太極在稱帝之前，八旗大臣和諸蒙古部落寫給朝鮮國王勸說他一起到盛京擁護皇太極稱帝的信中，便已開始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來樹立自身的合法性。另外，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把夷的概念給模糊了，只是從地理概念上界定夷，其本身不具備文化貶低的意思，然而乾隆皇帝并不認同其父的做法，他把華夷之辨重新拉回到了政治文化輿論里，否認清朝是夷，認為只有中國之外的才是夷。他命人耗費十年時間創制了《皇清職貢圖》，第一圖就是“朝鮮國夷官”，以此表明雖然朝鮮是小中華，但是它仍是在大清的天下里邊，從而華化了清代政權。

1761年《皇清職貢圖》

實際上清朝不認為朝鮮是夷人，但在政治文化上清廷必須要強調它的外夷性。比如在1776年朝鮮的貢使在錦州被人搶去了銀兩，乾隆皇帝在諭旨中要求給予賠償，他寫道因為朝鮮是外夷之人，清朝要給予優待。滿文也說朝鮮國是外藩，它沒有用“夷”是因為滿文里不存在這個字。

華夷之辨和朝鮮內部的尊周思明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我們不能被朝鮮《燕行錄》里的那些故事影響了我們的理解，因為《燕行錄》所體現出來的尊明貶清并非是政治文化層面的宗藩關系中的主流，只是其中一批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的描述。尊周思明的思想長期在朝鮮社會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一位朝鮮知識分子保存的朝鮮翻刻的清朝歷書中，他把“大清光緒四年”一詞劃掉，可見他并不認同清國年號。隨后他改成了“大統余分”，因為明代歷書叫“大統歷”。這是一個小的例子。

到了1858年，《天津條約》第51款明確規定不準稱“夷”，嗣后就由“洋”來替代。但是這條規定并不適用于朝鮮等外藩國家，在中國的外交話語里那些外藩國家仍是使用“夷”，朝鮮在中國中央和地方官公文中照樣以“夷”出現，直到1895年甚至1900年代。因此近代國際法體系并沒有取代宗藩體系，在清朝建立了總理衙門以后，這兩套體系是并行存在的。

在文本之上，清代對朝鮮一直強調“兩國一家”，這是從元明時代以來就有的思想，清初也延續下來，有“兩國為一家”、“朝鮮之民即我民也”等言論，到了盛清也有“覆幬之恩，視同內服”等言論，因此在晚清，很多人把朝鮮視為大清國的一個不可丟失的部分。在清代的歷書里，朝鮮與各個內省聯系在一起的，越南和琉球亦是如此，并沒有因為他們被法國人或者日本人侵占了，而把他們給去掉。在康熙末期耶穌會士馬國賢創制的銅版《皇輿全覽圖》中，山海關以北用滿文來做注解，包括朝鮮也是滿文注釋，而進了山海關內則一切都用漢字，這是清朝入關前的一個領土認識，在雍正時期的全覽圖中特別明顯；但到了乾隆時期，一切都以漢字注釋了，沒有明顯的區分。

十九世紀中期以降清鮮關系與歐美國際法之關系

在有關清代的內省化朝鮮方面，我把歷代的一些類似情況做了一個匯總，后來寫了一篇文章Provincializing Kore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Borderland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通報》2019年第105號，第128-182頁）來專門探討。我們知道清鮮關系是十分復雜的，尤其是在國際法引入以后，由于中英文術語的差異，就更難解釋清楚。

一些中英文術語差別

比如英文國際法里的“Colony”，之前翻譯成屏藩屬邦，但現在是翻譯成殖民地；而“vassal state”在中文術語里是藩屬，還有“dependency”則是屬邦，因此這三者在中文里就很難區分。至于“suzerain”，也就是所謂的宗主，他們翻譯為主。“sovereign state”則叫做自主之國，但是大清國認為，朝鮮、安南、琉球、緬甸這些都是自主之國。對他們自己來講，他們是“sovereign state”，可是對清國來講，他們是“vassal state”。還有“right of sovereignty ”自主之權也是一個問題，自主之權在他們本國是有的，可是在清代皇帝的面前他們是沒有的。因此主權要分成兩重含義，一重是大清國之內的，一重是大清國之外。而對于藩屬國朝鮮而言，主權一詞也得分成兩重，一種是國內的，一種是對清國的。可以說，晚清很多的邊界紛爭與跟國際法引入以后所造成的術語差異有關。

1875年12月，清朝剛剛派遣敕使去漢城冊封朝鮮國世子，日本新任公使森有禮就來到了北京與中國總理衙門進行會談，圍繞朝鮮到底是不是中國屬國的問題展開辯論。森有禮是到歐美訓練的近代外交家，他用的是國際法的術語，引用了埃及和土耳其之間的關系、匈牙利與奧斯曼帝國的關系，還有加拿大和英國的關系等來做例子，但是總理衙門大臣們并沒有接受過國際法的訓練，因此中日雙方都力爭己見，無法切實交流。于是森有禮又前往保定找李鴻章辯論，但是李鴻章認為朝鮮歷來是清朝的屬國。最后日本只能采用炮艦政策，于1876年2月26日與朝鮮簽訂了《江華島條約》，至此整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到1882年的時候美國和中國也陸續通過條約的形式進入了朝鮮。

1884年中國在朝鮮獲得了第一個租界——仁川租界，后來又開辟了釜山和元山租界，這可以說是晚清在海外擁有治外法權的三個地方。很多學者認為這就是中國帝國主義，因為中國在朝鮮有租界和治外法權。但我們知道，清韓關系是有雙重體系的，這個問題就會變得十分復雜。因此我認為這不能叫做帝國主義（imperialism），它更傾向于一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是16-17世紀以來的一種延續。

十九世紀晚期中朝近代主權國家與新式外交體系的形成

在書的最后，我對中國是什么時候演變成近代主權國家的問題作了簡單的探討。我認為是在1950年代，也就是在朝鮮戰爭以后，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一切幾乎都能通過國際法來規范，中國和朝鮮半島上的政權也都轉變為了主權國家。

在過去，傳統政治文化意義上的中華帝國的邊界是到朝貢國邊界的，甚是可以說是無遠弗屆的，但在甲午戰爭以降一直到1950年代，中國的邊界完全縮減為本身的邊界，即現代中國國家的邊界。政治文化意義上的概念逐漸縮小，并與領土意義上的概念重合，這兩個中華帝國終于重合。延續了2000多年的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文化的帝國永久性的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用西方國際法來明確規范主權、公民和邊界領土等等概念的近代國家。書的最后處理的就是這一個巨大的轉變，而這個轉變幾乎是在清代完成的。也是到了這個時候，東亞范圍內出現了一系列的主權國家，包括越南、日本、朝鮮、韓國和蒙古等等。

總而言之，這本書全體上也就是12萬字，實際上12萬字也解決不了這么多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去描述清韓關系，而是要通過清韓關系來觀察近代中國的變化。

評議者發言

王元周教授：

我認為此書和報告一個比較大的長處在于，元崇把握了整個清朝與朝鮮王朝的關系，從女真興起、到后金、到清、一直到入關以后、最后到辛亥革命。而且他通過各種資料，對一些制度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梳理，還把一些重要的值得思考的細節都揭示出來了，我認為這會對我們研究者非常有幫助，也對以后的研究有很大作用。我們知道現在中韓關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近代，尤其是李鴻章的時期，但實際上通過這么多年各國學者的努力，在近代短的時間段里面再有大的創新已經是比較困難了。然而如果我們拉長一點，從一個更長的時間段來觀察，可能會更好的理解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關系。我們中原王朝為什么需要這樣的一個關系？它具有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到底是什么？元崇的報告也能夠啟發我們從這些方面來進行思考。

跟元崇的思路正好相反，其實我這些年主要是從朝鮮人的立場來思考問題，所以可能會互相有一點補充。從朝鮮的立場來講，我認為首先是他們自身成長的一個結果。在高麗后期，朝鮮半島的學術思想發展起來，歷史地理的研究也開始興起，逐漸形成一種民族認同。隨后他們開始思考天下秩序應該是怎么樣的，應該怎樣認同以中國為中心的這個秩序。一方面，他們很樂意與中原王朝建立宗藩關系；另一方面，一部分朝鮮人也非常擔心未來朝鮮會不會也徹底的并入中國，成為中國內地的一個省份。

所以從宗藩關系的角度來講，雙方有各自的理想，也有現實政治的需要，比如說像朝鮮要維持他的王權，因此他要處理好跟大國的關系，同時也要借助清來平衡與日本的關系。所以宗藩關系可能也是國際力量格局和國際交往的現實需要，所以這是一個多種因素的結合點。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或許能夠更加清楚地看到這些關系的本質意義。因此，我覺得元崇的研究對我以后從更深的層次來思考這個問題也是非常有啟發的。

再者，我們可以看到清朝延續的是明朝體制，而明對元也有繼承的成分，但其中又發生很大變化。元跟朝鮮半島的關系是最近的，明清實際上是都后退了，這種后退可能跟朱元璋他作為南方人有關系。但是這個變化對后來的中國也有利弊，比如藩屬對中國來講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到了近代面臨更復雜的情況時，就非常難以處理。所以元崇剛剛也提到了，近代以后中國對朝鮮應該怎么辦？當年馬相伯也認為中國要么放棄，要么采取更加積極的措施。后來清朝雖然有一些積極的措施，但是也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反而導致了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所以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明清留下來的一個遺產。這可能不光有學術意義，也是有現實意義的。

說到近代，我認為東西方確實對不同的國際秩序的一些概念和原理有不同的認識，但是我也感覺到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外交的策略。如果英美等國想跟朝鮮直接交涉甚至開戰的話，實際上他們提出種種的辯論只是為了讓總理衙門或者李鴻章來表明朝鮮是自主的，這樣他們就可以便宜行動了。所以，是真的相互之間不能理解，還是說只是一種外交策略，這可能也是需要思考的。

關于華夷之辨，其實朝鮮人也明白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但他們也面臨著一個困境，如果他們徹底承認自己夷的地位，那么兩次“胡亂”之后的“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的心理怎么紓解？王朝的權威怎么重新樹立？另外他們還面臨著尊周思明的大旗已經被在野儒生扛起來了的問題，如果說國王徹底放棄小中華的身份，那么它的存在合理性就會受到沖擊。因此從現實上講，國王其實也非常重視跟清的關系，但另外一方面，從心理上講，他不得不又要拉開一些距離。樸趾源的《熱河日記》中也提到，這些使節到了中國后都不太愿意跟中國官員多接觸，因此這對于中韓關系也是有實際影響的。

最后，我認為元崇提到的清韓關系要放在清跟越南和其他國家的關系中來討論，這個也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問題。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系的思想史研究》

宋念申副教授：

謝謝海斌兄邀請我來參加這個活動，也非常高興能再一次聽到元崇兄對他的大作的一個比較系統的闡述。我本人的研究和元崇有很多重疊的地方，交流也非常多。元崇的書剛出版不久，我就陸續接到了兩三個雜志的書評邀請。我的英文書評剛剛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韓國學界也針對此書組織了一個專門的讀書討論會，有韓國學者發布了一篇很長的書評。所以可以說這本書出版以后，確確實實引起了比較大的關注和比較正面的反響。

這本書對于我們理解清代的“中國”概念的構建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我們需要特別關注這本書的三個啟發。一個就是“宗藩主義”概念和“政治文化帝國”的分析；第二個是他對于禮儀和話語元素的處理，第三個就是他提出的“朝鮮事例”，我們也可以理解成以朝鮮作為一個模型模范在重塑中華帝國、以及中華帝國解體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關于宗藩關系、朝貢關系和朝貢體制這些概念，我跟元崇也是經歷了挺長時間討論，最后我們發現，無論是哪一個詞，都無法有效概括以中朝關系為代表的近代早期中國和周邊政治體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最后選擇直接音譯，就用“宗藩”來指代，然后再強調它其中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元崇在此書里并不是處理雙邊關系，他想處理的是中華帝國在政治文化層面上是怎么樣表現自己或塑造自己的。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他沒有否定領土帝國，就是通過軍事征服或經濟手段所進行的帝國塑造的過程。他是想將塑造領土帝國的所謂硬實力和塑造政治文化帝國的軟實力區分開來。在不否定軍事征服這些硬手段的前提之下，來探討一下軟實力這一部分是怎么樣去構建。這實際上是回應著很多西方的政治學者對于權力本身的界定的問題。因為我們知道，權力不光具有強制性，它還有規矩性和同意性，這本書其實更強調的是后兩者在塑造政治文化帝國時候的作用。他也明確提出來，宗藩主義不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這里最大的差別在于，帝國主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強迫，包括文化的滲入、對對象的重新定義、分類、改變本土的文化邏輯等。但是在清鮮關系里，究竟是清朝更依賴朝鮮，還是朝鮮更依賴清朝，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很多時候，甚至可以說清朝幾乎是依賴朝鮮去建立和界定政治文化帝國，之后再把這層關系擴展到其他周邊政治體制之中，所以朝鮮扮演著一個自下而上創造中華帝國的重要角色。從認知角度來講，這是一個挺新的一個角度。

實際上朝鮮在中華帝國的重塑上進行了兩次，一次當然是清在占領中原地區之前塑造的一個在關外的中國形象；另外一次是在19世紀后期國際法體系進來以后，中國的概念又再度被重塑，而此時朝鮮扮演著是壓垮駱駝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經過第二次重塑后，宗藩體制和天下體制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看似平等的相互獨立的體制。

第二點，我覺得元崇對于禮儀和話語的處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歷史學家處理史料的時候往往更注重文本本身，也就是文字的內容。但是元崇在細讀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他揭示給我們不光是文本內容，還有文書格式問題。文書格式本身也是一種權力，代表了清朝對于自身的認定，也代表了朝鮮對于自身的認定和塑造。從皇太極到乾隆一系列文書往返，清朝不斷利用文字和文書格式來進行這種角色的定義。這個研究揭示了一種隱秘的文本，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強大的禮儀性和權力性。而西方對于這套宗藩關系的沖擊，也首先從文字和定義方面開始。我們知道，日本非常強調概念的運用。在森有禮和李鴻章的對話中，他首先是對話語的突破，隨后才是軍隊的暴力征服。

第三點，元崇此書的一個突出貢獻在于運用了“朝鮮事例”。任何一個帝國建立起來都需要有自己的合法性，清朝的合法性到底來自于什么地方？最近很多新的討論有強調清朝的族群性，或者也有傳統路徑強調政治文化的內生性。但是元崇提出，除了這些接近“現代”的方式之外，我們要看到清朝還有一套政治合法性的論述。這便是以朝鮮為樣本，然后與琉球、越南、暹羅等建立了宗藩關系。清要處理的一個很重要的困境，就是華夷之辨。這種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其實并不是從雍正寫《大義覺迷錄》時暴露出來的，在后金處理滿人政權時便開始了。這種塑造到底算不算成功？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到了乾隆時期，華夷之辨的順序發生了轉變，滿人的清變成華，朝鮮變成夷。元崇在書里也提到，很多清朝的文本、圖像和書籍里面，都是把朝鮮作為夷人的第一位，以此來建立自身作為“華”的論述。

那么我們要如何看待清朝本身的性質呢？最近的論述傾向于把清朝看作是一個內亞性王朝，這和傳統東亞性的王朝不太一樣。但是從元崇的論述里，我們得知清朝的宗藩關系是始自于朝鮮而終自于朝鮮，它接續的是明朝而非元朝的正統性。因此從這一點來說，不能很絕對地認定清朝一定是個內亞性王朝，它實際上是非常多元化的。到了晚清，清朝之所以要派兵幫助朝鮮和派人駐扎朝鮮，從中原王朝的角度來解釋，這也是接續了明朝，因為明朝的萬歷皇帝曾在壬辰戰爭中救助朝鮮。但在西方的話語進來以后，它又有了新的內涵。有很多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擴張。這說明在兩種體系相互碰撞的過程中，同一個事件能提供豐富的解釋性。但是，這種機制又不是完全來自明朝，它也帶有某種內亞屬性。比如說清朝派遣的朝鮮使臣大多是旗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晚清。

然后我想向元崇提三個小問題。第一，在你提到的清朝政治秩序中，禮部和理藩院這兩套體制是并行的，但是你同時又在書里面提到朝鮮它經常和蒙古王公并列。那么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聯系呢？即代表東亞性的禮部宗藩關系，和代表內亞性的理藩院宗藩關系，他們在清朝眼里有什么異同呢？

第二，我認為“夷”在歷史上是更多的是一個靈活的概念。我們知道英國人特別反感這個詞，后來的費正清學派也堅持認為中國的外交秩序和正常外交秩序不一樣。最近美國漢學界出現修正的聲音，他們認為對于過去我們對“夷”的理解太過固化，其實夷并不一定代表文化蔑視。我自己在研究中也發現，其實很多地方官員在文書和行文中對于朝鮮的稱呼不是特別固定，有的時候用“夷”，而在處理邊民的時候則還是用“民”。所以可以討論是否清朝僅僅把朝鮮看作是一個蠻夷。與之相關的，元崇認為中國領土國家的完成是在1950年代，但我個人覺得有待商榷。因為領土國家本身可能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很難說它已經塑造完成。

最后，元崇他提到了最近北美學界非常活躍的中朝關系的研究脈絡，我們知道英美學家對于清史的研究、對于近代帝國的研究、還有把中國納入全球史框架來重新看待的研究都十分活躍，而且新生代的學者的語言能力和視野也都非常開闊，所以我想請元崇談一下這種研究趨勢對我們中國年輕一代的學者有什么樣的啟示？

Nianshen Song.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Chin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王元崇教授回應：

像我剛剛說的，本書字數較少，因此我要做的是從一個角度來觀察中國的演變，很多問題我可能都沒法全部一一回答。但是像王老師所講的，近代的話語近代的話語是否是外交策略這一點，我認為是的，對日本人來講這很明顯是一種外交策略。當時征韓論上升為一個主要日程以后，日本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瓦解清韓之間的宗屬關系，他們要去掉中國的威脅，避免出現明末壬辰戰爭的情況。因此日本要通過外交策略，讓中國保證不對朝鮮負責，然后他才敢動手。日本與中國是同文之國，他很明白宗藩關系的操作。

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1874年日本討論臺灣問題，即牡丹社事件。在1872年的臺灣南部地區，牡丹社殺害了幾個琉球的船員，日本認為琉球是他們的，因此他要求和北京進行交涉，而北京也認為琉球是中國的，最后總理衙門用歷代的典章制度和地方志論證了臺灣南部是歸中國管轄的，即便他們是蠻夷，也是中國的蠻夷，與日本無關。因此在簽署《北京專約》時，第三項內容特別規定此次討論一切作廢，因為這是日本唯一一次在臺灣問題上沒有帶西方的法學家顧問與中國進行談判。至此之后，日本在每次行動之前都會咨詢英美法學家，他們用奧斯曼帝國和埃及之間的關系來比擬清代和朝鮮之間的關系，指出既然英法可以對埃及進行干涉，那么日本也照樣可以對朝鮮進行干涉。這便是1884年的甲申政變日本出兵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見，不光是外交策略，近代中英話語之間的差異也非常重要，這也是為什么第一個去否定清韓是宗藩關系的國家是日本。英美等國在1850年代左右就已經清晰地意識到，朝鮮是中國的一個藩屬國，所以他們主要是和中國交涉而非片面地動武。然而日本走的是炮艦外交政策，兩者差別很大。 如果沒有日本的話，恐怕清韓的宗藩關系也難以斷絕。

再者，就像王老師剛才講的，一些朝鮮人也擔心國家會不會變成中國的一個內省，這確實不好說。因為在1884-1885年就有臺灣建設和新疆建設等等。還有王老師提到與越南等國進行橫向的比較，應該說自費正清做完比較以后，很少有著作能重新把這些國家放在一起進行橫向的比較。所以我們希望大概在10~15年內我們學界能呈現一部這樣的作品。

至于宋老師對我的講座的點評和問題，我都十分贊成。首先對于第一個問題，在清代外藩蒙古和外藩朝鮮這兩重機制是存在的，但是在禮制的時候，比如施禮、行禮、正朝行禮等場合，這些外藩國家只是根據秩序排好，然后共同行禮，以此來營造一種萬邦來朝的場景，即大清所謂的天朝體制。一個很典型的體現是馬戛爾尼事件。馬戛爾尼因為使團命令失敗了而很不高興，在他離開后的不久便是新年，臺灣的部落首領、朝鮮和緬甸的使臣、蒙古部落的代表都在北京對乾隆帝行禮，可見整個大清國并沒有因為馬戛爾尼的離開而發生根本的變化。因此清朝對這兩個外藩概念是不會混淆的，他們有各自不同的典章制作和法律。

其次，對于“夷”的靈活性和多面性這一點，我是完全贊成的。比如馬戛爾尼來華時他便稱為夷，朝鮮在文書上也叫夷。但實際上，清與朝鮮使臣在北京時都是進行筆談，因為他們都寫的漢字，這時沒有人認為朝鮮是夷，他們是小中華。然而政治文化與現實是存在著脫節的，在政治文化朝鮮是作為東夷存在，這與王朝的正統性有關系。

關于中國近代國家的最后形成，朝鮮是外藩之一，蒙古是另一外藩，他們兩個是清朝最重要的外藩部分。但到了1950年代，這兩個當年的外藩都變成了獨立國家。在這片土地上，以前是大清國、朝鮮外藩和蒙古外藩，而在1950年就變成了三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當然不同的邊疆地區也是要具體的因地制宜的看待。最后，我十分感謝兩位老師提的問題和海斌兄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