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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里贖罪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事”：日本老兵的三次下跪

2020-07-08 07:2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范學貴檔案春秋

本文約 5800 字

預計閱讀需要 15 分鐘

1939年8月，25歲的本多立太郎作為侵華日軍一員來到中國。初冬時節，本多駐江蘇金壇下新河所在中隊，奉命參加金壇五十一聯隊圍殲黃金山戰斗，戰斗結束，他們押解十名新四軍戰俘回營。半途聽到槍聲，估計是營救戰俘的追兵來了。本多所在中隊脫離了聯隊顯得孤單，為迅速地逃回下新河中隊駐地，隊長原該把戰俘放了。可是，出乎本多意料，隊長反而命令新兵每人殺一名戰俘。就這樣，本多親手刺殺了一名新四軍戰士。

戰爭結束后，每當本多向青年們宣講日本侵華罪惡時，他眼前就“浮”出那位小戰士臨刑前藐視他冷笑的表情，如千刀萬剮，讓他內心越發痛感不安......

2005年，91歲的本多立太郎

在“七七事變”的發生地盧溝橋上

（攝影：賀延光）

在十幾年前，我曾在家鄉金壇從事外事工作，接待過一名叫本多立太郎的日本老兵。我幾度陪他找尋賠罪之路，其間歷經的是非波折，至今還讓人動容。為了這段特殊的記憶，追記如下。

侵華老兵本多立太郎

本多立太郎（1914~2010），是侵華日軍老兵，1914年出生在北海道小樽市，早稻田大學畢業后在《朝日新聞》當記者。

他1939年5月征召入伍，經三個月訓練，8月開拔中國，從上海登的陸，幾番周折后駐扎在江蘇金壇。因是獨子，1942年退伍還鄉。6月中途島海戰敗北，日軍在戰場頻頻失手，急需補充兵力的軍方于1943年又一次征召本多入伍，在北千島駐防。直到1945年8月15日，天皇下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本多當了蘇聯紅軍的俘虜，被押解到西伯利亞。1947年8月釋放回國，從事金融業，1974年退休。

日本報紙上刊登的侵華日軍老兵

本多立太郎的生平簡介

1939年初冬，本多駐金壇下新河所在中隊，奉命參加金壇五十一聯隊圍殲黃金山戰斗，戰斗結束，他們押解十名新四軍戰俘回營。半途聽到槍聲，估計是營救戰俘的追兵來了。本多所在中隊脫離了聯隊顯得孤單，為迅速地逃回下新河中隊駐地，隊長原該把戰俘放了。可是，出乎本多意料，隊長反而命令新兵每人殺一名戰俘。就這樣，本多親手刺殺了一名新四軍戰士。戰爭結束后，每當他向青年們宣講日本侵華罪惡時，他眼前就“浮”出那位小戰士臨刑前藐視他冷笑的表情，如千刀萬剮，讓他內心越發痛感不安。

上世紀90年代，本多結識了方軍，一個中國老八路的兒子。方軍于1991年赴日本留學，當年為求自立，勤工儉學，挨家挨戶送外賣，掙生活費，偶爾認識了26個侵華日軍老兵，尤其與本多立太郎相知。在日本的六年，方軍與侵華老兵們聊得很深很多，先是暗中摸索，偷偷記錄，后來才公開討論面對。寫出了史料詳盡、彌足珍貴的《我認識的鬼子兵》等多部著作，揭露侵華日軍老兵的內心世界。1997年3月，方軍回國。其后兩人分別的七八年間，通信就達130多封。

《我認識的鬼子兵》方軍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在日本國內，參加侵華戰爭的老兵是不愿講這段丑惡歷史的，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更是講不得。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悄然透露一點。而曾犯下殺害一名新四軍戰士罪行的本多，幾十年來處于極度痛苦之中。從1986年2月開始，這年他72歲，決定公開在全國呼喚人類生命與和平的自尊，公布自己的親歷，堅決與日本右冀勢力斗爭到底。迄至2005年5月共計演講了1027場，聽講人數達20萬人次。

后來，本多提出，要親自來中國謝罪……因此，寫信給方軍，要求對方幫助他前往江蘇金壇贖罪。然而，具體事發地段的地名，本多卻根本講不上來了。

于是，方軍開始尋求有關方面幫助，并在網上發帖子求助。此事，被北京廣院畢業的南京人朱弘知曉了。朱弘1991年去日本打拼，做獨立制片人，主要做抗日戰爭方面的專題。在網上見到方軍帖子后，朱弘分外高興，立即與之聯系，并表示愿意承擔一切費用，把本多從日本送往中國，了卻本多心愿。

第一次謝罪之行

2005年5月，經過與有關方面的接洽，方軍、朱弘、賀延光等陪本多一行，踏上了前往中國賠罪的路程。

5月18日，朱弘和本多立太郎由大阪飛往北京，下榻在方軍家中，正好在桌上看到一張舊的《北京青年報》，報上刊載了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雙膝跪在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照片（1970年12月7日），這強烈地沖擊著本多。他兩只眼睛凝神地盯住這張照片，似乎在思考著什么。方軍看透他心思，問他，明日我們去盧溝橋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你準備下跪嗎？本多說，我不能跪，在國內作了那么多反戰演講，右翼分子對我恨之入骨，如果再下跪，他們就要對我的孫子下毒手了……

19日，一行人先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后走上盧溝橋背，本多突然下跪在古橋背的石板上。這突如其來的一舉，令所有陪同者和游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2005年5月19日，本多在盧溝橋下跪

（攝影：賀延光）

回到方軍家中，本多思想來了個180度大轉變，他向朱弘提出要到上海看看，他入侵中國，是從上海吳淞口登岸的，那是他犯罪的第一步。朱弘為本多一席談吐而感佩。為滿足本多要求，朱弘約新華社駐北京軍區記者黃明少校提前趕往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聯系相關事宜。

20日，方軍帶領本多來到上海，在參觀淞滬抗戰紀念館以后，走出大門，在廣場的浮雕墻前，本多實現他的諾言，第二次雙膝跪下。

2005年5月20日，

本多在淞滬抗戰紀念館下跪謝罪

（攝影：張海峰）

21日中午，本多一行抵達金壇，我陪著他登上市中心華良賓館樓頂，告訴他現今金壇市區相當于當年蘇州城區那么大。我用手向丹金漕河西面一指（華羅庚中學操場）說：“那里，是你們入侵時駐的51聯隊部。”又向腳下右側一指（一百和華良兩樓之間）：“這里是當時憲兵隊駐地。”本多問:“中山公園在哪兒？”我叫他眼光沿東門大街望去，那里樓頂見到許多郁蔥的樹冠，就是中山公園。本多又問上海在哪個方向，南京是哪個方向？我一一作了答復。從他表情上看，已認可自己腳踩的是金壇大地了。接著去看了中山公園，又去火巷32號，看了當年慰安所的遺址。

22日，我們從城鎮到達洮西，西湖村邊長眠著一位年僅18歲的新四軍無名烈士。只見烈士墳塋四周大樹參天，綠草茵茵，野花在微風中搖曳。

一心想下跪賠罪的本多看完碑銘后突然提出，這位小戰士是1941年被殺害的，時間不對。本多還記得加害地是在一條大河邊，河水緩緩流動，這是在湖濱，水面平穩如鏡，地址不對。本多還指出，與其他日本士兵受命同時加害了十名新四軍，此地僅埋葬了一人，人數不對。本多對方軍講：“這人不是我殺的。”然而，本多對這位年輕的士兵為捍衛自己的祖國而獻身表示敬佩，神情肅穆，送上花圈，深深鞠躬致意。

2005年5月20日，

日軍侵華老兵本多立太郎來到上海謝罪，

并參觀淞滬抗戰紀念館

本多帶著懊惱和遺憾，帶著一顆未了的懺悔之心，帶著91歲高齡老人經長途跋涉的疲憊之軀走了。然而，他仍抱有一線希望，對朱弘說，希望有人幫助他找到那十名新四軍遺骨安葬地，往后在他人生不多的時日里，一定親自前來墓前叩頭謝罪。

尋找當年烈士遇難地

我覺得，這件事竟以這樣的結局收尾，實在無法交代。

留下的兩樁事我得查明。

一是查明金壇有五處慰安所，親歷、親見、親聞者多人；

二是查明本多所說的十位烈士遺骨，究竟埋葬在哪里？

原金壇市（現常州市金壇區）檔案局大力支持，派出趙亞平、施志霞兩人協助，另有我的外甥余堯加盟，為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用了半年時間。電話查詢，書信求問，翻閱史料，托人打聽，發帖網上求助，有了點線索就事必躬親，當面交談。每一步發現，都與朱弘保持聯系，請他與本多核對。

本多所在中隊駐下新河，受51聯隊指揮去黃金山“討伐”，從他所說的線路上看，去時，由東向西；回時，由西向東。必須途經兩條線。一條是指前、社頭、西崗、唐王、羅村；另一條是指前、甓橋、竹簀橋、黃金山。這些鄉鎮在抗日戰爭時期都劃歸溧陽縣。我們就此展開排查，走訪這里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最終在指前鎮找到了當年的游擊隊長史扣富。

老人家鶴發童顏，神采奕奕，講話聲音洪亮，一提起抗日打鬼子的事，渾身勁頭就上來了，一點也不像是83歲高齡老人。我們把心頭存疑告訴他，希望從他那里找到答案。他說:“時間隔得太久了，請讓我認真想一想。”老人沉思片刻，向我們講起接受秘密任務，埋葬新四軍遺骨的事來……

本文作者拜訪老游擊隊長史扣富（右）

調查當年情況

（余堯攝）

往后的日子里，史扣富認真地找有關同志交談，共同回顧那艱難卓絕的年代，并經常保持電話聯系。每次通話都有所發現，有所進展，當然也有出入，不可急于下結論。

同時我們又分幾路去搜尋蹤跡。朱弘淘得一本“五十一聯隊史”，上面詳細記載著該部入侵金壇地區的種種罪行，很有研究價值。當時指前區區長沈嘯森也回憶，犧牲的十名戰士是老一團二營戰士。1939年冬，日軍近千人到竹簀橋、黃金山掃蕩時被俘的。

朱弘寄來的日軍十五師團

《步兵第五十一聯隊史》

2006年2月26日，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烏云密布、細雨霏霏，我們再度來到指前鎮史家村。史扣富將當年親歷親見親聞的史金林（男，1922年生）、史云龍（男，1927年生）、王正保（男，1933年生）、史殿照（男，1935年生），加上他本人（男1923年生）五位，一齊約到史金林家中，共同回憶血雨腥風的件件往事，特別是著重座談日軍殺害我新四軍戰士的事。要求講明事發年月，事發季節，殺害人數，穿什么衣服等等。

座談會結束后，史扣富等把我們一道帶去看了現場。我們站在這片荒寂的土地上，所見到的場面是：

沒有墓，沒有碑，只有發狂呼嘯著的刺骨寒風，和被寒風無情吹打著的蘆葦，萎萎荒草鋪蓋著凄慘的土地，難道就讓烈士的遺骨無聲地躺在這荒涼草根下面？我們的心突然為之一顫！

回到家中，翻開朱弘寄來的日軍十五師團《步兵第五十一聯隊史》。打開其中“支那派遣期間”主要作戰戰斗年表，躍入眼簾的時間、記事欄內寫得一目了然。

昭和14年（1939）12月7—8日黃金山鎮附近包圍殲滅戰，日軍戰死17人。

結合這段時間調查和座談會得到的信息，我終于得出了結論：

1939年12月7—8日兩天，日軍對駐黃金山鎮附近新四軍進行圍剿，戰斗結束，日軍戰死17人，新四軍被下新河日軍中隊俘10人。

在押解回營途中，途經指前鎮大蕩圩莊陽村河邊，聽到槍聲，日軍隊長判斷，營救新四軍戰俘的部隊來了，他們無能匹敵，因此命令下屬每人殺一個，本多無奈只好對準一名新四軍戰士的胸膛刺去，隨后倉皇逃離。

新四軍追來，將受害戰士遺體搬上三只小船，送往撂路頭，找到交通站何兆庚，布置史扣富處理好后事。史扣富組織地下黨員史金林,叫保丁沈鎖庚、船民王春和等七八個人把遺體轉運到王家橋亂墳崗掩埋掉。

當年新四軍對日軍開展敵后游擊戰

全部調查結論通過E-mail傳送給了朱弘。他把此信息轉達給了本多。本多毫不猶豫地提出，去，到遇難者墓前懺悔去！

史扣富自從我們找他回憶這段往事，他就考慮對十位遇難者有個交代，準備為他們修墓。當聽到本多還想來謝罪時，由他主動牽頭，為遇難烈士豎了碑，還請老區長書寫了碑文。

本多的第三次下跪

2006年5月16日，朱弘和本多一起飛往南京，當日奔赴金壇。我把調查取證材料貼在房門上，介紹給本多；翻開五十一聯隊史，讓本多看。本多對此邊聽、邊看、邊回憶，連連點頭，似是相信，但也沒作肯定的表態。想來，他是要等明日到現場看了再作決定。

5月17日，本多與我乘坐汽艇，記者們隨船采訪。我拿著一疊金壇老照片講解金壇漕河兩岸滄桑巨變，河面寬了兩倍，兩岸高樓林立，古老的石頭拱橋被平面鋼筋水泥橋所替代。穿過城區，進入鄉間，兩岸叢叢蘆葦在初夏和暢的微風中搖擺。本多講了個故事，說他們小隊有一次乘木船去社頭，半途中蘆葦里射來子彈，把正在撐船的日方軍曹伊藤扁打死了。待船靠岸又什么也見不到，只好拿機關槍對著蘆葦叢中亂掃一陣完事。

當年日軍與新四軍隔河對峙，互相射擊

記者采訪問：一路走來你腦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本多答道：“我逐步清晰地回憶起六十七年前，走上了那條犯罪的道路，心里很難受。”

抵達指前鎮，人們聽說日本兵來謝罪了，都擁擠來看。

隨行記者問本多：“指前鎮的老百姓聽說你來懺悔，都自發地前來歡迎你。你感覺如何？”本多說：“多么友善的民族啊。令我為之動容。”

我把當年的游擊隊長史扣富，介紹給已放下屠刀前來懺悔的本多。史扣富細致地向本多講解了他在六十七年前如何以悲憤的心情，組織發動群眾掩埋這十名烈士遺體的經過……

當年新四軍戰士向日軍發起進攻

聽完后，本多問：“為什么不在加害地就地掩埋？要搬到這里？”

我想，昨天本多在我家中聽介紹時他不表態，腦子里可能就存在這個想法。

史扣富告訴他：“ 我們中國民間講究風水。若風水破壞了，老百姓要找你算賬的。新四軍的衣食父母是老百姓，怎么好做老百姓不準做的事呢？所以要搬到這里來。”

本多又問：“既然搬到了這里，為什么又要搬走？”

史扣富又告訴本多，當地風俗如此，亂墳崗是無家可歸的死者唯一的埋葬地。本多明白了個中原委，再也沒追問什么。我心中想，本多如此認定的態度，不是輕而易舉，不是隨聲附和，而是極其嚴謹，慎之又慎的。這樣的態度，也正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本多在金壇的中山公園，

面對令他熟悉又陌生的環境陷入了沉思

第二步到加害現場。莊陽河段，就在這里，本多犯了罪。本多問：“記得現場該有個水牛戽水的牛車棚呢？”史金林告訴本多：“河面拓寬了，牛車棚拆了，但牛車棚基座還可以見到。”說著用手指向河灘邊沿稍稍突出的那一塊地方。本多轉過身去，仔細打量著那片土地，無話可說。

第三步到王家橋亂墳崗十名烈士掩埋地。道路窄小，彎彎轉轉，路面又不平整。92歲的本多由方軍攙扶著一步一步走著。新豎的1.2米高的墓碑上，鐫刻著金光閃閃的碑文。方軍邊讀邊譯給本多聽，本多全神關注聽著。聽完，本多靜下心來走向碑的正面，跨出兩步，雙手合十，屈身向前彎下90度，再雙膝曲跪在碑前。全場萬籟無聲，我默默數著，長約3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