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時有兩個普魯士。一個是蒂奧多·馮塔納（Theodor Fontane）的《勃蘭登堡漫游記》中的普魯士，這是一部洋洋灑灑的四卷本游記，里面呈現的是一個剛剛從沼澤和森林當中顯露的普魯士，一個野蠻的普魯士。“且不要指望像旅游（grand tour）那般舒服愜意”，馮塔納在第一卷就揶揄說，那里只有“貧困、骯臟……沒有現代文化的跡象”。在這個正在經歷工業化的煤炭和鋼鐵的國度，火車仍然是奢侈品；只有大城市和大的城鎮才會通火車。若要在普魯士鄉間穿行，必須租用馬車（trap），但趕車人都是令人憎惡的鄉民，他們會帶著你兜圈子，在樹林和溪流間穿來穿去，也許只是相鄰的兩個村莊之間的短短路途，也會收上一大筆錢，這些錢夠你坐五個小時的火車從柏林到德累斯頓了。1870年的普魯士仍然是“未開墾的蠻荒之地”，滿是泥塘和松樹，一直鋪展到柏林的城門前。這的確是鼓蕩著鄉野之風的鄉野之地。此時的維也納人在談到普魯士人的時候，總是免不了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免不了嘲笑他們的北方表兄弟，說這些表兄弟“兩條腿扎在《圣經》里，另兩條腿扎在泥土里”。此時的普魯士人仍然是愚笨之人，是福音派的庸俗之人，這樣的結論，即便是蒂奧多·馮塔納這樣的偉大愛國者也是難以回避的。

另一個則是卡爾·馬克思于1860年代呈現的那個普魯士。此時的柏林，有著一座座富麗堂皇的巴洛克宮殿和勒諾特爾式的園林（Le Notre gardens），這是一個優雅的城市，一座不斷成長壯大的城市。這座城市的邊緣奧拉丁堡和莫阿比特（Oranienburg and Moabic）的熔爐和鍛造車間則是亮光四射的“淬火之地”。這樣的經濟增長勢頭令馬克思瞠目結舌，遂宣稱普魯士是“德意志工業的強勁心臟”，此時在他的出生地萊茵蘭（Rhineland）西部地區和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涌動的變遷大潮，更是令他驚嘆不已。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仍然是一派慵懶倦怠和田園風光的普魯士萊茵蘭地區，此時已經是煙囪林立。這不免令馬克思將這一地區同英國工業革命中的蘭開夏（Lancashire）和約克郡（Yorkshire）做了一番頗有成就感的比較，后者可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心臟地帶，富有且煙霧彌漫。此時的普魯士已經涌現出諸如柏林、哥尼斯堡、布雷斯勞、多特蒙德、杜塞爾多夫以及科隆這樣的大城市，而且煤炭和鋼鐵的年產量更是超越了法國、俄國和奧地利的總和。此外，普魯士的鐵路里程已經達到5000英里，較之與自己毗鄰的三個大國，普魯士的鐵路網毫無疑問是覆蓋了更大的范圍，此等優勢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還會繼續擴大。普魯士人口的增長勢頭也是相當顯著，無論絕對量還是相對量。1866年，普魯士的人口規模為1900萬，當時法國的人口規模為3500萬，奧地利的人口規模為3300萬，稍多于這兩國人口規模的一半。普魯士的這個人口規模以富于生產力的年輕人口為主體，加之工業和鐵路的大踏步擴張，柏林很自然地成為德意志關稅同盟的領頭羊，這個關稅同盟于1834年誕生，削減并最終取消了德意志邦聯39個成員之間的關稅壁壘，極大地刺激了貿易和消費，令普魯士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和提升。柏林同德意志眾邦國的這種勾連和融合，可絕對不是什么小事情。除了奧地利境內的德意志人之外，德意志邦聯大大小小的成員國，諸如巴伐利亞、薩克森、漢諾威以及漢堡等，擁有2000萬德語人口。倘若普魯士能夠將這些邦國統一起來，由此催生的新國家將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容克地主

然而，在普魯士，財富和權力的關系格局總是無法協調、融洽。1860年代的普魯士已經處在鼎盛邊緣，卻又一次在這條道路上橫生枝節，這次橫亙在前的是普魯士一個古老的精英集團。當年的條頓騎士團將斯拉夫人逐出神圣羅馬帝國的東部邊界之地，這一邊界之地最終演變為普魯士。此后，這個王國便由條頓騎士團的后裔主宰，這是一個半封建的貴族領主集團，人們稱之為“容克”。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進程中，霍亨索倫王朝已然剝奪了容克集團的大部分政治影響力。盡管如此，霍亨索倫王朝還是用一系列很是回環曲折的辦法對這個古老的精英集團實施補償。容克集團以非常便宜的價格獲得了巨量地產，保留了地方行政權威，同時也在普魯士宮廷、軍隊以及民政部門中占有主導地位，大多數的關鍵部門和職位都操控在這個集團手中。作為對王朝的回報，容克集團宣誓效忠霍亨索倫王族，歷任國王也未曾真的考驗過容克集團的忠誠，正如1808年一個容克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倘若陛下剝奪了我和我的孩子們的權利，天知道陛下您的權利又將何以安身？”工業時代在普魯士催生了一批“新人”，這個主要由實業家、商人和職業階層組成的“新人”集團想方設法地同王族和貴族結成姻親關系，但從來都會遭到拒斥。由此便確立了這樣的政治權力格局：國王擁有自己的御前議事會，可以隨自己心意去否決議會的動議和提案，可以依據財富和社會等級分配投票權。這樣的政治機制保障了反動容克集團的優勢地位，這樣的格局一直延續到1918年。此時的普魯士王國尚且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無論領土上還是精神上都是如此。從地理上看，此時的普魯士王國分化為兩個部分，其一是東部的心臟地帶勃蘭登堡-普魯士，其二是威斯特伐利亞和萊茵蘭的西部諸省。漢諾威、黑森、巴登以及幾個小邦則是嵌在這個分裂帶中間，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錯位和文化隔閡。1863年，一名來自東部地區的普魯士步兵團軍官負責指揮西部亞琛（Aachen）的一個步兵團，這在普魯士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盡管亞琛和周邊的萊茵高（Rheingau）自1815年開始便已經融入了普魯士，但這個年輕軍官還是對此地區那深深的反普魯士情緒感到震驚。當地居民都將普魯士視為外邦，將普魯士稱為“Stinkpreusse”，意思就是臭烘烘的普魯士。老父親們也總是因為自己的兒子在軍中服役而不住地嘆息說，他們的孩子“在給普魯士人效力”，那語氣如同自己的孩子遭到外邦人拐騙或者綁架了一樣。普魯士的官員則被稱為“Polakien”［Polacks，波蘭人（貶義）］或者“Hinterpommern”（Pomeranian hicks，波美拉尼亞鄉巴佬）。很顯然，在西部人眼中，東邊的那些人就是野蠻人，沒有在波恩、哥廷根、柏林或者羅斯托克這些地方的學校或者大學接受過教育。萊茵蘭地區的城市居民和鄉村人群對普魯士的此番恨意，本身就足以折射出普魯士的軟弱。1860年時，倫敦《泰晤士報》給出這樣的評論：“［普魯士］何以成為強國，歷史會給出說法，但普魯士為何仍然是今天這個樣子，沒人能說清楚。”毫無疑問，此時的普魯士并不具備優勢，無論地理、文化、階層狀況，還是歷史，都是如此。

路易波拿巴的野心

1860年代的法國則同普魯士形成了鮮明對比。巴黎，公認的歐洲之都，自然也是一個統一且鼓蕩著熾烈民族情感的國家的都城，更在非洲、加勒比地區以及印度支那擁有多處殖民地。巴黎的人口規模兩倍于柏林，已經達到1800萬，城中到處閃耀著建筑瑰寶的光芒，更有宏富悠遠的可以回溯千年之久的歷史。此時的普魯士恰是草創態勢，可以說是臨時拼湊起來的，伏爾泰曾嘲笑這樣一個草創之地乃是“一個邊區王國”，法蘭西的一切則似乎都在向世人昭示文雅和穩定。這樣一個法蘭西擁有自身的“自然疆界”，這“自然疆界”涵括了大海、孚日山、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并且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也已經八百年了。此時的法蘭西已然培育出極度豐富的文化，其中涵括了食物、酒類、溫和的氣候、時尚、音樂以及語言等元素。然而，到了這個時候，法蘭西的文化霸權已然散落并寄居在巴黎的兩萬家咖啡館以及那些引領并確立時尚潮流的大商場里面，由此也就激發了所有德意志訪客（其中也有德意志士兵）的野心，那就是“要像神一樣生活”在法蘭西。賦予1860年代的法蘭西“戰略”主導者的觀感，使其成為“歐洲的仲裁者”的正是路易-拿破侖·波拿巴，也就是法蘭西皇帝拿破侖三世那野心勃勃的帝國體制。

路易-拿破侖生于1808年，滑鐵盧戰役之后，他承受了與波拿巴家族所有成員一樣的命運。復辟的波旁王族禁止波拿巴家族的成員在法國居住，因為擔心包括路易-拿破侖在內的家族成員圖謀重建拿破侖王朝。于是，路易-拿破侖便四處流亡，從瑞士到德意志再到意大利，最后到英國。年輕時代的路易相當浪漫，相當意氣，最終在意大利找到了自己作為密謀者的真正使命。

拿破侖三世

1820年代的意大利半島分裂為六個小邦國，從南方的兩西西里王國一直到北方的皮埃蒙特王國。此時的意大利大地，社會和政治氛圍與路易-拿破侖同時代的司湯達在《帕爾馬修道院》（Charterhouse of Parma）一書中描畫的一模一樣：僵滯，沒有生氣而且反動。古老王朝的孱弱余脈，諸如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佛羅倫薩、摩德納和帕爾馬的哈布斯堡王族，正以極度的殘酷維持各自的王位，只要發現有人有鼓噪解放和自由的嫌疑，便即刻將之投入監牢或者扔到船上當奴隸。奧地利帝國在意大利的存在更是令情勢雪上加霜，畢竟，奧地利參與了鎮壓法國大革命以及路易-拿破侖那著名的大伯，并因而獲得了領土獎賞，具體的獎品就是倫巴第（Lombardf）-威尼西亞（Venetia）王國。很顯然，對路易-拿破侖來說，倘若能在意大利找到機會，對那些1815年鎮壓法蘭西并立定和約的國家和王朝實施復仇，也是他無法抵擋的。于是，這個年輕人便加入燒炭黨，這是一個獻身于意大利民族統一的秘密團體，作為密謀者，路易的表現是相當出色的。1830年，路易差點遭到逮捕，遂逃往英國。此次逃亡途中，恰好在大伯于圣赫勒拿島謝世十周年的日子經過巴黎。盡管此時的路易仍然沒有在法國居留的合法權利，但他還是利用這個機會在巴黎短暫停留，親眼見證了拿破侖傳奇有著何等的力量，這令他艷羨不已。此時，距離拿破侖一世流落孤島已經過去十五年了，距離拿破侖一世離世也過去十年了，法蘭西民眾仍然將花環奉送給這個偉大人物的紀念碑，并高呼“皇帝萬歲！”。

此等民眾情感在法蘭西依然潮流涌動，當權者遂對路易實施逮捕并將之逐出國門。路易遂流亡倫敦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836年。1836年，路易-拿破侖頗為拙劣地模仿大伯1815年的“百日”之舉。如同當年的拿破侖從厄爾巴島返回法蘭西并挺進巴黎一樣，路易也帶著一支小隊伍挺進到斯特拉斯堡（Stvasburg）城門前，并要求守城軍隊歸順自己，“恢復帝國”，驅逐以奧爾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為國王的“非正統”政權。路易-菲利普于1830年加冕稱王，并沒收了波拿巴家族在法蘭西的全部財產，由此招致波拿巴家族無可化解的仇恨。但在斯特拉斯堡，最終還是軍紀占了上風，波拿巴遂遭到逮捕并重歸流亡之路。這一次，路易干脆被送往美國。1840年，路易帶領五十個人再次冒險嘗試了一次“政變”。他們在布倫登陸，搭乘火車前往里爾（Lille），到達里爾之后，路易便向當年斯特拉斯堡的守軍發布檄文。在這份檄文中，路易要求當地軍隊加入自己的隊伍，挺進巴黎，罷黜路易-菲利普并恢復帝國；波拿巴再一次遭到逮捕，這一次他得到的判決是“永久監禁”在哈姆要塞（Ham fortress）。聞聽此判決，路易-拿破侖頗富先見地嘲諷說：“在法蘭西，沒有什么東西是永久的。”

他的預見是正確的；1846年，路易-拿破侖身著藍色外套，將自己喬裝成建筑工人，并化名“石匠”（Badinguet），溜出了要塞大門，奔向自由。卡爾·馬克思似乎永遠都不能原諒看守的此次疏忽，并且此后也一直稱路易-拿破侖是“小石匠”（Little Badinguet）。一路逃亡下來，路易-拿破侖處處碰壁，似乎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然而，他仍然是波拿巴家族的“王位覬覦者”，他的大伯于1815年遜位，他仍然是那個帝位的推定繼承人，為此，他一直野心勃勃，這野心終于在1848年革命浪潮搖撼法蘭西時找到了出口。

1848年的法國革命是一次激進嘗試，目標是埋葬君主制并創造一個“社會的和民主的共和國”，但革命最終還是破滅了，因法蘭西那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盡管城市工人，也就是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中刻畫的貧困人群，希望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布爾喬亞階層和農民階層則支持資本主義和私有制，因為這些能為布爾喬亞階層提供并保障高生活標準，農民階層也可以據此得到尊嚴和土地所有權。此時的法蘭西人口中，農民占據八成；此時的路易-拿破侖則受益于這個革命年份發布的第一輪改革舉措，得到了回歸法蘭西的自由。回歸之后，已經對農民狀況有所觀察和意識的拿破侖即刻自立為農村票倉的候選人，并據此順利獲選進入新的議會，更于1848年6月，支持軍隊對激進城市的鎮壓。那段血腥的“六月天”，有3000名叛亂工人遭到屠殺或者受傷，由此便留下一個保守的中產階級共和國，取代了二月革命一度宣示過的激進共和國。

這個保守的共和國還是保留了一項激進的改革舉措，那就是成年男性普選權；路易-拿破侖意識到農村選民群體基本上連共和國總統候選人的名字都認不出來，于是便抓住這個政治空當，親力親為，奔走于法蘭西鄉村選區，以可靠的強人形象出現在農村選民面前，讓眾多選民都知道他就是他那個名揚四海的大伯的真正繼承人；這顯然是他在美國學到的選舉戰術和手段，而他那個大伯則已然令波拿巴這個名字成為秩序、財政保守政策以及民族尊嚴的同義詞。這些語詞指涉的模糊意象已然在法蘭西鄉村世界非常流行并占據了主導位置，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侖贏得了74%的選票，這是一場壓倒性的勝利。

如此突如其來且出人意料地登上法蘭西總統大位，這令路易-拿破侖極為震驚。三十多歲的時候，他尚且什么都不是；四十歲的時候，他卻成了總統。作為法蘭西的最高行政長官，路易-拿破侖展現出相當高的政治技巧。他以極為謹慎的財政、貨幣和貿易政策將保守集團吸附過來。為此，更對軍隊和羅馬的天主教勢力表示強力支持。就這樣，曾經的燒炭黨人，曾經熱衷于密謀反對教皇的年輕人，如今卻成為虔信基督的代理人。1848年，馬志尼和加里波第——兩個最為著名的燒炭黨人，將教皇庇護九世逐出羅馬，并建立了一個羅馬共和國，應該說是實現了這位法蘭西總統年輕時代的夢想。然而，此時的路易-拿破侖卻采取敵對政策，派出法國軍隊前往鎮壓燒炭黨人建立的共和國，并扶助教宗復位。這位法蘭西總統此時的行動并非出于宗教虔誠，這里面當然是有政治盤算的，總統要借此贏得保守派的支持，而且，路易-拿破侖最終也達成所愿。法蘭西的所有神職人員都在教堂里或者咖啡館里稱頌他。（顯然，法國農民群體中的成年男性更常待在咖啡館里而非教堂里。）當總統隨后將教會在革命熱潮中失去的教區學校和大學歸還給教會時，天主教勢力更加支持總統。此外，保守派還非常滿意路易-拿破侖對總統夫人的選擇。這位夫人就是歐仁妮·德·蒙蒂若女伯爵，此女美貌冠絕歐洲，也是宗教情愫極深的西班牙反動人物。倘若是在16世紀，這樣的女子會更多地待在家中，但19世紀顯然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

然而，路易-拿破侖并非尋常的19世紀保守派人物，他與他們是有區別的，他本質上是波拿巴派，擁有極高的政治靈活度和柔韌度，懂得逢迎各方，無原則的程度令人震驚，這方面的標志性舉動就是他對待激進左派的態度和政策。盡管他憑借穩定、保守的經濟政策，愛國主義以及所謂的“道德教化”政策而偏向右派，但與此同時，他也憑借進步性質的社會政策向左派伸出橄欖枝。為此，他投巨資修建道路和鐵路，還有其他一系列公共工程，借此將法蘭西的失業勞動力吸納干凈。的確，1848年時，這位法蘭西總統憑借著《消滅貧困》這本小冊子吸納了工人票倉的數千張選票，此書是他被囚禁于哈姆要塞期間寫就的，書中宣示并承諾的政策正是那種典型的波拿巴主義的“向貧困開戰”的政策，路易-拿破侖最終也兌現了這一承諾。1851年后，路易-拿破侖的總統任期接近尾聲，此時他贏得的民心和支持度已然極為可觀。中產階層和農民集團對他自然是敬慕不已，甚至城市貧困人群也對他的公共工程備感欣慰。可惜的是，第二共和國的憲法是禁止連任的，此等情形之下，很多人擔心即將到來的1852年選舉會引發混亂。

右翼最具聲望的候選人是路易·卡芬雅克（Louis Cavaignac）將軍。1848年6月，正是卡芬雅克指揮軍隊屠殺、重傷、逮捕或流放了兩萬工人。左翼候選人則是路易·勃朗（Louis Blanc），此人是共產主義者。此時的路易-拿破侖統治集團便以拯救共和國為名，開始籌劃反對共和的圖謀，說白了，他們準備發動一場政變。忠于共和體制的將軍們被悉數調往阿爾及利亞；忠于路易-拿破侖的將領則相應地調回巴黎。不可靠的外省大員以及警務首腦，也紛紛遭到替換。到了1851年12月，差不多所有事情都準備就緒，巴黎、里昂等大城市都屯駐了大量忠于路易-拿破侖的軍隊。12月2日夜間，路易-拿破侖開始發難，選擇這個日子并非偶然，這一天正是奧斯特里茨戰役四十六周年的紀念日，此舉顯然是為了喚起法國人對當年榮光的回憶。因為準備得如此周詳，這場政變只是遭遇了零星的抵抗，路易-拿破侖對此類零星抵抗則大肆渲染，說“這是鐵證”，倘若他不實施干預的話，“1852年就會是內戰之年”。政變之后，路易-拿破侖便以“親王-總統”的名號重歸權位，并在新發行的硬幣和鈔票上鑄印自己的頭像。一年之后，他終于可以順理成章地解散共和體制，自立為法蘭西皇帝，也就是拿破侖三世。

“拿破侖觀念”

作為法蘭西皇帝，拿破侖三世于1850年代和1860年代主導并引領了大規模的經濟擴張。這一時期的歐洲正從先前經濟蕭條的漫長陰影中走出來，農產品和工業制造品的消費量日益攀升。此等情形之下，路易-拿破侖順勢而為，放出大招，對關稅和其他稅賦實施大幅度削減，同時建立新的儲蓄銀行，據此吸收鄉村儲蓄，并將之注入法蘭西經濟體。在他的主導下，法國鐵路網擴張了四倍，從1851年的2000英里躍升到1870年的10600英里。路易-拿破侖最具影響力且力度最大的動作就是將巴黎的舊有城區悉數拆除，而后依照恢宏的新文藝復興風格實施重建，此建筑風格遂即成為第二帝國的象征，由此也就令巴黎在審美意義上成為“歐洲之都”。在這項重建工程中，中世紀存續下來的荒地均開發成寬闊美觀的林蔭大道，大道兩邊配以雅致的宮廷建筑、辦公樓和百貨大樓。巴黎以及其他城市和市鎮的此番重建工程耗資50億法郎，這個數目相當于今天的150億美元，著實令人震驚。

新都城意味著新氣象，這一切都關系到新皇帝對法蘭西的宏大構想。這個民族并未曾真正地從1815年的失敗和折辱中恢復過來。曾經的領地被荷蘭人、德意志人和皮埃蒙特人瓜分。法蘭西的政治地位就此在歐洲淪落為跟從者，屈居世界最富有的強權大不列顛和歐洲大陸那所謂的“憲兵”（也即俄國和奧地利）之下。1815~1830年時復辟的波旁王朝和1830~1848年時的七月王朝也有所行動，試圖恢復法蘭西的聲望和影響，但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波旁王朝斬獲了阿爾及爾，但也僅此而已。1830年，路易-菲利普攻擊安特衛普（Antwerp），意圖趕走那里的荷蘭人，但此行動在英國的干預下止步不前，法蘭西只是得到了1815年時丟掉的講法語的邊界地帶。面對英國的阻力，路易-菲利普顯然是退縮了。這一行動的結果是催生了新國家比利時，這實際上是在提醒法蘭西，它的權勢和地位日漸削弱，昔日的榮光一去不復返了，這也的確是令人無地自容的事情。路易-拿破侖決心要對這樣的世事格局發起挑戰。1848年，法蘭西人民選擇路易-拿破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推出并宣揚的“偉大法蘭西”觀念（la grande France），為此，法蘭西人民更在1851年和1852年憑借兩次公決確認了路易-拿破侖的“威權總統制”和帝制，而這所謂的“偉大法蘭西”，意思就是，法蘭西將重新對歐洲發號施令。

重塑拿破侖的榮光

僅憑“拿破侖”這個名字就能達成這個目標，就能找回法蘭西的昔日榮光，雖然很多選民都是出于這一點投出了手中的選票，但顯然也是在自欺欺人。拿破侖一世之后，法蘭西的地位便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拿破侖一世時，法蘭西無論在人口上還是在軍力以及前工業時代的經濟資源方面，都能輕易地蓋過歐洲其他國家，但是，拿破侖三世時的法蘭西，格局已然發生反轉，法蘭西沉降了。此時的法蘭西，人口只有3500萬，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等強國。更麻煩的是法蘭西那遲緩的工業化進程，這令法蘭西一直都很難從工匠和小店主國度的泥潭中掙扎而出，因為這個龐大群體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守護著自己的營生之道，拒絕機器和百貨商場的侵襲。這令法蘭西城鎮和村莊的魅力風光得以保存，在這樣的一派慵懶風光中，人們到處都能看到挑著凳子四處游走的鞋匠和正在火光中揮灑汗水的鐵匠，但這的確阻礙了法蘭西的經濟發展，令新皇帝手中可以動用的資源少之又少。此等情形之下，這位新皇帝如何找回法蘭西的聲望和領袖地位呢？在這個問題上，路易-拿破侖也沒有閑著，他有他的為政之道，而且也一直都做得不錯，甚至可以說是不亦樂乎，他的進取之道便是：手腕和謀劃。他并沒有直接挑戰大不列顛和“憲兵”，而是選擇了回環曲折之道，力圖削弱這些對頭的力量，為此動用了有限度的戰爭、陰謀以及外交等手段。

在這條道路上，路易-拿破侖也有自己的一套戰略。他在流亡和監禁時審視大伯留下的破敗的帝國廢墟，從中萃取出他所謂的“拿破侖觀念”。此觀念的實質就是：想要恢復法蘭西的強國地位和影響力，就必須出現一個新的拿破侖，由這個拿破侖去完成第一個拿破侖開啟的工作，即摧毀或者削弱奧地利和俄國這種壓迫性的、多民族的帝國，鼓勵新的、自由的民族國家體系取而代之，這些民族國家最終將聚攏在法蘭西身邊。在這樣的戰略道路上，強健的波蘭人的國家、德意志人的國家、捷克人的國家以及意大利人的國家是可以想見的，這些民族國家將從奧地利和俄羅斯的帝國“尸體”之上脫穎而出，它們最終都將出于感恩和仰慕而環繞在法蘭西身邊。這位新皇帝的終極目標差不多就是一個“歐洲合眾國”，巴黎將自然而然且順理成章地成為這樣一個“合眾國”的中心和都城。這一戰略的確極具膽略，不過，乍一看倒也并非完全沒有理據。此戰略乃是建基于路易-拿破侖對大伯的銳利剖析，在這位新皇帝看來，當年的大伯雖然解放了這些族群或國家，但后來又轉而對之實施奴役，這等于“背叛”了“拿破侖式”的承諾。1805年的奧斯特里茨戰役、1806年的耶拿戰役以及1807年的弗里德蘭戰役之后，拿破侖一世便成為歐洲之主。此后，那本來以“解放”為取向的“拿破侖工程”便遭到放棄。再往后，第一帝國便淪落到腐朽境地，成為戰爭販子，最終賺足了歐洲人的仇恨。拿破侖三世遂決心在這方面有所改善，他決心解放歐洲各民族，讓他們自由，只要他們接受法蘭西的領導。

此等膽略的“拿破侖觀念”，前提就存在悖論，此外，橫亙在此戰略道路之上的首要障礙就是1815年的“和會體系”（維也納體系）。這一體系囊括了五大強權在內，不列顛、俄國、奧地利、普魯士和法國，此體系的要旨就是維護維也納和會訂立的疆界體系或政府體系。也正是因此，當意大利民族主義者于1821年試圖推翻皮埃蒙特和兩西西里政府的時候，列強遂即展開會商并授權奧地利方面派出軍隊前往都靈和那不勒斯平叛。當西班牙軍隊將官在1822年囚禁了他們的國王并要求一部憲法時，列強遂即約請法國方面派出十萬大軍侵入西班牙，恢復了波旁家族的王位并粉碎了這場“自由派陰謀”。和會體系最后的希望出現在1848~1849年，當時，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派出聯軍鎮壓自由革命運動，俄國方面更是派出整支軍團進入奧地利，將短命的匈牙利共和國付之一炬。無須多言，面對這樣一個強大的保守集團，庸常政策肯定都會退避三舍，但路易-拿破侖顯然不在其中。路易-拿破侖并非這種一般政客，并且在這方面他也是出了名的，不列顛的帕默斯頓勛爵曾經抱怨過：“他的心里有種種構想，如同野地里到處跑的野兔一樣”，路易-拿破侖是不會放過任何可以削弱甚至摧毀這套保守體系之控制力的機會的。

本文摘錄自《普法戰爭：1870-1871年德國對法國的征服》，[美]杰弗里·瓦夫羅 (Geoffrey Wawro) 著，林國榮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