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希臘人：戴著鐐銬的舞蹈

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標志著拜占庭帝國的滅亡。除了伊奧尼亞海、愛琴海上的部分島嶼以及伯羅奔尼撒半島主要受威尼斯人或熱那亞人統治之外，生活在希臘本土、小亞細亞地區以及巴爾干半島北部等地的希臘人均成為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臣民。

奧斯曼土耳其的統治特色是著名的“米利特”制度，即把非穆斯林臣民按照宗教區分開來并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因此希臘人以及其他信奉東正教的被統治者（如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等）都被劃分在東正教米利特之中，直接受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主教（又稱“牧首”）的管轄，而牧首向奧斯曼最高領導人蘇丹負責。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中，米利特似乎是一個開明的制度，但必須強調的是：米利特制度和今天的“宗教自由”或“民族平等”不是一個概念，雖然奧斯曼帝國承認東正教的合法地位，并名義上允許東正教徒保持其信仰，但希臘東正教徒始終被當作“二等公民”對待，沒有得到公平待遇和充分自由。

首先，奧斯曼帝國有著名的“血稅”政策（παιδομ?ζωμα），即把基督教徒家庭的男孩強制收編到蘇丹親軍中去。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一般強調這一政策有助于增強社會階層流動性，但實際上，“血稅”的本質更為殘酷，它源自于奧斯曼帝國購買戰俘以及奴隸的傳統。被強行征收的希臘東正教男孩小的只有6到10歲甚至更年幼，大的也只是十幾歲的少年。他們永別父母與家鄉，以奴隸的身份被帶到遙遠的君士坦丁堡，在被評估相貌、智商與能力之后，“上品”被留在蘇丹宮廷內侍奉，“中品”被分配給高級官員帕夏們，其余的則被發配到小亞細亞偏遠地區的官邸。所有的這些基督徒男孩都被強行改宗伊斯蘭教，改說土耳其語。“上品”的希臘男孩中有一部分會被送到專門學校接受最優良的教育，成年后在帝國行政系統中擔任要職，以幫助蘇丹制衡奧斯曼的貴族們。但更多的希臘男孩并沒有這么好的命運，未成年的他們必須對奧斯曼主人惟命是從，很多時候成了苦力，生活條件悲慘如牛馬。20歲之后，所有這些男孩回到君士坦丁堡成為蘇丹的親兵，而這時的他們很多已經被徹底洗腦，麻木而忠誠，最終被蘇丹被塑造成了他可以絕對信賴的統治工具和武器；當然也有少數仍然偷偷保持著基督教的信仰和希臘人的民族身份認同感。

這樣的“血稅”自然被希臘的東正教家庭深惡痛絕，但當奧斯曼官員們上門來征收兒子時，如果父母有任何反抗的舉動，那么他們的孩子會被當場吊死在自家的門楣上。因此，很多父母為了逃避血稅，有些故意給自己的孩子毀容，有些為此改宗伊斯蘭教，有些逃亡異鄉，躲避到奧斯曼土耳其人鞭長莫及的深山中，或移居到威尼斯人所控制的地區生活，也有少數揭竿而起，比如1705年，希臘北部拿烏薩地區的一百個村民殺死了前來征收男孩的奧斯曼土耳其軍隊，起義反抗帝國統治，但最終寡不敵眾，被殘酷鎮壓。到16世紀末，被強行收編的基督教孩子共有20萬之多。在17世紀中葉以后，由于奧斯曼貴族階層害怕蘇丹親兵力量太大而危及自身利益，極力反對血稅政策，基督徒奴隸親兵數量這才逐漸減弱，直到18世紀中葉沒落。

奧斯曼的米利特制度并不能像今天的國家機器那樣有效運轉，蘇丹在地方上只能采取松散的封建統治，因此希臘人境遇的好壞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當地土耳其帕夏的手中，而這些帕夏往往并不仁慈也絕不清廉。一個普通的希臘人要負擔帝國的各種苛捐雜稅，還必須因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交付一種特別的人頭稅（jizya），如果他想在奧斯曼社會獲得比較高的地位，那么他或者改宗伊斯蘭教以獲得奧斯曼帝國完全的公民身份，或者成為帝國稅吏等基層官員——而這些稅吏狐假虎威，貪污腐敗，很快就在希臘民眾中敗壞了名聲。

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希臘的城鎮進一步凋敝，文化創造力大幅減弱——這與同時期威尼斯統治下希臘地區形成了鮮明對比。比如，克里特島在1211-1669年威尼斯人殖民地時期出現了“克里特文藝復興”，貿易繁榮，經濟昌盛，涌現出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開創了近現代希臘文學的先河；而當1669年該島被奧斯曼人征服之后，當地文學就立刻進入了冰河期。

當然，一些希臘人仍然在奧斯曼統治下活出了精彩：首先是在希臘本土逐漸出現了一個與奧斯曼地方官員合作進行統治的希臘新貴階層，其最主要工作是保證當地希臘人能順從地向帝國繳納足夠的稅金。另外，在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出現了一個被稱為“法那爾希臘人”（Φαναρι?τε?）的階層，他們依靠商業發家致富，聚居在東正教主教座堂所在的法那爾區，因此得名。由于經商需要以及希臘人重視教育的傳統，他們的家族成員都受到優良的教育并精通多門語言。17世紀，當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擴張遇到困難而需要外交手段解決時，蘇丹發現竟沒有一個會說流利歐洲語言的奧斯曼土耳其貴族，因此不得不從法那爾希臘人中挑選人才，就這樣，君士坦丁堡的法那爾希臘人成為了奧斯曼帝國在外交上的“翻譯官”，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逐漸擴大。另外，18世紀以后希臘人在航海上的傳統優勢也逐漸彰顯，他們承擔了奧斯曼帝國境內以及與西歐貿易往來的海上運輸，并且在英法兩大勢力爭奪海上霸權的夾縫中撈到了一杯羹，不但孕育出了一個富裕的希臘船主階層，更奠定了日后希臘在國際航運業的地位。

奧斯曼時期的東正教會：妥協，堅持，斗爭

東正教在奧斯曼帝國是被蘇丹所承認的合法宗教，東正教米利特的首領——即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又稱“牧首”）——也仍然在君士坦丁堡駐扎。在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之前，牧首的主教座堂是著名的圣索菲亞大教堂，但它在奧斯曼時期被改作了清真寺，因此牧首駐地搬到了圣喬治主教座堂，東正教牧首就在這里為蘇丹管理東正教徒的稅收、審理案件以及開辦學校，而如果東正教徒發生反抗行為，那么牧首也要接受蘇丹的懲罰甚至是死刑。

在奧斯曼時期，牧首至始至終都沒有鼓勵東正教信徒反抗奧斯曼的統治。這種“妥協”出于幾方面的原因。首先，彼時的希臘人普遍認為：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以及統治是上帝的旨意，旨在懲罰自己犯下的罪惡。其次，當時還并未興起近現代的民族主義觀念，相對于民族獨立或社會地位平等，時人更看重的是靈魂得到救贖，因此既然奧斯曼帝國容許東正教會繼續其宗教生活，部分保證了東正教徒靈魂得救的渠道暢通，那么東正教牧首、教會以及信徒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奧斯曼的統治。另外，東正教牧首的人選主要來自于上文提及的“法那爾希臘人”階層，牧首的選舉名義上是教會內部的教會會議來自主進行的，但實際上受到蘇丹意志的很大影響，因此大多數牧首都聽命于蘇丹。比如在15世紀到18世紀，奧斯曼帝國與威尼斯共和國屢屢在希臘本土發生戰爭，爭奪這塊肥肉，而牧首往往都站在奧斯曼帝國的立場，奉勸希臘人不要幫助西歐的天主教徒，宣揚后者可能是更危險的敵人。

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以后，小亞細亞地區的東正教人口從本來的多數民族變成了少數名族，教區萎縮，教堂紛紛改成了清真寺，東正教的中心因而逐漸從小亞細亞轉到了希臘本土以及斯拉夫人集中的巴爾干半島。希臘本土的社會生活在奧斯曼帝國長達四百年的統治下是圍繞著教堂這個中軸而展開的。雖然當時的希臘人絕大多數都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對于深奧的神學理論更是一竅不通，但其主流群體卻始終堅守自己的東正教信仰，其所依靠的“信仰之錨”就是“傳統”，也就是從使徒保羅在希臘傳教那一刻、被一代一代希臘人小心傳承下來、十幾個世紀未變的傳統。他們并不會自稱“東正教徒”，而只以“基督徒”來稱呼自己。在他們心中，身為“基督徒”，意味著你不是奧斯曼土耳其人、不是猶太人，也不是西歐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身為“基督徒”，意味著你說希臘語，意味著你在村子廣場上的教堂做禮拜，慶祝主顯節、復活節、圣靈降臨節、圣母帡幪節、圣誕節等等節日，意味著你在該守齋的日子里守齋，意味著你在村里的教堂結婚、給你剛出生的孩子受洗禮、舉行你的葬禮，意味著你家的墻上里掛著圣像，尤其是圣母像——對你而言，她是你慈愛的母親，是你家的保護者，是你在疾病或災難時和你跪在一起祈禱的人。

復活節（Το Π?σχα）是東正教最重要的節日，也是今天希臘人最隆重慶祝的節日。“復活節”在希臘語里與猶太人的“逾越節”是同一個詞，因為正是在這個節期耶穌基督復活了。有心人可能會注意到：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的復活節不是同一天，那是因為天主教會今天使用的是公歷“格里高歷”，而東正教會仍然保持古代傳統，使用的是陰歷“儒略歷”，因此東正教會的復活節就和中國的春節一樣，每年的日期有所不同。復活節雖然嚴格來說只有一天，但其整個節期很漫長。復活節前的四十天，東正教徒開始守齋，紀念耶穌禁食40天；從“棕櫚主日”到復活節周日的這個星期被稱為“圣周”，東正教徒們仿佛跟隨著彼時的耶穌，一天天、一步步地走向十字架，直到圣周五耶穌受難日，教堂響起綿延的哀悼的鐘聲，信徒們的哀慟也到達了頂點。

“傳統”得以傳承的一個重要渠道就是學校。東正教徒的教育是由牧首所管理的，1454年，東正教牧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希臘人自己的最高學府“法那爾希臘正教學院”，它是一個世俗的綜合性大學，所授科目包括科學、文學、神學等等，其教學水準媲美當時西歐的著名大學，不僅吸引了希臘學生，也培養了其他東正教民族的求學者，甚至一些土耳其貴族子弟都慕名而來。

對于遠離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本土教育，牧首則往往鞭長莫及，同時在財力上也捉襟見肘，因此希臘各地的學校主要由當地社區自行解決，很多情況下都是神父利用教堂的空間開授小型的“家教培訓班”，基本教材就是圣經，學習科目就是希臘語和東正教教義。后人因這種教學形式而發明了“秘密學校”（Κρυφ? σχολε?ο）這個名詞，認為當時的東正教會利用這樣的授課宣傳了希臘反抗奴役、追求獨立的精神——是否播撒了革命的火種并沒有史料證實，但奧斯曼帝國時期希臘東正教會對于希臘語和信仰傳承方面做出的工作是確實存在的。

雖然牧首與蘇丹的合作是主流，但希臘人對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的反抗時有發生，而這樣的反抗往往都有地方教會的參與支持甚至領導。比如16世紀末在希臘西北部伊庇魯斯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的反土起義，年富力強的主教阿沙納希奧斯組織起了1300多人的起義軍，并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多方奔走，募集武器等裝備。17世紀初在希臘中部的色薩利地區也先后爆發了兩次反抗奧斯曼統治的起義，組織者也都是當地的大主教迪奧尼索斯。1611年9月初的第二次起義中，他帶領一千多個農民和牧民手持棍棒和農具起事，高喊著“求主憐憫”的禱文，包圍了當地帕夏的宅邸，但很快就被鎮壓，迪奧尼索斯大主教在廣場上當眾被折磨致死，死后又被殘忍剝皮，與85個起義領袖的頭顱一起被運到君士坦丁堡，扔在了蘇丹的馬廄里。

到了18世紀，受到西歐啟蒙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普通希臘民眾產生了民族獨立的意識，而這樣的意識與東正教徒的身份又是緊密相連的，當時的一個口號很具有代表性：“成為一個對同胞對祖國（希臘）有用的好基督徒”。正是在這種精神的號召下，希臘各地反抗奧斯曼的起義絡繹不絕。

19世紀初，一場追求希臘民族獨立的戰爭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秘密醞釀，而其組織工作與當地的東正教會密不可分。來自各個階層的革命領袖經常在當地的各個修道院中開會商議、逃避奧斯曼官方的追捕、隱藏軍火與人力；很多教會的高層和底層人士都直接參加了起義的組織領導。1821年3月21日復活節前一天，希臘獨立戰爭的第一槍終于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打響了。25日，也就是復活節后的第一個星期三，在當地的圣拉孚拉修道院舉行禮拜儀式后，大主教日耳曼諾斯三世正式宣布希臘獨立戰爭開始，并且祝福了革命領導者們手中所持的獨立戰爭之旗。

希臘獨立戰爭的領袖們中就包括了一位傳奇性的教士“福雷薩神父”（Παπαφλ?σσα?）。他出身底層，28歲成為修道士，為了維護修道院的財產而與當地的土耳其官員發生沖突，不得不只身逃亡。30歲時，他在君士坦丁堡加入了希臘的秘密組織“友誼社”，該組織旨在推翻奧斯曼對希臘的奴役、實現希臘民族國家的獨立。1820年底，福雷薩神父偷運革命資金和武器，歷經險阻來到伯羅奔尼撒參加起義軍；在其后的幾年中，他擔任革命軍中的領導職務，在窮苦農民中的號召力尤其大；1825年5月，他最終在抵抗奧斯曼軍隊的戰斗中犧牲。

對于希臘本土轟轟烈烈的民族獨立運動，當時的東正教牧首格里高利五世其實并不支持。他與蘇丹的關系很和睦，對于法國大革命傳來的一系列新思想也不敢茍同，同時他又要保護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大批希臘人不被牽連，所以他長期反對希臘人進行反抗起義。然而，牧首要為所有東正教徒的叛亂行為負責，因此當伯羅奔尼撒半島起事的消息傳到了君士坦丁堡，蘇丹立刻決定懲罰無辜的牧首。3月22日復活節當天，格里高利五世剛剛在圣喬治教堂主持舉行了復活節的禮拜儀式，就被土耳其人直接從教堂里拉了出去，當場吊死在教堂的大門口，其尸首被懸掛了兩天。蘇丹又命令處死一些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德高望重的希臘人，以殺雞儆猴；更大的報復性屠殺則發生在希臘人聚居的名城士麥那（Izmir），甚至連婦孺都無法幸免。但是，無論如何，奧斯曼帝國此時已經無法阻止希臘的民族獨立戰爭了。

從1453年至1832年希臘正式獨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希臘長達四個世紀，希臘人的身份認同在異族異教的統治下“威武不能屈”，這與深深扎根于其心中的東正教信仰密不可分。然而，希臘在19世紀建國之后仍然命運多舛，這個愛琴海畔的小小國度如何才能在險惡的20世紀歷史風暴中幸存下來呢？這又是一個值得講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