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過去幾個月內，美國國內爆發了激烈的反種族主義運動，黑人喬治·佛洛依德之死與警察的不公執法點燃了人們的怒火，進而導致了聲勢浩大的抗議。事實上，自21世紀以來，美國社會曾經歷過多起嚴重的種族主義事件，2012年17歲的黑人青年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之死、2014年黑人青年邁克·布朗（Michael Brown）遇害同樣引發過強烈的社會不滿。而長期以來被視作高犯罪率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歧視、居住在孤立地區的黑人對于社會以及司法、政治以及經濟制度懷著強烈的不滿。在人們驚訝于本次“黑命攸關”運動的巨大能量的同時，他們或許也應該意識到黑人群體所經歷過的傷痛和歧視。

本文原文發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駐扎在德國、英國與美國的一個討論小組發表的刊物。

邁克·布朗的尸體MIKE BROWN’S BODY 

在四個半小時的時間里，邁克·布朗的尸體在炎熱的柏油路上逐步腐爛。等到警察最終把它拖走時，血泊已經從紅色變成了黑色——甚至連救護車都沒有，只是把尸體放進了一輛 SUV 的后備箱。他們把尸體留在街上很長時間，是因為正忙于“保護犯罪現場”，這意味著驅散聚集在一起的大批憤怒的人群，因為居民們正從周圍的公寓里涌出來。當地新聞記者趕到現場時，布朗遺體的手機視頻已經開始傳播。多里安·約翰遜（Dorian Johnson）是布朗的一個朋友，在事故發生時他也在場。他告訴采訪者，布朗“像動物一樣被射殺”。警察將槍聲和“殺死警察”的口號寫入了警方報告。“舉起手來，不要開槍”和“我們是邁克爾·布朗”將很快加入合唱，而有人放火的垃圾箱，已經標志著反警察暴亂即將到來。暴露在外的尸體蜷縮著，血液沿著街道流淌，似乎在說：你就是這么重要。似乎是為了強調這一點，更多的警察趕到現場，開車經過一個臨時的玫瑰花瓣紀念地，布朗的尸體就躺在那里：警犬可能也被允許在上面撒尿。

2014年8月10日，在第二天的白天守靈活動中，縣政府的一名黑人領導人試圖平息日益加劇的騷亂，但遭到了大聲抗議。新黑豹黨的成員們高呼“黑人權力”，“漫無目的地談論魔鬼說唱音樂、摩爾人等等”。沖突隨之而來：一輛警車和一輛電視車遭到襲擊；商店遭到搶劫；一家加油站首先著火。這不是“暴民憤怒”的偶然事件，而是一個有意選定的目標：有謠言說員工向警察舉報布朗，指控他在商店行竊。加油站之后出現了一些騷亂標準程序：停放的車輛被點燃，發生了搶劫事件，還有一點節日氣氛，大聲播放的音樂中人們分發熱狗。警察們后退了幾個小時，留下了那種可能出現在暴亂中的奇怪的偽解放空間。

隨著全國的目光轉向這里，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加入了#如果他們槍殺了我的標簽，嘲笑媒體選擇的最可能的黑幫受害者照片。來自圣路易斯的活動人士開始涌入這個郊區，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前年參與了針對齊默曼判決的市中心自發游行。與此同時，標準機制迅速采取行動：8月11日，聯邦調查局對布朗槍擊案展開民權調查，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康奈爾·威廉·布魯克斯（Cornell William Brooks）飛抵弗格森，呼吁停止暴力。第二天，奧巴馬進行了干預，發表了一份聲明，對布朗的家人表示哀悼，并要求人們冷靜下來。面對即將到來的騷亂浪潮，可以預見，這種構成性的緊張關系現在將以何種方式得到解決：奧巴馬避免與布朗或其家人有任何種族認同，轉而支持“更廣泛的美國社區”。

但騷亂持續了幾天：行動必然會在這片郊區蔓延開來，警察的隊伍緊張地跨越各個分區。遠離前線的購物中心遭到了搶劫，空氣中彌漫著狂歡節般的氣氛：抗議者擠上慢速行駛的汽車，放著嘻哈音樂，這是一種奇怪的幽靈騎行。在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的爭吵中，抗議者有時會扔石頭，但他們也經常舉起手來，高喊“不要開槍”。回想起來，這可能看起來像是這場斗爭浪潮的早期戲劇性演出，而且很快就會成為一個熟悉的熱點話題。但這顯然也是對當前局勢的一種自發反應，就在布朗遭到槍擊后不久，精通媒體的活動人士就在本月底涌入了這座城市。因為這件事不僅在布朗本人身上有直接的象征意義，而且在實際上也有直接的參考意義，因為抗議者面對的是美國這個州的各種工具：特警隊、催淚瓦斯、橡皮子彈、胡椒球、閃光彈、煙霧彈和裝甲卡車。當人們在屏幕上看到這些軍事裝備以及一個警察說“把你們這些該死的畜生帶過來”的畫面時，整個國家都驚呆了——而警察試圖關停這些報道。

與其他類似國家相比，美國的社會爭論長期以來面臨著更大的人身暴力威脅——事實上，在弗格森抗議的人也會遭到身份不明的槍手的實彈射擊，有時還會被擊中。因此，警察對手無寸鐵的黑人的暴力行為并不是這些抗議活動的單一內容，這也牽涉到抗議活動本身的性質，那些天每個走上街頭的人都有可能是邁克·布朗。我們可以說，這里出現了一種運動聯合的特殊可能性；一個離墓地只有一步之遙的統一體，每個人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即一個潛在被殺者的統一體：舉起手來，不要開槍。在全國的注視下，這種絕對脆弱的表現傳達出一種強大的力量，一種警察無法應對的力量：你會否認我是一具活生生的尸體嗎？

這樣的信息在國家舞臺上播出，似乎對警察的合法性構成了威脅，并對弗格森騷亂的持續管理提出了實際問題。自由主義者對軍事化治安的批評甚至來自國家內部。14日，公路巡邏隊作為一種替代、溫和的方式被下令采用，目的是緩和緊張局勢，顯然取得了一些成功。公路巡邏隊是一支州警察部隊，較少涉及當地事務，黑人警察比例高得多。傍晚時分，一位上尉甚至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和平示威。在“教堂的一次激動人心的聚會”上，神職人員對“抗議運動似乎無法控制的本質和該組織中老年人憎惡的暴力沖突”感到絕望。與此同時，坎菲爾德格林變成了一個街區聚會。

在持續5天的抗議活動經常被暴力驅散之后，殺害布朗的達倫·威爾遜的名字終于被公布，同時還有一份報告稱，布朗在死亡當天早上從弗格森市場與酒類商店（Ferguson Market & Liquor）——而不是加油站——偷走了一包雪茄。認定布朗犯罪的時機可能是策略性的；隨后很快承認威爾遜沒有因此阻止布朗。那天晚上，弗格森市場與酒類商店也受到了類似加油站的待遇： 它被洗劫一空。第二天，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實行宵禁。街上有少量但依舊數量可觀的槍支，經常向空中開火，警察越來越緊張。8月12日，當地爵士歌手梅·惠勒的曾孫女瑪亞·阿頓-懷特在抗議時被槍擊，子彈穿透了她的頭骨，但沒有擊中她的大腦，留在了她的鼻竇腔里。她活了下來，并拒絕配合警方的調查。

盡管有些抗議者來自周圍地區，但起初大部分參與者都是當地居民。但是一大群外來者到達了這里： 基督徒的啞劇，祈禱和說唱，傳教士，革命共產黨…“人們走在防暴警察和人群之間，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說‘耶穌’”。伊斯蘭民族成員也走上街頭，試圖守衛商店，主張婦女應該離開；其他人則以新的民權運動的名義呼吁和平；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在利用這個機會向他的教會要求捐款時，遭到噓聲，被要求離開當地社區的示威活動；圣路易斯的“非裔美國公民領袖”據說“因為無法引導抗議者而感到沮喪”：分歧似乎正在擴大。

這場騷亂本可以像2001年的辛辛那提，2009年的奧克蘭或者前年的弗拉特布什（Flatbush）那樣成為地方性事件。然而，它恰好與全國激進主義浪潮的高潮相吻合，它設法擺脫了地方調解人，為其他人的隨意詮釋和代理開辟了一個空間。很快，由社交媒體組織的大巴載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活動人士來到密蘇里州——占領運動和匿名運動顯然是重要的角色，還有零星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另一個民權組織“自由乘車”（Freedom Rides）在黑命攸關的旗幟下組織了起來。弗格森正在從暴亂的社區轉變成一個全國性的激進主義中心。關鍵領袖開始出現，通常根據他們在Twitter上的關注者數量來確定：一些是本地人，比如約翰內塔·埃爾齊（Johnetta Elzie，“Netta”）和阿什利·耶茨（Ashley Yates） ，還有一些來此朝圣的人，如來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德雷·麥克森（DeRay McKesson）。

邁克·布朗的父親老邁克·布朗

THE NEW RACE LEADERS 新的種族領袖

它不僅僅是一個話題標簽——它是民權運動。——《YES！》雜志， 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

現在所有的部件都已就位。看似一個運動的實際上是兩個部分：精通媒體的活動人士和無產階級暴亂分子，大部分人在社會和地理空間上都是分散的。但在弗格森的事件之后，這種分散因為一種共同的緊迫感、一個標簽的多樣性共鳴而建立起了體制性的橋梁，以及民權運動本身的遺產——它有能力召喚黑人團結。它們有許多相似之處：“黑命攸關”喚起了“我是一個人”這個更老的口號；許多活動家的信仰和宗教言論；非暴力公民抗命組織的策略和媒體曝光率與更不透明的騷亂形成對比；更不用說民權組織和退伍軍人本身的直接參與。

這次遭遇戰的關鍵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民權運動的歷史性成就未能改善大多數美國黑人的生活。今天，收入、財富、學校教育、失業和嬰兒死亡率方面的種族差距仍然很大。種族隔離依然存在。私刑和二等公民身份已經被大規模監禁所取代。因此，反對新種族歧視的斗爭似乎需要推翻舊制度的運動。但是，一些根本性的變化已經使這個項目陷入困境：一小部分非裔美國人從法律上的歧視終結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在1960年，每17個美國黑人中就有一個是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而今天這個數字是每10個。非裔美國人在財富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現象顯著增加，不平等程度遠遠高于白人。

對于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黑人中產階級參與反種族主義運動被視為他們有限的階級合作的標志。當這些人成為領導人時，人們常常認為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背叛黑人無產階級。正如這些批評家指出的那樣，公民權利的制度和政治遺產或多或少被富裕的黑人所壟斷。定義中產階級依舊是一件充滿爭議的事。在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中，“中產階級”由社會中最貧窮的成員以外的所有人組成。對于主流社會學而言，它是收入或財富譜系的中心，圍繞中位數的范圍有寬有窄。韋伯主義者在定義中加入了特定的地位標記，比如工作場所的管理角色、“白領”職業或大學教育。最后，馬克思主義者傾向于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簡單地添加主流或韋伯式的定義，以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無所有權的兩類模型為基礎。這些方法都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統一的標準。

這些定義上的問題被黑人中產階級放大了。我們知道有大量的黑人，尤其是女性，進入了“白領”職業，但這恰好發生在與這項工作相關的許多較高地位被剝奪的時候。我們知道，今天有更多的黑人受過大學教育，但也知道大學教育的價值在近幾十年急劇下降。因此，黑人與白人之間以及黑人之間的收入分配變化，似乎比韋伯的這些措施更能說明問題。然而，某些家庭自1960年代以來所經歷的收入增長并不總是持久的。對于非裔美國人來說，財富的代際傳遞沒有那么穩固，他們被排除在房地產市場之外的歷史意味著，中等收入者擁有的財富通常比同等收入水平的白人家庭少得多。因此，相比于白人，那些出生在中等收入家庭的黑人往往比他們的父母掙得更少。最近的經濟危機加劇了社會的向下流動，對黑人財富的負面影響遠遠大于白人。

部分原因在于，現有的社會結構衡量標準受到一種觀念的影響。確實存在一些階層，其最顯著的結構特征是它們的衰落——盡管這種衰落有些模糊——介于真正的精英階層和那些被確認為窮人的階層之間，因此不可能摒棄“中產階級”的概念。在這里，以及接下來的部分，我們用主流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指中等收入者。但是我們必須對這個詞潛在的歧義和潛在的陷阱保持警惕。就“黑人中產階級”而言，根本問題在于它往往將兩個不同的層次混為一談：（1）那些成為穩定的藍領或公共部門職業的人，因此獲得了一點住房公平，但通常住在貧民窟附近的人往往是破產的、被次貸危機搞得一團糟的人；（2）一個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層次，他們進入中層管理職位或經營自己的公司，搬進自己的精英郊區，現在能夠再生產自己的階級地位。

許多新的活動家領導人都屬于這些層次中的一個或另一個。過去的民權運動領導人也往往來自“黑人精英”。然而，精英階層在收入和財富方面與黑人無產階級相對較為接近，因此受到了吉姆·克勞（Jim Crow）的譴責。由宗教和政治領袖、專業人士、店主和壟斷了種族分割市場的制造商組成了“貧民區資產階級”。盡管許多人作為”種族經理人”幫助建立了種族隔離制度，但他們也有興趣克服阻礙他們及其子女進入最好的學校和職業的障礙，因此在民權運動中，他們扮演了”種族領袖”的角色，把”改善”整個種族的生活作為他們的任務。

新的維權人士在科技和組織方面與上一代人有所不同。他們對自上而下的組織模式和富有魅力的男性領導者持懷疑態度。不過，這與其說是對領導力本身的排斥，倒不如說是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社交媒體小眾化的時代，幾乎任何人現在都可以宣稱自己擁有領導權，為一些虛構的支持者牽線搭橋。他們反對傳統非政府組織的等級結構，盡管其中許多人都是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他們更多地認同活動家阿薩塔·沙庫爾（Assata Shakur）令人鼓舞的越獄事件，而不是貝亞德·拉斯金（Bayard Ruskin）精心策劃的幕后聯盟建設。他們希望擺脫這些僵化的調停，將他們與更年輕、更有活力的弗格森騷亂者聯系起來，而社交媒體似乎給了他們這樣的機會。

但是，盡管他們的意圖是好的，自我形象是激進的，盡管弗格森似乎提供了真正的團結，新一代種族領袖和前一代領袖之間的分歧只會加深活動人士和他們希望代表的人之間的差距。這些差異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描述：

首先，大多數活動家都受過大學教育，而且不像上一代人，他們沒有被限制在只有黑人的大學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保證能得到高薪的工作，事實遠非如此。但這的確意味著，他們擁有弗格森或巴爾的摩貧民區極少有人能夠接觸到的文化體驗：他們與許多白人打過交道，這些人沒有拿錢來控制他們，他們通常也會有一些經歷：校園身份政治中那種淡定、謹慎的舞蹈，以及“白人盟友”的（通常是不受歡迎的）挑逗。因此，盡管他們的行動主義并不總是針對白人自由主義者，但他們在這方面的社會和技術能力往往超過像沙普頓這樣熟練的媒體操縱者。

其次，與前一代不同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是在貧民區長大的。這也許是民權運動最大的遺產：使有能力負擔的人搬到郊區生活。1970年，58%的黑人中產階級生活在貧窮的以黑人為主的社區；今天，同樣比例的人生活在較富裕的以白人為主的社區，大多數在郊區。這意味著他們的經歷過的犯罪要少得多。當然，他們仍然經歷著種族主義的治安，被警察攔下的次數遠遠多于白人，并且受到各種形式的羞辱和侮辱，但是他們被扔進監獄或被殺害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黑人中產階級入獄的可能性一直在穩步下降，而窮人，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入獄的可能性卻一路飆升。

最后，也許是最重要的，不像上一代，行動主義對新一代來說是一種職業的選擇。今天，對“種族領導力”的期待已經不再是黑人精英階層成長過程中的一部分。對警察暴力受害者的認同通常是那些選擇成為積極分子的人的同情問題，當然，許多人并沒有做出這種選擇。但是對于那些有工作的人來說，傳統的公務員工作和志愿工作已經被職業化的第三部門的職業機會所取代。這些工作通常是暫時的，讓大學畢業生在轉向更好的工作之前能夠“回饋社會”。德雷?麥克森（DeRay McKesson）在成為新型行動主義的代言人之前，曾擔任“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大使。該組織招募精英大學畢業生，讓他們在貧窮的市中心學校教兩年書，這通常是促進特許學校發展、打擊當地教師工會的策略的一部分。一般而言，“社區組織”的非政府組織，無論它們主要是宗教性的還是政治性的，通常都由福特（Ford）、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等大型基金會資助。作為美國福利國家私有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它們也可以充當“人工草皮” ：被認為是草根政治運動，實際上是游說團體（例如學校改革）和民主黨的掩護。

因此，在弗格森事件之后，隨著全國各地活動人士的涌入，大量美元也涌入了這一行動。當現有的非營利組織通過競爭來招募當地活動家時，基金會通過競爭來資助新的非營利組織，從中挑選贏家。內塔最初是由國際特赦組織基金會（Amnesty International）招募的，她和德雷在開放社會的支持下成立了零運動（Campaign Zero），隨后德雷放棄了他的六位數薪水，全職關注行動主義。一些當地的活動者并沒有這種運氣，許多人失去了工作，開始依賴群眾資助的小額捐款。

改革騷亂 REFORM RIOTS

8月18日，密蘇里州州長杰伊 · 尼克松（Jay Nixon）召集國民警衛隊實施宵禁。兩天后，司法部長埃里克·霍德爾（Eric Holder）前往弗格森，會見了當地居民和布朗的家人。在附近的克萊頓，大陪審團開始聽取證據，以確定威爾遜是否應該被起訴。8月23日，至少有2500人參加了由夏普頓領導的斯塔頓島加納示威活動，高呼“我不能呼吸”和“舉起手來，不要開槍” ，仿效弗格森的事件。哈里·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下屬的一個名為“紐約正義聯盟”（Justice League NYC）的組織要求解雇潘塔萊奧警官，并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第二天，布朗在圣路易斯的葬禮有4500人參加，不僅包括無處不在的夏普頓和杰克遜，和 特雷沃恩·馬丁的家人，還有白宮代表，馬丁·路德·金三世和一些名人：如斯派克·李（Spike Lee）等。以布朗父母的名義，夏普頓的悼詞批評了騷亂：

“邁克爾 · 布朗不想因為一場暴動而被人們記住。他希望人們記住他是那個讓美國重新審視警察執法的人。”

但是，正如以暴亂為動力的改革史所證明的那樣，這些當然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盡管暴亂通常會鞏固人們對一場運動的反應——通常的權威人士大聲疾呼要求采取懲罰性措施，而其他人則爭先恐后地以自己為首從這些事件中召喚出一個更合理、更守法的“社區” ——但它們也往往會動搖政府，讓其采取補救行動。就在幾天后，司法部宣布對弗格森警方展開調查。不久之后，弗格森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宣布了大規模的改革。到9月底，弗格森警察局長已經公開向布朗一家道歉，他們也受邀參加國會黑人核心小組會議，奧巴馬在會上就種族問題發表講話。他以單一的國家社區來反對暴亂的直接影響，再次放棄了種族問題的特殊性，他談到了公民權利的”未完成的工作” ，同時把這個問題說成是”大多數美國人”的問題。

騷亂一直持續到九月份，使得弗格森的警察隊伍不堪重負，他們很快又會被替換，這一次是圣路易斯縣警察。由于大量的當地組織和專業活動人士，其他更具戲劇性和非暴力的行動形式正趨向于取代社區暴亂，例如10月6日圣路易斯古典音樂會被打斷，演唱的是大蕭條時代的階級斗爭圣歌《你站在哪一邊? 》（Which side you are you on?） 。同一天，一名聯邦法官就是否可以要求示威者”繼續前進”一事作出了支持和平活動分子和反對警察的裁決。與此同時，埃里克·霍德爾宣布司法部將對警察戰術進行全面審查，從10月9日起，參議院就軍事化警務問題舉行聽證會。在許多不同團體的支持下，弗格森的行動一直持續到10月份，其中包括在布朗去世后在當地成立的“舉起手聯合起來”（Hands Up United）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抗議者從全國各地涌入。

阻礙交通GRIDLOCK

支持約翰·克勞福德的示威活動仍在進行，人們占領了警察局，并在俄亥俄州議會大廈舉行集會。除此之外，“約翰·克勞福德法”草案即將出臺，這是一項大膽的立法，要求在俄亥俄州銷售的玩具槍必須被標示為玩具。畢竟，俄亥俄州警方似乎確實難以區分玩具和真正的武器（至少在黑人手中時是這樣） ，因為另一個名字很快就被列入名單：2014年11月23日，12歲的塔米爾·賴斯（Tamir Rice）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被警察蒂莫西·A·洛赫曼（Timothy A. Loehmann）槍殺，當時他正在玩一把報警者已經確認為玩具的槍。兩天后，塔米爾·賴斯的抗議者在克利夫蘭市中心制造了交通堵塞。

11月中旬，隨著大陪審團對殺害布朗的兇手的裁決臨近，密蘇里州州長杰伊·尼克松再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召集了國民警衛隊，以應對新一輪暴亂。11月24日，這些期望得到了滿足。隨著非起訴書的宣布，邁克爾·布朗的母親被攝像機拍到大喊“他們錯了！每個人都希望我冷靜下來。你知道那些子彈是怎么打中我兒子的嗎? ” 當她悲痛欲絕的時候，她的伴侶穿著背后寫著“我是邁克·布朗”的襯衫，擁抱并安慰了她一會兒，然后轉向人群，顯然是怒不可遏，反復喊著“燒死那個混蛋! ” 如果說邁克·布朗的生命對國家來說無足輕重，那么至少可以讓它成為國家的一部分。隨著弗格森和圣路易斯地區發生搶劫和槍聲，紐約、桑福德、克利夫蘭、洛杉磯、西雅圖、華盛頓等170個城市爆發了抗議活動，據報道，許多城市采用了阻礙交通的策略。在奧克蘭這個激進分子經常聚集的地方發生了“死亡事件”和交通堵塞之后，騷亂開始蔓延：搶劫、縱火、砸窗。在國家動亂中，教會團體進行干預，批評大陪審團的決定，并支持和平示威。弗格森教堂給激進分子提供了“安全空間”，把自己當作保護示威者的“圣地”。

接下來的幾天，隨著國民警衛隊在弗格森的人數增加，示威活動在全國各地以及其他地方持續進行。在倫敦的美國大使館外面，大約5000人聚集在11月27日那個潮濕的秋夜，舉行了一場黑命攸關的示威活動，隨后在牛津街上發生了一場“舉起手來，不要開槍”的游行，并在議會廣場與警察發生了沖突——這一事件引發了布朗和托特納姆區的馬克·杜根（Mark Duggan）之間的聯系，杜根的死引發了英國2011年的騷亂浪潮。在加拿大各個城市，也都出現了團結行動。12月1日，奧巴馬邀請“公民權利活動分子”到白宮發表演講，而圣路易斯公羊隊則公開聲援布朗案，舉著手走上了街頭。

然后，在一周多一點的時間里，2014年12月3日第二次大陪審團沒有起訴：在對整個國家充分了解的情況下，掐死了加納的警察不出所料地洗脫了不法行為。當然，在美國或其他地方，警察幾乎從來沒有因為這些事情被起訴過，甚至更不可能被定罪；執行國家暴力的人不能與他們所管轄的公民嚴格遵守同樣的標準，即使他們的可信度取決于他們給人的印象。正當程序將盡可能延長直到憤怒平息，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免罪；只有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個別警官才會成為警察部隊總體合法性祭壇上的犧牲品。盡管如此，在某些方面看來，這無疑是火上澆油。

第二天，數千人在紐約市舉行抗議活動，在殺戮發生地斯塔頓島周圍的道路上巡回示威，沿著曼哈頓街道高呼“我無法呼吸”。死亡事件發生在大中央車站，與美國另一邊的海灣地區如出一轍。現在，重大行動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通常是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呼吁，在城市的一個角落阻塞交通的團體接收到許多其他地區團體的實時更新，有時會帶著極大的喜悅撞上他們。在沿海城市，最近的占領運動為自發示威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警察看起來不知所措，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他們被告知要控制自己的行動，以免煽風點火。

12月13日，紐約、華盛頓、奧克蘭、芝加哥等城市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夏普頓以及加納和布朗家族領導了華盛頓的示威活動，不過演講者被年輕的弗格森活動人士打斷了，這進一步表明雙方存在分歧。成千上萬的人涌向紐約，但這是一個傳統的被引導的行軍，前幾周的能量要么被控制，要么被消耗。幾天后，兩名布魯克林警察被伊斯馬伊爾·布林斯利（Ismaaiyl Brinsley）殺害，表面上是為了報復加納和布朗。警察工會指責左傾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對抗議者采取了溫和的立場。與此同時，奧巴馬宣布了進一步的制度性回應： 成立了一個警察改革委員會，名為“21世紀警務工作組”（Task Force on 21st Century policies） ，以“研究如何加強公眾信任，促進地方執法部門和他們所保護的社區之間的牢固關系，同時促進有效減少犯罪”。

雖然動亂在寒冷的冬季逐漸平息，但它并沒有被撲滅。2015年1月初，人們在洛杉磯警察局總部外建立了一個小型營地，標有#占領洛杉磯警局（#OccupyLAPD）和#BlackLivesMatter的標簽，抗議25歲的精神病患者埃澤爾·福特（Ezell Ford）在2014年被洛杉磯警察槍殺，他的死亡已經成為幾次示威活動的焦點。今年二月，黑命攸關在名人圈子里風靡一時，碧昂斯（Beyoncé）以及法瑞爾·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都在格萊美頒獎典禮上表演了“舉起手來，別開槍”的動作。這種名人參與是斗爭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方面，這些行為一定會動搖美國的上流社會：從2013年11月杰米 · 福克斯（Jamie Foxx）在自己家里舉辦的特雷沃恩募捐活動，到史努普·道格（Snoop Dogg）與布朗和戴維斯家族的聯系，再到碧昂斯和杰伊-Z （Jay-Z）為弗格森和巴爾的摩的抗議者提供援助，再到普林斯2015年的“為和平聚會”（rally4peace）和抗議歌曲《巴爾的摩》（Baltimore）。

三月初，司法部宣布，由于缺乏證據，達倫·威爾遜不會因槍擊布朗案中侵犯公民權利而被聯邦政府起訴。同一天，同一個部門發布了一份譴責弗格森警察的種族偏見的報告，這份報告的證據是包含種族主義虐待的電子郵件，以及有系統地利用交通違章來增加國庫的收入。當地警察局長在幾天內辭職。“21世紀警務工作隊”的初步調查結果也于同日公布，以進一步強調改革的前景——以及暗示暴亂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的功效。但第二天，一直堅持非暴力的克利夫蘭公布了法律文件，將槍擊事件歸咎于12歲的塔米爾·賴斯（Tamir Rice）。丑聞爆發后，克利夫蘭很快撤回了這一說法。在弗格森，抗議活動仍在繼續，另有兩名警察被槍擊，導致支持警察的示威活動以及支持警察和反警察行動之間的對抗。

四月初，另一個名字出現在名單上：50歲的沃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逃跑時被警察邁克爾·斯拉格（Michael Slager）開槍打死，地點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北查爾斯頓。這是另一起被攝像機捕捉到的案件——在一名黑命攸關活動人士的協助下，很快公布了一段視頻。當安東尼·斯科特看到這段視頻時，他模仿了布朗的朋友多里安·約翰遜（Dorian Johnson）的評論：“我以為我哥哥像動物一樣被槍殺了。”隨著激進分子到達現場，小型的沃特·斯科特示威游行在北查爾斯頓的市政廳爆發，對斯拉格的謀殺指控在幾天內就被提起。和瑞妮莎 · 麥克布萊德一樣，斯科特的家人起初似乎也不愿意讓他加入到死亡鏈和相關的媒體奇觀中去。盡管如此，這個故事很快就登上了《時代》雜志的封面，斯科特公然謀殺的照片被放在一個黑色的封面上，封面上印著大大的粗體字“黑命攸關”。運動尚未熄滅的余燼再次復燃：在斯科特葬禮的第二天，巴爾的摩警方逮捕了25歲的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 ，并把他塞進了一輛警車，在途中他的脖子被扭斷了。

在格雷4月19日去世之前昏迷的日子里，，示威活動已經在西區警察局前開始。4月25日，巴爾的摩市中心爆發了黑命攸關抗議活動，這是騷亂的第一個跡象。4月27日的葬禮和布朗的葬禮一樣，有數千人參加，包括白宮代表、加納家人、“民權領袖”等。警察和許多年輕人在巴爾的摩市蒙達明商場（Mondawmin Mall）外發生的沖突，引發了大規模騷亂。這場騷亂現已席卷巴爾的摩數日，估計造成了900萬美元的財產損失。有人用擴音喇叭宣稱“兒童與警察之間的全面戰爭”和“純粹的共產主義野蠻人”。隨后出現了一個熟悉的騷亂腳本：呼吁保持冷靜，譴責“暴徒” ，將責任歸咎于自私的少數族群，支持和平抗議，國民警衛隊出動，宣布宵禁，大規模清理集會騷亂地區；一位家長教訓參與暴亂的孩子后，變成了一位國家女英雄；有人暗示，這一切都是幫派所為；有人發現了外部煽動者的涌入。

但是，火焰之光所拋出的原型也讓我們看到每一股騷亂浪潮的特殊性。在英國的騷亂中，早期有關幫派介入的說法后來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在巴爾的摩，犯罪團伙的行為似乎與早期所聲稱的完全相反。警方已發出警告，稱瘸子幫（Crips）和黑色游擊隊家族（Black Guerilla Family）等幫派的休戰很有可能是要“聯合起來”對付警察。但是很快就發現，在“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的斡旋下達成的停火協議實際上是為了鎮壓暴亂。幾個幫派領導人發布了一段視頻聲明，要求在該地區進行平靜、和平的抗議活動，并與警察和神職人員一起實施宵禁。4月28日，新聞攝像機記錄了幫派成員驅散安全廣場購物中心的“潛在麻煩制造者”的過程。

【關于《尾注》：原先的小組組建于2005年的英國布萊頓，成員起初來自《揚棄》（Aufheben） 刊物的參與者，此前《揚棄》與法國的《共產主義理論》（Théorie Communiste）進行了批判性交流。不過隨著人員流動和新成員加入，小組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從現狀出發，將各種條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對象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共產主義超越，還有以這種生產模式為特點的社會所具備的多種統治結構。因此，小組一直關心“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爭論，尤其關心1968年后法國極左當中出現的“共產化” （communisation）問題；性別與消滅性別的問題；對當代斗爭、運動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動力系統及其對資本和階級的影響；“種族”的資本主義構成；價值形式理論和系統辯證法；20世紀革命的失敗與僵局，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