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擺脫“偽命題”

國際關系中的各種現象縱橫交錯，國際問題研究也經常被不同類型的“偽命題”所困擾。

作為哲學和邏輯學概念，“偽命題”有其自身的界定。與作為嚴謹的專業哲學術語既有聯系也有區別，今天我們所說的“偽命題”通常是指不真實的命題，既指該命題不符合客觀事實和科學道理，也指無法斷定其真假，既非先天分析命題、也非后天綜合命題的“無意義命題”。實際上，它包含了無實質意義的偽概念、不成立的偽問題和無法證實或證偽的偽陳述等多種含義。

時至今日，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仍然流傳著形形色色的“偽命題”，道聽途說、以訛傳訛，不僅干擾學術研究、耽誤學生獲取知識、影響民眾理解世界，甚至誤導國家決策。

在諸多國際關系“偽命題”中，最不靠譜的就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地緣政治理論了。比如，麥金德有關“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歐亞大陸腹地；誰統治了歐亞大陸腹地，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世界”[1]的論斷不僅被諸多學者所引用，甚至被一些國家作為制訂對外政策的理論支撐。

大英帝國和沙皇俄國曾為爭奪“世界島”展開了驚心動魄的“大博弈”，[2]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費爾也推出了控制“世界島”計劃，并被納粹德國奉為發動侵略戰爭的圭臬。[3]即使在當下，當涉及有關阿富汗、中亞、中東事務以及俄美關系問題時，也經常聽到一些學者言必引這一地緣政治學說的“金科玉律”。然而，麥金德的三段論推理本身就是一個包含偽概念的巨大邏輯陷阱：究竟哪里是“世界島”、誰能清晰確定它的范圍？誰、怎樣、何時可以占據“世界島”？如何才能證實或者證偽“統治了世界島就可以統治世界”？這一切，都是一筆糊涂賬。

較之地緣政治理論的明顯缺陷，石油峰值論和增長極限論由于放大了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而備受推崇，但實際上，其理論假設也大有可以推敲之處。石油峰值論源于上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石油地質學家哈伯特發現的礦物資源“鐘形曲線”規律。他認為，作為不可再生資源，任何地區的石油產量都會達到最高點，石油峰值是指某一區域（全球、地區、國家、油區等）石油產量的最大值及其來臨的時間，達到峰值后該地區的石油產量將不可避免地開始下降。羅馬俱樂部于1972年發布的《增長的極限》報告斷言，由于石油等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因而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4]

這兩種理論假設帶有濃厚的消極悲觀色彩，是“未來學悲觀派”的典型代表。如果按照他們的假設，人類真的應該盡早制訂“流浪地球”計劃了。這兩種假設的理論及社會價值在于關注了特定資源的總體有限性，并提出了通過對全球性問題的系統研究，提高公眾全球意識，改善全球治理從而使人類擺脫所面臨困境的必要性。但其方法論的缺陷在于“靜止、孤立、封閉地研究和看待事物，對戰術接替和戰略接替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5]忽視了自然資源的無限可能性和人類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觀能動性。

實際上，一方面，技術進步使人類開發利用石油資源的可能性不斷提升，近年來頁巖革命所帶來的世界能源市場劇變即是明證，沒有人能夠預測“石油峰值”何時到來；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使人類不斷掌握利用非常規碳氫化合物（如可燃冰）、太陽能、風能、氫能的能力，從理論上講，人類擁有利用自然資源的無限可能，除非海枯石爛、太陽爆炸。

多年來經常被一些戰略界人士提及的“馬六甲困局”實際上也是明顯的“偽命題”。這一推斷認為，馬六甲海峽是中國能源供應的“海上生命線”，但中國海軍鞭長莫及。一旦出現意外，將給中國的能源安全造成極大威脅，“誰控制了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誰就能隨時切斷中國的能源命脈”。

推進能源進口多元化是一項明智的決策，但如果以“馬六甲困局”作為決策前提，卻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一則，如果有大國想切斷中東對中國的石油供應，在波斯灣下手會更直接有效；二則，精確制導導彈破壞固定而漫長的陸上油氣管道非常容易,戰爭時期他國可以選擇任意一點動手就可以使陸上油氣管線陷于癱瘓；三則，絕大多數通向中國的陸上油氣管道都經過高風險地區，中國能源供應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降反升；最后，如果真要發生戰爭，肯定將實施戰時經濟狀態，能源供需將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場景，哪里還可以有私家車可開？

可以說，對于“馬六甲困局”的擔心“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混淆了戰時與和平時期的能源安全概念產生的。把戰時能源供應與和平時期的能源安全保障放在一起談, 就不可避免會放大能源運輸和能源安全的風險與威脅。一些中國學者諸多論述中的‘一旦有事’、‘緊急狀態’和‘遏制能源咽喉’等, 多是指中國在戰爭或與某國敵對狀態下的能源安全風險。而實際上戰時與和平時期的能源安全有著很大區別。在發生直接涉我戰爭時, 能源安全實際上也演變為軍事安全, 通常意義上的能源安全概念已不適用, 傳統的能源安全保障手段諸如戰略石油儲備、能源生產與運輸設施等不但已無法保障戰時的能源供應, 反而會成為戰時敵方主要的軍事打擊目標。戰時能源供應的充足與否主要取決于軍事實力, 如對運輸線的保障能力。在諸多戰爭中, 表面看能源供應關系到戰爭結局, 實際上軍事實力是勝負的最終決定因素。”[6]

國際關系領域的“偽命題”得以存在和流傳有諸多復雜的原因。一是簡單的“一元化”思維，過度強調單一因素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忽視了多種因素合力的影響。石油峰值論的缺陷就在于只關注了資源的有限性而忽視了技術進步的無限性和能源利用的多樣性；二是不合理地使用連串的因果關系以得出某種意欲之結論，犯了將“可能性”轉化為“必然性”的邏輯錯誤。麥金德的“世界島”理論和“如果你偷懶，就會令公司受損；公司受損，就要解雇員工；遭解雇的人因失去收入，就會打劫；打劫時遇到反抗，就會殺人。所以如果你偷懶，你就是殺人犯”之類的“滑坡謬誤”如出一轍；三是由于某種思維定式的制約。“馬六甲困局”之所以流傳甚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是傳統陸權國家而歷史上又遭受過西方國家禁運和封鎖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戰爭邏輯”常常壓制了“市場邏輯”，對能源供應被切斷的擔憂讓我們忽略了中國的龐大市場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能源權力”，在中國需要油氣進口的同時，能源生產國也迫切需要中國的能源市場份額。[7]

大變局下，擺脫國際關系“偽命題”對于中國至關重要，只有以立體多元的視野、開放包容的胸襟看待自己、觀察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世界脈動，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

四、實現“歷史回歸”

近年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存在一種普遍的“去歷史化”或者說“空心化”現象。就事論事、炒作新奇概念以及貌似高大上、實則假大空的“理論推導”貽害無窮。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大變局下，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必須將國際關系史、外交史、中國對外關系史重新納入研究和思考的視野，實現“歷史回歸”。

實現國際問題研究“歷史回歸”，必須要樹立深邃的歷史觀，不畏浮云遮望眼，把現實問題放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拘泥于一時一事。當今美國的內政外交都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變，但這些變化并非無跡可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試圖以和平主義來改造世界到受挫后退回孤立主義，再到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并確定戰后國際秩序，美國對全球事務的關注和影響是持續的、上升的，而不問世事、潔身自好則是相對的、短暫的。一段時間的孤芳自賞之后，往往是美國對全球事務更廣泛的參與和重塑。

當下，許多人只看到特朗普加緊“退群”，因而認定美國是在搞“孤立主義”。但同時也要看到，美國正在國際經貿領域打破它曾經創立的舊秩序，并加緊建立對其更加有利的新秩序：美加墨、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簽署，美日部分自貿協定也已達成，美歐正在加緊談判，甚至不排除CPTPP（編注：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未來也被美國“收購”的可能。一個以美國為核心，以“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為基本原則以及在環境、勞工等領域實施更高標準的高度一體化的大市場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呼之欲出。

實現國際問題研究“歷史回歸”，必須全面呈現、還原歷史，只有在豐富翔實的“大數據”支撐下，才能做到以史為鑒。今天的中俄關系達到了“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新高度。要使中俄關系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就不能只講中俄關系的戰略意義和巨大成就，也要看到曾經的困難和曲折。只有全面地還原歷史，才能真正地理解“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非意識形態化”四大原則對于中俄關系的重大價值，才能避免重蹈中蘇關系由海誓山盟、如膠似漆很快演變為反目成仇、執刀相向的歷史覆轍。

實現國際問題研究“歷史回歸”，要學會進行科學的歷史比較。近代以來，俄羅斯在東亞的存在和影響經歷過幾輪波浪式起伏。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戰敗后，俄羅斯掉頭東進，借中國陷入太平天國起義內亂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迫使中國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中國割占了上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真可謂“失之東隅，得之桑榆”。之后，俄羅斯與日本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展開了激烈角逐。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后，俄羅斯借助李鴻章“以俄制日”的想法誘使中國簽署《中俄密約》，通過修筑中東鐵路等一系列措施在華攫取了大量利益。[8]在日俄戰爭中被日本擊敗后，俄羅斯的東亞戰略核心目標就是引導強勢日本“南下”而非“北上”。而在二戰行將結束之際，蘇聯卻利用雅爾塔協定出兵東北亞并取得了巨大利益。可以看到，盡管歷史上俄羅斯在東亞缺乏足夠的實力，但卻有著連貫的戰略并善于借力打力以獲得最大利益。當前，東亞戰略格局正經歷著歷史性轉換，俄羅斯也開始了新一輪“向東轉”進程。在此過程中，俄羅斯有著怎樣的戰略目標、會運用怎樣的策略手法？歷史不會給我們全部答案，但肯定會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國際問題研究是與國際戰略運籌、對外政策實踐具有高度相關性的學科領域，在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深刻演變、中國發展與外部世界高頻互動的今天，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必須承擔起時代的責任，始終以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從改善研究方法入手，在由世界發展、歷史比較和中國利益為坐標軸的立體空間里，開展科學性、前瞻性、針對性的理論研究、基礎研究和政策研究，全立位地獲取和傳播真知識、實學問，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政策建議，著力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能力，為實現兩個百年夢想的偉大目標做出切實貢獻。

全文完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本文原標題《對深化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幾點方法論思考》，刊發于《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5期，作者經修改后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次刊發時略有刪節。）

注釋：

[1]【英】麥金德著， 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3頁。

[2] 參見【英】彼得·霍普柯克著，張望、岸青譯：《大博弈：英俄帝國中亞爭霸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Леонтьев Михаил.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Москва : АСТ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Астрель-СПб, 2009.

[3]丁力：《豪斯霍費爾與德國地緣政治學》，《經濟觀察報》2010年2月21日。

[4]參見【美】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寶恒譯：《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于人類困境的報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張抗：《從哈伯特的兩次石油峰值預測說起》，《石油科技論壇》2008年第6期。

[6]趙宏圖：《“馬六甲困局”與中國能源安全再思考》，《現代國際關系》2007年第6期。

[7]馮玉軍：《中國能源“軟肋”中隱伏的結構性權力，如何轉為手中“優勢”》，http://www.6773257.com/newsDetail_forward_1894346

[8]黃定天等著：《戰后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77-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