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初草創時代

清朝的官吏任用方法，大體可以分成三個時期進行考察。第一時期是國初草創時代，第二時期是科舉中心時代，第三時期是獎勵學堂時代。第三時期姑且不談，這里先簡單論述第一和第二時期。

國初草創時代，大致從太祖、太宗兩代到順治初期。清朝起于滿洲，初期的國家組織建立在以八旗為中心的軍事體制之上，官吏就是武官，任用官吏就意味著根據軍功提拔戰士。不過，太宗時代已經出現令人矚目的現象，那就是文官的誕生。

天命十年（1625年），太祖將境內的明朝縉紳屠戮殆盡。可能在太祖看來，犯下種種罪惡的正是這個群體，也就是知識階層。當時逃亡免死的儒生約有三百人，絕大部分淪為皇室、王公、大官的奴隸以掩藏身份。到了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太宗設置文館，以滿人達海、剛林等為榜式（博士），下令翻譯漢文書籍。同年九月，太宗召集逃匿的儒生參加考試，兩百人中名列一、二、三等者賜予絹帛，保證其官吏身份并等待錄用，特別優秀者則進入文館擔任政治顧問，蔣赫德、馬國柱、沈文奎等人都是如此。天聰十年（1636年）三月，文館改為內三院，分成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同年改元崇德，五月任命各院大學士，滿人希福為內弘文院大學士，剛林為內國史院大學士，漢人范文程、鮑承先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同時，對文館內的儒生加以甄別，沈文奎成績二等，賜予人戶牲畜，擔任內弘文院學士。

在此之前，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立六部官制，設置承政、啟心郎、參政、辦事、筆帖式等官員，此后繼內三院又設置都察院。清朝廷模仿中原國家的樣式，逐漸開始重視文官的地位。

與此同時，文官錄用必不可少。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舉行考試，得中式[1]舉人十名、一等秀才十五名、二等秀才二十八名、三等秀才十八名，中式舉人賜半個牛錄章京品級，秀才賜壯大品級，因才錄用。

不過，雖然太宗時代重視文官的職務，但清朝終究以八旗制度作為國家根本，所謂儒生本身必須落籍于漢八旗，依據職務高低參照八旗內武官的階層享受待遇。后來順治帝入主北京，繼明朝之后統治中原，他因襲明朝的制度，在原有的以八旗為中心的武官體系之外，重新建立起獨立的中國式的文武官體系。

為了招撫明朝遺民，順治帝沒有變更明朝的官制，而是直接加以運用。然而，突然接手龐大的朝廷機構，加上明朝官員大多四處逃散，若以清朝原有的文職官員充實明朝的官制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朝廷下令地方調查逃匿的明朝官員，將人才舉薦給中央。查閱“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有順治元年（1644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舉薦周邊人才的奏疏，舉薦人物包括山東的明兵部侍郎張鳳翔等十六人、直隸的明吏部侍郎孫昌齡等六人、山西的明大理寺卿張三謨等九人、河南的明巡撫練國事等五人。此外，還下令戶部右侍郎王鏊永招撫山東和河南，繼而舉薦了當地明朝大學士謝陞等三十九人。當時清朝的命令不出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南方各省都在南明福王的控制之下。為此，清朝一面派兵前往討伐，一面勸降明朝官員，對于主動歸順的官員通常會保留原來的官職，或者進秩以示優待。

總之，清朝入關后不再將新歸附的漢人編入旗籍，八旗漢軍作為一種特權只為入關前投降出仕的漢人保留。至于入關后投降的漢人，文官依然享受文官待遇，成為清廷的官僚，武官則組織名為綠營的軍團，獨立于八旗之外。當時，狹小的滿人國家急劇膨脹為巨大的中原國家，如前所述，官吏的不足主要通過薦舉和招降加以補充。薦舉是指在清朝命令通行的范圍內，選拔明朝的官吏和讀書人給予官職。不止順治初年，康熙年間有時也開設博學鴻詞科，優待以前朝遺民自任的老儒，借以撫慰中原人心。

招降則是針對清朝命令尚未達到的地方的官吏，通過特殊優待勸說其投降。同樣不止順治初年，直到康熙年間，對于臺灣的鄭氏和在云南發動叛亂的吳三桂一黨都曾采用這種方法。不過，招降必定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剃發，有時清朝的招降政策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正是受到這項規定的制約。投靠臺灣鄭氏的南明寧靖王朱術桂曾道，“艱辛避海外，總為數莖發”。這雖然有些夸張，但也是中原人的真情吐露。

清朝的薦舉、招降二策只是應急，為了永久鞏固國家根基，必須在朝廷上安排自己的心腹官僚。因此，即便在順治初期兵荒馬亂的時代，清朝也依然模仿明朝制度舉辦科舉，并最終成為清朝官員任用法的核心。

科舉中心時代

第二時期是科舉中心時代，從順治初期到光緒末年，歷經二百五十余年，其中包含了清朝的鼎盛時期。順治二年（1645年），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南、陜西各省舉行鄉試，第二年在北京舉行會試和殿試，錄用了狀元傅以漸等四百名進士。當時的殿試制策中出現了這樣的句子：

欲定天下之大業，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謹而民樸，滿洲之治也。今如何為政，而后能使滿漢官民同心合志歟？

同年又舉辦鄉試，當時江西、浙江、湖廣等省剛歸入清朝版圖。順治四年（1647年）在北京舉行會試和殿試，制策中有這樣的句子：

近聞見任官員及廢紳劣衿，大為民害。往往壓奪田宅，估攫貨財，凌暴良善，以致貴者日富，貧者日苦。明季弊習，迄今猶存。必如何而后可痛革歟？[2]

當年錄取了狀元呂宮等三百名進士。連年錄用進士，這在明代是沒有先例的，可見清朝對于科舉抱有極大的期待。不僅如此，制策的設問也都是當時迫在眉睫、亟待解決的重大國家問題。與其說士子有求于朝廷，不如說是朝廷有求于士子，這才是令人傷感的。新進士的官位晉升極快。順治三年（1646年）的狀元傅以漸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在順治十一年（1654年）就成為內秘書院大學士；順治四年（1647年）的狀元呂宮升遷更加迅速，順治十年（1653年）就捷足先登，出任內弘文院大學士。

接著是順治六年（1649年）的科舉，錄用了劉子壯等三百九十五名進士，此后三年一舉成為定制。除了宮中有大喜事開設特別恩科，通常每逢丑年、辰年、未年、戌年舉行科舉，直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

科舉本來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朝廷求取有用人才共同治理，這是朝廷本身的需要，二是朝廷以此將平民選拔為官吏加以優待，使其踏上士子進身的階梯，這是朝廷給予的恩惠。國家多事之際，第一層含義濃厚，而太平之時則更強調第二層含義。特別是清朝中葉以后，由于承平日久、文化發達，希望入仕者紛紛涌入考場，朝廷則苦于挑選。盡管當時的官吏數量早已超過定員，無須選拔新的進士，但裁減新進士人數又唯恐有損朝廷恩典，只能按期錄用定額進士，有時甚至還要臨時開設恩科，獲取定額以外的進士。于是出現了官吏失業的問題，就任實職者日益減少，閑散度日者不斷增加，生活艱難自然導致風氣墮落。

與此同時，即便是基本定額的進士，考生過多也會帶來閱卷上的困難，造成有實力者落榜、才疏學淺者僥幸當選的情況，甚至出現“科場不論文”的諺語。由于僥幸通過的比例越來越高，有些考生們投機取巧，用盡各種手段提升這一比例，衍生出替考、重考等種種歪風。朝廷屢屢發布訓誡，不斷地增加考試次數，設立各種預防不正當手段的制度，但都沒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光緒十九年（1893年）的順天鄉試中，通過替考獲得合格的人數達到幾十人。不難想象，科舉制度早晚難以維系。

隨著科場競爭日益激烈，考官為評分便利難免出現試題瑣碎化的傾向。到光緒中期，蒙古地理和西藏地理都被用來作為殿試的題目，與鄉試、會試無異。對策的形式也逐年嚴密，起先清初順治三年（1646年）的制策中還有這樣的戒語：

勿用四六，不限長短，毋得預誦套詞、拘泥舊式，重負朕意。

但后世就衍生出諸如五、七行或九、十一行“雙抬”，各行字數“徹底”等小技巧。如此問題愈加瑣碎，形式愈加繁雜，很難從中選拔真正的人才，再次出現了前代宋明之間的弊?。哼M士所學不是為官所必要的事項，為官所必需的見識也不是進士考試的內容。這一點上，科舉走入了死胡同。既然是朝廷賜予學子的恩典，取舍上就必須公平，如何維持公平已經是朝廷唯一的著眼點，有時甚至做不到公平。光緒末年，國勢衰弱，日本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崛起，擊敗了強國沙俄。至此，再保守的清朝也必然有所醒悟，于是被迫廢除了科舉選官制度，采用全新的體制。光緒三十年（1904年）舉行了最后一場殿試，次年八月初四，朝廷在袁世凱等人的奏請下發布上諭，下一年的鄉試、會試一律停止，改由學校挑選人才。

通常所說的科舉是指禮部執掌的文官科舉，此外以任用武官為目的的武科舉從唐代開始也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清朝在開設文官科舉的同時，順治三年（1646年）下令兵部舉辦武官科舉，此后文武科舉并行，每逢子、午、卯、酉之年實行武科鄉試，辰、戌、丑、未年開設武科會試和殿試，以此選拔武官。但是，武科舉不如文科舉那般受到重視，武舉出身的武進士也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很早就有廢止武舉的議論。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最終發布上諭，停止武科，此后設立武備學校，改從畢業生中選拔武官。這一舉措比廢除文科舉的光緒三十一年早了四年。

如上所述，清代科舉是滿人入關后為了從新歸附的漢民中選拔人才而實行的，此后科舉制度還推及作為清朝股肱的滿、蒙、漢軍八旗。順治八年（1651年）設立翻譯鄉、會試之制，只有八旗子弟才有資格應試。鄉試取滿人五十名、蒙古人二十名、漢軍五十名；會試取滿人二十五名、蒙古人十名、漢軍二十五名，通常無須經過殿試就可授予翻譯進士的稱號并就任官職。同年設定八旗學額，先考騎射、步射，在確認其精通作為八旗本職的武藝基礎上挑選童生，滿人一百二十名、蒙古人六十名、漢軍一百二十名作為生員，參加鄉試、會試，與漢人一同獲得進士身份后擔任文官。然而，就科場的文筆之才而論，滿人和蒙古人自不待言，北方武職出身的漢軍八旗子弟也遠遠不及江南的文雅之士。幸而鄉試、會試中舉人、貢士的取中額都是固定的，他們只需要在與同伴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就行。不過，殿試的評分則是一視同仁的，因此，考中高科的都是江浙的讀書人，八旗子弟多半都在下第。有清一代，八旗中只出過一名狀元，他就是同治四年（1865年）蒙古正藍旗的崇綺。

清代科舉制度還推及宗室?？滴跞辏?697年），宗室獲許與其他滿人一起參加科舉，但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就宣布停考。雍正二年（1724年）設立只面向宗室的特別考試法，同年在宗室的左右翼各設滿學和漢學。乾隆九年（1744年），下令左右翼的學生經過特別考試可授予鄉試中式舉人的待遇，學習滿文者通過八旗翻譯會試可授予進士稱號，學習漢文者與天下貢士一起參加殿試，然后授予進士的稱號。出于宗室不斷漢化的憂慮，乾隆十七年（1750年）停辦宗室鄉、會試，并通知全體官僚不得再提恢復宗室考試一事。然而，滿人的漢化是必然趨勢，與有無宗室科舉無關，毋寧說沒有科舉才使得宗室墮落安逸。到了嘉慶四年（1799年），宗室科舉在一定的附加條件下復活了，這項條件是宗室在應試科舉之前，必須和八旗子弟一樣，先考察其是否精通騎射。這樣既以科舉為目標獎勵了學問，同時又提醒不斷文弱化的滿人宗室關注武藝，可謂一石二鳥。效果如何另當別論，此后宗室也可以參加順天府鄉試，天子根據考生數量決定合格人數，在會試中也會得到特別的照顧，通過后與天下考生共同參加殿試，登上進士的龍門。

仔細想來，八旗制度本以全民皆兵作為原則，憑借軍功和才能擔任重要職務，沒有特定的任用方法。但是隨著清朝入關，天下形勢逐漸穩定，最終開辟了與漢民一同參加科舉并任用為文官的途徑。這一制度還推及宗室，宗室原本生來就是將軍或者大臣，并不需要特定的任用法，但由于宗室數量不斷增加，形成了所謂“閑散宗室”。為了解決他們的失業問題，科舉制度就進入了視野。由于擔心作為清朝國是的國粹保存主義會被引向相反的方向，科舉制度時興時廢，最終在嘉慶初年以必修騎射作為條件達成了妥協，宗室科舉作為定制一直延續到光緒末年。

科舉以外，還有其他官吏任用方法，如世職、官學、恩蔭、捐納，以及對近親宗室的自由任免等。但最為興盛的還是科舉，特別是文科舉，清朝一代的著名政治家絕大部分是文科舉出身。從順治三年（1646年）第一場殿試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殿試，這一時段從官吏任用方法上來說可以稱為“科舉中心時代”。正因為如此，本書將著重討論這一時期的科舉制度，內容上也最為詳盡。

舉子紛紛投身科舉，答卷數量極多，考官無法一一品讀以判斷優劣，有時根據筆跡或形式決定取舍，導致評分結果未必公平無私。這種情況在科舉走向興盛的宋代就已經出現了，據《東谷所見》記載，永嘉的解試極其狼狽，只是多場考試的累加，舉子也以套用模板、編造長篇大論為能事，以致考場中最后堆積了三萬三千余份答卷。考官審閱答卷僅兩三天就已厭煩，答卷多半雷同且冗長，其中即便有文采尚佳者，也多數不得拔擢，頭腦不靈的考官更是無從識別。中等才學的考官也因卷數繁多而難以評分，加上胥吏的作弊擾亂，取士之法大受破壞。

到了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有這樣的故事。廣東省學道（學政）周進舉辦院試時，見一名面黃肌瘦、胡須花白的老童生走進考場，當這名老童生來交卷時，又見其衣衫襤褸。對比答卷上的編號，名冊上卻寫著三十歲。

“你可是范進？”

“小人正是范進?！?/p>

“年歲幾何？”

“名冊上寫著三十歲，其實已經五十四了?！?/p>

“考過幾次試？”

“二十歲開始，至今已經考了二十多回了?！?/p>

“為何沒有合格？”

“文章拙劣，以致屢屢落第?！?/p>

“不必過謙，你且出去，待本道細看?！?/p>

范進走出考場后，等了一陣也沒人交卷，周學道取出范進的答卷細看，心里想著：“雖然很可憐，但確實不行，難怪一直考不上?！钡攘艘粫€是沒人交卷，百無聊賴下又拿起范進的答卷細看，希望找出一些可觀的地方。再三品讀之下，學道終于發現這是篇有意思的文章，最后不由嘆息道：“這真是篇好文章！我只讀一兩遍，無法領會其中的奧妙，到第三遍才發現這是天地間的至文，真乃一字千金！可憐啊，這世上的糊涂考官至今辜負了多少真英才！”周學道立即提筆打了滿分，定為第一等（第三回）?？紙龅某煽儾皇菓{借實力，完全是碰運氣的，于是有了“科場不論文”的諺語，這話也可以用來安慰落第的考生。

此外，當舉子得知朝廷或者考官個人有某種傾向后，就會紛紛抓住機會，希望垂手獲得高第。這在北宋黨爭時代，特別是徽宗宣和年間表現得尤其露骨。當時的試題是關于氣數（天運），周表卿曾鉆研此道，在宣和甲辰的廷試上展露智慧提出對策，自以為狀元非己莫屬。同場應試的還有一人叫沈元用，他向宦官借了計算工具，經過演算得出答案。周表卿得知后大驚，覺得自己必居其后，等到了唱名之時，果然沈元用第一，周表卿第二（《獨醒雜志》卷九）。后世隨著應考技術的進步，任期三年的各省學政的學問、文章很快就被當地的童生研究并模仿，因此學政又被稱為“握一省之文柄”“司文衡”等。

注釋

1.中式：即“錄用、合格”之意。

2.《清世祖實錄》原文為：“近聞見任官員、伯叔昆弟、宗族人等，以及廢紳劣衿，大為民害。往往壓奪田宅，估攫貨財，凌暴良善，抗逋國課。有司畏懼而不問，小民飲恨而 代償，以致貴者日富，貧者日苦。明季弊習，迄今猶存，必如何而后可痛革歟？”文字與宮崎市定所引略有出入。

本文摘自日本漢學名家宮崎市定的《科舉史》（馬云超/譯，大象出版社·后浪2020年6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