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Edmund Burke），因其當年對法國大革命的激烈批判，而被廣泛視為當代政治保守主義思潮的鼻祖。但實際上，在柏克一生的政治立場上，他基本是持趨向自由派色彩的輝格黨人，他同情美國革命，同情愛爾蘭和印度等地遭受壓迫的人們，反對滑向暴政邊緣的過度皇權。近年學術界一個主要趨勢就是重新審視柏克的政治學說和理念遺產，以期更全面地準確理解柏克思想全貌。而今年在這方面又有一部最新力作問世，筆者想借機簡要介紹一下。

Gregory M. Collins博士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后研究人員。在其新近研究成果 《柏克政治經濟學中的商務貿易與禮節舉止》（Commerce and Manners in Edmund Burke's Political Economy，劍橋大學出版社，2020年 ）一書中， Collins博士試圖向讀者展示柏克政治經濟學的全貌： 一方面，柏克充分認識到人類理念在調配統籌社會和經濟行動時常會有若干局限性；另一方面，柏克堅定相信一個商業型社會必然需要一些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前提和先決條件作為支撐。在柏克看來，文明不可能僅僅依靠交易性行動一事而存續發展，而市場本身亦取決于倫理道德層面的先決條件。在此，柏克再次展現了他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的并非完全相同之處。雖然他們都信仰自由市場原則，但是柏克明顯更為強調道德與商業之間的關聯性。 Collins博士此書不僅為我們帶來了一些此前未刊的柏克手稿，而且整合進了一些寶貴的實證型數據，對柏克思想研究的推進都富有價值和意義。

正如Gregory M. Collins指出的那樣，在柏克看來，國家權威超越僅僅使大眾滿意的程度，國家并不僅僅只是一種“拍檔之間的協定”，而且國家權威是不能夠拿來被拍賣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也不應僅僅被視為一種市場交易行為而已。對柏克來說，國家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其持久的角色：國家是一艘為公共治理和公民社會提供穩定航向的艦船，從一代人交付到下一代人的手上，而文明亦因此得以繁榮興盛和持久長存。當人民普遍尊崇政府時，政府的合法性就會自然而然地持續存在。

柏克認為，政府官員一般并不具備足夠的地方性知識以統籌各種經濟資源的平順流動；比起官方直接介入，具競爭性的價格體系能更有效地被用于規管工資和合同等事項；應當松綁那些武斷任意的規管，商業才能真正實現最佳的繁榮。Collins 點出了柏克學說與今日西方所謂自由意志主義之間的不同，自由意志主義往往強調所謂個體自由的極大化，并將制造出財富視為社會繁榮的主要界定指標，但柏克認為文明的增長其實有著更深層的宗教性和文化性基礎，正是通過這些宗教和文化的管道，那種旨在獲得錢財的精神才能得以通往更高的目標。柏克經濟學說的一個要點是， 他完全承認市場交換經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就文明的增長和社會關系的榮景而言，市場經濟卻并不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

在柏克看來，宗教機構，貴族階層，來自強勢階層（尤其是王權）的贊助和保護、家庭關系、社會組織等扭結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倫理道德意義上的結構，該結構有助于緩解商業上的各種過度行為，并為市場交換經濟的繁盛提供了長時段的支撐。財富的擴散分布毫無疑問是值得追尋的目標，但通過信仰、道德情操和紳士風度等培養人民之間的社會性聯結，才是柏克追尋的更高的鵠的，柏克認為這無法僅僅通過人們之間相互的經濟交易行為而實現。柏克認為，一個社會若想要存續下去，就必然要有某種權威性力量的存在，該權威性力量獲得來自人民的尊敬和崇奉，并使人民遵守其所制定的律法，否則，社會的紛亂無序就會不可避免地一直反復發生 。從本質上講，柏克對那種試圖以關于公民社會的契約型觀念，來為商業應不受國家政府限制而正名的做法，抱持有高度的質疑。柏克認為有一些社會制度和社會公共價值應一直高于簡單的市場供求關系，柏克承認自發性的秩序是有可能生產和制造公共財富的，但是一個社會必然會要求更堅實穩固的穩定性源泉，以此抵御市場行為詭異多變帶來的沖擊。

柏克認為，社會是一種道德性條約，將前輩、此代人和后來一代的社會附屬特性、倫理性與制度性傳統和宗教相關情感等因素皆織就于一處。這一道德性條約并非暫時的或易腐壞的，而是有著非常持久的特性，足可以抵御短期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情勢的沖擊。柏克經濟思想的核心要旨正是在觀察和分析社會時，我們應取更寬廣的視角，而不應將商貿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行為分割開來一一處理。現代商業社會往往處于過度政府干預和過度個體自主性的兩極之間，柏克的經濟思想或能提供一種類似于“中道”的路徑，緣此路徑，既能享有市場交易所帶來的果實，又不至于受其較為低劣后果的牽累。

柏克的理念是很有趣味的，他認為國家應藉由公眾的尊崇而強化自身，但是這種尊崇的情緒有可能會因為政府的浪費和奢侈揮霍而被消減腐蝕。用柏克自己的話說，就是“正是為了重現對政府的尊崇信奉，進而奠定其萬年根基，我希望能限制其過度的影響力（restrain the exorbitance of its influence）。”在柏克看來，政府的一個核心功能即是訂立法律保障，以確保個體對其所自有之資本和財產有充分支配權，既不受政治力量之侵蝕，也避免市場性力量的攫取掠奪。

Gregory M. Collins博士還歸納了柏克的關于公共財政和社會經濟的核心思想，其中重要的措施包括：公共財政的會計業務應持續推進并保持公開透明；政府應就其職責與能力制定和推進那些可行且明晰化的任務；公共管理性質的官僚機構體系不應過于龐大；一個強大且富有效能的政府必然是井然有序、且經過一番精心揀擇安排的；政府稅賦不宜任性制定或定得過高，一般而言稅賦應為較低且溫和；一般不宜用政府收入刺激貿易行為，因為這樣做長期而言會抑制公共財富增長，并且減少政府收入。

筆者也專門就此書簡要訪問了Collins博士，他告訴筆者，在此書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最讓他感到意外的發現是，柏克對嚴格的政策研究和分析工作很感興趣。柏克向來是以雄辯的演說家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家而著稱于世，但他其實也是一個“策士”，他仔細研究了有關商業和貿易的許多統計數據，以便為他的政策立場，和對全球秩序中政治經濟學的更廣泛理解提供支持。在Collins博士看來，有關資本和市場，柏克最重要的教誨便是市場經濟和商業社會需要有宗教，道德倫理和社會性的基礎，這些基礎不受供求法則和逐利動機的管制及約束。至于說柏克究竟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Collins博士的看法是柏克既是自由主義者又是保守主義者：從當今的政治角度來看，因為他強調文化傳續的重要性，所以他當然是保守主義的，但與此同時，在他所生活的歷史時代里，柏克的確經常為不少自由派的立場奔走和辯護，也許“在一個廣泛的保守框架內的自由主義傾向”將是描述他的觀點的一個好方法。筆者還問了一個較為尖銳的問題，若柏克碰上了今天的新冠疫情，他會有何主張？Collins博士認為基于柏克廣大的思想，審慎持重的傾向和堅定的信念，他最有可能會建議和主張的是：1、充分考慮封城、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可能帶來的各種預期性和非預期性后果；2、對最需要獲得照顧的極端弱勢人群給予優先照料的待遇；3、領導者需有勇氣對病毒學家和其他科學家的各種觀點看法做出政治上的決斷，或者遵循奉行，或者基于別的理由和考量而并不完全采納。

Louis Gottschalk教授曾總結柏克學說中好的政府乃是建基于對真理的把握和探知之上，而真理大約有五種不同來源：1、與公平正義或寬宏慷慨相聯結的那種理性；2、社會作為一個有機的完整統一體；3、法理學意義上的嚴絲合縫的科學性；4、充分尊重歷史和前例；5、充分考慮當前所處的具體情況、環境和形勢。在柏克那里，這第五點尤其重要，若沒有了第五點的坐鎮，其余四點的施行可能會面臨災難性的后果。

我們還需要考慮到今日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盛行的政治極化現象。按照柏克的分析，如果民主體制的內部分歧太過強烈，其占多數主導地位的人民將可能對處于少數地位的人施行毫不留情嚴酷的壓制。柏克說的很清楚，絕對民主制不見得就比絕對君主制來得更為合法（I cannot help concurring with the opinion that an absolute democracy, no more than absolute monarchy, is to be reckoned among the legitimate forms of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