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6日晚，由華東師范大學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與華東師范大學知識分子與思想史研究中心聯合組織了名為《誰是后浪，何為后浪文化？》的線上對話。本次對話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主持，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周濂、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笑宇與得到副總裁、得到《邵恒頭條》主理人邵恒，就“后浪”以及“后浪文化”現象展開了交流。

在今年5月4日，嗶哩嗶哩網（B站）推出了短片《后浪》，該短片一經推出就引發了激烈的社會討論，“后浪”這一概念也被不斷引用與討論。身為50后的主持人許紀霖教授與70后的周濂教授、80后的張笑宇老師以及90后的邵恒就“究竟有沒有后浪？”、“不同年齡層的‘意象’與文化代際”、“后浪的‘游牧性’”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從時代、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分析一代代人的成長與時代浪潮之間的關聯。

后浪是真實存在的嗎？

許紀霖：我總是在想什么叫后浪，我個人在1982年畢業后留校，也遇見過60后、70后、80后、90后的學生，所以我覺得后浪這個話題非常敏感，也很值得探討。但是在我們幾位開準備會的時候，有一位嘉賓就提出了挑戰，說哪有什么后浪，這是一個虛假的問題。所以我想從這個話題談起，究竟有沒有后浪？這個問題是不是真實的問題？B站的短片以一個老前浪的方式向后浪致敬，這種致敬是真實的嗎？有價值嗎？

周濂：其實我看到這個題目的第一反應就是困惑，為什么要談后浪這個話題？我們知道代際比較、階級差異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后浪”是否能給這些話題增添新的信息？還是一個稍縱即逝的標簽而已？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首先要回到話題的始作俑者，即何冰在B站做的五四青年節演講。

在觀看了這個視頻后，我開始思考為什么要做這么一個視頻？我的理解是這樣：在五四青年節，由一個國家級的前浪演員用字正腔圓的聲音，在一個非主流的青年網站，對青年人做這種掏心掏肺的、充滿正能量的交換，這個行為背后不僅是廣告片，而是嫁接在商業廣告行為之上的政治秀。

但是這場政治秀并不那么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覺得首先要從后浪的隱喻開始分析，我們都知道后浪來自于“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這么一個隱喻。何冰在三分鐘的演講中，充分地展示出了虛懷若谷的胸懷，真誠地向后浪發出召喚，希望他們可以取而代之，但尷尬的是，后浪似乎沒有一種前赴后繼的動力和愿望。

為什么？原因之一是后浪拒絕被代表。在演講當中，何冰試圖塑造青年人的整體形象，用一個普遍的形象，把所有的青年人都涵蓋、歸納進去。但是這種高度一致化的青年形象和生活體驗并不能被所有的年輕人共享，產生不了策劃者期待的那種共鳴。

第二，年輕人認為他們面臨的真實且沉重的現實問題被后浪演講遮蔽了。視頻中展示出來的二次元、手辦、出國旅游等消費主義體驗看似云淡風輕，但對于廣大的年輕人來說，這與他們的真實生活相去甚遠。階級問題、貧富差距以及各種真實的社會問題都在后浪的演講中被抹除了。

第三，在后浪演講當中，何冰使用的語言以及他的表達方式看似真誠、平等其實充滿了爹味。在他的演講當中不難讀出一些弦外之音，比如說“我看著你們滿懷感激”，言外之意似乎是，那么你們呢？看我們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心懷感恩？再比如說 “有一天我終于發現不只是我們在教你們如何生活，你們也在啟發我們怎樣去更好的生活”，這種俯身依就的討好和循循善誘，總讓人感覺不夠真誠。

所以我覺得后浪演講本身，從具體內容到表現形式，都在回避真實問題，充滿了表演性和自我感動。有點像前浪想給后浪打雞血，結果手一抖，把雞血打在了自己大腿上的感覺。

當然，我也不認為后浪這個概念完全沒有價值，首先，它有生產力，圍繞后浪可以衍生出很多概念、意象和話題，比如說前浪、巨浪、中浪。其次，它有生命力，我相信這個詞會像“屌絲”、“高富帥”、“白富美”、“矮矬窮”一樣，進入到我們的日常語言當中。

但真正的問題在于，它有沒有社會學意義上的解釋力？我認為，后浪會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用來互相調侃的一個說法，但是它不像“五四青年”、“嬰兒潮一代”或者“千禧一代”有著明確的外延和內涵，能指與所指，因此后浪只具有隱喻的價值，可以成為短時間的文化現象和公眾話題，但對于它是否具有文化批評或者社會學意義上的重要性，我是高度懷疑的。

張笑宇：我對周濂老師的看法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見，我同意后浪影片是一次失敗的廣告片，但是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它還是有一定的符號意義。

我在看這個片子的時候，想到了一個可以跟它對標的文化事件，就是1980年潘曉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這篇文章描寫了一個年輕人剛到工作單位之后，發現單位有許多的潛規則，自己的滿腔熱情無處宣泄。這篇文章標志著當時的價值觀，而后浪和它引發的討論，其實有點像這篇文章帶來的價值觀轉折。

今天這個價值觀的轉折點在于，后浪是一部完全以消費主義來定義這一代年輕人主流價值觀的廣告片，這在當代中國歷史上我認為是很罕見的。 這和我們過去習慣的定義青年的方式如：“五四新青年”、“80年代建設祖國的新一輩”、“90后、0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相比，后浪呈現出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姿態。

片中的關鍵詞“選擇的權利”，正呼應了消費主義的經典作家齊格蒙特·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里對于消費社會的總結：消費社會琳瑯滿目的商品帶來的就是選擇權利。后浪遇上的質疑，實際上是一部消費主義廣告片披著政治的外衣在宣傳消費主義價值觀時，遇上了后消費主義階級的抗議。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后浪的符號還是有相當的意義。

剛才周老師說后浪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缺少具體邊界，我認為這個恰恰是消費主義里較弱的階級定義自身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消費主義時代，所有的身份認同方式都是消費。你喜歡出國旅行、玩滑板、跳傘、蹦極，表面上看這是你的個人選擇、自由追求，但實際上它的實質結構是你有了消費，所以你有能力追求你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而買不起歸屬感的人的自我身份認同方式，就是消極地否定自我身份。比如說我不知道誰是后浪，反正我不是；這個片子里邊講弱小的人才習慣嘲諷與否定，我們就是弱小的人，你講的一點都沒有錯。所以我認為影片帶來的文化現象有著符號意義，它代表了消費主義對我們整個這一代青年的影響，以及在這個時代，青年的那種自發的弱勢感，和以此為基礎產生的自我否定。

邵恒：后浪這個話題能引發如此大的爭議，是因為這個話題包含的話題層次其實非常豐富，背后有一個巨大的冰山。我嘗試梳理出了這個“冰山”的三個維度，分別是三個跟后浪現象相關的“子話題”。

第一個話題就是到底誰算是后浪。

作為70、80后的幾位老師會說我是后浪，但是我看這部片子的時候，發現刷屏的彈幕都在講高考加油，顯然B站的用戶覺得高中生是后浪。包括前浪也有著不斷遇到后浪帶來的挑戰和壓力的現象。我覺得這樣的心態可能就引出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話題，就是前浪的焦慮是不是來得越來越早了？如果是的話，為什么？

其實這樣的焦慮是非常普遍的，去年的時候我采訪了青年志，一個專門針對青年文化做調研、營銷的機構。他們的首席運營官Kevin Lee（李國忠）跟我說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他們在做調研的時候，經常聽到90后甚至95后說自己步入了中年危機，其中一部分甚至已經開始準備所謂的“活著的遺囑”，規劃自己死后遺產的分配。他們也見過35歲的年輕人因為自己創造力或者活力不如下一代，而被公司解雇。所以年輕人感受到前浪的焦慮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很多年輕人雖然年紀很小，但是在心態上已經體驗到了初老。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子話題是“后浪沒了怎么辦？”這個話題是攜程的董事長，經濟學家梁建章在一篇財經的專欄里提出的。文章指出，其實中國出生人口的數量是一代少于一代。從數量來看，后浪慢慢地開始后勁不足了，比如80后這一代的數量是2.3個億，90后是1.95億，下降了大概15%左右。然后2000年到10年這一代人數量只有1.5億。過去的10年，出生人口數量是1.6億。按照梁建章的估算，中國現在的總人口每30年會減少一半左右，所以后浪它會越來越弱或越來越小，這樣的現象未來又會給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第三個子話題會更樂觀一點，就是前浪的重生，或者叫中年的后浪。之前和幾位老師討論的時候，我發現幾位老師都對B站和當下新潮的綜藝比較熟悉，但是像我這樣一個90后的信息來源反而是《金融時報》，《參考消息》，《丁香醫生》，這也讓我有很強的錯位感。90后的我活在傳統媒體和養生世界里，但是他們這些60后、70后、80后卻在二次元文化社區如魚得水。所以我從中年人身上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趨勢，也讓我意識到前浪和后浪這種二元的分法是很不合適的。因為當代人的生活更像是一浪接著一浪，這個時代給生活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

許紀霖：我認為后浪短片提出了一個真實的問題，但是他的答案是很片面的，這是我的一個核心的看法。在我看來，這部短片打開了一個新的觀察中國社會、中國人的視野和角度。我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對于人群的區分實際上是以“左右”來劃分的。當你見到一個陌生人，你可以問他，你平時看什么報紙？如果他是看《環球時報》，那么你知道他可能是偏左，如果他說他看《南方周末》，他可能就偏自由派。在20年前，大家觀察其他人是以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方式來把人分成左中右，這是第一個視野。

但是實際上近10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的視野，超越“左右”，從“上下”來區分社會。“上下”意味著你屬于哪個階層？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屌絲還是貴族？你是底層、中層還是上層，特別是這些年，由于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開始極大的分層。但是除了“左右”、“上下”以外，有沒有一個新的角度可以來思考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差異呢？我認為短片提出了一個新的角度：“前后”，前浪與后浪的關系，就是一個文化的代際差異。

在這個意義上，《后浪》這個片子提出了一個真實的問題，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特別有興趣，因為我這幾年在做一個新的研究，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代際更替。作為一個從1982年就在大學教書的資深老師，我的學生從60后、70后、80后，直到如今的90后、00后。我深刻感受到不同時代的學學生身上，有明顯的代際差異，其中，可以大致歸納而言，60后、70后還是“后啟蒙一代”，80后比較分化，而90后、00后是典型的世俗主義一代人。代際差異并不一定完全是年齡差異，它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差異。今天我們所說的后浪，更多地代表了一種90后、00后的世俗主義文化。

不同年齡層的“意象”與文化代際

許紀霖：現在我們姑且離開短片，回到真正要討論的話題，究竟誰是后浪？什么是90后、00后的文化？當你描述某個年齡層的人，你首先會想到一個什么樣的意象？

邵恒：像90后這一代人，我們可能在初中高中的時候大家都聽周杰倫，聽孫燕姿，也會聽梁靜茹。還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覺得也是共同的意象。比如2008年的奧運會是90后一代對于整個時代共同的記憶，這樣的記憶其實也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國民性格留下了一些影響。

周濂：我們70后在少年的時候大多是男讀金庸，女讀瓊瑤。如果要想了解國際風云，一般都是圍在報刊欄前面共看《參考消息》，或者去圖書館閱覽室翻閱像《海外星云》這種雜志。

相比70后和80后，90后和00后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是電腦時代和網絡時代的兒童，跟國際最前沿的體育、娛樂、政治信息幾乎保持同步生長的節奏。我想這可能是塑造不同代際之間最大的一個差異，就是說，我們接受信息的渠道是非常不一樣的。

可是2008年之后，中國的網絡高速公路逐漸開始變得“地方化”。這種地方化導致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中國網絡高速公路的地方化對于90后和00后的自我認同、對世界的理解和想象，造成了什么樣的一個影響？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切入點。

笑宇剛剛說后浪演講是消費主義的宣言，因此對其持否定的態度。在我看來，如果它僅僅是一個消費主義的宣言，反倒沒有太大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它是以消費主義的假面行政治宣傳之實，是以去政治化的面目出現的政治。

比如說，笑宇認為這個演講的關鍵詞是“選擇的權利”，而這恰恰就是消費社會的主要特征。可是根據我的理解，選擇的權利并不僅僅是消費主義的主要特征，同時也是以賽亞·柏林消極自由的核心特征。沒錯，在消費主義時代，人們的欲望是被塑造的，你貌似有選擇商品的自由，但其實是“不自覺的囚徒”。可是更重要的問題難道不在于，除了我們的消費欲望，還有我們的情感表達方式、自我認知甚至理想都是被塑造的，你貌似有選擇的權利，其實你根本沒有選擇的自由。如果放大我們的認知尺度，就會發現這個演講其實是一個偽消費主義宣言，它是前浪和巨浪要把后浪吸納到自己的整體敘事邏輯的一個努力。

如果在討論后浪的時候，僅僅像許老師那樣強調“前后”的差異，也就是文化取向和生活形式的多樣性，而忽略或者無視“左右”也即自由和平等的問題，“上下”也即貧富差距和社會正義的問題，那才會真正地塑造出“單向度的人”。

張笑宇：首先我基本同意周老師的看法，但是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分析。邵恒剛才講的兩點第一是我們后浪的人在不斷減少的問題，第二就是前浪在不斷后浪化的問題，我覺得都很有意思。

在我看來，所謂消費主義也是某種大時代力量的一個表現或者符號。所有消費主義的著作背后，都逃不過科技的進步對于人類社會結構和人性產生的深刻影響。為什么消費主義成為這個時代我們追求認同歸屬的重要路徑呢？這個話題在某種意義上是超越政治的，因為不僅僅是中國，在西方某種程度上也有這個特征，而它背后的社會結構是生產力進步，科技進步帶來的一種必然的剩余。

今天的經濟發展，需要依靠科技進步，但是對于一個社會來講，所有的科技進步都會制造出剩余的人，因為人們會被機器取代，同時人們通過努力創造價值的機會也會被取代。如果一個社會中通過努力去創造價值的機會越來越少，那么人們自然而然就會通過消費去找到自我價值。因此，所有的消費主義時代跟技術進步是同步的，但是跟技術進步同步發生的還有另外兩件事情，也就是階級分化和堅決反抗。

技術越進步，階級分化就越明顯，反抗者手中能夠拿起的工具也越來越少。那么再往后，這些弱勢群體，這些無力消費的人最終會把我們作為人、作為動物最基礎的消費、最基礎的生育欲望本能也給杜絕掉，帶來人口自我再生產的停滯。今天后浪中很多人都覺得母胎solo、單身至今、恐婚恐孕、不希望組成家庭，我覺得本質上都是這樣一個更大的時代背景的反映。

年輕人本來該為美好生活奮斗，但是短期內巨大的發展紅利被前浪在短期內攫取殆盡之后，對于后浪來講，未來是沒有目標的事情，我還奮斗什么？在這個時代，后浪在很多層面對前浪都有一種否定的沖動，因為后浪覺得一切的東西都好像已經被前浪荒廢殆盡了，所有的紅利都沒有了。這一代后浪們對前浪的否定所具備的道德正當性，跟階級公正、社會公正包括政治公正都聯系在一起，而不是像前幾代那樣，前浪后浪之間可能是僅僅有代際差異。

雖然今天的90后、00后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意向，但是它背后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對于強大的整體否定態度，用一種極為功利、極為現實，甚至是極為赤裸裸的方式來否定前浪。比如前浪特別重視人際關系，但是你跟00后講這些，他就問你講的這一切能讓我買得起房嗎，不能的話你可否不要來支配我？所以我覺得不是后浪成為了代際的一個標簽，而是代際作為整體的社會巨大的斷裂和分解的一個標志，利用后浪這個影片迸發出來。

許紀霖：我同意笑宇的看法，前浪、后浪似乎某種意義上也可以歸結到是“上下”階層的問題。但是回到今天對話的主題上，我并不希望用一種上下的階層視野來化約、替代對文化代際的分析。我自己是做思想和文化研究的，雖然我并不是一個文化化約論者，但是我個人對于從文化代際的角度來分析90后、00后這一代人更有興趣。

比如我剛才讓大家說一些各自年齡段的文化印象，我們還是能感受其中明顯的差異。比如現在的年輕人更加習慣網絡閱讀，而上一輩可能更加習慣紙質閱讀。再舉一個例子，老的一代知識分子總是要一本正經、正襟危坐地閱讀，這叫讀書，很難想象他們帶著愉快的心情翹著二郎腿，甚至在廁所里面閱讀。現在更為流行的是輕閱讀，我曾經給騰訊大家專欄寫過專欄，這個專欄的文章都是“輕閱讀”，把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嚴肅話題，用一種輕松的、80后、90后喜聞樂見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樣不同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甚至閱讀內容的差異，可以說是一種文化上的差異。我想要問一下三位嘉賓，你們是否感到有這樣的文化差異？

周濂：許老師給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上下、左右和前后”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粗略地說上下是經濟，左右是政治，前后是文化，這三種區分標準或許能夠給我們呈現出一個更完整的，理解世界的框架。

我唯一有點保留的是，前后的區分是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取代左右和上下？還是說前后的區分，是左右和上下的一個隨附現象？有一些活動，比如閱讀網絡文學，可能沒有什么門檻。但是另一些活動，比如cosplay、出國旅行對家庭的背景要求就更高一些。我始終覺得，如果選擇的權利僅僅是文化生活當中的選擇權利，那就完全遮蔽了或者閹割了左右、上下這些真正重要的問題。所以我會認為左右、上下、前后這三組概念，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分析框架，但是我對它們孰輕孰重還是有所疑慮的。

邵恒：在這個問題上，我比較認同周濂老師的觀點。文化的確有代際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其中有非常深的經濟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一代人的成長環境也決定了他們的性格。哈佛大學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曾經有這樣一個判斷：經濟增長會影響到國民的性格。在經濟增長比較高速的時期，人們就會更樂觀、上進，更加包容開放。另一位經濟學家何帆老師，在他的得到課程里曾經提到過，60后到90后這些經歷了過去30年經濟上的高速的增長的人群，對于全球化、技術進步都更為樂觀。

比如說90后就經歷過電腦的普及、互聯網的發展，經歷了08年的奧運會，體驗了微信、支付寶這些移動互聯網APP的出現，見證了國家的許多重大突破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去看美國的90后，他們在童年時期的時候遇上了9-11恐怖襲擊，然后在青少年的時期經歷了金融危機，然后大學畢業又遭遇了新冠疫情。所以有調查顯示，美國90后的年輕人中，只有45%覺得自己心理狀態很健康，而美國的千禧一代和嬰兒潮一代則分別有56%和70%的人認為自己心理健康。

從這些現象里面，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對于任何一代人來說，個體之間確實有差異，但可能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大，因為青年時代的社會大環境是每一代人的底色。第二：對于不同代際間的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去用身份認同、出生年代或者說文化現象來劃分，而是需要去分析一代代人成長的社會環境在何時發生了巨變。

游牧的后浪

許紀霖：幾位都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對代際差異做了分析，我想到我們在會前討論的時候邵恒提到她和更為年輕的同事交往時，發現他們身上有一種游牧性。與前浪身上的農耕性不同，后浪的游牧性將他們和前幾代人區分開來。

邵恒：“游牧性”是青年志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的95后，彼此之間缺少共性，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好像很難找到這一代人共有的文化現象。而青年志則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概念——“游牧青年”——來定義90后或者95后的文化。他們認為年輕人就像是生活在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一樣，周圍沒有一條確定的路，沒有一個確定的圈子，沒有一種確定的身份，但是他們可以選擇任意一條路，去任意的方向，有許多的人生的選擇可做。

這些年輕人在做的事就是在不斷的“遷徙”和“流動”，他們不斷地在進行自我迭代，不斷地去發現新的自我。這樣的一種游牧的文化，也會對于他們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他們不能被某一個圈子某一種身份所定義，因為他們可能同時從屬于很多個身份。所謂的游牧性就是一個不斷地去尋找、重新定義自己身份和價值的狀態。 

張笑宇：我是05年上的大學，作為一個老網友，我覺得那個年代的網絡文化有非常強的草莽性，自由選擇性，那個年代那種說走就走的個性其實比這個年代要強。那個年代天涯、貼吧上討論的話題的廣度和深度，實際上我認為都比現在這個年代要強。當時的網絡文化，使我想起《全球通史》里英國維多利亞年代的英國人，覺得自己的問題很多，心中有很多焦慮，覺得有很多重大的問題要解決。但是他們總是相信這些問題可以被他們來定義，來解決。而從現在的后浪身上，我很難看到這樣的氛圍。

我們這個年代的信息的特點是更加碎片化，也有人說這是信息解放，但是我更喜歡用馬克斯·韋伯的概念，就是所謂的專業社會都是鐵籠。上一個年代的互聯網大多是門戶網站，或者特別大的興趣社區，但是今天的互聯網它更多的是一個小眾直達的智能推送，算法只會推送你可能喜歡的東西，我們每個人都處在我們自己偏好的鐵籠里。我想這樣一種信息解放、形成公共討論的方式，還有對我們每一個人塑造的方式其實是更匱乏的。我覺得這不是游牧，我覺得這是這是用游牧的方式來偽裝的定居。

周濂：邵恒提到的游牧民族是一個很好的意象，但是它是不是足以去定義00后的特殊性；還是說只要你是年輕人，你就有游牧的那段時光，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我同意笑宇的看法，當年的網民跟現在的網民確實存在非常大的差異。自媒體時代人人可以上網，人人可以發言。但當年上網的還是非常小的一撮人，主要以大學生、研究生或者說高級知識分子為主，他們去新浪BBS或天涯發帖，不是為了追星，而是為了探討一個話題，尋找能夠跟自己同聲相和的知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有很明顯的精英化色彩。

而現在的網民基本上就是粉絲化，他們不是對某一個有知識含量的話題或小眾的命題感興趣，然后結成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而是對一個明星或者一個消費現象產生興趣，然后通過投身其中去獲得自己的身份認同。我覺得早年的那些網友，每個人都有鮮明的個體形象和獨特的表達方式，也試圖在網絡生態當中成為一個獨特的個體。但是今天的網友的面目就不像當年那么清晰了，大家使用的語言也好，關心的話題也好，都越來越扁平化或者某種意義上庸眾化，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區別。

許紀霖：我非常同意周濂剛才說的，每一代人年輕的時候都曾經有過游牧性。年輕的時候都誰都有過那些青春的時刻、夢想的時刻、反叛的時刻。這就像福柯對啟蒙的理解和哈貝馬斯不一樣。哈貝馬斯強調“交往理性”，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成熟的、中年人的理性。但是福柯要捍衛的啟蒙，恰恰是啟蒙早期的反叛、解構和解放。何冰的短片《后浪》恰恰把這個“游牧性”給剝離掉，把后浪想象為一個經濟理性人，一個消費者。何冰強調的那種選擇性是沒有超越性的，缺少一種真正的游牧性和精神上的任性。

像事實上我在和年輕人的接觸當中，感到新的一代人未必是物質主義的一代，反而可以叫他們后物質主義一代。雖然他們也關心物質，但比起這些東西來，他們有一些更任性的東西，就是所謂選擇的自由，身份的自由，乃至一種任性。這個東西可能是對他們來說是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