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2日晚，華東師范大學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組織了一場線上對話，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主持，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和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冠軍，圍繞著美國的反種族主義抗議運動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美國的反種族主義抗議運動還處于方興未艾之際，在中國的媒體和網絡空間中引發了強烈關注，網上也產生了許多關于“政治正確”、“白左”以及特朗普的激烈爭論，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者對此問題的正式發聲較少，鑒于此，參與的學者希望借此線上對話的機會，發出來自學界的聲音。

會議主持人許紀霖教授（以下簡稱“許”）將正在發生的美國抗議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抗議弗洛依德因為被暴力執法而死的慘劇，抗議者以“我無法呼吸”作為口號，在美國各地展開運動。同時，在此過程中發生了多起暴力和搶劫事件，也引起了多數人的不滿和反對。第二階段，反種族主義抗議運動進一步加劇， “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也再度活躍起來。 而在第三階段，運動則伴隨著“政治正確”的大擴展。涉及種族歧視的電影《亂世佳人》被迫暫時下線、美劇《老友記》的制片人因演員缺乏種族多樣性而道歉、南方白人將領雕像被推翻等事件也標志著運動進入到了新的階段。近日，高露潔公司表示，出于種族因素，公司考慮給“黑人牙膏”改名。這些事件也顯示出了“政治正確”的大擴張引發的各種爭議。

“政治正確”是否正確？

許：今天我們邀請的3位學者都是海歸，在美國和澳大利亞有長期的求學和任教經歷，但在政治光譜上，有微妙的、外人難以覺察的差異。今晚上的對話將分為3個主題逐一展開，先來討論第一個主題：美國的“政治正確”是否正確？

白彤東（以下簡稱“白”）：大家好，這次許老師邀請我們幾位來參與討論，也是希望能夠有來自不同立場的聲音進行碰撞。因此，我“奉命”扮演美國右派，即保守派的立場。事實上，我確實對“白左”抱有很強的反對意見。關于政治正確，我在美國念書，教書的時候也覺得美國的政治正確搞得確實過火了。

但是，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我首先想明確的一點是，我認為中文世界的一些言論的（相對于“政治正確”的）“政治錯誤”讓我徹底無法接受。我個人雖然反對激進左派的立場，但是我想在美國，不論是激進左派還是溫和右派都有一個共同的底線，即對少數族群、弱勢群體、乃至對人的基本尊重，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認同。而我們看到的一些言論是違反這些底線的。我覺得在討論中我們應該意識到這樣一個底線的存在，諸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用語是突破底線的，并且是應該被禁止的。在沒有認同這一底線的情況下，我們是不配批評政治正確或者所謂“白左”的。

劉擎（以下簡稱“劉”）：彤東剛才的發言中有一點很重要，我也想強調一下。雖然我沒有嚴格的社會科學調查證據，但從日常生活經驗中獲得的感受是，我們在“對他者的尊重”這方面，還缺乏足夠的敏感意識。對女性、對弱勢群體、對少數族裔甚至是對“外地人”的歧視，包括顯性的和隱性的歧視，可能還相當普遍。我認為這種敏感意識是一個文明的底線，應該成為人們遵循的共同底線。近幾年這方面的訴求和論述開始活躍，但在實踐中距離“平等尊重”的規范還有距離，這也是我們大家應該一起努力去改善的方面。

回到西方政治正確的話題。“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這個說法起源于大約40年前，起初是左翼人士圈子內的一個“自黑”的諷刺用語，用來嘲笑那些過于僵化地維護左派的“政治正統”的同道。但到了20世紀末這個術語被保守派劫持了，用來批評新左派在公共領域中施加的主張規范性強制。“政治正確”的用法后來變得多樣復雜，但多少都有貶義和諷刺的傾向。

圍繞政治正確的爭論是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戰爭”的一部分。在被貼上“政治正確”標簽的思想言論當中，有許多是在致力于進步主義的事業，要求人們以更敏感的尊重意識來對待受到歧視的特定人群和生活方式，更深刻地反思和改變歷史遺留的、當下仍然存在的各種刻板印象和歧視現象，這產生了新的文化態度。我認為這種要求在原則上符合現代的自由、平等和尊重的理念，標志著民權運動以來西方社會的進步。

但在另一方面，最近幾年關于政治正確的爭議逐漸加劇，其中涉及到對于平等尊重這一理想的具體實踐方式的恰當性和分寸感，以及與另一些正當與合理的訴求之間的平衡關系，比如言論自由原則，以及對待歷史的態度。這些問題，即使在支持進步主義的自由派人士中間也產生了分歧。比如，幾年前美國南方的一些城鎮，對于是否要移除羅伯特·李將軍等人的塑像就出現了的爭議。支持移除的人有自己的理由，認為李將軍的雕像代表了南北戰爭中的反方，象征著奴役黑人的勢力，如果他的雕像豎在那里，會不斷喚起黑人遭受奴役的屈辱感。

但也有許多自由派和左派人士認為應當保留這些塑像和歷史紀念物，比如馬丁·路德·金的親密戰友、民權運動領袖安德魯·揚（Andrew Young）就是如此。他們出自不同的理由，有人認為擔心這種爭議會引起民眾分裂，不利于進步運動。也有人認為應當正視歷史事實，保留這些歷史遺跡，但同時配以新的說明文字予以批判性的闡釋，而簡單鏟除實際上就抹去了歷史記憶，假裝這些悲劇都沒有發生過。

但這些意見也很難形成共識，比如有人可以反駁說，按照這個邏輯，希特勒的塑像是不是也可以附加一段新的說明文字就予以保留呢？在另一方也有人質疑，如果可以移除羅伯特·李的像，那么像喬治·華盛頓、托馬斯·杰弗遜這樣的建國之父，他們也曾擁有黑奴，他們的雕像是否也該被移除呢？這里當然有一個“滑坡邏輯”的陷阱。但是，在這個滑坡推論的哪一點應當停下來是恰當的？才能避免走向極端呢？這仍然是很困難的問題。普林斯頓大學決定要更名“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去掉前總統威爾遜的名字，這算走得太遠嗎？那么，現在還有人提議“耶魯大學”也應該更名。這聽上去像是“惡搞”，但誰能保證不會發生呢？

類似的政治正確爭論，也發生在兩年前開始的Me Too運動中。涉嫌性侵性騷擾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受到審查。比如演員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被指控性侵，在剛拍完的一部分電影中，他的角色換了演員補拍重新制作，他以前的作品也被“雪藏”了。像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也因涉嫌性侵，導致他的作品遭到抵制。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用今天進步主義的標準來看，此前人類歷史的大部分公共人物或者藝術家以及他們的言行和作品，都會有“政治不正確”的嫌疑：可能涉嫌男權主義、種族主義、白人至上論、西方中心主義、沙文主義或宗教迫害和階級壓迫等問題。那么，人類歷史是否要重新清洗一遍，剔除所有這些“污穢和雜質”，才能“干凈”到讓我們接受？那么我們還能講通人類的“故事”嗎？

在我看來，反對歧視和偏見的社會運動蘊含著正義的道德理想。但是，極端的道德主義也有可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變成一種新的狂熱、獨斷和偽善，最終在政治上走向失敗。這是歷史（尤其是20世紀的歷史）留給人們的深刻教訓。這個教訓在今天仍然值得銘記。

許：政治正確原是為了保護少數族裔的集體權利和邊緣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適當限制主體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論自由，以便讓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處。然而，政治正確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政治正確是白左和大多數非歐裔美國人所信奉的原則，近幾年政治正確不僅運用于現實秩序，而且開始以此為原則追溯美國歷史，重新顛覆歷史的書寫。在美國早期歷史當中，幾位開國元勛如華盛頓、杰佛遜等都是大奴隸主，有蓄奴的傳統。一些白左因此要落實“轉型正義”，還原這些大人物的本相，重新評價美國的早期歷史，甚至提出要拆除那些維護奴隸主利益的歷史人物的塑像。政治正確原是世俗的多元社會對諸神之爭的調停，旨在防止因歧視性言論而爆發的文化沖突。但如今因為其咄咄逼人，從維護秩序走向清算歷史，因而引發了更深刻的種族和族群沖突。

政治正確本身正確嗎？這里所涉及的，乃是一個更深層的認同問題：何為美國？ 歐洲在歷史上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天下，從基督教內化而來的現代性文明成為美國和歐洲的立國之本。美國原來是以“文化大融爐”自豪，不管外來移民來自什么民族、有什么樣的文化背景，到了這里都要接受更先進、更文明的美國價值和歐洲價值。然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后，文化多元主義席卷歐美，成為主流，而“大熔爐”理論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受到唾棄。美國不再是盎格魯·撒克遜的美國，它們成為不同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共棲之地。然而，美國價值和歐洲價值的隕落，讓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憂心忡忡。亨廷頓在上個世紀末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一書中驚呼：在今天的新大陸，已經找不到美國了！——那個盎格魯·撒克遜精神的美國。在他看來，文化多元主義消蝕了美國的靈魂，讓美國的國家認同變得曖昧，美國將不成美國，在各種“異教”的入侵之下，美國總有一天會像羅馬帝國那樣，因為失去了自己的獨特精神而滅亡。

在亨廷頓看來，文明的沖突不僅發生在國際社會，而且根植于美國社會內部。基督教面臨著與其他軸心文明的沖突，“蠻族”的入侵改變的不僅是人口的構成，更是美國的靈魂。亨廷頓雖然已經去世，但他的盛世危言依然余音繞梁，而特朗普，不過是亨廷頓的通俗版或粗鄙版而已。

吳冠軍（以下簡稱“吳”）：在聽完白老師和劉擎老師談到“共同的底線”后，我想到一個詞，“situation”。這個詞居伊·德波、巴迪歐都用過，我的朋友藍江把它譯作“情勢”。我們這邊可以用分析與說理的方式來討論，就像我們此刻正在進行的那樣。但是，大平洋對岸卻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情勢中，弗洛依德因執法人員殺害。這不是一場在說理層面展開的“辯論”，而是被巴迪歐意義上的事件而掀起的反抗。在這個情勢下，公共領域在失效——此刻的美國，沒有一個空間來給大家心平氣和、擺出理據地討論問題，在這樣的情勢中就根本無法產生出來一條“共同的底線“可供遵從。“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里面的“攸關（Matter）”這個詞，在英文里面的意思非常鮮明，那是一種緊急的、劍拔弩張的態度，一種我不會接受任何其他選項的態度。當下的美國，在弗洛依德臨終之言“我無法呼吸”的游蕩下，平心靜氣“擺事實講道理”的階段已經過去， 兩方已經是瞪紅了眼、咬碎了牙。

進而，在當下情勢下，對立雙方都感覺身處冰窖中，“我無法呼吸”。一方被“政治正確”壓得無法呼吸，連用個面霜“美白”也是種族主義者的罪證，另一方眼里則“哪有什么政治正確”的壓迫，現實分明是黑命非命，黑人“無法呼吸”，如草芥一般地被壓迫乃至殺戮。這兩個邏輯都是總體性的，在不同層面上各行其道，沒有任何直接的對話。前者是在話語層面上大行其道，但后者卻在實踐層面上同樣根深蒂固。誠然，政治正確在話語的層面上具有壓倒性，使得很多人現在不敢說話。但在實踐的層面上，連特朗普都表示，現在美國存在“制度性的歧視”問題，黑人感覺到“我是不安全的”。在存在主義的意義上，在這兩個層面的“感受”都是很真實的。存在主義的一個詞叫“焦灼”（angst），日常生活中連刷牙涂面都無法進行，或者去便利店買個日用品都可能被殺，這種現實的焦灼感，這種平時被壓抑著的焦慮郁悶，總會在某個事件點上反彈上來。

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每日秀》主持人特雷弗·諾亞（中國觀眾口中的“崔娃”），他一直持一個自由左翼的立場。但是這次他的發聲卻引起了極大爭議。作為黑人主持人，他質疑為什么大家會覺得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出來的那些打砸搶的暴力不可接受？在他看來，社會就是一個契約，警察作為執法者卻帶頭破壞契約，那些黑命非命的人們為什么還要遵守這種契約？面對這次事件，崔娃已經從一個自由左翼變成了激進左翼。像他這樣的主持人，已經不愿再去做社會的彌合劑。美國今天這種情勢下面，作為一個既憤慨黑人普通公民的被殺，又覺得政治正確很可怕的“中間派”，其實是最尷尬的。在這個已經撕裂、雙方紅了眼的情勢中，對立雙方之間缺少共同認知。我們可以說：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團結（solidarity）最重要，但對于BLM運動（黑命攸關）而言，這種團結是以什么為基礎？自由主義的話語只是一個虛偽的普遍主義。所以該運動口號是“黑命攸關”，而不是“所有命都攸關”（All Lives Matter）。

劉：黑人遭受的系統性歧視，我相信仍然廣泛存在。林垚博士在不久前的講座中，對于美國司法體系對黑人的歧視問題有相當充分的揭示。激發當前這場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警察對沒有武裝的（unarmed）黑人嫌疑者的暴力執法導致的死亡。這場運動包含了明確的種族議題，因為抗議不是針對所有的警察暴力，而是特別針對警察出于對黑人的偏見而過度使用暴力或者射殺。那么，這個抗議訴求的前提可靠嗎？有明確無誤的事實證據支持嗎？很難說。大約兩年前，我開始關注一位名叫休斯（Coleman Hughes）黑人公共知識分子，他非常年輕，今年剛從耶魯大學的哲學專業本科畢業，現在已經是引人注目的專欄作家和播客主持人。他一直支持民主黨，也曾參加BLM的抗議活動，但后來有些轉變，仍然投票給民主黨，但立場開始有些模糊了。休斯最近發表一篇文章《故事與數據》（Stories and Data: Reflections on race, riots, and police），指出警察執法中的濫殺現象是存在的，必須予以譴責和懲處。但這種濫殺并不僅僅針對黑人，實際上在每一名被警察暴力至死的黑人故事背后，都至少有一名（甚至更多的）白人有同樣悲慘的遭遇。與這次佛洛伊德之死的極為相似悲劇，也曾在2016年發生過。一個名叫Tony Timpa的白人男性，被達拉斯警察用膝蓋壓在地上，長達13分鐘，期間他反復乞求都無濟于事，最后窒息而死。整個過程被人拍攝了視頻，發布到網上。警察最初受到的刑事指控，后來被撤銷了。這是同樣悲慘的遭遇，但因為受害者是白人，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只是一個地方性的事件。

休斯在文章中指出，在警察對沒有武裝的嫌疑者使用暴力或射殺而致死的事件中，黑人受害者的比例為35%，這能證明警察的濫殺行為帶有系統性的種族偏見嗎？有人說證據很明顯，因為黑人只占總人口的14%，卻在這種濫殺的受害者中達到了35%的比例，這不是明確的鐵證嗎？但休斯認為，這不是科學證據。按照這個推論邏輯，在同類案件中受害的男性比例高到93%，而男性在人口中僅占一半，那么我們能據此證明，警察的濫殺明顯具有系統性針對男性的性別歧視嗎？不能。所以，做出這種判斷需要嚴肅的社會科學研究分析，其中包括著復雜的“變量控制”，以此辨析受害者的“種族”因素這個變量是否發生了影響。他的文章引述了四項研究報告，都沒有發現種族因素在類似案件中的明顯作用。其中哈佛大學Roland Fryer等人的研究遭到過質疑，但研究者又發表了回應和反駁。無論如何，警察過度執法的濫殺是否帶有種族偏見這個問題，目前在科學研究上至少還沒有形成定論。于是，休斯提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觀點：一個還沒有充分證據的“故事”，卻被許多人確信無疑地當作“事實”，通過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并成為BLM運動抗議的前提假設。他認為，美國本來可以發起一場針對警察濫殺行為的抗議運動，但因為這種不可靠的假設，運動被過度賦予了種族元素，加劇了族群間的矛盾。

吳：我想接著劉擎老師的發言談一下種族問題方面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美國認知心理學的專家做了一個研究，讓人們比較黑人和白人的威脅性。結果連黑人自己也認為黑人更加危險。所以有些警察在面臨黑人的時候，這樣的刻板印象會讓他更快作出致命的行動，而在面對白人時則不會。

劉：我想要澄清一點，我認為美國仍然存在著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但其特定的領域和邊界是復雜的。比如，休斯在一次訪談中提到，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可能遭到警察的盤問和搜查，這有比較可靠的研究證據支持，在這個問題上種族歧視明顯存在。但在警察濫殺的問題上，并沒有類似可靠的證據。而BLM運動的口號，依據對警察對黑人草菅人命的假設，但這個假設可能并不像運動參與者認定的那么可靠。另外，還有相當多數據表明，黑人的處境在某些領域正在獲得改善。休斯在文章中引用研究數據指出，2001年以來美國18-29歲的黑人被監禁比率下降了一半以（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p17.pdf）。他想強調的要點是，通過制度性的民主方式獲得進步是可能的，這種進步仍然在發生。

白：我想談一下關于羅伯特·李雕像的爭議。我很尊敬李將軍，他是一個紳士、一個高貴的人（noble man）、一個典范。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他的雕像帶給人們的感受（perception）與他的雕像的象征。很多這些南方的雕像，都是在南方邦聯被打敗后立起來的，其象征是對南方人對奴隸制的維護，而不是對歷史中那個李將軍的敬意。另外，就吳教授提到的美國的分裂，我想指出的是，在這次運動中，美國人的多數是認可社會抗爭的（哪怕是這場抗爭中有很多暴力和打砸搶現象），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處理是糟糕的，認為種族問題是嚴重的。我雖然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樂觀，但是美國就種族問題，可能在現在還是有共識的，并且整個社會實際上是“左轉”了。

身份政治和反種族歧視運動

許：循著三位發言的邏輯，我想把引入對話的下一階段。同樣是白人警察“鎖喉”黑人致死，在這一客觀的“事實”面前，不同時代的人們所理解的“真相”是不一樣的，在19世紀，左拉這樣的“普遍知識分子”會說這是對人的生命和尊嚴的侮辱和侵犯，到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者會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對無產階級底層民眾的壓迫；到了21世紀，在“白左”那里變成了白人對黑人的種族霸凌。

這三個世紀，經歷了一個從“公民政治”到“階級政治”、再到“身份政治”的話語變遷。在19世紀的時候，因為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人們追求的是普遍的“公民權利”。黑人受到欺負之所以是不正義的，乃是因為黑人作為一個“普遍的人”被剝奪了正當的權利。到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影響了整個世界，類似的不正義行為，變成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階級壓迫。到了二十世紀末，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意識形態的消解，整體性的階級政治與公民政治一樣，也漸趨式微，社會的反抗運動失去了共同的政治烏托邦前景，普遍主義的左翼運動開始分化，變異為各種強調文化身份的身份政治：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族群平等運動等等。Michael Hechter指出：民主制的政治核心在于爭奪中間選民，少數群體的利益永遠遠離中間群體，當政治權力忽視他們的政治地位與權益的時候，這些少數群體就會試圖以文化多元性的口號來尋求自己的政治權益。

身份政治本質上是一種權利政治，弱勢群體爭取與主流群體共享平等權利。我們看到有色人種、女性、智力障礙人士對權利的追求。你首先要確定你是什么樣的身份，其次，因為你的身份受到了什么樣的壓迫。當下，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身份政治都成為了壓倒性的政治運動。如果我們分析政治正確，會發現在政治正確背后有從公民政治到身份政治文化的轉變。那么，三位老師如何看待身份政治和本次運動的關系？

劉：我認為，這里存在兩種不同的理念，就是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反對種族主義的抗議，可以訴諸普遍主義的權利原則，但也可以訴諸特定族群的特殊身份和經驗，依據特殊主義的原則來爭取。后一種就是身份政治。

在美國有一個“黑人保守主義”（Black Conservativism）的政治與知識群體和傳統，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多次批評當代的左派，認為他們背叛了馬丁·路德·金的傳統。他認為，金博士領導的民權運動基于普遍人權的立場，尋求一個不再會用膚色（skin color）來評判人們的社會。索威爾在兩年多前發過一條推文：“如果你始終相信每個人都應該遵守同樣的規則、依據同樣的標準被評判，那么你被貼上的標簽，在60年前是激進派，30年前是自由派，而在今天就是種族主義者。”他這段話在暗示，馬丁·路德·金如果活在今天，也可能被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他言論是否正確是可爭議的，但也透露出時代觀念的變化。

在1960年代，金博士訴諸一種所有人（至少在名義上）都接受的普遍主義原則，這對于處在優勢地位的白人也具有“話語壓力”。但如果運動的訴求是基于特定族群身份的立場，而且過于強調這種特殊性是外人難以理解的，這會造成什么后果？有可能增強族群內部的緊密團結，但也有可能失去一部分本來可能的聯盟力量。

但是，我不認為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兩種理念是完全沖突的，但需要讓特殊主義作為方法來實現普遍主義的原則。比如，平等尊重原則如果采取“忽視膚色”的策略會有什么效果呢？在形式上看似乎很公正，但這是非常奇怪的策略。當我說“我看不到你的膚色”，其實我只是在假裝看不見你的膚色。如果要追求金博士心目中那種膚色不再重要的理想社會，我們反而要承認自己看到了膚色，并反思自己對于膚色的復雜反應，然后才可能克服這種反應中可能包含的偏見和歧視。最后才能接近人人平等的普遍主義目標。因此，身份政治是有意義的，但其意義是用作進步主義的手段或者工具，并非目的本身。

但激進的身份政治可能會走的更遠，認為特殊身份的歷史記憶和苦難體驗，產生了一些普遍人權原則所不能容納的正當訴求，這是外人不可理解的。這個時候身份政治不僅是一個工具，它本身就是一個目的。這樣的訴求可能有理論依據，但在政治實踐中會造成危險，它會使沖突絕對化和永久化。

我的這個觀點其實是一種“老左派”的立場，就像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1996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的，“左派的政治規劃是普遍主義的：它是為了所有的人.左翼群眾的社會與政治運動的確是一種聯盟或群體同盟，但聯合他們的不是群體的特定目標，而是宏大而普遍性的事業，每個群體相信通過這一事業其特定的目標得以實現：民主、共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什么”。

目前美國的激進身份政治不僅是一個策略和工具，似乎已經變成目的本身，那么這就預示了兩個問題，一是對抗性政治的現況，第二個就是如何應對一個族群內部的多樣性。人的身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所以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面臨很多問題。就政治實踐的效果而言，如果身份政治過于強調自身的特殊性，外人無法理解，那么理性對話是無用的。因此，只有力量甚至暴力才能起作用，那么恰恰是占據支配地位的優勢階層更有“實力”，反而能夠在現實斗爭中壓倒弱勢的階層。當抗議運動只有吶喊而排斥對話說理，那么抗爭者反而會陷入失敗的絕境。我想這就是馬丁·路德·金為什么會重視論說的力量，并訴諸非暴力運動。

現在有研究者回顧民權運動的歷史，認為像馬爾卡姆·X（Malcolm X）主張的暴力抗議與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運動配合起來，才推動了1960年代的歷史進步。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歷史依據，但無論如何進步事業如果背離了馬丁·路德·金的原則，或者曼德拉倡導的精神，不只在道義上是可疑的，在實踐中也是威脅的。

吳：身份政治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其實不是一種左翼話語，在哲學上它也不是一種后結構主義話語。首先，它對身份就做了一個本質化的處理，當你建立在身份上的時候，不管你是黑人、女性還是無產者，你對自己的身份就不得不有一個本體論的認可。你首先要為自己做本質主義的辯護，證明你的身份何以重要，這是一種非常右翼的辯護姿態。

乍一看，“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是身份政治，而“所有命都攸關”（All Lives Matter）是公民政治。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黑命攸關”運動拒絕認同“所有命都重要”這種口號，其理由并非建立在身份政治上，而是建立在后結構主義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式的思想之上。拉克勞指出，特殊主義在領導權斗爭中恰恰不是僅僅代表特殊，而是代表普遍來發言。正是在這個框架中，今天“黑命攸關”運動的領導者們必須要強調黑人生命的重要性，因為當強調所有生命都重要的時候，這就變成一句人人都認同的“廢話”（cliché），然后這個討論也就不復存在了。

馬爾卡姆·X當年曾說過，當我們喝黑咖啡的時候，咖啡味太濃了，于是我們選擇加點奶油來化解咖啡味，但可怕的就是這層加上去的奶油。當下，這層奶油就是“所有命都重要”這種論述，沒有人會不同意這個說法，但這實際上也就取消了討論，不再有推進，不再有變化。所以，“黑命攸關”運動必須要保留那拒絕被白色奶油化 解的純“黑”——拒絕黑人被鎖喉殺害事件，被轉化成 “所有命都攸關”這種蒼白話語。

齊澤克（Slavoj ?i?ek）在參加“占據華爾街”運動集會時曾說：“我們今天要小心的不光是敵人，還有虛假的朋友。”今天“黑命攸關”運動也一樣，“虛假的朋友”也全情投身運動、很積極地站在這邊，但是實際上他們是改變黑咖啡的“奶油”——他們加入的方式其實恰恰是把事件所掀開的創口用“所有命都攸關”這張貼紙給貼起來了。因此，“所有命都攸關”式的公民政治，恰恰是“黑命攸關”的反面，而不是同盟軍。“黑命攸關”運動看似是身份政治，但這個身份恰恰是否定性的，是馬爾卡姆·X的“X”意義上的“無身份”——它可以被填入其他實定性內容，故此代表普遍在發言。

當然，激進政治比起公民政治來，弱點就在于它沒有奶油調解，味道太濃、太沖。今天美國社會有多少被壓抑的所謂“沉默大多數”其實是很反感、甚至堅決反對那咄咄逼人的“黑命攸關”運動。這個狀況，怒目金剛般的BLM抗爭者們看不到，也顧不上去看。就像劉擎老師說的，斗爭的絕對化沒有留下任何的平臺來給雙方妥協，去共同進步。對激進左翼來說，這場運動，包括撤掉警察局，代表了制度的改變，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擔心的是社會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的改變；這樣匆忙的轉變，甚至可能帶來霍布斯口中的前政治狀態，那種“徹底的混亂狀態（disorder）”。巴迪歐式事件是可能帶來希望與變革的空間，但肯定會付出代價，如電影《小丑》（Joker）中那種暴力景像，巴迪歐與齊澤克會堅持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但具體的政治運動，還是要考量整個社會所承擔的代價。

劉：是的，在當下突出強調黑人身份及其不利的處境，有完全正當合理的一面，就像疫情爆發的時候，首先要去搶救危重病人，如果有人說，所有的生命都要搶救，這句話似乎正確但變得不得要領。但另一面，我擔心BLM中激進性會妨礙更廣泛的跨種族的團結。以前我和一位朋友討論過，如果把運動的口號換作“黑命攸關，正如同所有的性命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 as all lives do！）”或者“所有人的性命都重要，黑人的命也不例外（All Lives Matter and Black Ones Do No Less！）”諸如此類會怎么樣呢？他認為這原則上是正確的，但錯失了重點。早年倡導“差異政治理論”的代表人物Iris M. Young認為，一個泛泛而論的普遍公民身份，無法辨析和凸顯最緊要的問題，這是重要的見解。但我想強調的是，身份政治運動要保持對普遍主義原則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像冠軍剛剛提到的拉克勞，他的伴侶墨菲（Chantal Mouffe）就反對把特殊主義的訴求作為政治目標。她認為所有左翼力量，包括黑人運動、女權運動等等應該聯合起來，來尋求人人平等自由的普遍主義目標。我相信，放棄這種普遍主義原則，BLM的運動無法獲得最基礎性的正當性論證。

許：身份政治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使得美國的各種族群、亞文化群體彼此之間發生了斷裂，整個政治共同體變得支離破碎，甚至發生了對抗。一個政治共同體，不僅存在著由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身份所構成的多元文化政治，但假如它要存在下去，同樣需要具有同一性的政治文化。美國最初的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是同構的、合一的。盎格魯·薩克遜獨特的新教文化傳統，鑄造了美國的立國精神，構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美國的新教文化，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一種產生于特定族群的文化政治，又是一種以全人類為指向的普遍主義文化。隨著來自不同種族和族群的移民加入，美國逐漸從盎格魯·薩克遜的單一族群轉變為一個多種族、多族群的國家，于是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發生了分離。如今的問題在于：究竟是以憲法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優先于以身份認同為背景的文化政治，還是各種文化政治優先于國家的政治文化？一個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身份的政治共同體，如何維持政治文化的同一性？

馬克·里拉所擔心的，正是美國立基的動搖、各種身份政治的對抗，最終將撕裂美國政治共同體的文化同一性，因此他要用公民共和主義來平衡文化多元主義。文化政治根植于多元的文化身份，卻訴諸政治權利，而政治文化來源于政治傳統，最終要落實為文化的同一性。文化與政治，彼此之間并沒有一條明確的界限。但兩者構成了“多元一體”的關系。所謂多元，乃是指公民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一體，是不同族群、宗教和文化身份的公民，所共享的政治文化。至今為止，美國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依然存在，為各種對抗的文化政治所承認，但繼續對抗下去呢？會不會總有一天撕裂美國？至少在今天，已經出現了“一套價值，各自表述”的競爭性對抗。顯然，身份政治需要一個必要的自我限制，那就是以不破壞政治文化的同一性為限度。

白：我覺得這種身份認同的政治從大的來講，是很危險的。因為身份認同的政治不斷強調小群體的認同，但同時反對強化國家認同的做法，比如國家的共同語言教育（在美國的英語教育），認為這是壓制小群體認同、甚至是專制的表現。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自由民主國家，如果天天強調的是國家內部各種小群體的認同，而反對國家認同，這個國家只能不斷分裂下去。

回到”黑命攸關”這個問題，當今黑人問題背后其實有兩個很重要的社會經濟變化。首先，黑人以前的受雇傭、工作的比例其實并不比白人低，但是他們中很多人是在南方從事勞動力密集的農業產業，收入是相對低下的。但是在1950年代，勞動密集的農業垮掉了以后，黑人就大規模地往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遷徙。

其次，黑人原本可以在大城市里面從事制造業工作，但是在美國的進一步的發展中，自動化讓很多黑人再次失業了。這樣的情況造就了在有著大量黑人的城市里，黑人的工作隨著自動化的發展而消失，造成了黑人的高失業率，而高失業率導致了高犯罪率。黑人的失業率、犯罪率升高；犯罪率升高，被警察虐待的數量也自然開始上升。這些問題的根源，當然是美國歷史上的種族主義、奴隸制。但在當代，這些問題其實更多是經濟問題。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以黑人的種族認同來描述這個問題的時候，恰恰把這個問題的實質給掩蓋住了，并且會導致人們用錯誤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我認為，現在的族群政治實際上是一個經濟政治的錯誤符號，而這種錯誤符號是現實存在的，也很難改變。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沿著種族這樣一個思路來尋求答案并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會讓問題變得更糟糕。

比如，以種族為基礎的各種平權運動，真正的受益者是黑人的中上產階級、乃至比較富裕的階層，他們受到了更多照顧，而這樣的照顧會讓白人感受到不公平，甚至加劇人們對黑人的歧視。同時，真正需要幫助的黑人（也就是窮人）并沒有得到幫助。所以我覺得把這樣一個以種族為符號的經濟問題當作純種族問題來解決，最終的結果會是適得其反的。

同時，我也覺得美國的問題很難解決。西歐、尤其是北歐福利國家的建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的窮人也是白人，所以幫助他們，會讓該國其他人覺得是幫助自己人。但在美國，幫助窮人成了幫助不同族群的人。這里缺乏一種團結（solidarity）。上面把這一問題用種族方式表達，只是讓這個問題變得更難解決。

即將來臨的美國大選和“黑命攸關”運動

許：白老師從身份政治看到了背后經濟結構的變遷給黑人帶來的困境，那么我們就轉向第三個問題。從背景來看，上次美國大選，特朗普打出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制造業再次強大。他最后之所以得勝，是因為他贏得了美國4個搖擺州底層的工人的支持。在這次反種族主義運動爆發后，民主黨開始借勢打身份政治的牌，而特朗普對BLM運動表現出非常強硬的立場，那么要請教三位，這場運動會對今年年底的美國大選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劉：我本來以為特朗普的總統生涯差不多要結束了，即便是現在，他連任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但是，這次運動也可能會對年底的美國大選帶來變數，當然也要看當前的抗議運動的走勢。可以做一個歷史類比，美國1960年代后期也出現過暴力抗議運動，結果是什么呢？是1968年尼克松選舉獲勝，他的競選口號就是“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在各大城市的反戰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地上演的時候，一個保守派的總統上臺是出人意料的。支持他的選民是所謂“被遺忘的人”，是在運動中看不見的人。這是左翼運動的一個歷史教訓，對今天的美國并非毫無相關性。

我們要看到，身份政治是一個危險的游戲，你能玩，你的對手也可以玩。美國歷史上最有名的身份政治運動是3K黨。特朗普在2016年的選舉中，實際上就借助了“白人身份政治”的力量。同時，這次運動中存在著暴力破壞的情況，這使得一些本來支持和同情抗議的人群產生了反感情緒。有些人認為，革命總要付出一些代價。但是，針對威脅迫害你的人使用暴力，和使用暴力搶砸商店是兩回事。這次抗議中受到沖擊的不只是有大公司，還包括開雜貨鋪、服裝店的小商人，有些還是其他少數族裔，他們可能會形成另一種身份政治，對抗議者表示反感。

對于總統選舉而言，最重要的是去爭取中間選民。因為特朗普有大約35%左右的鐵桿選民，無論發生什么都會支持他，也有大約35%左右的堅定反對者。所以決定選舉結果的就是30%的中間派。問題是這場運動會使中間派選民偏向哪一方？這是需要實證研究的。當然，這場運動有復雜的面向，我們看到有警察和抗議者并肩游行，但是也有發生警察射殺抗議者或者遭受抗議者槍擊的事件。總之，這次運動可能會帶來變數，說不定會增加特朗普連任的概論，雖然最終可能無濟于事。他連任失敗的可能性還是更大，但這次運動確實帶來了一些不確定性。

許：劉擎老師的分析很獨到。我的疑慮是現在美國共和黨內部也發生了分歧，不少共和黨的高層都出來公開和特朗普劃清界限。其中一部分是批評他在抗疫當中表現不力，但另一部分是對他在這次“黑命攸關”運動中的錯誤言論表示不滿。所以我有點懷疑特朗普是否真的能利用這次運動而獲利。

劉：補充一句，其實共和黨內部一直有反特朗普運動（Never Trump）, 去年還啟動了一個“林肯計劃”（Lincoln Project）來反對特朗普連任。其實特朗普其實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并不依靠共和黨內部的大佬或者建制派的支持。他的影響力來自他的選民基本盤，2016年的選舉，他利用了這個選民優勢綁架了共和黨。所以，出現反特朗普的共和黨人并不是一個新現象。

吳：我同意劉擎老師的觀點，即這次BLM運動會給大選帶來變數。我們可以看到民主黨在很努力地利用這次“黑命攸關”運動來爭取黑人選民的選票。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也害怕這次運動會做“過頭”，反而把更多的中間派推向共和黨。這就是民主黨所深陷的患得患失境況——他們想利用BLM運動，卻怕這個運動超出他們所劃定的范疇，反喪失更多中間派。而像特朗普這樣的游戲改變者，他根本不在乎中間派的支持，他的做法是把自己的邏輯用到極端。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做法也和他類似，他們都不追求中間派，而是專注于吸引那些認同他們的選民，這種做法反而沒有患得患失。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贊同劉擎老師的觀點，就大選而言，這次運動不一定會對特朗普不利。今天民主黨那種傳統政客式的、左右逢源的策略在當下反而是不利的——那種猶豫不決的方式，其實恰恰容易喪失那些中間派，面對特朗普這樣極端的政治策略，民主黨的方式反而是處處受制的。

還有一點，我認為特朗普對于很多底層選民而言，是一種父親的形象（father figure）。在特朗普的敘事里，他為被壓抑的人群發聲，為被欺負的人群發生。他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他有那種自信和承諾感。現在這樣沖突加劇的時候，特朗普恰恰觸到了那些被主流媒體忽略的心理需求。這也可能是為特朗普帶來變數的因素之一。

白：特朗普當年勝出，實際上輸了普選票，而只是靠了幾個關鍵州的很少的選票（razor thin）贏了選舉人票。他執政四年，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加強基本盤。這并不是總統選舉應該采取的做法，而是直播主播攬粉的做法（不要忘了，在當選總統前，特朗普最成功的經歷是在電視上扮演一個成功的商人）。但這種做法的代價很明顯，就是沒有擴大選民基礎。一些政策，本應讓他失去很多選民，但是多數其實被他政策傷害的傻乎乎的選民還要選他。但關鍵他要再次當選，一個也不能少。所以，他的政策讓他失去的（本應該更多的）選民，就非常關鍵。同時，當年希拉里很不招人喜歡，桑德斯與希拉里裂痕很深，很多桑德斯的支持者投給了特朗普，也有很多民主黨和獨立人士沒投票。拜登沒有招人討厭的問題，桑德斯與他關系良好，并在退選后誠懇地支持他。拜登的問題是選民積極度不高。但是，特朗普是幫他吹鼓選民的最好幫手。這種反川的熱情，只要不是桑德斯這樣的溫和派實在不好接受的人，都在那里。所以，理性分析，特朗普當選機遇本來就不高。

美國疫情的爆發乃至失控，打擊了美國經濟，讓特朗普失去了最根本的選民支持的根源。這場民權運動，進一步打擊了特朗普。所以，我覺得至少現在來看，他的敗勢極其明顯。至于剛剛兩位老師提到的理由，我覺得并不一定成立。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在這次抗議當中試圖學習當年也是在民權運動高漲中競選總統的尼克松，通過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來獲得所謂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的支持。但是，很多人指出，當初尼克松可以用此策略，是因為他是一個挑戰者，他可以指出當權者的錯誤。而特朗普自己是一個當權者，所以他沒法用法律與秩序去反對他人。同時，我們也看到這次運動的暴力部分迅速地平息了下來，且沒有激化的趨勢。拜登也堅持了溫和立場，沒有被激進一翼所裹挾。同時，特朗普想樹立起自己代表著法律和秩序的努力是失敗的。美國的軍隊明確站出來反對特朗普試圖利用軍隊壓制示威的做法。他手拿圣經跑到教堂門口照相，希望得到宗教人士的支持，但是為此暴力驅散和平示威者，社會上反彈很厲害，很多宗教人士都譴責他的做法。

當然，我自己做出這個預測也感到害怕，因為2016年的時候很多人也不認為特朗普能夠當選。我對此表示理解，但是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里，我認為特朗普應該不會當選。

然而，特朗普之所以第一次能當選，因為他觸及到美國的真正問題，就是在全球化、自動化、科技發展過程中，很多藍領階級沒有趕上發展的潮流。特朗普借種族化的話語煽動這個變化的受害者的支持而上臺，但是他給出了極端錯誤的解決方案。但我不覺得拜登有更好的解決辦法，這個問題現在也成為了整個西方世界，乃至人類要面對的根本問題。

（澎湃新聞記者 龔思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