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政治正確”這個論述框架本身其實完全是一種話術。它不但無助于推動更深入的關于表達自由與身份政治等議題的公共討論，而且通過其籠統性與選擇性，讓習慣了這個論述框架的人陷入思維盲區，看不到現實案例中的種種復雜性，并且下意識地在社會文化議題上采取保守姿態，擁抱現狀、抗拒變革。

2020年6月22日晚，華東師范大學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組織了一場四位老師的線上對談，圍繞美國當前的反種族主義抗議運動展開討論。整體而言，四位老師均對這場運動持同情理解的立場，這一點我非常贊同；但對話中的一些具體論述及其背后的思維框架，在我看來仍有可議之處，因此不揣冒昧，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見。由于未能現場聆聽此次對談，我的回應只能以事后整理的對談文字整理稿為依據，如有誤解幾位老師觀點之處，這里先行致歉。

本文的商榷，集中于整場對談始終依托著的“（反）政治正確”論述框架。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近年中文互聯網討論中常見的一個概念；近兩個月來，諸如HBO暫時下線《亂世佳人》、《老友記》制片人對演員族裔多元性不足表示后悔、南方邦聯將軍雕像被抗議者推倒等事件，也被一些評論者作為“抗議運動已經進入擴大化、‘政治正確’化階段”的證據。此次對談中，許紀霖老師作為主持人，同樣選擇從“政治正確”這一角度切入議題、設定了隨后討論的框架（framing）。

作為回應，其它三位與談者并沒有去挑戰這一框架本身，而是不約而同地采取了讓步式的論述，來委婉地為被反對者指為“政治正確擴大化”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辯解。比如白彤東老師的論述策略是：美國的“政治正確”可能有點走過頭了，但有些言論里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地域歧視等“政治不正確”盛行，本身亟需“政治正確”觀念的矯正。劉擎老師的論述策略是：“政治正確”意識中蘊含著文明的底線，與現代自由平等尊重的進步主義事業密不可分，所以不能完全放棄“政治正確”，只需注意在追求“政治正確”的過程中把握住分寸感。吳冠軍老師的論述策略是：“政治正確”確實會讓有些人不敢說話，但是美國黑人整日遭受警察暴力與系統性歧視而性命堪憂，是比言論自由更為急迫的問題，此時心平氣和的公共討論空間早已喪失，“政治正確”問題自然也可以暫時擱置不談。

三位老師雖然因此對這些被指為“政治正確”的事件抱有理解的態度，但整場討論仍未能擺脫“（反）政治正確”這一話術本身所設下的論述框架和思維陷阱。其實，“（反）政治正確”這個說法，本質上是一種修辭或話術，旨在通過偷梁換柱的方式混淆問題的焦點、轉移公共討論的注意力；一旦我們接受了“政治正確”這一詞匯對語言的污染，在其設定的框架下討論“‘政治正確’的尺度在哪里”，便已是陷入到了一個扭曲的話語體系中，從而容易忽視真正問題所在。

注意，說“‘（反）政治正確’是一種話術”，并不是說（美國的）“社會文化力量壓制言論自由”的可能性不存在，也并不是否認許多人在使用“政治正確”一詞時，對“社會文化力量是否會（或者是否已經在）壓制言論自由”這個問題抱有真實的關切與焦慮。恰恰相反，指出“（反）政治正確”的話術性質，正是為了擯除修辭的喧囂，完整呈現出那些被其掩蔽與扭曲的值得關切的議題，從而提高相關公共討論的深度與質量。

那么，“（反）政治正確”為何是一種話術，這種話術又如何設下思維陷阱、污染公共語言呢？要回答這一點，我們不妨先想一想，當我們在說某個事件構成“政治正確”、或者某種表達遭到“政治正確”打壓時，我們所指的、所關心的究竟是什么？使用“（反）政治正確”這個詞，是有助于還是有礙于我們去恰當地澄清、分析、理解和評判相關的現象？從這個思路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反）政治正確”這個論述框架因為兩方面原因而有礙于公共討論的有效展開，一是其在概念上過分籠統，二是其選擇性的聚焦與失明。

一、“政治正確”概念的籠統性

先說籠統性。在西方世界，當許多人在說“政治正確”時，其所指的現象大致可以這樣定義：某個群體出于某些政治上或者意識形態上的考慮，將有違于特定政治偏好或意識形態偏好的表達（可能是因為表達的內容，也可能是因為表達的方式）排斥在某些言論平臺之外。

可以看到，一旦我們給出了這樣一個相對詳細的定義之后，許多原本籠統歸納在“政治正確”這個語焉不詳的詞語之下的現象，其性質上的差別就得以顯現出來，使得我們能夠更細致地去辨析哪些現象合理、哪些現象不合理。比如，采取排斥行動的主體是誰，遭到排斥的是什么類型的言論，發生排斥的是什么性質的平臺，排斥的具體方式如何，對被排斥者造成什么樣的個人影響，用來為排斥辯護的意識形態或政治考慮有哪些，等等，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對具體事件的合理性造成影響。

以“行動主體的性質”為例：國家暴力機器以法律手段限制或禁止某一言論表達，與（不具有壟斷地位的）某個企業出于迎合其目標客戶群體的考量而拒絕特定表達，二者之間恐怕存在天壤之別。比如HBO對《亂世佳人》增加“種族主義歷史背景介紹”后重新上架，但想要看“無背景介紹”版《亂世佳人》的觀眾仍然可以自由選擇去Amazon Prime等其它視頻網站；這和假如美國政府哪天宣布《亂世佳人》為禁片、任何人不得播放或觀看，顯然是兩碼事。這個區別對于那些主張“市場自由”的人來說尤其重要：如果你認為企業有權為了利潤而迎合消費者的偏好，那么理當接受企業為了利潤而迎合消費者的政治偏好（包括將遭到目標消費群體反感的產品下架），而不是批評它們“向政治正確低頭”；將消費者自身的“政治正確”觀念（而非國家暴力機器強加的“政治正確”）視為對市場秩序的干擾，顯然是自相矛盾且諷刺的。當然，特定情況下國家是否有權干涉企業的某些表達（比如種族主義餐館老板拒絕讓某些種族的顧客進門消費），以及當某個企業形成壟斷地位之后，其“為了追求利潤而拒絕特定表達”的權利應當受到怎樣的限制，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議題；但恰恰是跳出了“政治正確”這個語焉不詳的框架，切換到上述詳細列出各個因素的定義，這種進一步的討論才能有效進行下去。

同理，被排斥言論本身的性質、排斥方式、排斥造成的個人影響等等，都是評判具體案例時需要考慮的因素，這里就不再一一舉例。總之，即便我們要討論“政治正確是否過火”的問題，也要首先把“政治正確”這個詞拆解成更詳細的定義，才能基于具體案例中的各個因素有效地加以分析；只籠統地說“（反）政治正確”，其實是拒絕正視具體案例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如果只是籠統，倒也罷了；“（反）政治正確”這個說法的更大問題，在于它會導致整個公共討論對同一范疇內不同現象的選擇性聚焦與選擇性失明。這種選擇性具體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反）政治正確”這個說法在冷戰晚期以來西方內部左右翼“文化戰爭”語境中的黨派針對性，由此造成思維上的“黨派盲區”；二是這個論述框架本身對現狀的自然化與正常化，由此造成思維上的“現狀盲區”。

二、“政治正確”話術的黨派盲區

劉擎老師在對談中提到了“政治正確”在西方語境下從早期左翼內部的自黑，轉變為保守派攻擊進步派的修辭武器的歷史；這一點我在2018年的講座《“政治正確”與言論自由》中也有提及。在西方世界，從八十年代開始，對“政治正確”一詞的使用開始帶有明確的黨派針對性，由保守主義右派用于指控左派，聲稱后者試圖在高校內部以及公共輿論場域中打壓右派的言論自由；反過來，對于右派打壓左派言論自由的種種行徑，則并沒有人用“政治正確”來指稱。如此一來，跟著使用起“（反）政治正確”一詞的人，也就不知不覺間跟著接受了這種說法所附帶的刻板印象（“政治正確”是左派專屬現象），進而注意力受到其引導，在思考與討論時聚焦于左派的相關言行，而忽略掉與此同時發生在右派一方或主流社會里的、籠統而言本來同樣可以稱為“政治正確”的、而且性質往往更加嚴重的鉗制言論事件。

比如現在有許多人指責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大搞政治正確”；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真要說“政治正確”的話，BLM運動的支持者才是美國右翼勢力及主流社會“政治正確”的受害者。2016年，全美橄欖球大聯盟球員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賽前演奏美國國歌時單膝下跪（馬丁路德金在民權運動時曾經做過的動作），以此表達對警察暴力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抗議、喚醒公眾對這些問題的關注。這一行為迅速遭到了部分媒體的圍攻，指責他膽敢對國歌不敬；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也公開叫囂說橄欖球大聯盟必須開除卡佩尼克。聯盟在這些壓力下迅速拋棄了卡佩尼克，后者從此失業，直到今年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發又一波BLM運動，卡佩尼克的遭遇才被媒體重新提起。卡佩尼克事件無疑是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那些口口聲聲擔憂“政治正確過火”的人，沒有一個想過要把此事納入“政治正確過火”的范疇來思考和討論；其中一些人或許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個事件，另一些人甚至可能轉頭就會為聯盟開除卡佩尼克的做法辯護（比如“國歌就是不容玷污”、“體育不該卷入政治”之類）。

美國紐約持續抗議警察暴力執法

再舉一個例子。在今年初美國國會對特朗普的彈劾表決中，共和黨參議員密特·羅姆尼（也是2012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投下了贊成票，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投票支持彈劾本黨總統的參議員。羅姆尼的這一行為無疑體現了巨大的勇氣（也反襯出其它共和黨議員的蠅營狗茍），但他也因此成為美國各路保守派勢力的眾矢之的，被隨后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等大型活動取消參加資格、拒之門外。如果我們套用“（反）政治正確”的論述框架的話，完全可以說羅姆尼是美國保守派內部“政治正確”的受害者。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一場活動想邀請誰不想邀請誰，完全是組織者的自由；但這個辯護，對于許多被指責為“左派大搞政治正確”的案例，其實同樣適用（這又回到前面說的，“政治正確”這個說法太籠統，沒有辦法用來區分哪些做法可以接受、哪些做法不可接受）。

總之，由于“（反）政治正確”這個話術的黨派針對性，導致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很容易受其誤導，而陷入一種思維定勢：一方面目光緊盯當代左翼社運的一舉一動，稍有不同意處便先入為主地認為是對自由表達的壓制（這種先入為主既源于對冷戰時代蘇東陣營“左翼政權”的記憶與聯想，同時“政治正確”一詞的籠統性也強化了這種先入為主）；另一方面對右翼一方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或者聽過便忘，低估后者的實際威脅。這樣一來，“（反）政治正確”這個論述框架，就在無形中扭曲了我們對“當代歐美社會中言論自由的真正威脅來自何方”的認知。

三、“政治正確”話術的現狀盲區

在西方世界，除了黨派盲區之外，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政治正確”作為一種話術，本身就有礙于公眾對事態的認識和對現狀的挑戰。“政治”一詞帶有一種“人為”、“不自然”的色彩；當我們貶低某些做法為“政治正確”時，實際上也是在將被這種做法挑戰的現狀“自然化（naturalize）”、“正常化（normalize）”，同時將被命名為“政治正確”的挑戰“人為化（artificialize）”、“問題化（problematize）”，為現狀罩上一層天然、正當、合理的面紗，而忽略了現狀本身同樣是人為建構的產物，也就忽略了主流社會對現狀的維持本身就是一種更為隱蔽、更為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確”。

以中文互聯網上近來熱議的“CK大碼模特”一事為例。內衣公司CK在一幅最新的廣告中，啟用了一名身材魁梧、相貌也不符合所謂“主流審美”的黑人跨性別模特，因此遭到一些網民的抨擊，指責該公司“屈服于政治正確”。但是如果我們拋開“政治正確”的話術成分，反過來想一想：在這幅廣告以前，內衣公司在父權社會“主流審美”的文化霸權下，在挑選模特時以滿足男性凝視為先，而長期無視自身顧客的真實需求（比如現實生活中許多身材魁梧的女性，無法參考模特清一色的消瘦身材來挑選合適自己的內衣），內衣公司也因此損失了來自這部分顧客的潛在利潤，這難道不才是真正需要反對的“政治正確”嗎？

換句話說，當網民們指責內衣公司更換模特是“屈從于政治正確”時，他們其實是在使用“政治正確”這一話術，將“內衣廣告優先滿足男性凝視而非考慮女性顧客需求”這一現狀及其背后的男權主義意識形態加以“正常化”，將更換模特一事對現狀構成的挑戰加以“問題化”，從而達到維持現狀（從而繼續享受凝視特權）的目的。假如我們要保留“政治正確”這個詞（以及它的貶義用法）的話，我們完全可以說：CK換模特的做法，不但不是“屈從于（當代左翼身份政治運動的）政治正確”，而且恰恰相反，是對“（男權社會長久以來的）政治正確”的反抗與沖擊；如果你真心反對“政治正確”的話，你就應該大聲贊賞CK換模特的做法，而且應該積極推動其它內衣公司也把它們的模特換得更加多元、更加不受所謂“主流審美”的拘束。

再比如說，主持人許紀霖老師在對談中聲稱，美國的立國之本是“從基督教內化而來的現代性文明”，是以“盎格魯·撒克遜的美國”為基礎和核心的“文化大熔爐”，諸如此類。先不說此類“大熔爐敘事”近幾十年來不斷遭到來自美國移民史等領域更深入研究的挑戰、駁斥和證偽，在事實層面便站不住腳；單就其在現實中扮演的角色而言，這種“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以盎格魯撒克遜為主體的文化大熔爐”式的自我認知，恰恰是建國兩百多年來被美國主流文化奉為“政治正確”加以捍衛的觀念，和用以打擊“異端”與“外來者”的工具。正是通過把“真正的美國”等同于“基督教傳統”和“盎格魯撒克遜身份遺產”，主流社會才可以堂而皇之地以華人（或者其它亞洲人）在種族、文化、宗教信仰上與“真正的美國人”存在根本差別為由，制定諸如1882年“排華法案”、1924年“排亞法案”等歧視性的移民法規、以及各種禁止跨種族通婚（anti-miscegenation）的法律。即便在這些法律層面上的歧視被廢止之后，主流社會仍然一方面通過“大熔爐敘事”的文化壓力，迫使少數族裔移民放棄原先的語言與文化認同，“融入”以美國城郊中產白人生活模式為代表的所謂“美國文化”中去，否則便會被視為“不夠美國”；另一方面無論這些少數族裔移民如何努力融入，仍然因為不屬于“盎格魯撒克遜身份遺產（以及更廣泛的白人身份）”譜系，而無法得到主流文化的完全接納，生活中時不時會遭遇到“永遠的外邦人（perpetual aliens）”的尷尬。

從這個意義上說，近年來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主流社會這種“基督教盎格魯撒克遜基礎上的大熔爐”式自我認知的挑戰，恰恰是在打破既有的“政治正確”，將各個移民群體從這種觀念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反倒是中國學者往往因為缺乏對美國社會政治文化歷史的深入了解，對隱含在主流話語中的此類“政治正確”不假思索地接受和內化，最終跟著美國右翼一起，將當代身份政治運動反思主流現狀的倡議斥為“數典忘祖”。

最后再舉近期網上熱議的“推倒雕像”風潮為例。在右翼的論述框架中，“推倒雕像”是當代左翼身份政治運動“大搞政治正確”的體現；但反過來想，大力主張某些雕像意義重大不能被推倒、以及一開始樹立起某些雕像的做法本身，又何嘗不是在構建或維護某種更加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確”？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經提到過，任何一座雕像的樹立與保留，都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政治氛圍的反映。比如如今遍布美國南部與中西部各州的“南方邦聯（Confederacy）”將領雕像，集中修建于幾個歷史時期，包括20世紀初“第二波3K黨運動”興起期間、以及五六十年代白人至上主義者執政保守州對抗民權運動期間；修建這些雕像的目的，正是為了洗白南方各州為了維護奴隸制而發動內戰的事實、同時展示白人至上主義勢力反對種族平等的決心。

在樹立這些雕像的同時，南方政客與文人也一直在積極地構建并傳播相應的文化迷思，比如聲稱建立邦聯雕像只是為了“紀念南方文化遺產”（倘若如此，為什么內戰中站在聯邦政府一邊反對南方叛國的肯塔基、西弗吉尼亞等州，以及根本沒有卷入內戰的中西部各州，后來也紛紛豎起邦聯雕像呢？），以及大力宣揚羅伯特·李的個人修養（卻對其殘酷對待手下奴隸的行徑避而不談，并將“敗局已定下主動投降”這種理所應當的行為吹捧成“不忍蒼生涂炭”與“渡盡劫波兄弟在”的典范）。邦聯雕像將這些文化迷思實體化和具象化，這些文化迷思反過來又被內化為“不能拆除邦聯雕像否則就是不尊重歷史”的理由；二者共同構建和維持著主流社會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對內戰性質的“修正派”歷史敘事（“奴隸制并非內戰的真正原因”、“南方人只是在保家衛國”）為基礎的、同情“南方文化遺產”的“政治正確”。近年來“拆除邦聯雕像”呼聲的興起，恰恰意味著美國人開始反思起彌漫在主流敘事中的這種文化迷思，開始對雕像背后的白人至上主義政治意圖加以警惕與反省；換句話說，恰恰是在挑戰一個多世紀以來“修正派”內戰敘事對現狀的“政治正確”式綁架。如果你真心反對“政治正確”，恰恰應該大力支持拆除邦聯雕像才對。

對于其它非“南方邦聯”的雕像，也是同樣的道理。比如我個人盡管并不主張拆除華盛頓的雕像；但“政治正確過火”這種論述框架，有助于我們理解和討論“是否應當拆除華盛頓雕像”這個議題嗎？試想，“華盛頓是國父，沒有華盛頓就沒有美國，拆除華盛頓雕像就等于否認整個美國歷史”這樣的敘事，難道不正是主流社會尊奉迄今的“政治正確”？從這個角度看，拆除華盛頓雕像，同樣恰恰是在“反政治正確”，而不是在“搞政治正確”；即便你認為主張拆除華盛頓雕像的人是“無理取鬧”，也應該說他們是“反政治正確反過了頭”，而不是“搞政治正確搞過了頭”。或者退一步說，我們既可以用“搞政治正確”去描述這件事，也可以用“反政治正確”去描述這件事；這也就意味著“政治正確”這個論述框架實際上沒有起到任何幫助我們更深入地剖析“是否應當拆除華盛頓雕像”的正反理由的作用，而僅僅是通過這種論述框架自帶的籠統性與“現狀盲區”效應，不加反思地喚起我們對挑戰現狀者的懷疑與反感。

正是在這些意義上說，“（反）政治正確”這個論述框架本身其實完全是一種話術。它不但無助于推動更深入的關于表達自由與身份政治等議題的公共討論，而且通過其籠統性與選擇性，讓習慣了這個論述框架的人陷入思維盲區，看不到現實案例中的種種復雜性，并且下意識地在社會文化議題上采取保守姿態，擁抱現狀、抗拒變革。

（整理 張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