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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丨馮玉軍：中國需要怎樣的國際問題研究？（上）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世界秩序、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思潮都與以往有著極大的不同。與此同時, 中國也正加速走向國際舞臺中心，其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和引發的反應是強烈而又廣泛的。這也決定了當下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崛起的地區和國際環境要遠比前些年復雜，戰略機遇前所未有、戰略風險也前所未有。亂云飛渡之際，如何正確地把握世界發展趨勢、全方位了解競爭與合作的對象并為正確決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撐，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界的歷史性重任。
但不能不遺憾地說，目前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與國家和人民的需求似乎并不相稱。曾幾何時，中國的國際問題學界為西方舶來的各種“主義”、“流派”、“范式”所充斥，“言必稱希臘”；近年來，一些大而空洞的概念、口號又大行其道，外國人聽不懂，中國人不明白。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諸多亂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論缺失、錯誤導致的。因此，要整體性地提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水平并使之切實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就必須從改進國際問題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走出思維誤區
大千世界的變化是快速、復雜、深刻的，而人類的認知過程與思維方式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永遠是一個不斷趨近于真理的動態過程。在此過程中，如何突破狹隘、僵化、陳舊思維方式的束縛，更全面、準確地把握世界變化的脈動，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也是做出正確戰略決策的重要前提。
把握世界脈動，要突破僵化教條的思維誤區，避免刻舟求劍，力求明察秋毫、見微知著。世界發展唯一不變的規律就是“變”，世界時刻在變，常變常新，人類認知相對于世界變化總是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然而，風起于青萍之末，任何重大的戰略變化都會有初始的細微征兆。要突破思維慣性和滯后性，增強研究的敏感性與洞察力。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人們看到了美國在金融危機中所受到的重創，看到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朗普現象”和美國“退群”，據此得出了“美國加速衰落”的結論。但很多人沒有關注或者有意忽略了另外的重要信息——美國在受到重創之后，正在逐漸進行自我修復。美國經濟在經歷了2008年的小幅衰退后，從2009年就開始了長達十年且年均增速接近3%的增長，[1]這對于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言是相當不俗的表現。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還在對世界未來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新能源、新工業和新軍事革命當中占據潮頭。在能源領域，“頁巖革命”使美國已經超越沙特和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一大油氣生產國，[2]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能源獨立”，而且正積極謀求擴大油氣出口，其對國際油氣市場和世界能源地緣政治帶來的沖擊是歷史性的；在工業與技術領域，奧巴馬執政時期推行的一系列產業政策改革以及特朗普上臺后推行的減稅等政策促使國際資本和高端制造業向美國回流，美國所擁有的科技與工業制造業優勢依然巨大[3]；在軍事領域，盡管美國戰略界不斷渲染中俄軍力擴展對其構成的挑戰，但美國在核武器現代化、反導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網絡戰、人工智能軍事化等重要領域依然占據潮頭，7000多億美元的軍費開支更是令任何對手都無法與其比肩。[4]
這一切都意味著，盡管美國國內政治分野加劇、兩黨政治斗爭激烈，但美國的綜合國力并未實質性衰減，斷言“美國衰落”似乎為時過早。未來一個時期，我們可能看到美國綜合國力一定程度的反彈，也可以預見到美國霸權行為在“美國第一”的旗號之下強勢回歸，預見到美國對外行為的更加咄咄逼人。
更為重要的是，在評判國家實力的時候，我們早就應該從方法論上反思和超越過于簡單、粗放的總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軍事支出和國家能力綜合指標（CINC）——模式了。因為這些指數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測量國家擁有的資源規模，而忽略了國家的成本和資源利用效率問題，這自然會導致夸大人口大國的實力水平。
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研究員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認為，國家實力是減去成本之后的凈資源。這里的成本可以包括生產成本、福利成本和安全成本。生產成本指國家為了獲得經濟和軍事產出必須投入的資源，經濟上包括消耗的原材料和產生的污染等，軍事上指為了訓練軍隊和研發先進軍事裝備而付出的成本；福利成本指國家用于維持人們生活的成本，如食物、醫療、社會保障和教育；安全成本指政府為了維護政權、打擊犯罪和對外防御而支付的成本。
顯然，生產、福利和安全成本都消耗了大量資源，衡量國家實力必須去掉這些成本。因此，他提出了應該使用凈指標即“GDP×人均GDP指標”。GDP可以體現國家經濟和軍事產出的總規模，而人均GDP則反映了經濟和軍事的效率，將二者綜合起來便可以囊括凈資源的規模和利用效率這兩個重要維度，從而可以更加準確地測量國家實力。[5]
邁克爾·貝克利通過三種方法對比國際政治中總資源和凈資源的區別：一是對大國競爭案例進行檢驗。選取案例的標準是兩個大國長期競爭，且一國在總資源上占優勢，另一國在凈資源上占優勢；二是使用大量數據來評估上述指標（GDP、CINC、GDP×人均GDP）在預測國際沖突和戰爭結果時的準確性；三是用三種衡量指標復制了部分現有的國際關系模型，分別測算三種指標的樣本內適合度。結果表明，GDP×人均GDP的指標適合度和解釋能力遠高于GDP和CINC指標。
世界變化的本身異常復雜，更何況今日為達成特定目的而展開的信息戰、宣傳戰、心理戰以及混合戰此起彼伏，各種障眼法、迷魂陣不一而足，經常導致“眼見并非為實”。因此，把握世界脈動，要突破簡單化的思維誤區，避免人云亦云，力求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6]一段時間以來，有關美元國際地位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一些專家對美元資產在俄羅斯國際儲備中的份額急劇下降,黃金、歐元和人民幣所占份額相應上升的現象做出了過于政治化的解讀，他們認為這是世界“去美元化”的又一證明，表明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在進一步衰落。但如果對比美國和俄羅斯兩國的金融實力以及近年來雙方的金融博弈，特別是考察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外匯交易以及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全面數據，[7]就不能不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不是俄羅斯信心滿滿的“去美元化”，而是迫不得已的“避險措施”。其真實的涵義在于，在受到美國強力金融制裁而且擔心被踢出“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背景下，俄羅斯不得不盡量減少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以防在極端情況下遭受更大損失。更何況，當時美聯儲的加息政策日益明朗，這意味著包括美國政府債券在內的債券價格勢將縮水。在此情況下，俄羅斯壓縮美元資產完全是一種理性的“經濟行為”，而不是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去美元化”。
把握世界脈動，要突破孤立、靜止、片面的機械唯物論思維誤區，走出非黑即白、非好即壞、非敵即友的“二元論”陷阱，以復合性思維觀察世界。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國際問題的傳世之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沙皇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以高屋建瓴的戰略視野、深邃的歷史洞察力給我們今天的國際問題研究樹立了值得認真學習的典范。
就方法論而言，他們非常重視從全局、整體和聯系當中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質。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序言里所指出的：“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8]
中國老一輩的國際關系學者在國際問題研究方法論領域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陳啟達先生突出強調，要充分研究客觀世界存在著的多維辯證關系。這種多維辯證關系在國際問題領域中主要表現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階級因素與非階級因素之間、歷史的繼承性與歷史的變異性之間、正面因素與反面因素之間、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之間、宏觀與微觀之間、性質與數量之間、內因與外因之間、共性與特性之間”，他強調“正確的研究方法應該全面地掌握這九對關系的兩個方面，而不能忽視其中任何一個方面。”[9]這種全面考察、相互聯系的方法對于破解孤立、片面、僵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是十分有益的。
與以復合性思維觀察世界的方法相對應的實踐行為，是用多元平衡手段處理外交。在國際議事日程日益復雜、多重博弈趨于緊張的現實面前，不選邊站隊、搞多元平衡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的務實外交選擇：在經歷了克里米亞危機之后的西方制裁之后，普京實際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已經衰落”、“多極化已成現實”等戰略認知，開始回歸實用主義，一面謀求調整、改善與西方的關系，一面加速“向東轉”以從中國、日本、韓國、印度獲取更多實際好處；埃爾多安在重重壓力面前，不得不委曲求全，一方面與俄羅斯握手言和并在敘利亞問題上相互利用，另一方面主動調整對美歐關系，避免與西方關系全面惡化；而沙特阿拉伯、哈薩克斯坦等中等強國也在縱橫捭闔，以多元平衡外交獲取更多實際利益。
“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是王國維先生所謂治學之最高境界。懸思、苦索后的頓悟，來源于走出思維誤區，來源于常識、邏輯與思索。國學如此，國際問題研究亦然。
二、樹立復合性思維
當今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變”。變的速度加快、變的幅度增強、變的方向調整、變得更加復雜而難以捉摸。但無論世界變得如何復雜，人類的理性需要理解之，國家的決策需要理解之。因此，就出現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要清楚今天的世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二是要調整我們的認知框架，用復合性思維來觀察、理解、認知日益復雜的世界。
當代國際關系的首要變化在于議事日程更趨復雜。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下地緣政治、大國關系主導國際關系不同，當代國際關系的內容極大豐富了，技術進步、人口增減、金融安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人文互動、宗教因素、大規模傳染病都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構成要素，而且這些要素本身及其相互關系都是多向度、多維度甚至是相反相成的：全球化既帶來了世界經濟、全球福利的普遍增長，同時也帶來了不同國家、不同社群之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利益訴求進一步分化，進而導致了全球性的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回潮；在全球性挑戰更加突出、推進各領域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日益凸現之際，二戰后形成的國際規制卻已無法有效治理全球性難題。但與此同時，構建全球治理新規則、新機制的努力卻遠未達成共識，因而出現了大量的“治理真空”；全球化條件下，各國間的相互依賴毫無疑問地深化了，但這種相互依賴往往是不平衡的，收益是不對稱的。以往，人們更多強調了相互依賴和互利雙贏。而當下，這種相互依賴和收益的不平衡性卻成為了國際關系中矛盾、沖突甚至局部戰爭的重要誘因。[10]
第二個變化在于國際關系行為主體更加多元。冷戰結束后，民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曾經相對下降，全球化浪潮一度高漲。但近年來，國家主義卻在世界政治中重新抬頭。全球物流、人物、資金流、信息流較前受阻，“國家間政治”再次回潮。與此同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宗教派別、利益集團、部族團體甚至個人等非國家行為體都在對國際事務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把國際事務再視為“小薄餅”，而是要看作“多層蛋糕”。要在多層次上來觀察當代國際關系體系，國際層面、國家層面、集團層面、個人層面的諸現象都需要深入剖析。
第三個變化在于國際關系的運行方式更加復雜。一方面，隨著網絡技術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國際信息空間既高度趨同、即時，又高度混亂、魚龍混雜。各種“假消息”“假新聞”滿天飛，“可控混亂”與“混合戰爭”也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在大規模戰爭風險下降的同時，各種制裁戰、金融戰、宣傳戰、心理戰、情報戰以及多形式、新形態的地區沖突卻甚囂塵上，國際關系體系呈現出高頻振蕩的不穩定狀態。
認識復雜世界需要復合性思維。這種復合性思維必然不同于傳統的線性思維，簡單地認為世界發展只有一種可能、一種方式、一條軌道。要擺脫“牛頓力學”的思維定式，理解相對論有關“時空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它們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這一命題在國際關系中的流變，充分認識到世界不是線性發展的，而是復雜的“多元多次方程”；世界是多彩多姿的，要把當代國際關系放在多棱鏡而非老花鏡、近視鏡和有色眼鏡下細心觀察，唯有如此，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譜和斑斕底色；世界是混沌的，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非好既壞，不能用冷戰時期的“陣營思維”來處理對外關系，“一條線、一大片”式的寫意手法已經無法適應當今需要“精細化”計算的戰略需求。
這種復合性思維必然是開放的體系。不僅需要從自身經驗和判斷出發，更要善于傾聽他者的聲音；不僅要關注當下，更要關注歷史與未來；不能僅僅就事論事，就政治談政治、就經濟談經濟，而是要看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社會等不同要素之間的復雜關系與多頻互動；不能把國內事務與國際關系相互割裂，而是要深刻認識到內外兩個大局的深度互動，甚至兩個大局渾然一體，難以區分。
這種復合性思維應該是由歷史發展、世界比較以及中國利益三維坐標共同組成的立體化體系。理解復雜世界，必須正確處理好理論和歷史的關系。很多人拿著抽象的理論去閹割現實，而沒有將當今世界放在歷史長河中來考察，這是萬萬要不得的。我們不能完全不要理論，但在理論和歷史之間，可能歷史鏡鑒要比抽象的理論更加重要；理解復雜世界，一定要看清人類文明發展大勢，唯其如此，才能在世界體系的坐標中找準我者與他者的真正位置；更重要的一點是，對于中國來說，任何時候都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理解復雜世界、處理對外事務的根本出發點是維護和擴展中國的國家利益。[11]否則，我們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可能會走入歧途。在國際形勢亂云飛渡的當下，實現從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向理性現實主義的回歸，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未完待續……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本文原標題《對深化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幾點方法論思考》，刊發于《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5期，作者經修改后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次刊發時略有刪節。）
注釋：
[1]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2/weodata/index.aspx.
[2]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3]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4]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as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88-2018,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5] Beckley, Michael.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43）. №2, PP7-44.
[6]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突出強調，“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斗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244頁。
[7] 實際上，到2017年年底，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的市場份額約為11萬億美元，占比為63%。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OFER) seri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data.imf.org /?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 在一些實行固定匯率或管理匯率制國家中，美元占比65%，即：美元仍然是主要的錨定貨幣，而這些國家約占世界GDP的75%左右。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series from the Treasury International Capital reporting system of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http://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 88%的外匯交易量和至少40%美國以外國家進口發票中都是美元。此外，62%的國際債券發行、49%的所有債券發行，以及48%的跨境銀行債權都是用美元計價。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Euro- June 2018, https://www.ecb.europa.eu/pub/ire/html/ecb.ire201806.en.html
[8]《列寧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頁。
[9]參見陳啟達：《多維的世界與多維的思維》，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10]馮玉軍：《國際形勢新變化與中國的戰略選擇》，《現代國際關系》2017年第3期，第9-15頁。
[11] 馮玉軍：《對俄羅斯問題研究方法的幾點思考》，《俄羅斯學刊》2015年第2期，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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