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武帝司馬炎》，[日] 福原啟郎著，陸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64頁，48.00元

京都外國語大學福原啟郎先生的《晉武帝司馬炎》屬于白帝社的“中國歷史人物選”叢書，原本是以歷史科普為目標的通俗讀物。是書自1995年出版以來，廣受學界好評，至今五度再版，被川本芳昭等學者稱為“是把握魏晉時期的必讀書目”。

魏晉時期歷史變幻紛繁，八王之亂一段尤為復雜。此前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1932年出版）、谷川道雄的《世界帝國的形成：東漢至隋唐》（1977年出版）和川勝義雄的《魏晉南北朝》（1974年出版）都是關于魏晉南北朝優秀的歷史概說書，但可惜于此段歷史皆著墨甚少。福原啟郎就讀于京都大學，師從于島田虔次、川勝義雄和谷川道雄，深受京都學派的影響。《晉武帝司馬炎》駕繁以簡，“以河內司馬氏五代人的事跡為主軸”，勾勒出了一條魏晉歷史的主線：“公權”的“私權化”與重建“公權”國家的努力。讀者能夠借此清晰地把握魏晉國家體制建立與崩潰的過程。京都學派理論的視野，既是本書的最大特色，也是理解全書思路的關鍵。

京都學派的學術脈絡

除開序言和結語，《晉武帝司馬炎》共有八章。第一章主要介紹司馬氏東漢時期的家族史、魏晉時代的官制和重要都市等基礎知識。第二、三章講述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兩代三人奪取曹魏權力的經歷。第四、五章是司馬炎時代的歷史概述。第六、七、八章梳理了從八王之亂到永嘉之亂的歷史過程。不過，作者在敘事時絕非簡單地翻譯史料，而是將京都學派的學說熔鑄貫徹其中。閱讀《晉武帝司馬炎》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本書中處處都是京都學派的學術脈絡。

首先，《晉武帝司馬炎》敘述開始的時代就非無心之筆。作者選擇從東漢時期開始重點介紹司馬氏，正是為呼應內藤湖南的時代分期法。1914年，內藤湖南在《支那論》中首次提出他獨特的中國歷史分期法，并在《中國近世史》的講義和1922年發表的《概括性唐宋時代觀》等文章中系統論述。他將東漢中期以前劃分為中國歷史的“上古時代”，東漢后半期至西晉為“第一過渡期”，之后至唐中葉為“中世時代”。東漢后半期至西晉，是中國由上古向中世演變的關鍵轉換期。翻開附錄《大事年表》，可以發現本書更加明確的時間起點是公元159年。此年桓帝借助宦官誅殺了外戚梁冀，之后便發生了黨錮之禍，清流士大夫勢力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從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到川勝義雄，都認為東漢末的豪族是魏晉南北朝貴族的母胎。

第一章中，作者尤其強調司馬氏的河內籍貫。這是為了說明貴族自立性的基礎來自于鄉里社會。內藤湖南以“貴族政治”為六朝的關鍵特征，而他對中世（中古）貴族的定義，就是貴族門第“并非出于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予土地與人口，而是由作為地方名望家延續相承的傳統所自然形成之產物”。宇都宮清吉認為貴族的底盤就是廣大的鄉村豪族，他們在農村中占據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優勢，但又具備自律性，與農民一起形成一個“鄉村共同社會”。谷川道雄和川勝義雄將之進一步發展為“豪族共同體”理論，提出漢代鄉村社會中出現了富裕豪族和貧農的階級分化，但豪族發展為封建領主的傾向被自耕農所遏止，雙方最終形成了“指導與信從的精神性倫理關系”。魏晉貴族的政治與社會地位主要來自于對鄉里社會及其輿論的支配。

第二章中，作者將司馬懿視為社會輿論的代表，是本之于川勝義雄對漢末清流勢力的研究。作者說：

作為名族河內司馬氏的子弟，司馬懿受到以上這些名士，尤其受到川勝義雄所命名的“北海系名士圈”的好評。可以想見，他在當時已被接納為名士圈中的一員。

川勝義雄《貴族政治的成立》在宇都宮清吉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魏晉貴族系譜上溯到了東漢末年的清流勢力。此文提出，為了抗議宦官破壞選舉等腐敗行為，漢末清流士大夫通過師友或者門生故吏關系，以儒家道德理念為標準評議政治和人物，形成了不依賴國家的輿論集團，代表了社會的公議。清流士大夫集團的核心勢力，就是“潁川集團”和“北海集團”。“清流勢力發展成為整個士大夫的集團，在東漢末的大混亂時期非但沒有喪失統一性，相反作為一種極大的潛在勢力繼續存在。……魏晉貴族，正產生于上述士大夫的門第之中。”第三章中作者便進一步認為，司馬懿清除以曹爽為代表的“貴戚”集團，以及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籌謀取代曹魏，雖然有追求私利的成分，但實際上是順應了當時要求重建“公權”的輿論要求。

第四、五章中作者提出魏晉嬗代后，晉武帝前期采取了諸多措施重建“公權”，籠絡社會輿論，但以命齊王攸歸藩事件為轉折點，晉武帝又開始頑固地壓制輿論，任用外戚，追求“私權化”。作者重點敘述了晉武帝去州郡兵和實施戶調式等政策，這同樣是川勝義雄強調的內容。川勝義雄《貴族制社會的成立》認為戶調式政策是“體現魏晉貴族的自我制約精神的法律”，“這種精神與基于鄉論賢德者的等級的九品中正制一脈相通，它以追求共同體關系的精神為基礎，因而是形成自耕農民的必要條件”。

晉武帝司馬炎畫像

第六、七、八章中，在作者的敘述下，晉武帝死后，以回歸“公權”為目標的社會輿論強烈反彈，依靠掌握軍事力量的宗王誅殺了外戚，開啟了八王之亂。晉惠帝時追求“私權化”和重建“公權”的軍事沖突反復上演，極大削弱了西晉的國力。最終，西晉在非漢民族的反亂中崩潰。此處作者將八王之亂的根源向前追溯，以為“八王之亂的責任大半要歸結于在動亂爆發前去世的晉武帝”，并用“公”與“私”這對概念加以串聯分析，接續的是安田二郎的思路。安田二郎提到：

在古代共同體解體后，帶有強烈個性色彩登場的魏晉人面臨著是與他們共存（公=個人）還是排他性地追求自我實現（私=個人）的十字路口，多數人選擇了后者。當時的有識之士，具有敏銳的危機感，為當時“浮競”的政治、社會風潮敲響了警鐘，就正是其表現之一。由結黨營私的各種權力集團交替進行的抗爭與興亡的八王之亂，就是由此而引發的具有清算性質的大災難。

安田二郎后來沿著這條線索下探，研究東晉的外戚政治。作者則繼續上延，將之與川勝義雄對漢末鄉論的討論銜接了起來。

從上述內容中不難發現，川勝義雄的研究對作者影響巨大。檢查附錄《人名索引》，本書中研究被征引次數最多者便是川勝義雄。1982年，川勝義雄的代表作《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出版。同一年，作者也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西晉八王之亂的本質》（《東洋史研究》第41卷第3號）。《晉武帝司馬炎》可以說正是這篇論文的進一步延伸擴展。

社會文化史的視角

京都學派的理論，除了帶給本書一條清晰的線索，也賦予了本書一種社會文化史的視角。內藤湖南曾在給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的序言中說：

夫周秦以來，六藝九流之道所以牖民化俗，集大成于新莽，而后有東京禮俗之美；魏晉以后，擴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于南北二朝，而后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為歸墟。

內藤湖南的歷史分期法正是以社會文化的演變為依據。1927年內藤湖南在京都大學講授“中國中古的文化”，專論貴族的文學、藝術、禮儀和經學等話題。講義后于1947年由弘文堂出版。作者稱當時讀到這本書時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是“讓我受益最大的一本書”，不僅之后反復閱讀，而且還曾把整本書都抄寫了一遍。

但是作者自己感受到，二戰后京都學派側重于政治、社會和經濟史的研究方向，已較內藤湖南時代發生了大的轉變。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1956年出版）和宮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1956年出版）主題都是政治史和制度史。之后，如中村圭爾的《六朝貴族制研究》、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和川合安《南朝貴族制研究》也都是以官制和政治事件為研究重心。研究“貴族社會”的川勝義雄，則在研究南朝貴族制時引入了大量經濟學的分析。

這種研究取向變化反映到通史寫作方面，表現就是：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尚分成內外兩編，“內編研究權力的移動，外編專記人文化成之跡”。但到了川勝義雄《魏晉南北朝》和谷川道雄的《世界帝國的形成：東漢至隋唐》，雖然也很注重從文明史的角度把握線索，但政治史敘述已經成為了主流。

雖然《晉武帝司馬炎》的主線仍然是政治史，但行文間，卻可見作者盡力將反映社會思想和文化風氣的史料，串聯到主線當中。它花費在社會文化方面的筆墨，是超于前人的。例如，第二章講述高平陵之變前，先介紹魏晉的清談和玄學。第八章敘述晉懷帝和司馬越的內斗時，又穿插入佛圖澄來到洛陽開始宣傳佛教的事跡。

最為精彩的是第六章，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分析魯褒的《錢神論》、王沈的《釋時論》和《世說新語》的“儉嗇”“汰侈”篇，認為這些作品是當時社會拜金主義、門閥主義和奢侈風氣的表現。吝嗇聚斂和窮奢極欲表面上看互相對立，但在滿足私欲這一層面上卻是共通的。東漢的豪族以輕財好施、賑濟鄉里為“豪”，而到了西晉，“豪”的名聲成了與鄉里社會疏離的都城貴族們斗富的戰利品。“吝嗇、奢侈、拜金主義的風潮不僅存在于晉惠帝、晉武帝時代。如果向前追溯，在曹魏時代、在東漢末宦官掌權的濁流時代，皆能夠看到這一風潮。”

透過社會文化史的視角，作者試圖揭示出整個魏晉時代的社會內在構造。內藤湖南在《支那論》緒言中曾說：“表面上順逆混雜的流水，其基底的基底必循一定的方向推進。解決目前中國各種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看透這一潛流。”張廣達先生以為“內藤的文化史觀的眼目”就在于考察歷史的“潛運默移”。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亦持這樣的觀點：“魏晉貴族制的成立不能局限于政治史、制度史的角度去研究，而應當更深地從社會構造的變化去發掘探討。”

《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

作者在第七章末尾和結語部分，將全文的線索全部串聯起來，指出東漢后期至西晉歷史的連續性：“西晉的滅亡與東漢的滅亡如出一轍……導致東漢政權滅亡的要因仍存續于魏、西晉政權之中。”魏晉歷史發展經歷著“‘公’與‘私’的重層構造”——社會輿論要求重建東漢以后崩潰的公權力，但當有人借助社會輿論重建公權力后，馬上又想把公權力變為私有物，于是引發社會輿論批判，最終導致公權力的再度崩潰，繼續等待之后的重建。無論是追求重建公權還是追求私權化，這兩種傾向都是漢末“里共同體”舊的社會秩序解體的產物。它們既是從社會的潛流中逐漸涌起的浪潮，也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

正由于是，《晉武帝司馬炎》所展示的歷史面貌，可以說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人物傳記的范疇。后來作者以《晉武帝司馬炎》為基礎，又撰寫了博士論文《魏晉政治社會史研究》（2012年出版）。本書相當于是作者站在京都學派的立場上，將對魏晉時代總體思考凝練一體的結晶。

理論視野的“雙刃劍”

《晉武帝司馬炎》試圖以“公權”的“私權化”與重建“公權”這條線索，來解釋整個魏晉的歷史。歷史論述以一個宏觀理論視野作為支撐，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充滿混亂、無序和斷裂的歷史，被理論縫合起來，變成一段可以被清晰把握的歷史線索。但是，這種理論視野無疑也有局限性。

首先，從東漢末至西晉，時代發生了多方面的復雜而劇烈變化，它的過程恐怕很難說是一條奔向目標的直線。若試圖用一條線索串聯起所有的具體事件，方枘圓鑿的情形在所難免。

《晉武帝司馬炎》想要證明東漢、曹魏和西晉政權的滅亡圖式具有同構性。因此作者在第二、三章講述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父子篡魏的過程時，不得不以司馬懿為“公權”的代表，將他們篡魏解釋為順應了社會輿論。但史料中出現過明確的反證，如夏侯霸就將司馬氏篡奪之舉評價為“營立家門”。于是作者試圖引用費祎的《甲乙論》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稱“有一種說法提及蜀漢費祎曾對高平陵之變有所議論，認為‘副士民之望’”。可這段史料的原文是：

司馬懿誅曹爽，祎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茍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僣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攙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后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僣，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僣濫不當矣。

在《甲乙論》中，甲是立論方，他認為曹爽樹黨亂國，司馬懿將之消滅是人心所望；而乙是駁論方，他認為司馬懿是因為被曹爽排擠，為了自己專權才突然發動政變。司馬懿如真出于公心，就不會選擇曹爽挾有皇帝的時機，也不會在之后將曹爽一黨趕盡殺絕。按照當時此類文體的體例，駁論方乙的觀點更可能是費祎本人的觀點。但是作者卻將這部分內容忽略掉了。

歷史的理論建構追求盡可能給予所有史料一個恰當的邏輯解釋。如果邏輯未盡周延導致存在無法解釋的反例，其他學者一旦跳出理論框架，便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如矢野主稅曾通過統計東漢至魏晉官僚家族的傳承情況，認為西晉官僚譜系無法上溯到漢末，并提出了所謂“寄生官僚論”：門閥本質上是寄生于王朝官僚體系。津田資久以曹真殘碑和張掖郡玄石圖等材料，說明司馬氏一直是曹魏的側近之臣，他是通過向皇權靠攏來攫取權力。仇鹿鳴細致研究高平陵之變的經過后，則認為“支持司馬懿發動政變的大多數人其實并不支持魏晉嬗代”。

其次，理論的說服力的最終來源是對史料的仔細辨析。《晉武帝司馬炎》中有部分對史料細節的處理，令人略感不安，例如：第三章中，作者將“露寢”解釋為“野營地”，但據《詩·毛傳》的解釋，“露寢”通“路寢”，“路寢，正寢也”。第六、七章中，石崇和孫惠的奏文實際上為節引，但作者卻未出注說明。第七章中，作者信據《通鑒》的記載，敘述永康元年晉惠帝聽從中書令陳準建議，以白虎幡調解淮南王與趙王之斗，并解釋道：“實際上，傳達天子休戰指令的旗幟是縫有仁獸的騶虞幡，反之，白虎幡則是鼓舞戰斗的旗幟。晉惠帝愚笨，不明白兩者的區別，陳準正是利用這一點故意言之。”但是，《晉書》記載陳準建議，正是以騶虞幡解斗。李步嘉和津田資久等學者都指出過，“白虎幡”和“騶虞幡”實為同物異名。《晉書》是為避唐李虎之諱而改稱“騶虞幡”。第八章中，作者認為“宗部”和“山越”都是非漢民族，但依據《后漢書》李賢注，宗部實乃“宗黨”“部伍”之意，唐長孺先生《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一文已有詳細說明。

最后，理論需要借助概念來分析問題。《晉武帝司馬炎》中“公權”與“私權化”這一對概念，是最重要的分析武器。作者在結語中提到“公權”由兩方面的要素組成——“威信”和“輿論”。但這兩者到底是何物？本書沒有展開說明。其中“輿論”明顯源于川勝義雄特別關注的“鄉論”。但是，即使是在《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中，這個詞的定義仍然是模糊的。周一良先生就說“書中一再提及的‘鄉論主義’、‘鄉論體制’的含義未有具體闡述，不易理解”。

至于所謂的“私權化”，這一概念直接來自于谷川道雄的《世界帝國的形成：東漢至隋唐》。本書中主要是指代追求私利、將國家公權力變成私人所有物的行為。但是，在第八章中，作者解釋晉懷帝與司馬越之間的矛盾時說道：“晉懷帝與司馬越的對立，其基本圖式與八王之亂中的每次政治對抗一樣，仍然是一方將公權力私權化，另一方則追求公權力的回歸。”不過，《晉書》記載司馬越“于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繆播、王延等人都是晉懷帝的親信。繆播曾與晉懷帝一同返洛，史稱“契闊艱難，深相親狎”；王延則是外戚。如比照前文司馬炎任用楊駿屬于“私權化”，那么晉懷帝任用王延等人也應屬于“私權化”。

“公權”與“私權化”是一對后設的現代概念。現在歷史研究領域中有一個現象越來越普遍，那就是學者喜歡用古代文獻自有的詞匯作為文章的標題或核心概念。這樣做的原因，除了更加貼合史料之外，恐怕也是為了避免以現代邏輯鏈條來串聯和解釋古代。

當然，對一部以理論視野見長的歷史概說類著作，以細節究之那是在求全責備。理論視野的魅力就在于以一個統一自洽的邏輯解釋長時段的歷史現象。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日本學界關于六朝史最好的歷史概說著作，大部分都是京都學派學者的作品。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他們不用被細節所累，可以盡情將有意義的事件整合為貫通性的整體，描繪出一幅宏大的歷史圖景。

《晉武帝司馬炎》尋覓出一條線索，將內藤湖南、岡崎文夫、宮崎市定、谷川道雄、川勝義雄和安田二郎等人的學說都熔鑄到曹魏西晉的歷史當中，使內藤湖南的“第一過渡期”內涵變得更加豐富完整。《晉武帝司馬炎》作為一本通俗讀物，卻能經常出現在魏晉史研究者專業論文的腳注中，已經證明了它在學術史上的價值。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陸帥老師惠賜資料，并得到了劉萃峰老師、張今和龐博二位同學的幫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