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新中國政府接收了蘇聯政府移交的969名侵華日本戰犯并將其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經過管理和教育，這批戰犯實現了對日本侵華戰爭的認罪和反省，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獲釋回國后與同期獲釋回國的原被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的百余名戰犯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該組織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作為戰爭親歷者，部分戰犯終其后半生在戰后日本社會站在加害者的立場上進行戰爭證言，同時開展中日友好活動。

關于七十年前的中蘇戰犯移交，日本學者高尾榮司認為：蘇聯向中國政府移交的近千名日本戰犯，是在蘇聯政府抓捕的60萬人中以六百分之一的概率“選拔”出來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為聯合日本制衡美國向斯大林索要的。20世紀50年代初，雖然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但蔣介石的國民黨實力并未消失，世界在關注著中國最終的政權花落誰家。美國支持國民黨，而歐洲各國也對蔣介石政權給予同情。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做日本方面的工作。毛澤東考慮將這批戰犯接到中國，對他們進行“人間改造”，然后放回日本用于內政外交，故接收時采取高規格的接待。“人間改造”就是“洗腦”的別稱，這些人是日本對戰爭產生“謝罪”思想的源泉。這種做法是中國共產黨的精髓，非毛澤東莫屬。管教吳浩然精通日文，被中共公安部派往撫順秘密關押日本俘虜的東北戰犯管理所執行戰犯教育工作，等等。（參見高尾榮司出版《改造“天皇的軍隊”：毛澤東隱形的兒子們》，原文：《“天皇の軍隊”を改造せよ——毛沢東の隠された息子たち》，原書房，2012年。）

那么，實際情況如何呢？本文借助相關歷史文獻進行簡單梳理。

關于中蘇戰犯移交，在蘇聯相關檔案解密之前，國內主要引用撫順戰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員的回憶，如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同志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為尊重我國的國家主權，維護我國的合法權利，決定把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俘虜、關押的，在中國犯有戰爭罪行的1000多名日本戰犯和偽滿戰犯全部移交給我國，由我們作為主權國家自行處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改造戰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頁）等。口述歷史需要實證加以確認，但確是歷史研究的重要線索。

據現有資料，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接收可大致梳理如下。首先，早在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蘇聯政府便向新中國政府表示愿移交日本戰犯，但中國政府對此沒有明確答復，才有1950年1月1日時任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H.羅申“遵照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的指示”拜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同志”時再次提到這個話題，“問毛澤東同志是否知道蘇聯政府在11月份表示的愿望，要向中國政府提出移交幾百名日本軍人，以追究他們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對此，毛澤東表示：“中國政府原則上要接收這些戰犯，并審判他們的一切罪行。但是，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現在中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消滅國民黨殘余分子方面，而且中國的訴訟程序還沒有準備好，在人民對此還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還不能在最近的時間里開始審判工作，因為這樣做達不到應有的政治效果。此外，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應準備好對國民黨戰犯的審判工作。”基于這些考慮，“預計從蘇聯國土上接收戰犯一事，可以在半年以后進行。”希望“蘇聯政府將這些戰犯在蘇聯國土上關押到1950年上半年。如果可能，多搜集些對他們的審判材料。從下半年開始，我們就將接收他們，并進行審判。”（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中蘇關系》（第二卷）（1949.3-1950.7），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08頁）由此可見，接收蘇聯政府移交的日本戰犯并不在毛澤東訪蘇的重要議事日程之中。

H.羅申的工作報告中顯示他與毛澤東會談的翻譯是師哲，但師哲晚年在接受新井利男的采訪時對移交日本戰犯一事表示并不知情（〔日〕新井利男資料保存會編《中國撫順戦犯管理所職員の証言》，梨の木舎，2003年，58頁）。從文字看，H.羅申與毛澤東會談時用的是“日本軍人”，新井利男與師哲談話時使用的是“戰犯”，是否因為詞匯的不同，當事人早已離世，無法考證。

國內對于接收日本戰犯的最早記錄是1949年11月17日時任總理周恩來給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員高崗的電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1949年6月-1949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554頁）。全文如下：

高崗同志：在蘇聯住著的數百名日本俘虜和被禁閉的日本人，根據蘇聯現有材料，證明這些人在反對中國和平居民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的行為中是犯了罪的。如果蘇聯引渡給我們，并準備對其起訴，請你考慮東北有無這樣的地方可以收容數百個日本戰俘，并利用那個地方組織特種法庭進行審判。

從中可以看出，這批日本戰犯之所以移交給中國政府，前提是在中國犯了罪的，且蘇聯政府已掌握一定程度的犯罪事實。

1950年7月18日，在中蘇邊境小鎮綏芬河，蘇聯政府將969名原侵華日本戰犯移交給中國，同時將相關資料也一并移交給了中國政府（〔日〕《中國撫順戦犯管理所職員の証言》，111頁）。國內現存偽滿洲國總務長官武部六藏于1946年8月30日于伯力市撰寫的筆供等，時間上應該是1950年7月蘇聯政府移交時的資料。蘇聯方面提供的罪行資料，為日本戰犯的認罪與反省奠定了基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蘇聯在西伯利亞關押了60萬日本軍人，移交中國不到一千人。為何那么多同樣犯了罪的從蘇聯直接放回了日本，而偏偏他們被移交給了中國？這也是這批日本戰犯進入中國初期情緒不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們感到委屈、對蘇聯的屢屢欺騙感到憤怒。但是，晚年的“中歸聯”成員卻以擁有在中國監獄的經歷而感到慶幸，甚至認為“不虛此生”。“中歸聯”將中國的監獄稱為“自我改造的學校”（〔日〕絵鳩毅：《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監獄が自己改造の學校であった》，撫順の奇蹟を受け継ぐ會神奈川支部，私家版，2010年），他們“堅持的反戰和平與日中友好的實踐是基于‘人——侵略戰爭——殺人魔鬼——戰爭犯罪——戰犯——人民中國的人道待遇——恢復了做人的良心’這樣一個為數不多的共同經歷下實現的深刻反省”（〔日〕《中帰連（季刊）》，1997年06月創刊號，発刊の趣旨）。因為如果沒有中國戰犯管理所的幾年經歷，而是從蘇聯直接回日本的話，他們是寫不出《三光》等如實反映日本侵華罪行的手記的。這種結果應該是當時中、蘇、日三方當事人所不曾想到的。

1950年3月17日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第257項，專門闡述了“關于德國和日本戰俘的問題”。決定“批準由蘇聯外交部和蘇聯內務部提交的蘇聯部長會議關于德國和日本戰俘問題的決議草案以及塔斯社關于遣返戰俘工作結束的通報草案”。蘇聯部長會議決議第4號附件中列舉了包含“原弘志、佐佐木到一、齋藤美夫、鹽津辰巳、上坂勝、鈴木啟久、岸信健一、佐佐真之助、下枝龍男、瀨谷啟、有麻多羅尾、長島勤、藤田茂、佐古龍佑、武部六藏、古海忠之、飯盛重任”等17名的“應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原日本軍隊戰俘（將軍）的名單”。同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中所附《塔斯社關于結束從蘇聯遣返日本戰俘工作的通報》中，塔斯社授權通報內容顯示：“還有971名日本戰俘因為犯有反對中國人民的重大罪行，將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進行處理。”（《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 中蘇關系》（第二卷）（1949.3-1950.7），第343-344頁）

中國方面負責戰犯接收和管理工作的董玉峰回憶，1950年3月下旬，東北行政委員會接北京中央政府指示，代替中央政府接收和管理蘇聯移交的日本戰犯和偽滿洲國戰犯，接收工作就此啟動。關押場所之所以選定撫順原因有三：一、朝鮮局勢不穩定，一旦發生戰爭可以確保戰犯安全疏散；二、撫順戰犯管理所系日本于偽滿洲國時期建立，基礎設施相對良好；三、距沈陽的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公安部較近，便于聯系。遂將曾為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兵舍和馬廄的管理所重新整修，安裝暖氣設備、增建禮堂、醫院、澡堂以及部分宿舍等，三個月后的1950年7月底，各項準備工作才基本就緒（〔日〕《中國撫順戦犯管理所職員の証言》，107-108頁；《回憶改造戰犯》，第9頁。）。戰犯回憶錄中多人講道，他們入所時管理所尚在施工，以至于有些戰犯看到修建鍋爐煙囪，竟以為是中國方面將其焚尸所用的鍋爐（〔日〕塚越正男：《私は貝になれない　1／1062の場合　鬼から人間への発言》，1977年8月，狀況と主體?月刊誌掲載，11頁；〔日〕若月金治：《戦爭の時代に生まれ、侵略戦爭に參加し、冷戦の時代を経て、平和共存の時代を生きる回想録》，私家版，1992年，68頁。），此事作為關押生活的花絮成了“中歸聯”成員茶余飯后的談資。此事在中方管理所工作人員的回憶中尚未見到。戰犯與管教之間的由于經歷不同，對事物的認識也多有不同。對于日本侵略者來說，在中國殺人滅口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如今變為階下囚，受害者中國方面對他們如何處置都不足為奇了。可見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的無知。

至于所謂“高規格”的接待，應該是指運輸戰犯的客車和來中國后的飲食。史料顯示，對于接管日本戰犯，時任總理周恩來最初便指示要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盛夏時節天氣炎熱，為保證安全順利運輸，故沒有使用運送兵力的貨車而選擇了客車，為此特別加強了警戒。戰犯們吃的面包、香腸等，也是當時條件所限，為便于運輸，在哈爾濱秋林公司訂購了幾千斤白面包、幾百斤香腸。之所以給人以“超規格”，原因分析有二：一是蘇聯方面運輸戰犯用的是悶罐車，炎熱的夏季，眾多戰犯長時間悶在蒸籠般的車內很是煎熬，相比之下，中國方面寬敞整潔的客車格外舒適；二是飲食方面，與蘇聯方面多年的黑“列巴”（面包）相比，中國的面包香腸自然是“超規格”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多數戰犯在蘇聯的五年里一直處于慢性饑餓狀態，中國政府給予的飽腹感使戰犯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嚴。

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遴選方面也頗費周折。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對中國人民生靈涂炭，特別是東北地區人民與日本的國仇家恨，要尋找到能夠理解國家政策、理智對待日本人并完成使命的工作人員實屬不易，最終從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等部門遴選了百余名思想比較過硬的工作人員。運往撫順途中，工作人員不停巡視，醫護人員及時處理戰犯中出現的健康問題，成為了戰犯終生難忘的回憶。工作人員將中央的政策化作個人魅力融入生活中每一個不經意的細節當中，使戰犯逐漸認識到真正的中國，不斷地糾正其戰前和戰時對中國的錯誤觀點，也成為了日本戰犯思想轉變的契機。

管教人員中，需要提及的是日本學者質疑的吳浩然。吳是“中歸聯”成員回憶中詞頻最高的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雖與大部分年輕的日本戰犯同齡，但頗受“中歸聯”愛戴，是被稱為“兄長”或“慈父”而終生敬仰的“恩師”，至于為何受到日本學者質疑，原因有待探究。

吳浩然（1919-1993），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某部營教導員，1950年4月轉業到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被分配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吳浩然幼年學過日語，后被日寇抓去當差，故有一定的日語基礎，但更多是在跟日本戰犯接觸過程中自學的。吳的子女印象中父親經常翻辭典學日語，直至終年。吳浩然在戰犯管理所組建初期并不擔任管教工作，而是負責管理方面的工作，具體負責“執行制度方面——檢查執行作息時間，監房規則及了解一般情況、收集材料、翻譯材料等事項。”1950年10月戰犯管理所北遷哈爾濱后，吳浩然主要負責呼蘭監獄七百余名校級以下戰犯的管教工作。因在部隊期間擔任政治教導工作多年，吳在調查中發現80%的基層官兵出身于日本窮苦家庭，為穩定戰犯情緒便于管理，吳浩然重操舊業，頂著壓力在戰犯中開啟了談心工作，為日后的認罪教育打下了基礎，也恰好發揮了他政治思想工作的特長。也正是這個決定，之后給吳浩然帶來了多年的牢獄之災，但這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晚年獲得平反之后又毅然加入了“中歸聯”活動之中，一同掀起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和平活動高潮。

優待俘虜，珍愛和平，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歷史是偶然的，同時也是必然的。歷史研究需要站在歷史的背景下考察而非用現代人的思維揣度前人。新中國教育改造日本戰犯歷史，既要放在中共黨史這一大背景下宏觀考察，又要微觀分析具體當事者，否則是很難理解的。但如果用現代人的眼光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事件上斷然下結論顯然是錯誤的，不是狹隘的歷史觀就是對真實歷史的肆意歪曲。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從日本戰犯歸國后和平活動透視中日歷史認識的落差研究”（15BZS074）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周桂香為大連理工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