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先生（1896-1988)是知名文史學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他一直以學者的心態學習和研究書法，其書法作品從不刻意追求展示效果或者別出心裁的所謂創新，絕無絲毫的俚俗之氣。但是，憑借其深厚的學術底蘊以及扎實的基本功，他的書法極具“書卷氣”。就像黃庭堅所說，“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耳”。

我最初知道朱東潤先生，還是在念初中的時候。因為喜歡書法，從書法展覽中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書法家，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授。那時候朱東潤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在上海書法界也占有很高的地位，每次展覽中他的作品總是放在最顯眼的地方，報紙上介紹書法展覽的文章，也總會提到朱東潤先生的名字或選登他的篆書作品。1965年考進了復旦大學以后，知道了朱東潤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那時候我雖然喜歡書法，也知道朱先生是著名的書法家，但是以他的輩分，我這個物理系的學生是不敢去請教的。

“文革”結束以后，我考取了復旦物理系的研究生，參加了學生書畫篆刻研究會。一九八二年，原來的學生團體發展成為全校性的群眾組織——“復旦大學書畫篆刻研究會”。由于朱東潤教授在學術界和書法界的威望，大家一致推選他擔任書畫會的會長。那時候朱先生已經是八十六歲高齡了，但精神非常好。朱先生做事十分認真，他擔任會長以后，每次籌辦書畫展覽，他都親自來參加參展作品的評審，他很耐心地一幅一幅看下去，對每幅作品作一些簡單的點評，發表自己的意見，從中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朱先生看上去很嚴肅，但其實是極為平易近人的，對我們這些小青年也沒有一點架子，也喜歡和我們一起聊聊天。從中文系的同學那里知道，由于朱先生剛直不阿的性格，他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因此我更對他產生了格外的敬意。

朱先生擔任書畫會會長以后就積極組織書畫活動，他帶頭親自給我們作了一次書法講座，題目是《篆書書法源流淺說》。聽說會長朱東潤先生作講座，大家都很興奮。作講座那天，第一教學樓的一個大教室里座無虛席。朱先生侃侃而談，講了他寫書法的心得。他認為學習書法應當從篆書入手，然后學隸，有了平正穩重的基礎，再學行草自然就水到渠成了。他強調寫篆書一定要用中鋒，他還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他說，袁枚在筆記小說《子不語》中說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對新婚夫婦結婚當晚，聽到有人推門，新郎出去以后不見回來，新娘出去發現新郎已被虎吃了，后來這家的后人都會打虎。有一次其他地方有虎，請這家后人來打虎，但見一人老而瘦，打虎時只將斧子握直了不動一動，老虎撲上來時正好斧子將老虎的肚子剖開，血就從刀口中滲出來。朱老說，這就象中鋒用筆一樣，中鋒用筆就是讓墨汁從筆尖往兩邊滲出來，這樣線條就顯得有立體感，渾厚有力。

朱老又說，他最初學的是吳昌碩的篆書，但是總覺得不夠安穩，于是改從李斯學起，臨寫了《泰山石刻》、《瑯琊石刻》、《嶧山碑》、《會稽刻石》等。他覺得《泰山石刻》端莊穩重，《瑯琊石刻》則飄逸秀麗，相較之下他更喜歡《泰山石刻》。他說據傳《泰山》和《瑯琊》都出自李斯之手，但他懷疑它們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不過肯定是同一時代的作品。

接下來他談了篆書的演變，例舉了從漢朝到清朝的篆書碑帖，評論了漢篆的《開母廟石闕》、《少室石闕銘》和《袁安碑》，魏的《三體石經》，吳的《天發神讖碑》和《國山石刻》，詳細介紹了唐朝李陽冰的《拪先塋記》、《三墳記》、《城隍廟碑》和《謙卦銘》，歷數了清代的錢坫、阮元、張惠言、鄧石如、李瑞清、趙之謙等篆書名家，真是如數家珍。可見朱先生對篆書書法是極有研究的。

他說談論篆書的人經常說“二李”，即李斯和李陽冰，就象行草稱頌“二王”一樣。他覺得二王可并重，羲之端重質樸，獻之流暢。但是李陽冰卻不如李斯，雖然李陽冰被后人稱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但和李斯相比，李陽冰的篆書有些取巧，總想多變，例如《謙卦銘》中將“謙”字變了很多花樣，并且生造了前所未有的寫法，這就有點過分了。

對于清朝的篆書，朱先生最推崇鄧石如。他說錢坫、阮元寫篆書的時候將筆鋒剪去，雖然寫得很好，但氣韻沒有了。后來清代詞人、散文家張惠言也走這條路，他在家鄉給祠堂題了許多匾額。有一次遇見一個寒士在賣字，張惠言一見佩服得五體投地，要人把他自己已經刻成的題字全部鑿掉。這個寒士就是鄧石如。后來包世臣也十分佩服鄧石如，覺得自己無法與鄧相比，因此從來就沒有見過包世臣寫的篆書。朱先生覺得，要他評價的話，李斯第一，鄧石如第二，李陽冰第三。

這次講座內容豐富、觀點鮮明，講得又生動，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說是書畫會成立以后最為精彩的一次書法講座。

一九八三年一月份，復旦大學書畫篆刻研究會在虹口公園舉辦了一個大型的書畫展，這是書畫會成立以后的首個大型書畫展，上海書畫界的眾多名人都來參加了開幕式，可謂盛況空前。朱先生對這次展覽也特別重視，他展出了一幅六尺整張的篆書《禮運·大同篇》。他說這幅字是他特地從老家拿過來的。由于時間久了，稍有點蟲蛀的破損。這幅小篆寫得氣勢宏偉，筆力遒勁。仔細觀看，每一筆都是中鋒運筆，柔中帶剛，每個字都寫得平和、穩重、端秀，結體嚴謹而用筆流暢自然，看得出整幅字是一氣呵成的。這樣大幅的篆書沒有深厚的功力是寫不出來的，參觀者無不為之嘆服。這幅篆書是朱先生1948年寫的，當時他52歲，正是書法創作的鼎盛時期。朱先生說他現在年歲大了，已經87歲了，寫不了這樣大幅的字了。朱先生學篆書在秦碑上下過很大的功夫，后又對各家篆書心摹手追，尤其心儀鄧石如，因此先生的篆書既有秦碑的嚴謹，又比秦碑厚重。

朱東潤先生以一個學者的心態來學習和研究書法，他的書法作品從不刻意追求展示效果或者別出心裁的所謂創新，絕無絲毫的俚俗之氣。但是，憑借先生深厚的學術底蘊以及扎實的基本功，他的書法又具有自己鮮明的個性，這就是所謂的“書卷氣”。就像黃庭堅所說，“學問文章之氣，郁郁芊芊，發乎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耳”。說朱東潤先生的書法是學者書法的典范，是當之無愧的。

那次展覽以后，有一天晚飯后遇到中文系的沈鐘偉同學，他也是書畫會的會員，書法篆刻都很好。他說我們一起去拜訪朱東潤先生好嗎？我說好啊，我正想找機會去請教朱先生呢。于是我一起去了朱先生家。朱先生已經吃了晚飯，很客氣地把我們引進客廳。客廳的陳設非常簡單，我們就坐在桌邊聊天。我問朱先生現在還寫不寫篆書？朱先生說他現在仍舊寫篆書，幾乎每天都寫，但是現在寫篆書只是練筆，不再送人或參加展出。他說他始終覺得他的篆書寫得還不夠好，還要練習，所以就沒有再進一步去花功夫練行草書。可見朱先生對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無論是做學問還是練書法都是這樣認真。其實朱先生的篆書早就在全國聞名遐邇了，我現在還留有一份一九六一年的《新民晚報》剪報，是關于“上海中國書法篆刻展覽會”的報導。文章中只選登了三幅書法作品，其中一幅就是朱東潤教授的篆書，由此可見朱先生當時在書法界的地位。徐建融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朱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又是一位相當優秀的書家，但他并不出名”（《從朱東潤談學者書法》，《書法》1980年第11期）。這個說法是有點片面的，其實在1950年代一直到“文革”前，上海的書法界不同于美術界，還是以文人學者為主體的。我那時還是中學生，就知道朱東潤教授是上海寫篆書的名家，另外一個經常見諸于報紙的篆書名家是文史館的陳文無先生，他是寫鐵線篆的；其他如王福廠先生，因為他的篆刻更有名氣，因此報上和展覽中看到的大多是他的篆刻作品。“文革”的時候很少有書法活動，“文革”以后朱先生年事已高，而且專注于學術研究，也就很少參加校外的書法活動或展覽了。后來，書法界逐漸以專業書家成為主體了，所以書法界了解朱東潤先生的年輕人也就相對較少了。

后來聊到篆刻的時候，朱先生知道我們兩個都在學篆刻，就對我們說，他自己也很喜歡篆刻，他也曾經想學篆刻，但是后來因為眼睛不好就放棄了。以朱先生的認真和他的書法功底，如果他涉足篆刻的話一定也是一位高手。那時候我的篆刻剛剛有點入門，特別喜歡能有機會給別人刻印，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對朱先生說，我來幫你刻個印章吧。沒想到朱先生欣然接受。幾天以后我把刻就的印章送去給了朱先生，令我十分意外的是，沒有多久我就收到了朱先生為我書寫的一幅行書，寫的是宋朝嚴羽滄浪集中的《淮上遇便風》：“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應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雖然朱先生自認在行書上沒有多下功夫，但是他長年臨池不輟，而且常用毛筆寫文稿，他的行書也寫得非常好，整幅字蒼勁渾厚，力透紙背。看著朱先生送給我的條幅，我能體會到朱先生提攜學生關愛后輩的一片厚意。朱東潤先生的書法，無論是篆書、隸書還是行書，就像他的治學和為人，不隨時趣而體現自我，嚴謹沉穩而又剛毅有力。

雖然朱先生晚年自認為自己的篆書已經不如以往，已經不再以篆書參加展覽或輕易送人，但是遇到學校要求他題字的時候，他還是不推辭的。現在校園里仍舊能看到朱先生在1984和1985年為學校題的匾額“瑯瑯書聲”和“燕園”。那時朱先生已經年近九十，但那幾個篆書依舊寫得渾厚有力，多年的功力依舊還在。

朱東潤先生去世以后，喻蘅先生曾經給了我一幅朱先生用篆字書寫的琉璃體詩的復印件。那是朱先生贈送給陳小瀅女士的，小瀅女士是朱先生的多年至交前武大教授陳源（陳西瀅）的女兒。據朱先生的孫女朱邦薇老師回憶，這幅篆書還是陳小瀅女士幼年時朱先生寫了送給她的，后來小瀅女士隨父母去了國外。“文革”結束后，小瀅女士有回國之行，來看望朱先生時，特地將保存了多年的這幅篆書的復印件贈送給朱先生。

這是一幅具有游戲意味的作品，詩中每個字的篆體都是對稱的，因此即使從背面看還是一樣的篆文，讀起來仍舊是一首完美的詩,因此也稱作琉璃體詩。要作這樣的文字游戲是不容易的，既要有很深的詩詞造詣，又必須有深厚的文字學基礎，而這兩方面恰恰都是朱先生的強項。篆書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對稱，不僅許多字的結構對稱，字的筆劃也是對稱的，因此篆書用于刻印特別方便，我想這也許就是篆書早已經不是實用文字、而惟有在印章中依然使用的原因。這幅篆書的釋文為：“小瑩留念。吾生慕下澤 ，天南甘零丁 。共言玄尚白 ，常憐山自青。大文異典冊，古思同日星。曲士貴奕奕 ，一意入杳冥 。東潤弄墨”

當年喻蘅先生給我這份復印件的時候對我說，你可以寫一篇短文介紹朱先生的這幅字。可是因為忙于科研和教學，一直沒有動過筆。時間過得真快，當我現在寫完這篇小文，朱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六年了，但他嚴謹、認真、勤奮的治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學者風范，永遠是我們的楷模。

二零一四年九月于二樂樓之南窗

（本文寫作得到吳格先生和朱邦薇女士的許多幫助，深表謝意。 ）

后記

因為撰寫有關朱東潤先生的文章，我和朱先生的孫女夫婦——吳格先生和朱邦薇女士也相熟了。今年春節過后，吳格先生告訴我，在整理朱老遺物的時候，在一個堆存放朱老的書籍和文稿的箱子里發現了一個信封，信封上寫有我的地址和姓名，里面裝了兩張朱老八三年時書寫的行書條幅，從上款可知，這兩幅字是贈送給我的，但當時不知何故沒有寄出。于是吳格先生與我聯系，並把朱老的墨寶交付給了我。收到朱老的遺墨實在令我欣喜難已。展開朱老的墨寶，欣賞那剛勁有力的行書，更是令我激動萬分。

我記得朱老曾經贈送給我的一幅字也是八三年書寫的，那時朱老已經八十七歲了，但是筆力依然雄健！我猜想當時朱老寫好這兩幅字后隨手一放，大概找不到了，于是又重寫一幅送給我。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那篇文章是我前年寫的，并發表在《復旦人》雜志上。仿佛是冥冥之中朱老感知到了學生對他的思念，這兩幅字居然時隔三十四年又奇跡般地送到了我的手上，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感慨不已！

2017年9月，王培南于二樂樓

注：朱東潤教授（1896-1988），著名文學史家、教育家、書法家，復旦大學中文系原系主任。先生早年留學英倫，歷任武漢大學、中央大學、江南大學、齊魯大學、滬江大學和復旦大學教授，從事教育工作達七十余年。先生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華文史論叢》主編，1982年至1988年，任復旦大學書畫篆刻研究會首任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