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清晨，著名歷史學家王家范先生與世長辭，享年83歲。先生生前對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工作給予很大支持。2017年12月，復旦社召開《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修訂版發布會暨學術研討會，先生不顧年高，不辭辛勞，精心準備發言稿并參會交流，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先生年輕時的理想是做一名中學歷史老師，故中學歷史教育一直為先生牽掛和看重，他曾為復旦社2016年出版的《中學歷史文獻讀本》一書傾力作序，勉勵中學師生從多角度理解歷史事實，親近歷史情景。今刊此序，借以緬懷尊敬的王家范先生。

“天下之私，天子之公”

——讀《中學歷史文獻讀本》有感

各類章節體的中國通史課本出現得很晚。在沒有這類教本之前，前人大多直接從第一手的史書閱讀起，先獲得片斷的歷史知識，久而久之才有比較通貫的長時段歷史概念。出生于19、20世紀之交的一代前輩，猶然是先讀經、后治史，而治史必從《尚書》《春秋》《史》《漢》開始，及至《通鑒》，慢慢泛濫開來，而后蔚然成大家。時代變了，教育制度變了，這樣慢工出細活的方式顯然不可能再復舊重來。“速成”的好處不用我說，但缺陷也是明顯的。

我們得到的史學養料，大都是經別人碾過、磨過，用粉末壓縮而成的集成“食品”（幸好不是轉基因食品），還往往摻有“添加劑”（外來概念）；因未經自身直接品嘗與消化，便難免被各種外來概念俘虜，疏遠了真實的歷史情景。我想周靖他們也是有鑒于此，特地搜集了許多第一手史料，編成《中學歷史文獻讀本》，讓讀者親身進入“情景”嘗鮮，或許能品出一些教材上沒有能夠說出的原汁原味來，從而啟發中學老師與自己的學生一起多角度地理解教材上所說的歷史事實。

 古代文字資料（史料是其中一種），即使不是甲骨金文，讀懂文字也有點難，而讀出味道，有益于對待人生和對待社會則更難。朋友聚談，說起先秦諸子百家，認為各有所長，各有所偏，不可盡依。

本書摘錄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特地全文轉引了其父司馬談對儒墨道法諸家的長處與短處的評論（單篇稱《論六家要旨》），說的也是這一層意思，點評之精到，我們望塵莫及。但有一朋友插進來說：讀下來，我覺得還是孔夫子最實在。細細想來，這個體會特別，頗具獨見。孔子全是從自己的經歷出發，議論非常平直，談的都是生活中遇到的事，憑借說事點撥眾生，不刻板，也較少玄妙之論（與老、莊大不同）。然有識者卻說《論語》“顯而難”。這是因為有些事情我們如果還沒有經歷過，體驗不到，就容易輕輕放過，以為太淺顯，無甚高深。

例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深意何在？問過好多人，都說沒有認真想過。今年遇到身子骨不適，突然有悟，這“懼”字只有到了年老體弱、傷病頻作的時候，才會有真切的感受。喔，一年不如一年了；活到高齡已不易，但往后遇到的困難更會日漸見多，“好漢不提當年勇”，得預有憂患和防范的意識，不致犯老年憂郁癥，或因逞能要強忽生意外。子女正當盛年，怎么可能有這種體驗呢？于是，才認識到孔子對人生經歷的總結（同類的還有“耳順”“從心所欲不逾矩”“君子有三戒”等語），以及對“孝道”所持的高標準，常以過來人的經驗，借以提醒后來人提早“覺悟”，以先知覺后知（所以老法是讓幼童從小誦讀《論語》，甚至要求倒背如流，結果終生受用）。因為我認真讀《論語》已經太晚了，中年時忙乎教務科研，只顧自己，遇到父母生病，雖然也管醫管藥，但往往會責備老人不注意“保養”，怪這怪那，缺乏體貼惻隱憂懼之心，至今追悔莫及。

繼孔孟之后的第一大儒、醇儒當推朱熹，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儒家已經顯露出沖出重圍的一線曙光，別有一番風景。《朱子全集》部頭太大，我也只是比較認真地讀過其門生編輯過的《朱子語類》，知其大概。此書的選文在本書中也收入了，為開首的“理氣”篇，談哲學的，相當艱深。

朱熹的大部分語錄，都秉承孔子風格，像當面與你說話一樣淺白順暢（近些年來我越來越喜歡這樣的文風）。但他的話，也必須通盤讀他的書、融通他的整體思想，才可能有深切的體會。其實，這也是讀其他第一手史料時需要把握的“門道”。孤立地就一句話、一段話解釋，且不說難有深刻的認知，而且容易望文生義，造成誤讀。

例如“存天理，滅人欲”，這是教“宋明理學”一課必遇的“坎”。我在烏鎮與同游的周靖基地的學員聊起過此事，以為理解這句話需要有相當的閱歷，歷練過許多人生正反磨礪，才能體悟一二。過去教條主義地粗暴批判與否定肯定是錯的，但有誰能把這句話說準、講透，讓學生也領會得了？難啊！誰成功，就可以頒發歷史教學一等獎。這里避開不論，希望有一天我真想透了，再跟大家交流。

朱熹在許多場合與門生說“讀書是第二義”，讀經、讀史都是服從于“第一義”的。古人讀史與讀經一樣，都著重于鍛煉道德倫理。我們強調歷史教學要以考察人生與社會為中心，包括分析處置群體與個體關系的典章制度等，大大超出了古人設定的范圍，目標更高、更寬。朱熹認為，讀書的目的是追求人生品德的完美，“悟道、明理”是“第一義”。

2017年12月9日，王家范先生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修訂版發布會暨學術研討會上

在朱熹的哲學思想里，“理”本是先天地而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以“氣”的形式流轉，不斷由非理想狀態逐漸“完具”為理想的本來狀態。人，包括圣人都是從經歷（“氣運”）體悟得“理”的；圣人用經歷得來的道理律己律人，而一般人由于外界的誘惑、污染，人性有蔽、有障，讀了圣人的書，對照發現自己的“蔽”“障”有哪些，去除它們，使自己的人生適乎道、合乎理，這就是通過“澄清”（“氣運”）獲得人生“合下完具”的過程。

反觀現在我們讀書，讀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書籍，也包括讀歷史，犯的毛病就是不對照自己，不與自己經歷過的認識過濾、比勘，純粹是從外面“旋添”進來的，“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進不了血液中，所以對自身認識的提高、智慧的長進幫助不大。

朱熹認為讀史先得在“正心誠意”上做好功課，心正意誠，讀史就不會讀歪了。如何讀史？《朱子語類》里有不少講評，大體是要讀書人用“經”的道理去對照歷史上的事情，檢驗自己獲得的“道理”是真領會了還是不甚真正領會。這個說法，很像我們現在經常說人的一生經歷有限，歷史是將每個人的經歷向時間和空間上延伸，將千年、萬年的經歷變為自己的經歷，見識多，眼界就寬，借此“舞臺”可以考驗對人生、對社會真正領悟到了多少“道理”。

但朱熹認為必有一個前提，先得知道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什么，拿這個尺子量前人、前事。否則，就像俗話說的“老不（能）讀《三國》，少不（能）讀《水滸》”，因為心不正、意又邪，喪失評判的是非心、愛憎心，就容易被歷史上的人與事污染，好樣沒學到，壞樣倒學得有滋有味。這倒給我們提了個醒，啟發學生活躍思維，自主地發表對歷史的感受，也得隨時注意學生在評判歷史上的人與事時，“自然流露”出來的人生觀、價值觀方面的偏頗甚至錯誤的看法，不能純為活躍而活躍。看古人的史論（最精彩的是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非常注重對人與事的褒貶臧否，對壞人壞事口誅筆伐毫不留情，絕不阿世媚俗，生怕稍有一點疏忽而致誤人子弟。 “史料學”，現在大學里很少開設，連研究生課程表上也罕見有講授的。沒有疑問，史學離開了史料就不成其為學問，占有史料越多越好（但不等于堆砌史料越多越好），這是指研究而言，故有所謂“地毯式搜索、一網打盡”之說。這個要求到了近現代乃至當代史研究，恐怕誰也不敢再發此狂言？！

然而不管研究還是教學，都有一個緊要的事情必做，就是對史料的考訂和比勘。“盡信書，不如無書。”什么“兩重證法”“三重證法”不說，至少每一條史料所涉及的背景是需要充分了解和關照的。如若能放在更寬、更長的歷史過程中加以前后綜合考察，就可能較少地犯由片面理解帶來的失誤。

從歷史學本身說，它不是要直接告訴人們現在和將來怎么做，而是要講述人們過去曾經做過什么，事情的來龍去脈，行為的動機與結果，最終留下了什么樣的影響，等等。出色的歷史老師往往也是講故事的能手，但怎樣講好故事，里頭很有講究。

任何一個故事都不是孤立發生、孤立存在的。圍繞著某個故事，有前因有后緣，有內外縱橫左右關聯，它的結果有顯潛正負四種效應，有些結果可能不是“立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越是重大復雜的事件，其因果關系從橫向說是蛛網狀，從縱向論是長鏈狀，一環扣一環。某一史料所反映的事情，處于何種鏈條環節上，在因果網絡中與哪些相關，都是不能不考究的。因此解釋史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各人的理解可能差別很大，未必只有一解（所以拿這類材料做高考的選擇題，要小心多解陷阱）。

本書圍繞“封建”與“郡縣”之辯，收錄了柳宗元、蘇轍、王夫之的三篇議論。三人都從形勢變化而制度隨之必須變更的角度，肯定了郡縣代替封建的正當性（同時都指出郡縣制也有弊病；顧炎武云“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更是一針見血）；他們均是有感而作，針對著特定的歷史情景，或暗批北宋與遼、西夏的“款和”政策（蘇），或不滿中唐以來的藩鎮割據（柳），本書“提要”的點評很到位，可惜漏說了王夫之也有批判明太祖分封藩王的弦外之音（“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秦論”（標題為編者所加），一般“歷史文選”很少收錄，應該是本書的特色。我很欣賞編寫者選文的犀利眼光。現今有的“公知”喜歡就中華文明發宏論，感覺有些議論遠不及明清三大思想家，大概是太忙，沒有工夫讀前賢的書。但實話實說，船山先生的這段議論很有深度，點評不易，內涵需要好好發掘。

姑且提示一下：王夫之這段“秦論”，有兩個“眼”：一是“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可以聯系由封建至郡縣的歷史演變全過程來思考，王夫之謂之為“神者不測”的“天道”作用，而馬克思也曾稱俾斯麥乃是“歷史遺囑的執行人”；一是“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私己而已矣”，可以結合秦始皇的全部“政績”作深入分析，參考顧炎武所說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若是攘奪民眾“私產”，不能藏富于民，即使聲稱“天下為公”，也純是假話空話。

王夫之的“大公”，以及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等，都屬中國特色的思辨性歷史哲學。從明末清初起，突破思想樊籬的曙光所及往往只在一兩個字的字義轉換上，西方人不容易讀懂這類“特色語言”（例如“統一”與“大一統”，雖然已成為現代中國人的口頭語，但在特定的語境里是大有區別的），而我們也得用心聯系他們的論說邏輯與歷史背景，才能體會其精妙。限于篇幅，恕我不在這篇“序”里詳細展開了。

我現在想到的是許多教材上大書特書的“令黔首自實田”，典故出自《史記》三家注，“本紀”原文不載（依據東晉徐廣所補輯的史料，出自何處，迄今無從考證）。不知是哪個始作俑者，好似從隙縫里發現了一塊“新大陸”，就引申說秦始皇乃系全國范圍內用法制承認土地私有制的第一人，于是一傳百傳，眾人皆信以為真，秦始皇的塑像又增高了數百丈。這是一個由望文生義而曲解史料的典型事例，將田地登記制度與土地所有制混為一談，不懂得“授田制”“登田制”均古已有之，它是由“國有制”歷史傳統中產生出來的，我在《中國歷史通論》里有所辯駁，請參閱。

最近我又想到了商鞅以來的“耕戰政策”，覺得評價時忽略了另一個側面。秦國的二十軍功爵的獎勵政策，按軍功由國家授予爵級，自最低的恢復平民身份并授田一頃、宅九畝、庶子一人起，逐級增加獎勵田宅庶子數額，至十六級已是“賜邑三百家，賜稅三百家”的食封官僚，步入高級統治層。鼓勵軍功以利于戰勝敵國，出于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這明白無誤，但卻沒有想過，授田制本身就是“國家”的權力侵入所有制領域，而所授之田，能說都是荒田，要他們自行開墾？戰爭期間可能性有多大？“鼓勵墾荒”，即使和平時期，歷史上也大多因官僚士紳手長，交通官府先得審批，而后所謂“招佃開墾”，把原先已開墾者皆羅入為佃農，這類證據并不缺乏。

有時覺得自己的腦袋過去實在太簡單，怎么沒有想過到：秦國能給那么多的軍功授予田宅，田從哪里來？有所授則必有所奪，一方面是大規模授田，另一方面必是大規模奪田。被沒收、被剝奪的耕地之中，就我們知道的至少有兩大類：戰敗國的貴族與官員連同其宗族是一大類（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這十二萬戶豪富連同其宗族原有的土地就全屬秦始皇“國有”），以各種名義構成的罪犯又是一大類（秦國罪犯之多空前，僅筑阿房宮與秦始皇陵，“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從《秦簡》看各地都有罪犯服勞役的），從此產生了軍功地主（政治性地主）與新富農，伴隨而來的是新佃農以及新官府奴隸、家內奴隸（隨分田而配給的“庶子”），開創了以國家給予的政治特權兼并土地、農民無立錐之地的歷史先河。

最近閑談中有人想到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據《淮南子》說軍隊有五十萬之眾，許多人以為沒有那么多。不管多少萬，這些軍人到了“南粵”，吃什么？配偶問題如何解決？后來多數定居下來，耕地怎么解決（也實行軍功爵制授田）？總之“騷擾民間”（包括土客沖突）的問題一定是非常嚴重的。

六國遺民強烈的反秦情緒與種種對民間的“剝奪”有密切關連，這被許多研究者忽略了。研究者只是把它當作狹隘的“亡秦”民族復仇情緒對待，殊不知秦始皇以“朕”即國家的身份，用國家主義的手段剝奪數百萬人的私有產業，奪了他們的吃飯家當，怎么可能讓失落者不產生懷念“故主”的心理呢？這段材料足證顧炎武所說“天下之私，天子之公”意有所指，也很可以為王夫之“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添加注腳。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打住了。我只是想說有了許多第一手史料是個聚寶盆，但如何識寶、用寶，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摸索與積累經驗，用心讀好，費心用好。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將來再匯編一本使用心得的文集，廣大中學師生一定會歡迎的。

王家范

2015年12月10日

《中學歷史文獻讀本》
周靖 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