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改革歷史》——親歷1977年恢復高考決策

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這次會議做出了恢復高考的決定，這標志著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斷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中國恢復了大學的教學秩序，也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給我國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帶來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廣東經(jīng)濟出版社 出版

2020年高考已啟幕。中改院“口述改革歷史”人物訪談曾有幸訪問親歷恢復高考決策的見證人。下面，我們一同回顧這段歷史。

口述者：劉道玉（時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

借調(diào)教育部

沒有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當時撥亂反正的任務(wù)有多么艱巨。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qū)，粉碎“四人幫”以后，面臨著“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wù)。當時我是武漢大學的教師，同時擔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深刻地感受到基層廣大教師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和學術(shù)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情。就在這種情況下，我被借調(diào)到教育部，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籌備工作。

1977年4月15日，我到教育部報到。由于當時我覺得是臨時借調(diào)，待不了多久，于是就在教育部辦公大樓二層的一間辦公室住了下來。它既是辦公室又是臥室，室內(nèi)放置了一張木板床、一副臥具、一張木制的辦公桌、兩個開水瓶和一個洗臉架。我沒料到，一個月以后，中央組織部正式任命我為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雖然我極不情愿當京官，但身不由己呀，于是我這一住就住了兩年，當了兩年的“臨時工”。

當時高教一司、高教二司、高教三司、科技司、研究生司、教材辦公司6個司局單位都由我領(lǐng)導，我負責的范圍相當于教育部的“半壁河山”。那時候教育部黨組11個成員中，只有我是從大學去的，也只有我熟悉高等教育的情況。

會議背景和籌備工作

當時的形勢非常嚴峻，盡管粉碎“四人幫”已經(jīng)一年多了，但遵循的還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碑敃r各省市和大學還是由革命委員會領(lǐng)導，提出的還是堅持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口號，教育戰(zhàn)線上的“兩個估計”也沒有被推翻，這“兩個估計”把我們這些在學校的知識分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都是“臭老九”，是接受工農(nóng)兵再教育的對象，當時就處于這種情況。

那時，鄧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是被打倒的對象，直到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一致通過《關(guān)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wù)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wù)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wù)。

鄧小平復出后，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決心從科學和教育方面進行撥亂反正，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讓國家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撥亂反正從哪里入手呢？他打算召開一個會議，征求專家們的意見。后來在會上他也說了：“請你們參加這次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請大家一起來研究和討論，科學研究怎樣才能搞得更好更快些，教育怎樣才能適應(yīng)我國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要求、適應(yīng)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要求?！?/p>

鄧小平辦公室通知教育部，這個會議要從教育部和科學部各選15個知名專家參會，會議時間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我作為教育部黨組成員和高教司司長，受教育部的指派，負責選定名單，初步選拔了16人，最后科學院也選派了17人，總共33人，加上國務(wù)院有關(guān)部委負責人和新聞記者，總共70多人參加座談會。

當時確定名單的時候有兩點考慮：第一，必須要是知名的科學家和教育家，而且要敢于說真話。比如說楊石先是南開大學校長，著名化學家；蘇步青是復旦大學教授、校長，知名數(shù)學家，等等。第二，當時我也考慮到名單上還得有一些中青年，遵從老中青三結(jié)合嘛，所以一些中青年像溫元凱，他當時還是30出頭的小青年吧，還有中山醫(yī)學院的宗慶生等參加了會議。

中國科學院的吳明瑜和我，分別代表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組成了會議秘書組，負責會議記錄、簡報和會議代表的生活問題。與會代表都是我們兩個人通知的，也是我親自到機場接送的，當然，大部分代表都來自北京，所以我的接送任務(wù)也不是很重。

決定恢復高考

座談會是在8月4日上午9時開始的。鄧小平同志作了一段開場白。說實在的，當時這個會議，剛開始大家思想上還是有顧慮的，心有余悸，剛開始還不一定就敢講。于是鄧小平同志反復啟發(fā)，希望大家暢所欲言，他說：“‘四人幫’粉碎了，不會再‘抓辮子’‘戴帽子’和‘打棍子’了，大家如果有什么問題由我負責?！?/strong>經(jīng)過小平同志的反復動員，大家開始講話，并逐步活躍了起來。

我記得，首先講話的是復旦大學的蘇步青。他說：“我想不通高教戰(zhàn)線17年是資產(chǎn)階級專政，那我們過去做的工作都是為誰服務(wù)的？難道都是為資產(chǎn)階級做的工作嗎？但明明是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彼麊柕煤苡械览恚髅魇窃诠伯a(chǎn)黨領(lǐng)導下的，我們怎么成了為資產(chǎn)階級服務(wù)的知識分子呢？鄧小平同志就插話說：“17年是黑線專政講不通，17年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嘛?！睂τ谶@個問題，他在8月8日的講話中也明確提出：“對全國教育戰(zhàn)線17年的工作怎樣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應(yīng)當肯定，17年中，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lǐng)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F(xiàn)在差不多各條戰(zhàn)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自己培養(yǎng)的，特別是前十幾年培養(yǎng)出來的。如果對17年不做這樣的估計，就無法解釋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边@樣慢慢地氣氛就活躍起來了，大家思想都放開了。

北京大學的沈克琦說：“我們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qū)，聶元梓在北大挑動群眾搞批斗，我們受盡了苦?！幕蟾锩瘯r期北大非正常死亡幾十個人，像翦伯贊、俞大絪等，都是知名教授。而且‘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教授都被反復抄家，他們收藏的文物、著作手稿都被抄走了，希望中央能夠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幫他們找回他們最珍貴的書稿、字畫等?！?/p>

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是國家非常重要的研究農(nóng)藥的泰斗，他說：“國家科委的大樓被軍隊占了，科委都解散了，這么大一個國家沒有科研、沒有科委、沒了科學，怎么行呢？”他要求盡快把被占的國家科委大樓歸還給國家科委，并且要恢復國家科委。講到這里的時候鄧小平同志插話說，應(yīng)該收回，國家科委應(yīng)該恢復。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會上慢慢地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發(fā)言也踴躍了。

我作為高教司司長，心里有點著急，因為沒有人提到恢復高考問題。在會前我做了調(diào)查：高等教育的撥亂反正該如何入手？那時是工農(nóng)兵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那個時候工農(nóng)兵學員進校以后都以改造者自居，以知識分子為改造對象。當時的大學招生就是從工農(nóng)兵里招，有一個“十六字”招生方針，即“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lǐng)導批準、學校復審”。說是自愿報名，你報了，領(lǐng)導不批準，有什么用？所以這“十六個字”就變成四個字：領(lǐng)導批準。領(lǐng)導決定一切，導致當時走后門之風猖獗，領(lǐng)導要誰上誰就上，不讓誰上誰就不能上。舉個例子，有個著名作家熊召政，1976年時他是湖北英山縣的一個知識青年，群眾已推薦他上大學，但是到了縣里，縣委書記不同意：“你明年去，今年我兒子要上?！碑敃r就是這種情況。會前我到沈陽、天津做調(diào)查，后來到了順義縣，該縣革委會姜副主任對我說：“現(xiàn)在大學雖然恢復了招生，但我們工農(nóng)子弟仍然沒有上大學的權(quán)利，因為‘十六字’招生方針，就是開后門的方針，因此我們強烈要求恢復高考，我們工農(nóng)兵子弟不怕考，不信你查一查‘文革’以前，上大學比例多的還是我們工農(nóng)兵子弟?！?/p>

是的，我上大學那會兒，來自農(nóng)村的大學生要占70%左右。當時大學招的工農(nóng)子弟文化程度嚴重參差不齊，大多是初中畢業(yè)，甚至還有小學文化程度的，高中生極少極少，因為高中生都下鄉(xiāng)了。當時說“不讓一個階級弟兄掉隊”，所以大學教學就沒辦法教了，有些學生甚至連小學的東西都不會，你要讓他不掉隊，大家都得等他，大學就變成中學、小學了，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培養(yǎng)出合格人才的。所以我一直記住順義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話，一定要恢復高考。

但會議開了兩天了，沒有人講到這個問題。武漢大學代表查全性副教授晚上來找我，他說：“我坐了兩天了沒有發(fā)言，一直在聽，我想講的別人都講了，我不知道講什么好?！彼莵碚髑笪业囊庖?，因為我們都是武漢大學化學系的教師，我又是會議秘書長。我說：“雖然大家都講得不錯，但有一個問題大家都沒講到，就是推翻‘十六字’方針，恢復高考的問題?！?/strong>其實當時提這個問題是非常冒險的，弄不好就要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因為“兩個估計”還沒被推翻。但是我這個人歷來膽子很大，我敢說。我說你就講這個問題，他同意了。

當晚，查全性副教授做了認真的準備。他發(fā)言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上大學是靠錢，“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上大學靠分，現(xiàn)在上大學靠權(quán)，群眾說“學會數(shù)理化，不如一個好爸爸”。他的這番話，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大家紛紛發(fā)言，像吳文俊、汪猷、唐敖慶等都表示附議。

當時劉西堯是教育部部長。鄧小平同志問他：今年恢復高考怎么樣？劉西堯說，要改就得推遲，現(xiàn)在是8月6日，當年6月29日到7月15日的招生會已經(jīng)在太原開過了，還是按照“十六字”方針布置的，招生報告已經(jīng)給國務(wù)院送去了。鄧小平同志說：“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招生報告收回來，根據(jù)大家的意見重寫。招生涉及下鄉(xiāng)的幾百萬青年，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yōu)秀人才選拔上來，又不要引起波動。重點學校要統(tǒng)一招生。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生要符合要求。”教育部說那我們今年就改。

全國第二次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召開

8月13日，當年全國第二次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召開，到9月25日結(jié)束，開了44天。在會議爭執(zhí)不下的情況下，鄧小平于9月19日再次找劉西堯等人談話，要求教育部爭取主動，盡快結(jié)束招生會議。這是鄧小平關(guān)于恢復高考的第二次拍板，說明當時的阻力還是很大的。

1977年，我們是恢復“文革”以前的高考，完全按照“文革”前的做法統(tǒng)一命題、統(tǒng)一考試、統(tǒng)一劃錄取分數(shù)線?；謴透呖?，重新招生，但當時我們的教學計劃還是針對工農(nóng)兵的，教材都是為工農(nóng)兵大學生配備的，統(tǒng)一高考招進來的學生不能再用一樣的教材了，怎么辦？我就給黨組織提出建議，說必須馬上召開一個高等學校教學工作會議，重新研究制定新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不然統(tǒng)一招進來的學生我們沒辦法授課。當時時間很緊，我提議馬上向國務(wù)院報告。國務(wù)院也很重視，說這個會很重要，安排我們到北戴河國務(wù)院招待所開會，這個招待所在“文革”中被當作“封資修”的安樂窩封存了，我們親自啟封，打掃衛(wèi)生。

這次會議要形成恢復高考以后的招生工作計劃和教學大綱，當時我們怕控制不住，意見不能統(tǒng)一，就只通知了15所學校參加，再加上北京師范大學和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兩個教育研究所，一共35個人參加。8月12日至18日正式開會，恰好與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一天開始和結(jié)束。

會議爭論得十分激烈，但最后還是統(tǒng)一了思想。制定新的教學大綱必須肅清“左傾”思想流毒，堅持“三基”和“四性”，最后我們制定了一個比較滿意的《會議紀要》。座談會結(jié)束當天，我們與北戴河鎮(zhèn)的居民一起上街慶祝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最后通過的那個教學大綱，基本上一直沿用至今。

意義和感觸

據(jù)統(tǒng)計，1977級、1978級總共招了60多萬名學生。當時在農(nóng)村還有860萬名知青，很少數(shù)的幸運者才能夠被錄取上大學，這些都是真正的佼佼者。20世紀80年代學校的風氣好得很，不是“你要我學習”，是“我自己要學習”，沒有考試作弊的人，都是自覺地考試，自覺地要學習，因為上大學是很艱難才得到的權(quán)利，他們很珍惜這個機會。

我覺得恢復統(tǒng)一高考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一個意義，雖然它不是改革也不是創(chuàng)新，但是在那種特殊情況下，在“兩個凡是”“兩個估計”沒有被推翻的情況下，能夠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針，那是了不起的。

第二個意義就是拯救了一大批知識青年，他們現(xiàn)在絕大部分都成了國家棟梁，成為學術(shù)界、政界、經(jīng)濟界、企業(yè)界的骨干。我們武大有位一級教授、著名數(shù)學家叫李國平，他的兒子是知青，招工到武漢市當理發(fā)員都高興得不得了啊，因為在農(nóng)村沒飯吃、吃不飽啊，回來就是當理發(fā)員，他還高興得不得了。后來，他參加了1978年高考，被錄取到武漢大學歷史系，現(xiàn)在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我有個學生叫謝湘，后來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部主任、副社長，也是1977級的學生。她返城后是襄樊市紡織女工，當個女工都高興啊，她媽媽要她參加高考，她堅決不參加：“我不參加，我做女工很好，我是工人階級。”而且她當時準備提車間主任，她都不想高考。她媽媽親自跑到襄樊棉織廠，說：“你考也得考，不考也得考，不考就不是我女兒。”強迫她考，最后她考取了，考到了武大中文系，畢業(yè)后分配到《中國青年報》，一直升到副社長。要是沒有高考，這一批人就被埋沒啦。所以我開玩笑說：恢復高考招收了1977級、1978級、1979級的學生，他們就是從石頭縫里邊蹦出來的人才，將來一定能夠擔當大任。

第三個意義，恢復高考使社會風氣、學習風氣煥然一新，這是無法衡量的重大意義，把過去的“讀書無用論”“教書倒霉論”一掃而光。那時候我們大學的很多教授，都把書當廢紙賣掉了，認為這一生不可能再教書了。雖然我的書沒賣也沒燒，但是我也準備改行學木工手藝了?；謴透呖家院螅髮W里進了一批高中、初中文化的學生，教師不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是不能教他們的。所以，教風學風煥然一新，老師們上下班都是跑步前進的，實驗室的燈光晝夜通明，大家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甩開膀子大干，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全部搶回來，當時就是這么一種心態(tài)。

所以說，沒有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教育受災多么嚴重；沒有經(jīng)過撥亂反正，就不知道撥亂反正多么重要。我對改革的情結(jié)這么濃厚，原因就在這里。

（本文原題為《口述改革歷史|親歷1977年恢復高考決策》，作者劉道玉時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選自由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主編的《口述改革歷史》一書，微信首發(fā)于公眾號“中國改革論壇”，澎湃新聞獲授權(quán)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