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這“四史”，是黨員干部的一門必修課。繼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首度開設“政治關鍵詞”專欄、新中國成立70周年到來之際二度推出“政治關鍵詞”專欄后，澎湃新聞繼續與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政治學會聯合開啟“四史”關鍵詞。

今天刊發“四史”關鍵詞第六篇，關鍵詞是監察委員會。      

黨設立監察委員會是革命形勢使然

1927年，黨的五大設立了監察委員會，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設立的黨內最高監督機關，也可以說是今天中紀委的前身。

當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中，增設“監察委員會”一章，并明確提出：“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黨的自身建設與黨紀黨法的權威第一次有了組織保障。

黨的五大選舉了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10人組成。委員包括王荷波、楊匏安、張佐臣、許白昊、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其中，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為候補委員。王荷波任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楊匏安任副主席。

那么，為何在當時要設立黨的監察機構？

在黨的四大之前，由中央局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地方黨組織直接負責處理黨員的不廉行為和違紀行為。隨著革命事業發展，尤其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革命環境不斷惡化，成立專門管理與監督黨員和黨組織的機關，有了極強的現實需求。

首先，黨的隊伍迅速發展壯大。第一次國共合作后，黨的隊伍蓬勃發展，“在一些地區，甚至出現全家或全村入黨的現象。”到五大前，全國黨員人數由994人迅速發展壯大為57967人。黨員隊伍迅速發展，難免良莠不齊。一些黨組織在發展黨員過程中，忽視了對申請入黨人員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突擊發展黨員的現象。一些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而一些掌握財權、物權的共產黨員，由于缺少組織監督，違反黨紀甚至貪污腐化等問題也時有發生。盡管是少數，但問題的嚴重性不容忽視。特別是，“中山艦事件”后，少數立場不堅定的共產黨員為留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放棄共產黨黨籍。因而，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刻不容緩。

其次，黨組織作風建設的需要。從一大至三大，黨中央組織主要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下設的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工農部等部門。一大至四大后，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年只有兩三個委員在工作，其他委員都被分派各地。大多數情況下，甚至只有一個中央委員在工作，發號施令。在五大報告中，陳獨秀明確指出了這個問題：“我們黨目前還不是一個有完善組織的黨，而是各個共產主義者的小組……在組織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為強有力的中央。”因此，在當時設立監察機構，是維護中央權威與組織權威的需要。

再次，設立監察委員會有現實基礎。這一方面是借鑒俄共（布）的經驗。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有必要成立一個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應當由黨內最有修養、最有經驗、最大公無私并能夠嚴格執行黨的監督的同志組成。”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監察委員會。另一方面，在國內，1926年4月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成立了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地方紀律檢查機關——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該監察委員會成立后，對純潔黨的組織起了很大作用。最有代表性的是，廣東區委將脫離黨組織、與黨對立的一大代表周佛海開除出黨。

黨的監察委員會組織體系的建立

中共五大閉幕第二天，中央監察委員會就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對監察委員進行工作分工。同時，地方上相繼成立監察機構并制定相應的操作規范。

1927年9月，四川地區，由程志筠、劉遠翔、劉宗沛為委員，何若噓為候補委員的中共四川省監察委員會在成都成立。10月，在東北地區，建立了由劉相益、王立功等任監察委員，張任光等任候補監察委員的中共滿洲省監察委員會。12月，中共湖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選舉產生由陳春和、陳國梁、關學參為監察委員，汪鄂門、萬家才為候補監察委員的中共湖北省監察委員會。新成立的各省監察委員會在改善黨的組織、整頓黨的紀律方面履行職責。

中央監察委員會只運行了一年

由于五大后革命形勢更加艱難，中央監察委員會履行職責十分困難。1927年12月31日發布的《中央通報第二十六號——關于監察委員會的問題》中總結說：“五次大會后，因為國民黨在各地背叛革命，我們整個的黨轉入地底秘密工作的地位，同時各地黨部因為種種關系有監察委員會組織者極少，中央監察委員會則因為委員散在各地……至今未能行使職權……”

在大革命失敗后僅一年多的時間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10名成員就有6名犧牲，到最后僅剩下2名。1人失蹤，只有1人見證新中國成立，他們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對黨忠誠”的錚錚誓言，為后來的紀檢監察隊伍忠誠擔當樹立了光輝榜樣。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王荷波，在1927年八七會議后，受黨中央委派，到北京領導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他先后組織冀東玉田暴動，組織籌建北京市總工會，后來由于叛徒出賣，1927年11月被捕后英勇就義。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楊匏安，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當過國民黨中央常委和代理組織部長，1931年因叛徒出賣被捕。由于他曾擔任過國民黨高官，蔣介石幾次派人勸說，都遭嚴詞拒絕。蔣介石寫信勸降，他收到信件后直接撕碎；打電話到獄中，他一聽到蔣的聲音，就憤然摔掉電話。1931年8月，楊匏安被秘密殺害。1927年5月，候補委員蕭石月在戰斗中，“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在敵眾我寡、突圍無望的情況下，蕭石月揮舞雙槍擊倒了幾個妄圖活捉自己的敵兵，在剩下最后一顆子彈時，掉轉槍口對準了自己的胸膛。”1928年2月，委員許白昊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在敵人嚴刑拷打中，英勇不屈，痛斥敵人。他在家書中說：“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6月6日，他在上海龍華監獄壯烈犧牲。1928年10月25日，委員蔡以忱在湖南澧縣組織武裝暴動工作時，因叛徒出賣被捕，在澧縣縣城小南門壯烈犧牲。就義前他賦絕筆詩：申鳴大義臣，仗劍掃煙塵；橫刀眉梢笑，忠貞掩昆侖。

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們的光輝革命生涯，是早期黨的紀律建設的縮影。因1928年黨的六大撤銷中央監察委員會，代之以中央審查委員會。這個從成立到廢止僅一年的紀律監察機構，是黨的紀律與組織管理的重要探索。

（作者系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