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70年前的1950年7月18日，在中蘇邊境小鎮綏芬河車站，新中國政府接收了蘇聯政府移交的969名原侵華日本戰犯，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該所之后又陸續接收了由其他公安機關轉來日本戰犯4名。故撫順戰犯管理所在20世紀50年代初共關押日本戰犯973名。其中屬于軍隊系統的607名、關東軍憲兵隊系統116名、偽滿洲國鐵路警護軍系統55名、偽滿洲國警察系統146名、偽滿州國司法行政系列的官吏49名。屬于將校級和相當于將校級的二百余名，尉級及以下七百余名。

從人員構成看，這些戰犯絕大部分是侵華一線的基層官兵；另有負責軍隊指揮作戰的旅團長、師團長；更有偽滿洲國高級行政長官、各行政職能部門的高級官員、末端的政策執行者；還有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負責細菌戰、諜報戰的機關要員。這個特殊的群體構成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集團的縮影。其中，在侵華戰場實施“三光政策”的軍隊占多數，原侵華日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為軍隊最高指揮者之一，也是這批戰犯獲釋回國后成立的和平組織“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的首任會長。正是這名職業高級軍官，接受新中國的管理和教育后實現對侵華歷史認識的轉變，余生全身心投入到了“中歸聯”“反對侵略戰爭·促進日中友好”的和平活動之中。這批戰犯獲釋回國后始終有半數左右堅持在戰后日本社會從事和平活動。2002年4月，“中歸聯”總部因高齡解散，其中一部分人將之前的“支部”（山陰支部）改成“中歸聯”（山陰中歸聯），誓言堅持到最后一個人。部分原“中歸聯”成員在總部解散后也一直以個人身份從事證言活動，向日本社會講述日本侵華戰爭真相以及中國的和平政策。

“悔罪教育”

“中歸聯”成員的認罪，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奇跡”。近年來，又有部分日本學者認為新中國寬大處理日本戰犯是爭取日本“中立”離間日美關系等的“外交牌”。如果單純從將忠實執行“三光政策”的“日本鬼子”轉變為反對戰爭的和平人士這一結果看，倒也是不可思議，但實際上，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管理是基于國際慣例給予日本戰犯人道主義待遇基礎上進行的，而對日本戰犯的教育則是中國共產黨優待俘虜、改造舊軍隊等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貫方針和政策的延伸與發展。至于寬大處理日本戰犯，更是新中國人民民主法治在刑事訴訟方面的一個發展。從結果看，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是成功的，但并非把全部戰犯都改造過來了，而且過程也是充滿了艱辛和曲折的。

對新中國來說，管押大批國際戰犯尚屬首次。如何管理這些頑固囂張且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侵華日本戰犯，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并沒有經驗。探索就意味著失敗，比如，戰犯入所初期的身份之爭：戰犯入所初期，為便于管理，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處理戰俘時“和緩矛盾，減少敵對”“在管理方法上要少刺激或不刺激他們，使他們對我們的管理不引起仇恨，不增加敵對”等一般方針，戰犯入所初期看到房間內張貼的《監房規則》中的落款處“戰犯管制所”的“戰犯”二字不滿而撕掉踏在腳下，管理人員便去掉了“戰犯”二字。但這種“老辦法”不但未解決罪犯的各種錯誤認識，反倒增加了罪犯恐懼心理和敵對情緒，在工作上造成被動，使罪犯的思想更為混亂。而初期忽視教育的“豬倌式”管理方式也使得部分將校級戰犯囂張不可一世。然而，多年后發現，初期反抗激烈的戰犯大多獲釋回國后積極參加反戰和平活動，如藤田茂、島村三郎、山岡繁、澤田二郎等等。

撫順戰犯管理所在中央政策指導下對日本戰犯進行的管理之正確性已經得到時間的驗證。首先，在中國方面的人道主義的管理下，戰犯的身體健康狀況明顯得到改善：平均體重由1951年的56.6kg增至1953年的61.1kg；肺結核的人數約減少一半，死亡人數由1952年的21名減至1953年的4名。末梢神經炎等也大幅減少（圖1）。健康問題的改善，穩定了戰犯的情緒，也為接下來的偵訊工作奠定了基礎。

圖1 撫順戰犯管理所1951-1953年日本戰犯健康狀況變化圖

1950年10月，因朝鮮戰爭爆發，撫順戰犯管理所北遷至哈爾濱，將校級戰犯關押在道里監獄，尉級及以下戰犯在呼蘭監獄。

呼蘭監獄的七百余名下級年輕戰犯中，80%是日本勞動人民的子弟，這其中90%以上是應征入伍當了兵或生活所逼當上了官吏的。當時日本國內找工作困難，所以大批人員自愿報名到偽滿政府當上了官吏，年齡絕大部分是三十歲上下，總的思想情況是不認罪。這些年輕的戰犯對管押不滿和反抗心是最強烈的。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某部營教導員的吳浩然了解到上述情況后，為穩定年輕戰犯的情緒，以談心訴苦的方式率先對尉級及以下戰犯開始了教育。一部分戰犯聯想到自己受剝削、受壓迫的家史，痛哭不止，思想感情開始發生變化。就這樣，吳浩然從下級士兵中找到了突破口，為接下來的理論學習以及后期大規模開展的認罪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相對于下級戰犯，將校級戰犯一直頑固囂張。1952年2月，周恩來指示對日本戰犯進行“悔罪教育”，戰犯中自此開始了大規模的認罪學習。

周恩來之所以下達“悔罪教育”的指示，也是源于其豐富的舊軍隊改造的成功經驗。彼時正在朝鮮戰場英勇作戰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就是典型的例子，這是一支被中國共產黨教育改造的國民黨起義部隊，這支英雄部隊在朝鮮戰場打出了軍威和國威，獲得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彭德懷等新中國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其榮獲志愿軍總部最高榮譽稱號“白云山團”的第50軍149師447團，前身就是遼沈戰爭中在長春起義的國民黨軍第60軍暫編21師63團。這支滇軍舊軍隊內部也曾盛行打罵士兵惡習，該軍“起源于云南陸軍講武堂，早期講武堂啟用的教官多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自然承襲了日本軍閥野蠻的治軍方式”（高戈里著《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211頁）。如今這支部隊在朝鮮戰場上英勇作戰屢立戰功，可見新中國領導人對日本戰犯進行的悔罪教育的指示，只是軍隊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延伸。所不同的是，日本戰犯人員構成更為復雜、接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時間更長、程度更深，并兼有語言障礙等。悔罪教育具有可行性，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事實證明，兩年后的1954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開展偵訊工作時，已有50人左右戰犯通過教育實現了轉變，表現比較好了。其余的600余名表現一般，200余人表現差的主要是將校級戰犯，他們公開抗拒管理，否認侵略犯罪行為，否認戰犯身份和應負的刑事責任。有的戰犯認為“中國無權處理”，要求把他們送交國際法庭，甚至猖狂質問東北工作團“懂不懂國際法”，表現極端反動傲慢。根據中央指示“上層從嚴，下層從寬”“少數從嚴，多數從寬”的原則，工作團把審訊的對象鎖定在了245名將校級戰犯，采取了鞏固和利用確有轉變的，教育提高較好的，爭取表現一般的，動搖分化較壞的，揭發打擊和孤立頑固反動的等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貫的斗爭策略，貫徹了管理和教育相結合的方針。一年后的1955年3月，表現好的增至300人，而表現壞的則由200余人降至50余人，人數減少160人左右（圖2）。

圖2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在偵訊期間的思想變化

戰犯回國

195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布“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了寬釋大多數，審判極少數，并一律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對于判刑的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者還可以提前釋放的寬大處理原則。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精神，對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職位高罪惡重大，或職位雖低，但罪行特別突出的具有充分證據的36名戰犯，按其不同的犯罪性質和特點，先后分兩案（高級軍人一案、偽滿高級行政官吏一案）交付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依法進行了審判。對其余戰犯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從寬處理，免予起訴并釋放。

大批獲釋回國的戰犯于1957年成立“中歸聯”，成員包括全體獲釋戰犯，圖3匯總了“中歸聯”會員會費繳納的情況（部分年份）。圖3可以看出，60年代“中歸聯”組織分裂前，繳納會費的人數基本穩定在400余人，1962年一度超過500人。

圖3 “中歸聯”會員會費繳納人數及贊助會員人數情況統計

需要說明的是，1956年夏，與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戰犯同時獲釋的還有太原戰犯管理所的120余人。從圖3可以看出，即便減去“太原組”全體人數仍可發現“撫順組”積極參與和平活動的人是多于1955年的，這就意味著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戰犯，在1955年3月至1956年6月大批釋放前和回國到1957年初“中歸聯”組織成立，又有相當數量的戰犯實現了思想轉變。結合圖2和圖3可以發現，日本戰犯獲釋回國后，認可“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并始終保持了穩定，直至2002年其總部因高齡解散。

圖3中還需說明的是，1966年2月“中歸聯”分裂成“正統”和“中連”兩個陣營，1986年10月，雙方結束長達二十年的分裂，基于“求大同存小異”再次實現統一，成為同期日本社會分裂社團中唯一實現統一的。“中歸聯”之所以能夠統一，也正是源于他們“在撫順、太原的共同經歷。“中國人民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給予了我們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支持和幫助，使我們徹底否定了鬼畜不如的前半生，認識到了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自我認識和責任，擁有了為著光明的未來而反對侵略戰爭，捍衛和平，為實現日中友好而奉獻我們后半生的志向”。正因為如此，在長達二十年的分裂期間，“中歸聯”成員活動的宗旨始終未離開“反戰和平·日中友好”之初衷。撫順戰犯管理所再次成為該組織再次統一的紐帶，“撫順精神”使得“中歸聯”成員將“反戰和平·日中友好”信念貫穿其后半生，他們堅信“認罪思想是日中友好最為必要的原點”。

“中歸聯”分裂期間，“中歸聯（正統）”的活動在“反戰和平”的同時側重“日中友好”，而“中連”則是在不為中國政府認可的情況下堅持了二十年“單相思”式的“日中友好”。期間“中連”深刻思考后將和平活動定位于“以證言為中心”，會長先后由島村三郎、杉原一策和富永正三擔任，期間島村三郎的《中國歸來的戰犯》、富永正三的《一個B?C級戰犯的戰后史——真正的戰爭責任是什么》等細致地描寫了作者感情和認識的變化過程。富永正三則在認罪的基礎上，追問著什么是戰爭犯罪，誰才是真正的戰爭責任者，主張關于戰爭責任，“執行者承擔作為執行者的責任，在此基礎上追究命令者的責任”。這也是他們在中國、在撫順學到的“認罪的基礎是對自我行為負責任的態度”。“中歸聯”成員之所以能夠認罪，在于其自身“由受害者的意識向加害者意識的轉變，由回避責任的態度向承擔責任的態度的轉變”。

寬大處理

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是基于大量嚴密的偵訊工作基礎上進行的，對大批戰犯免于起訴寬大釋放是中國人民民主法治在刑事訴訟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免于起訴”是在肯定戰犯在侵入我國期間的行為在法律上已經構成戰爭犯罪，應當予以嚴懲，但是，鑒于他們悔罪表現和某種客觀原因而不交付審判的一種寬大處理的措施，通過嚴肅的法律手續和具有政治意義的形式，莊嚴地宣布寬大處理，免于起訴即行釋放。

綜合當年負責對日戰犯處理的時任總理周恩來的觀點，新中國寬大處理日本戰犯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重要戰犯，在日本軍國主義投降后，已由蔣介石代表中國設立國際法庭處理了；二、中國關押的一千多名日本戰犯，除一部分罪行嚴重外，絕大部分罪行比較不是那么嚴重，而且在關押期中又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現；三、民族之恨，階級之仇，是不該忘的，可是今天形勢不同了。別說殺掉一個，100個也容易得很。我們還是把他們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變成朋友。這對我們國家、民族會有長遠的意義。我們完全有信心把他們改造好。冤冤相報何時了；四、戰后中日兩國的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中國是站起來成為一個新的國家，日本處在一個和從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別人的國家，而是反過來受別人壓迫。這就引起我們很大的同情,這就使我們兩國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五、之所以對一小部分日本戰犯判刑，也是為了“對中國人民要有個交代”。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抗戰的目的就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使中國得到完全的解放”。到了50年代，新中國已經開始全面的經濟建設，也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新中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都說過，百年來，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外來侵略之苦，毛澤東曾說“我們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周恩來曾說“我們懂得這個痛苦，我們同情別人的苦難，我們不愿把這種痛苦加在別人身上”。周恩來認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對外侵略行為，不僅使中國人民和遠東各國人民遭受了巨大損失，同時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日本愛好和平的人民將會記取這一歷史教訓，不再讓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和重新對外侵略。對中日關系，周恩來表示：“近六十年不好的中日關系已經成為過去，希望兩國關系在歷史上友好的基礎上得到改善。”但在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問題上，周恩來始終有其堅持的原則，即毫不含糊地正視歷史，以史為鑒；在這個基礎上，堅持向前看的方針，著眼于解決今后的問題，用長遠的眼光看待日本戰犯問題。

對于日本戰犯的處理，中央的指示始終圍繞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日本戰犯的組成雖然復雜，但“他們侵略中國，殘害中國人民，他們自己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有的家破人亡”。所以撫順戰犯管理所和東北工作團在偵訊中耐心地啟發教育，最終將其一部分改造成為反對侵略戰爭與爭取和平的朋友。事實上，新中國政府對國內戰犯和國際戰犯都采取了“一個不殺”的政策，目的也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歷史證明，新中國對日戰犯的處理，基本實現了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目的。

“中歸聯”成員感激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更認同周恩來的主張，其組織成立時將會刊取名為《向前向前》（原文為《前へ前へ》1957年1月30日創刊），1997年6月創建的與日本“自由主義史觀”言論平臺季刊《中歸聯》（原文為季刊《中帰連》），封底為醒目的八個大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用于表明該組織的目的：反對侵略戰爭，貢獻于和平和日中友好。創刊號封面則是1972年11月周恩來接見“中歸聯”首任會長藤田茂的巨幅圖片。

圖4 《向前向前》

圖5 部分季刊《中歸聯》

雖然“中歸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是1956年大批獲釋回國的下級戰犯，但1957年藤田茂提前獲釋回國后即擔任“中歸聯”首任會長，成為該組織和平活動的象征。藤田茂作為職業軍人，前半生為了天皇，忠實履行了“皇軍”的職責；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實現思想轉變后，作為戰爭加害者，憑著職業軍人頑強的毅力，堅定地反對戰爭，將后半生奉獻給了反戰與和平。

綜合“中歸聯”活動軌跡可以發現，這批戰犯獲釋回國后起初的愿望是促進中日友好，但之后發現戰后日本社會對歷史的認識還停滯在戰前和戰時狀態，跟自身被移交給中國政府初期是相差無幾，甚至漸行漸右，才逐漸將活動的重點轉移到了戰爭證言、向日本社會說明戰爭真相，以制止戰爭。而隨著戰爭證言的演講，進一步促進了其自身對侵華歷史、對撫順戰犯管理所經歷的反思。作為侵略戰爭的加害者，他們希望自己深愛的祖國日本能夠正視歷史，直面戰爭責任，不再重蹈覆轍，與亞洲各國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這完全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利益。

時光荏苒，自新中國接收日本戰犯至今，七十年過去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也75周年了。回顧歷史，“中歸聯”——這個人類社會特殊時期產生的特殊群體，這千余人不平凡的一生，似乎給我們留下了更多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從日本戰犯歸國后和平活動透視中日歷史認識的落差研究”（15BZS074）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周桂香為大連理工大學副教授，方光銳為大連理工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