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眾攻陷巴士底獄，揭開法國大革命序幕，1879年法國政府將這一天定為國慶日。

在大多數人的想象中，大革命浩浩蕩蕩，如一道照亮天際的曙光，破除了一直以來籠罩中世紀的昏暗。但歷史總是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哪怕是爆發的前一天，一切也仍處在晦暗不明之中——國王在懸崖邊跳舞，而平民其實無意反抗。在大革命過去231年后，讓我們從這場巨變的前夜，重新理解這場劃時代的變革。

（本文選自普利策獎與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的《啟蒙：思想運動如何改變世界》一書，講述一場尚未結束的思想解放運動。）

《啟蒙：思想運動如何改變世界》

人口學家阿貝·埃克斯皮利曾在1768年寫道，巴黎是“歐洲最美麗、最富有、人口最密集、最繁華、最大的城市之一”，它有著絕妙的建筑、睿智的政府以及“數額巨大的國內貿易”。

讓－雅克·盧梭出生于日內瓦。1731年，十九歲的盧梭第一次來到巴黎。在此之前，他對這座城市抱有許多美好的希冀。從“圣馬爾索郊區進入巴黎時，我看到的是散發著惡臭的骯臟小道。兩側盡是黑黢黢的房子，連空氣都是污濁的。小道上擠滿貧困潦倒的人，有乞丐、運貨的馬車夫、補鞋匠以及四處兜售劣質假酒與舊帽子的小販”。這樣的景象給盧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也是他并不那么喜歡在巴黎生活的原因。

事實上，如果盧梭同大多數游客一樣，沿著塞納河進入巴黎，在盧浮宮上岸，他或許會認可埃克斯皮利對巴黎的描述。18世紀的巴黎吸引了大量游客，他們不見得會進入盧浮宮里面參觀，但游客們總是喜歡徒步經過杜伊勒里宮的花園，然后離開河邊，前往以路易十四命名的廣場并向其致敬。沿著這個方向一直走下去，他們將看到巴黎更具活力的一面。18世紀70年代正是巴黎思想與藝術的繁盛時期。

巴黎確實是個大城市，人口超過六十萬，人們在此從事著各種各樣的職業。按照城市分析師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說法，當時的巴黎社會魚龍混雜，有王公貴族、律師、牧師、醫生、金融從業人員、商人、藝術家、工匠、體力勞動者、仆人以及境況最凄慘的窮人。

但是，王宮在哪兒？路易十六究竟在哪兒？這位國王的王宮不在巴黎，而在幾十里以外的凡爾賽。人們可以去凡爾賽宮覲見國王，但是從巴黎到凡爾賽的交通并不方便。富人通常會雇用私人馬車，但是對于那些經濟略為拮據的訪客而言，花上六個多小時與他人共享一輛笨拙的公共馬車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梅西耶曾這樣描述這種公共馬車：“它就像一個狹小的柳條籠，里面塞了二十個人。乘客要花上一個小時才能為自己騰挪出一個相對舒適的空間。馬車一經啟動就開始劇烈搖晃，人們東倒西歪，撞在一起，你完全有可能一頭栽進一個僧人的胡子里或者正在哺乳的護士的懷中。”這樣的馬車滿載著國王的“仆從的仆從”，每天兩次往返于巴黎與凡爾賽之間。

凡爾賽宮

部分穿著得體的訪客有幸觀摩從路易十四時期傳承下來的宮廷儀式，更多地了解國王的日常生活。路易十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專門的官員安排，這些官員不僅要負責安排國王的各種公共活動、保護他的人身安全，還要負責打理國王的衣食住行及私人財務。這些官員大多來自極富名望的大貴族家庭，他們知曉國王的一切隱私。他們有時甚至會端著大燭臺，將國王引進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的房間。這樣的“貼身男仆”往往來自名門望族，多數人花了大量金錢才能得到這份工作。

路易十六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王室生活的繁文縟節，但是負責王家事務的官員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驚人地達到了兩千五百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包括作戰部、外交部、財政部、海事部、司法部在內的各重要職能部門的平均在職人數不過六百人左右。召集各部門部長開會，接待各國大使、高級神職人員以及沒完沒了的王室成員，在宮廷為具有王室血統的貴族主持“活動”等都是路易十六主要的日常工作。但沒有爵位的資產階級新貴族沒有資格參加這些活動。在歷史學家菲利普·曼塞爾看來，“還沒有任何一個王室像法國王室這樣在王權周圍聚集起如此眾多而又排外的貴族群體”。但是，由于路易十六在這些活動中常常一言不發，很少與人交流，這些王室活動本身幾乎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凡爾賽宮極度奢華、聲名遠揚，但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座監獄。由于國王的日常生活都是事先給定的，國王成了自己侍從的俘虜，而侍從們又受制于另一個精密設計的系統。由此，整個法國王室死氣沉沉，普遍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然而，當時的法國正處在變革時期，國內外的力量正暗流涌動，想象力與創造力恰恰是法國領導人急需的能力。

窮人典當家當換取食物

在當時的巴黎社會，婦女和兒童是最弱勢的群體。女性婚后將不再具有人身權與財產權，只有在受到嚴重家暴的情況下，婦女才能獲得一定的保護。但事實是，即便受到家暴，冗長的法律程序以及由此產生的相關費用往往讓婦女不堪重負。婦女被各種各樣的手工藝行會排除在外，不得不面臨非常有限的職業選擇。她們中的幸運兒做起了針線活兒，另一些人則不得不沿街兜售鮮花、煤炭或者路過的馬車夫及其他商販用剩下的東西。

相比于婦女，兒童更為可憐。在巴黎，大約三分之一的兒童是棄兒，多數是從各省被派遣到巴黎慈善機構的。有一些孩子在不足一歲時便被遺棄，這些孩子中有一半在被遺棄之后都活不過一年。那些成功存活下來的孩子長大后大多成了家仆、學徒或農場工人，還有一些則在巴黎的羊毛工廠做著卑微的工作。

在一些權貴眼中，窮人不過是無知大眾、粗俗的文盲，與流浪漢無異。巴黎窮人的主要食物是谷物。白面包自然更受歡迎，但他們很難負擔得起，他們只買得起摻有大麥、米、土豆以及蘿卜的粉末做成的面包。由于很難找到當時巴黎窮人生活狀況的詳盡記錄，我們不知道他們除了面包以外是否還有其他食物。或許他們也能吃上一些舌頭、腎臟之類的廉價肉食，還有一些商店會將富人施舍的面包切成片，零售給窮人或將其搗成面包屑放進湯里。

我們對窮人的居住條件有相對更多的了解。他們通常租住在由石膏和木板修砌而成的房子里，這樣的房子包括閣樓大概有四五層。由于轉租盛行，每層樓的小黑屋里都擠滿了租戶。不斷上漲的租金加快了人口流動，一些家庭每幾個月就會搬一次家，每次搬家都會把一些無足輕重的家具留給房東。

這種生存環境滋生了疾病，但具體的患病人數如今已不得而知。曾經有一段時間，諸如傷寒、瘧疾、天花等流行性疾病在巴黎橫行。患者“明顯感到內臟已經停止工作，身體開始浮腫，有些人患上癆病，有些人甚至出現壞血病的征兆”。根據醫生的記載，“患者往往集中在最貧困的社會底層，食物、空氣以及生活環境等因素都是致病的始作俑者”。

我們對當時窮人的心理狀況更是知之甚少，現在所能做的只是通過他們的行為或者不作為推測他們的心理狀況。18世紀70年代，大多數巴黎窮人并沒有革命的意愿，也并不打算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抑郁通過反抗的形式表達出來。他們在貧困中看不到未來的方向，這種貧困部分是由于蒙昧無知。由此，他們不得不在沒有受過系統教育的情況下在歐洲啟蒙運動的中心苦苦掙扎、謀求生存。而且，由于沒有接受足夠的啟蒙，無論是在他們之間還是從外部，巴黎的窮人都缺乏有效的領導力量。

與此同時，凡爾賽宮依舊夜夜笙歌。1786年，一群失業的巴黎人來到凡爾賽宮外聚集示威。路易十六對此不以為然，只是增加了護衛的數量。一位侯爵在日記中記錄了當天的情況：“這種反抗實在滑稽可笑，幸虧晚上的宮廷舞會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菲利普·曼塞爾后來寫道，當時沒有人意識到，他們正在懸崖的邊緣舞蹈。

脫離了社會底層人民生活圈的啟蒙運動正在法國如火如荼地展開。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在巴黎做的調查向我們描繪出這樣一幅場景：“許多小書攤星星點點地分布在街頭，在那兒可以買到舊書和新出版的小冊子，書攤像磁鐵一樣吸引了成群讀者聚集在周圍。”這鮮明展現了巴黎的變化。絕大多數巴黎人都不是文盲，百分之九十的男性和百分之八十的女性都有表達自己意愿的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進一步普及基礎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到18世紀中葉，幾乎所有巴黎街區都有一所免費的男校，一半的巴黎街區有免費的女校，絕大多數孩子都會在學校里待上一定時間以具備基本的讀寫能力。

人們在咖啡館閱讀和交流

巴黎人普遍愛好讀書。1758年，《百科全書》雜志聲稱：“雜志已不再只是一小部分高學歷者的專屬物。如今，每個人都在閱讀，都想要閱讀。”人們的閱讀興趣非常廣泛，從色情讀物到哲學、科學、藝術書籍。法國的出版印刷業都集中在巴黎。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在于，負責監管印刷業準入與運營的相關部門偏愛城市印刷商。相對集中的圖書貿易有助于政府監管，但仍然有一些禁書從巴黎傳到法國其他地區乃至國外。無論是盧梭的大部頭巨作，還是系列色情書《品質的放蕩》，都屬于流傳在外的禁書。馬勒澤布于1750年至1763年間擔任政府首席圖書監察員一職。他曾寫道：“如今的圖書貿易市場實在太廣闊，公眾的需求量非常大，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對其進行限制。”但事實上，他并沒有放棄監管，尤其是思想方面的監管。受啟蒙運動的影響，馬勒澤布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思想也應該有相應的變化，身處時代浪潮之中的人必須跟上這一變化。有這么一群人，他們只讀國王和政府推薦的書，在馬勒澤布看來，這些人“與同時代的人相比，思想已經落后了近一個世紀”。馬勒澤布的工作非常繁忙，一方面他需要審查各種各樣的來稿，據說每年都會有約五萬冊詩集出版發行。另一方面，國王一再督促監察員，嚴密監控書籍內容，決不允許任何革命思想的傳播。

啟蒙思想家則牢牢抓住法國社會的不平衡，批駁統治者的粗暴，懷疑其統治本身的神授性，提出以人本主義的標準對統治狀況進行評判。在啟蒙思想家看來，統治的好壞取決于它是否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保障其基本權利，使人們擁有實現自我的機會，以及這種統治本身是否尊重人。根據啟蒙運動的這一標準，路易十六統治的無能與專制便再明顯不過了。

需要指出的是，啟蒙思想并不只是一味地批駁現狀，它在為反抗專制王權提供合法理據的同時，也為現實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它不僅明確了革命的最終目標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還為整個社會注入積極樂觀的活力。受啟蒙思想的影響，人們開始相信，自己本身就擁有改變自身現狀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啟蒙精神將法國人民調動了起來。他們的眼界一下子打開了，對社會現狀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為醞釀之中的改變激動不已。到處都是談論變革的人，新出版商和隨之而來的新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買不起書的讀者擠在圖書館和閱覽室忘情閱讀。與此同時，市面上流通的報紙數量也開始激增。根據威廉·多伊爾的記載，截至18世紀80年代，“沒有任何一個體面的地方中心是沒有報紙的”。報刊審查部門的工作效率明顯低于其他政府部門，許多出版商成功躲過審查。思想家和其他注重思考的人經由非正式的通訊渠道進行聯系，他們有時會坐著馬車到數百英里以外的友人或論敵家中交流思想。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使君主專制的各種弊端日益顯露，人們不可避免地、普遍地、急切地需要改變。

本文選自《啟蒙：思想運動如何改變世界》一書

《啟蒙》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 著   祝薪閑 譯
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
☆ 一場還未結束的思想解放運動，近五百年來人類進步的曲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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