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以前的沙皇俄國：一戰起源的俄國視角

[英]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著蘇然/王橙譯

2020-08-09 15:01

來源：《走向火焰：帝國、戰爭與沙皇俄國的終結》

帝國本土

隨著自身的不斷發展，俄羅斯帝國鑄就了非凡業績。莫斯科的14個小公國所轄領土不斷擴大，直至占有全世界地表面積的六分之一。作為歐洲最東端的國度，俄國成了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傳統上，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大都認為俄國人是蠻夷，但是到19世紀時，俄國文學、音樂與繪畫已成為歐洲和全球文明中最璀璨的裝飾品之一。

倘若我們回顧這一龐大國度面臨的重重困難，俄國人的業績就更顯不凡。在如此高緯度的北緯地區，在如此遠離全球貿易和文明中心的地區，只有俄國人創立了大帝國。貿易需要城市、讀寫能力與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這三個要素俄國都缺。1763年“七年戰爭”接近尾聲時，俄國首次被公認為是毋庸置疑的歐洲大國，此時，它下轄16500名官吏，這個數字只比普魯士的多一點兒，而普魯士領土面積僅為俄國歐洲部分領土的百分之一左右。這批官僚的質量也成問題。普魯士君主國可以從一系列德意志大學中招募官吏，其中很多大學已有數百年歷史，而俄國只有175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學。在此情勢下，令人驚嘆的不是俄國官僚機構效率低下，而是它竟然還能運作。

歷史學家常常把俄羅斯帝國劃為農業帝國，這意味著它需要資源來支持國力，它的輝煌也是靠壓榨農民得來的。這一過程很難算得上光彩：有些帝國靠開發有利可圖的貿易線路獲取收益，相對而言，它們不需要那么殘忍地剝削臣民。歷史上，農業帝國的臣民大都是集中在肥沃河谷的比較密集的農業人口，然而，俄國農民散布在地域遼闊、（在帝國初期）往往貧困的農業區，而且這些地區的交通方式原始落后。俄國的歐洲領土遠超其他歐洲國家，即便如此，直到18世紀下半葉，它的人口才超過法國。綿長開放的邊境線進一步激勵農民逃避國家征稅和征兵。在此背景下，用農奴制把農民限制在土地上的做法體現了殘忍的理智。俄國的地理特征迫切呼喚美國式的最大分權，但美國自誕生以來很少在自己所屬的整個半球遇上有威脅性的地緣政治對手。沙皇俄國必須極盡一切手段應對地理上的嚴酷現實，這大大加劇了該國臣民的沉重負擔。

從帝國誕生到19世紀初期，掌管俄國政權的都是專制君主沙皇和貴族地主的同盟。在俄國，缺乏勞動力的土地派不上用場，而農奴制保障了勞動力。沙皇和地主分享從農民手中榨取的收入。在所轄土地上，俄國貴族同時扮演國家征稅和征兵代理人的角色。

國家軍隊和官僚機構向貴族提供額外收入，并保護他們免遭農奴起義的侵擾。宮廷貴族中的大家族是羅曼諾夫王朝最親密的盟友，他們享有帝國發展帶來的大部分財富。然而，君主國從未令自己陷入上層階級的羅網。它仍給予出身于貧困紳士家庭的人加封貴族的機會。對一些幸運的人才來說，為沙皇效力讓他們有望獲得燦爛前程、卓著名望與無盡財富。

從16世紀開始，俄國領土擴展至其他民族的居住地。俄國靠征服來擴張，然后羅曼諾夫王朝與貴族地主結盟，從而鞏固統治。此舉不僅讓國家稅收與征兵系統延伸至新吞并的地區，也讓羅曼諾夫王朝能招募更多人才為己效力。扶持非俄羅斯上層階級也減輕了君主國對俄國貴族及其恩庇-侍從網絡的依賴。俄國東正教會始終是君主專制的關鍵盟友，前者賦予后者合法性，并譴責后者的敵人。1700年時，君主已嚴密控制東正教會。歐洲境內，在早期現代新教區，教會土地常常落入貴族之手；在天主教區，即便在18世紀，教會也一直持有巨額財富。在俄國，君主沒收教會土地，但大多留作自用。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何就連在1861年農奴制廢除前，一半以上的俄國農民也不是農奴，反倒生活在國有土地或羅曼諾夫家族的土地上，并向國家和該家族繳納全部稅金、提供全部勞役。倘若對比現代化之前很多農業帝國的歷史，俄國能讓如此大的帝國得以存續的管理與制衡技巧便顯得出類拔萃。

當然了，我們萬不能太樂觀。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非常成功，亦非常殘忍。貴族對待農奴的方式不存在任何切實約束，農奴的地位比奴隸好不了多少。1700~1874年，軍事征募強迫數以百萬計的農民終身服役，繼而打造了一支強大軍隊。直到成千上萬的悲慘新兵死于震動和不幸后，其余的人才變成真正的軍人。面對克里米亞韃靼人和土耳其人的頑強抵抗，此過程必須有強大軍力的支持。

西邊同樣如此。威脅潛藏于更富裕的歐洲國家，它們的經濟更發達、行政機關更完備、軍隊更先進。來自東邊和北邊的游牧民族的威脅減弱后，來自西邊的威脅隨之增加。農業帝國中，奧斯曼是俄國在歐洲最近的鄰居。為了維系羅曼諾夫王朝創造的龐大戰爭機器，俄國人民苦不堪言。因為其統治者未能維持這樣的機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至少和俄國人一樣痛苦，他們付出了慘痛代價：在奧斯曼帝國北部邊境的大部分地區，穆斯林遭殺戮或種族清洗；歐洲人滲透進穆斯林居住的部分核心地帶，甚至在當地殖民。同為大國，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18~19世紀一成一敗，之所以有這種區別，關鍵在于俄國實施無情的農奴制，并且上層階級完成了西化。1917年，俄國為這一成功付出了高昂代價：俄國革命異常血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記得曾經的剝削，而且他們覺得帝國上層階級不只是剝削者，在文化上也完全是外國人。

帝國的成功建立也帶來了挑戰，哪怕依據帝國標準，俄羅斯也是個龐大國度。距離以及北方的嚴酷氣候給政府運作施加了沉重壓力。18世紀，俄國信使送信的速度仍然是兩千年前波斯信使的五分之一。一年中很多時間，他們都冒著在暴風雪和泥海中消失的危險。即便在1914年，80%以上的人口依然居住于鄉村。俄國的歐洲領土內散布著超過50萬座村莊，讓它們獲得現代交通、教育和福利服務是項艱巨挑戰。

某種意義上，俄國統治力常年不足。甚至在1900年，俄國公務員數量也不及一些更發達的西歐和中歐國家。此外，俄國政府試圖做的事遠遠超過大部分歐洲行政機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該國迅速實現現代化的關鍵。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英國財政部的責任是有限的，其信條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而俄國財政部已經大舉干涉經濟發展，其觸角延伸至經濟活動的大部分領域。61914年之前的十年，俄國政府自己控制的鐵路與伏特加壟斷企業的收入在國家歲入中占一半以上。1906年，俄國政府啟動一項龐大復雜的工程，以圖轉變農民農業和鄉村社會。然而，最能體現俄國統治矛盾性的是警察。一方面，秘密政治警察——可怕的保衛部（Okhrana）——憑借其獨裁權力和復雜技術在歐洲臭名昭著。另一方面，1900年，不足9000人的國家警察要在地方省份的100多萬農民中“維持秩序”。英國政府僅在愛爾蘭鄉村和小鎮中設置人數格外多的警力。作為“警察國度”，俄國的警察人數如此短缺，該國在其他方面欠缺統治力也就不太令人奇怪了。這解釋了為何傳統上政府恐懼無政府狀態和社會的失控。

涉及外部安全時，疆域也是個重大問題。1900年，俄國邊境線長度超過18000公里。俄國人的鄰居有日本人、中國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羅馬尼亞人、奧地利-匈牙利人、德國人和瑞典人，這導致其很容易做潛在敵人組成可怕同盟的噩夢。更糟的是，很多這類夢魘的變體太有可能實現了。19世紀90年代，大國角力的主要焦點轉移到亞太地區。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建工程是俄國的最大投資，此舉旨在確保自己不在這場競爭中掉隊。甚至在1903年，尚未竣工的鐵路總共就已耗資10億盧布，這導致其年度建設費用增至1億盧布。

相形之下，1900年，政府投到司法系統中的資金不足4600萬盧布，投到教育中的資金不足3400萬盧布。俄國政府年度支出只有20億盧布。批評政府者稱，這反映了執著于帝國榮耀的專制政權本末倒置，遠離人民的需求。此言不無道理。然而，俄國在戰略、政治、經濟上有充足理由盡快聯通西伯利亞以及帝國在歐洲的核心地帶。俄國既是第二歐洲世界邊緣的貧窮國家，同時也是太平洋沿岸的歐洲大國，政府支出生動說明了這一雙重屬性意味著什么。

管理和保衛廣袤領土是帝國的一個古老問題。另一個則是統治很多不同民族。1550年，沙皇統治單一的俄羅斯民族。因為帝國擴張，到1900年時，尼古拉二世（Nikolai Ⅱ）的臣民中只有44%的人口是俄羅斯人。正如我們所見，歷史上沙皇之所以能夠統治非俄羅斯民族的臣民，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吸納地方貴族進入帝國統治階級。這項策略在波蘭人身上遭遇重大挫敗。波蘭天主教貴族是俄國和東正教的傳統敵人。他們對國家原有的力量和獨立懷有光榮記憶，直到1815年這一記憶才最終消散。1830年和1863年，波蘭人想靠反對俄國統治的廣泛起義恢復獨立。反叛被鎮壓下去，但直到1914年，大多數俄國政客還是相信波蘭人會抓住一切俄國力量薄弱的時機再度叛亂。這一點很是嚴重，因為波蘭的地理位置處于從西部侵入俄國的主要路徑上，何況1871年德國完成統一，1879年奧德兩國又結盟。、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1914年，圣彼得堡仍然認為，除了猶太人，波蘭人在帝國民族中最不忠、最危險。猶太人大多住在被俄國吞并的原波蘭領土上，所以圣彼得堡覺得波蘭人和猶太人的威脅相互疊加。然而，與其他地區一樣，在俄羅斯帝國境內，此前不曾流露出一絲不忠跡象的國民之中正在誕生新民族主義，在芬蘭、巴爾干省、烏克蘭、高加索地區以及沙皇的很多穆斯林臣民中都有這類事例。誠然，哪怕在1914年，這些新民族主義的發展程度也大都不及哈布斯堡君主國和西歐的新民族主義。俄國的現代化水平更低，所以沙皇的大部分臣民仍然是對民族主義呼吁無感的半文盲。對市民社會和政治宣傳的限制也減緩了民族主義的傳播速度。隨著社會走向現代化，地主階級的實力逐漸輸給商人、執業團體和知識分子，而新民族主義常能吸引這些人的支持。順應民族主義潮流很可能讓帝國走向聯邦制。俄國政客大都相信，倘若實施此制度，帝國必定被削弱，而且日后很可能毀滅。關于不斷弱化的政府放任民族沖突后會發生什么，奧匈帝國的結局為俄國政客提供了前車之鑒：統治陷于癱瘓，軍力下滑，帝國開始被很多敵人和潛在捕食者包圍，他們越發渴望滅掉它。

不能失去的烏克蘭

從俄國立場看，新興民族之中，烏克蘭人的運動是最大的潛在威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該地區經濟地位十分重要。1914年，烏克蘭的八個省（面積比今天的烏克蘭共和國小）產出了帝國1/3的小麥、大部分出口谷物以及80%的糖。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有賴于帝國貿易盈余，沒有烏克蘭的這些產出，盈余很難維持。如何給產出水平低得多的俄羅斯北部城市提供供應也是個問題。烏克蘭在重工業和采礦業中的地位更關鍵：1914年，帝國70%的煤炭、68%的鑄鐵、58%的鋼材以及很多工業產品產自烏克蘭。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開發了烏拉爾工業區和西西伯利亞工業區，在此之前，倘若俄國失去烏克蘭，它將失去大國地位。

獨立的烏克蘭民族身份意識既動搖了沙皇民族政策推行的基礎，也削弱了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對祖國的理解。1897年，雖說俄羅斯人在帝國人口中僅占44%，但另外22.5%的人口至少是東斯拉夫人，即烏克蘭人或白俄羅斯人。這些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中，絕大部分信仰東正教，就認同感和政治忠誠度而言，歷史上該教派是遠比語言重要的標志。烏克蘭人口是白俄羅斯人口的四倍以上，他們所處區域也更富裕、更發達。所以說，如果烏克蘭民族主義未能發展，那么白俄羅斯民族主義也不會發展。假如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在政治意義上可被算作俄國人，那么三分之二的帝國人口就是“俄國人”。在這個帝國主義高度發展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人口少的民族既不能保衛自己，也不能維持自身的高級文化，于是它們的選擇僅限于對立的帝國之間。俄國政府正確地意識到，比起德意志皇帝或奧斯曼帝國蘇丹，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與巴爾干地區的“少數民族”更樂意接受沙皇的統治。另外，很多穆斯林人口被認為太落后了，以至于不受民族主義思潮影響。

考慮到這些情況，俄國人可以認為自己的民族帝國的未來有保障，并稍感寬慰。俄國上層階級認為，帝國之所以強大光榮，恰恰是因為它與大英帝國和德意志帝國一樣體現了核心民族的民族精神，并給予俄羅斯民族重要的全球和歷史影響力。然而，如果烏克蘭人的確是獨立民族，這番思量就要發人警醒得多。那樣的話，俄羅斯帝國看起來就更像另一個對手——比以前更虛弱的、多語言的、遭到鄙視的哈布斯堡帝國。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俄羅斯人和所有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都認為這難以置信。正如1911年基輔市重要的親政府派報紙所強調的那樣，“俄羅斯人民靠偉大壯舉和重大犧牲建立了俄國，如今俄國境內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俄羅斯人……由此我們看出俄國相對于哈布斯堡帝國的偉大和制勝優勢，在哈布斯堡，統治階級德意志人在全國人口中占不到四分之一”。

1900年，大部分俄國上層階級對烏克蘭的看法同英國上層階級對約克郡（Yorkshire）的看法十分相似。也就是說，他們覺得那不過是個習俗迷人、地方口音奇怪的地區。俄國上層階級認為烏克蘭是俄國的一部分，這種認知根植于其對俄國歷史的解讀：一千年前，古老的留里克王朝的基輔統治者建立俄羅斯君主國，讓俄國人改信東正教，而俄國上層階級認為留里克王朝的莫斯科親王是那些基輔統治者的直接繼承人。所以，基輔是俄國城市、俄國國家地位與俄國宗教特性之母。烏克蘭上層階級——貴族與知識分子——大都持此觀點。這些所謂的“小俄羅斯人”為自己獨特的宗教屬性感到自豪。他們一點兒也不認為這威脅自身的俄羅斯人身份，反倒覺得自己和自己信仰的宗教是沙皇治下最符合俄羅斯人要求的。這一點自然反映了基輔作為留里克王朝和東正教搖籃的地位，但它也源自一個事實：烏克蘭上層階級與波蘭上層階級就地區屬性以及誰有資格掌控地方經濟、社會和文化發生爭斗，這激發了前者對東正教和俄羅斯人的強烈認同感。19世紀上半葉，俄國政府非常信任烏克蘭人的政治忠誠，甚至鼓勵這種“小俄羅斯”文化特性和歷史懷舊感，以便對抗波蘭高級文化與自由主義的誘惑。

19世紀下半葉，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在歐洲傳播，大眾政治也開始浮出水面，于是烏克蘭的勢態改變了。歐洲出現了一種模式：初始時對民族文化、傳說、語言的純粹興趣演變成對政治權力甚至獨立國家地位的要求。為了應對此威脅，帝國政府差不多全面禁止烏克蘭語出版物，更不用說烏克蘭語教學了。比起圣彼得堡對待幾乎所有其他非俄羅斯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方式，這項政策要激進得多。一篇為在1876年進一步收緊對烏克蘭語出版物的政策辯護的備忘錄，闡明了政策背后的考量。備忘錄稱，盡管烏克蘭人的很多要求看起來似乎只涉及文化，不會妨害政治，但是“說和寫的不同最能分化民族。允許說烏克蘭方言的民眾創造獨特文學，意味著與人合謀將烏克蘭從整個俄國分離出去……任由1300萬‘小俄羅斯人’分離將是最大政治疏忽，何況我們身邊的德意志部族正在統一”。

“小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主義對烏克蘭民族身份的不同詮釋，最早可上溯至19世紀70年代。直到1905年革命和憲法施行，只有對內訌感興趣的知識分子認為這種區別明顯。1905年之后，烏克蘭市民社會的呼吸空間增大了許多，針對大眾的公開選舉政治也隨之開始，這導致兩派陣營越發激進化。重要的長期回報是烏克蘭民眾的效忠。1914年，此事懸而未決。烏克蘭農民大都保留著地方和宗教上的認同感。然而，烏克蘭民族主義和“小俄羅斯”陣營都設法取得了一些群眾的支持。民族主義陣營之所以成功，常常靠的是自己的奔走呼號以及對開發非農民所有的一切土地的支持。因為大部分大地主是波蘭或俄國貴族，社會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吁請可以輕易結合。然而，如果說有什么區別的話，那就是煽動民眾反猶仇恨的敵對陣營更成功。當時，猶太人在當地資本主義工業、貿易和農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首要作用。1914年，這些問題醞釀待發。等戰爭與革命摧毀一切有效制約后，問題旋即爆發，帶來災難。

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重要官員和公眾意見領袖敏銳地關注烏克蘭屬性和日益崛起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抗爭。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米哈伊爾·緬希科夫（Mikhail Menshikov），他為俄國最重要的保守派和民族主義報紙《新時代報》（Novoe Vremia）撰稿，是該報讀者最多的專欄作家。1914年，緬希科夫甚至持有該報股份。與此同時，他是新成立的民族黨中最重要的公眾知識分子，到1911年，該黨已是俄國杜馬（Duma）中的最大黨，也最親近政府。緬希科夫同基輔的“小俄羅斯”和俄羅斯民族主義群體關系也不錯，他密切注視烏克蘭的動向，1914年，此事越發令他憂郁。緬希科夫承認大部分烏克蘭農民仍然對民族主義無感的事實。另外，“不管承認這一點多么傷人，但是相當廣泛的‘小俄羅斯’社會圈子中（特別是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在情緒上十分傾向于分裂主義，在政治意識上也不可靠”。緬希科夫承認，很多受過教育的烏克蘭人似乎仍忠于俄國，但他高聲質問這種忠誠是否發自真心，或者說，當戰爭爆發、當奧德試圖顛覆俄國時，這種忠誠是否會迅速瓦解。

當代意義上的烏克蘭人中，四分之三人口在1900年居于俄羅斯帝國境內，其余四分之一當時居于奧匈帝國，這讓烏克蘭問題大大復雜化了。那四分之一人口中，350萬人住在奧屬加利西亞，超過40萬人住在匈牙利。歷史學家常稱“烏克蘭裔”奧地利人為盧森尼亞人，但他們往往自稱“俄羅斯人”，并認為自己雖有地方特色，卻是單一俄羅斯社會的成員。正如混亂的名稱所示，當時對烏克蘭民族身份并無一致意見。圍繞這一身份的爭斗同時在三個環境相異的不同國家上演。不管怎么說，這場斗爭被公認為——持此觀點的多是俄國人——將決定整個烏克蘭地區未來命運，所以其潛在危險很大。因為這一重要原因，俄國議員弗拉基米爾·博布林斯基（Vladimir Bobrinsky）伯爵建立了喀爾巴阡山俄羅斯社群，并集中支持力量保衛匈牙利的小盧森尼亞社會，以防止其認同自己為俄羅斯人的意識被削弱。

烏克蘭問題損害了奧地利和俄羅斯這兩大帝國間的關系，兩國的一些外交官對此感到遺憾。然而，20世紀兩國市民社會都強大到政府無法駕馭。奧地利和俄國的公眾意見強烈地憎恨彼此，這是兩大帝國政府需要考慮的事實。1905年，時任奧地利駐圣彼得堡大使、未來的外交大臣埃倫塔爾男爵堅決支持奧俄締結保守同盟，該同盟德國也會加入。他認為此舉可鎮壓革命，威懾激進民族主義者，消除只利于社會主義者的歐洲戰爭的威脅。19世紀，三個東歐王朝（哈布斯堡、羅曼諾夫、霍亨索倫）的同盟保障了這一片地區的長期穩定，而埃倫塔爾想重建這一同盟。大使在奧地利外交部的同事們認真考慮了他的計劃，并列出完全反對親近沙皇政權的國內說客，如大部分德裔奧地利人、大部分自由派與天主教徒、幾乎所有猶太人，以及所有社會主義者，當然，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上層階級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