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童世駿教授，是在2002年春暖花開時節的南京。那時候，我早已從一位玉泉的同事那里借讀過那份油印傳閱到了起邊兒的《1989年以后的歐洲思潮》還有《1968年以后的歐洲思潮》。

那是顧肅師兄召開的一個關于現代西方公共哲學的會議，童教授在會上提交的是一篇學院哲學家的“小論”——“羅爾斯的兩種規則概念”，而我提交的是一篇山寨哲學家的“大論”——“從競爭的自由主義到競爭的多元主義”。許多年過去了，雖然我有點兒懷疑這一“大”一“小”是否那次會議最有趣的“二論”，但卻只對這樣一個橋段記憶猶新：會議進行到下午，有幾位上午在大會上侃侃而談的公共知識分子不見了，知情者說是去南大的“中美中心”趕場子了，這時我只聽到鄰座的童教授輕輕一句：只有我們動物學家還留了下來！

打那次以后，通過電話、伊妹兒，后來是老年款的諾基亞，我與童教授時有聯系，包括那年申請校內項目平生初次出國，我也是找了他為我推薦。2009年暑假前后，我在杭州楓林晚書店站讀了童教授發表在樂黛云先生主持的《跨文化對話》某一輯上的“拉赫瑪尼諾夫音樂中的鐮刀斧頭”一文，當晚頗有思緒，就與作者通了個電話。記得我們談盧梭、張奚若和王元化“甚歡”，聊著聊著，電話那邊忽然來了一句：“‘你’不能把盧梭的概念工具給扔了，卻還把問題留在那里！”

轉年十月，我應邀到華師大評論其實已經離開華師大的童教授的“終身教授”報告。那是我初次來到櫻桃河畔，也是我初次把童教授和同樣已經離開華師大的陳嘉映教授的兩種“說理”風格進行比較：我嘗試性地稱前者為“氣勝于理”，而后者“理勝于氣”——這個說法當然是太過抽象了，抽象到我們其實可以把兩者的位置顛倒過來而依然“適用”。

那次滬上之行，我們并沒有“談定”別的事，但卻“談定”了一件：十一月份我將再來魔都，隨童教授去曲陽新村慶賀我的老師范明生先生八十大壽。事先沒有料到的是，我竟在趕去上海之前，寫出了為范師祝壽的那篇文字，并打印了兩份，一份自然是獻給明生師，另一份則順道給了童教授，這一“給”成就了《生活并不在別處》封三上的那句話：“看了‘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又光輝之謂大’這篇文字，有一種感慨：我們將不得不對自己的言行慎之又慎，因為它們一定會在歷史上留下蹤跡的！”——其實這句話還有個前提，那就是童教授的另個“金句”：“別人的毛病是記不住，應奇的毛病是忘不了！”

再轉年的五月份，《哲學分析》在杭師大召開首屆論壇，專題研討楊國榮教授的具體形上學思想。“從搬運夫到哲學家”這篇其宗旨在于號召中文哲學界展開在世哲學家研究的妙文就是那次會上出爐的，不過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其中引用馬克思的話：“從根本上說，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

在杭州教工路上一家賓館的會議室進行完最后一場討論后，代表們都已經離場，我注意到作為會議主持人的童教授還在收拾文件，桌上還有不少本他的新集《求知明理》。趁他為我題簽時，我就問：怎么書還剩下這么多？只聽到作者淡淡到幾乎沒有幽怨地說：如果出了新書，出來開會時總會帶些在身邊，但是基本上每次會議結束，都會發現其實并沒有什么人可送，于是就只好自己扛回去啦！

再再轉年的五月份，《哲學分析》在首師大召開陳嘉映哲學三十年研討會，我應編輯部之邀參加了這個會議，但是等我發言時，包括童教授在內的編輯部同仁已經離開會場，直奔首都機場而去了。同樣有些意外的是我那次發言竟然狀態“神勇”，贏得到場的一位帝都朋友，還有從香港趕過來的王慶節教授頻頻點頭，慶節還在茶歇時特別向我致意。“得意”之余，我用短信把這個狀況報告給了童教授，他上飛機前給我回復：我們走了，你正好隨便講！

2015年十一月，我連續兩趟到中山北路校區參加會議和活動。先是月初，馮契先生百年誕辰研討會，我雖未研究“馮學”，卻也遞交了一篇論文，不但在開幕式上目睹了一位美籍華人哲學家“匹夫不可奪志”地“做獅子吼”狀，還聆聽了童教授那無限逼近于“理氣相稱”“文質彬彬”的壓軸演講“作為哲學問題的中國往何處去”。

月末，郁振華教授又約我赴滬參加一個有關童教授哲學思想的研討會，我在電話通知中誤聽成是和前次楊、陳兩位教授同“規格”的論壇，于是一咬牙就在短短的十來天時間中“奮力”而“隆重”地寫出了一篇“童世駿哲學三十年”——值得記下一筆的是，這篇文字我是到當月28日會議召開之前，幾乎熬了一個通宵，才在麗娃河畔的專家客舍中殺青的。

當我腳踩棉花般來到會場，才發現是我的勁兒使得“太大”了：原來振華兄邀請我參加的只是童教授一本新著《論規則》的小型座談會，由童教授的老師趙修義教授領銜發起。但是“覆水難收”，生米已經做成半熟飯，我就只好硬著頭皮按照寫好的稿子擇其“精要”在會上做了匯報，我注意到，在我發言時，趙修義教授看著我的稿子，對他的學生“耳語”：已經有人開始研究你的思想啦！而學生在回應時半調侃半認真地說：其實我的哲學生涯有四十年！聞聽此話，我也半認真半調侃地“耳語”說：可是那前十年是空白的呀！

對了，轉年一月初，我還到過一次麗娃河畔，那是郁振華教授的重大課題“馮契思想與文獻研究”開題會，我作為校外專家應邀列席。那次會議上，馮門的“五虎上將”悉數到場，到我發言時，我先是提到大學時讀了馮契先生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就給馮先生寫信表示想要報考研究生的愿望，馮先生回信稱道我“已經摸到了一些真諦”，我話音剛落，事先已經聽過這個梗的楊國榮教授適時補了一刀：那封信是馮先生的助手回給你的哈！在那樣的場合，我當然要謙虛地表示自己念過在座各位的論著，記得在我提到《第一頁與胚胎》時，陳衛平教授反應飛快：我的書你念第一頁就行了！我的反應也并不慢，馬上就接口說：是的，學派存在的最高形態就是不再以學派的形式存在！

2017年三月中旬，還是“一汀煙雨杏花寒”的天候，我終于踩著貌似要二次創業的節奏，“誰倚東風十二闌”，飄然降臨在櫻桃河畔。剛從北京開會回滬的童教授為了表示對我的歡迎，告知準備在中北逸夫樓召見我并為新員工戴上校徽，可是待我興沖沖趕到中北，卻發現童教授手中并無校徽，我只好于沮喪中掏出那年初剛出的小集《理智并非干燥的光》呈上，因為那個集子的最后一篇文字就是“研究”童教授哲學思想的。過了兩三天，我的即將“退伍”的諾基亞上傳來了最后一條短信：讀了大作最后一篇，不但感謝，而且感動——一方面遺憾自己寫得太少，另一方面又慶幸自己幸虧沒有寫那么多！

最近因為給《三聯生活周刊》的“中讀”APP準備講稿，童教授重寫哈貝馬斯。我榮幸地讀到了這份題為“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理論家和實踐者”的文稿，講稿的最后一部分討論了哈貝馬斯的哲學觀，以及哲學家能夠和應當在公共領域扮演什么角色的問題。最后借用哈貝馬斯的“替身”（Stand-In）和“譯員”（Interpreter）概念，形象地闡明了哲學、科學與大眾之間的“三角”關系。在我看來，這是這份講稿所揭橥的對于理解哈貝馬斯至關重要的公共領域、商談和理性之間以及論證、學習、批判之間這兩重“三角”關系之外的第三重“三角”關系。

在此后偶然發生的一次“討論”中，童教授有些出乎我意料地同意我在他闡發的哈貝馬斯哲學觀的基礎上，把最近坊間稱為“最近哲”——這是同樣由童教授發明的“最接近哲學家稱號的人”之“天才縮寫”——的陳嘉映教授的哲學觀稱之為“最近哈主義者”，并同樣“在此基礎上”對哈貝馬斯的哲學觀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還提出了關于低調的哲學觀和高調的哲學家觀的“辯證”觀：低調的哲學觀的另一面是高調的哲學家觀；主張高調哲學觀的，往往是因為無力做高調的哲學家。

在蹦出上述“金句”后，童教授罕見地話鋒一轉對準我：你也有實踐高調哲學家觀的潛質……可是，讀者諸君，我總是感覺，與童教授的其他“金句”相比，這個小句子似乎既沒有那么“雋永”，又沒有那么“直白”：沒有那么雋永是因為它所肯定的說到底還只是我的潛質，且不論此“潛質”之“好壞”；沒有那么直白則是因為——為什么就不說我已經或者總是已經在實踐高調的哲學家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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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