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宋君臣把婦女作為交易的籌碼，但父家長制仍希望婦女以死殉國，多發(fā)的性暴力導致貞節(jié)觀的強化。“靖康之難”是宋代貞節(jié)觀變化的關(guān)鍵節(jié)點。

除皇室妃嬪、公主之外，在“靖康之難”中還有更廣泛的女性人群遭受到性暴力，本文試圖了解宋代社會對這些受害者的態(tài)度，并觀察“靖康之難”對社會性別觀嬗變的影響。

廣義的“靖康之難”從北宋末延續(xù)到南宋初，使更多的婦女慘遭性暴力的荼毒。東京第一次被圍，諫議大夫楊時謂：“臣聞金人之去欲未厭，成安一縣驅(qū)掠女子二千余人。”建炎二年（1128）二月“四日，賊至瓜州，貴賤未渡江者十有五六，賊既緊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幾何也。婦女被驅(qū)虜，愿死不去，有虜而去者，又不知其幾何也”。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建康（今南京）陷，金人取城中女，明年五月丙午再入城，“凡驅(qū)而與俱者十之五”，被驅(qū)者主要是年輕女性。

《宋史·列女傳》記載38位婦女的事跡，其中10位死于“靖康之難”，9位死于南宋末，還有8位婦女死于北南宋中期的兵變賊亂。清編《古今圖書集成》，《閨烈部》記宋122名烈女，主要依據(jù)地方志補入。其中，74人死于戰(zhàn)亂，81人因性暴力而死。按時間計，北宋烈女24名，死于“靖康之難”者25名，則“靖康之難”的烈女人數(shù)已超過北宋總和，余73名皆死于“靖康之難”后的南宋，其中有29名死于宋末與蒙古人的戰(zhàn)爭。

《宋史·列女傳》記載的烈女只是冰山一角，但寥寥幾筆仍能看出實況與寫作者的心態(tài)。

首先，試考察戰(zhàn)爭中被害女子死亡的原因，絕大部分都宣稱是抵抗性暴力而死。烈女書寫常見女人救公婆、丈夫和父兄，但無論如何，仍必須以死保貞。王袤夫妻被金人俘獲，妻趙氏救夫被殺；榮氏救姑被賊執(zhí)，“榮厲聲詬罵，遂遇害”。丁國兵妻求盜釋夫后自殺；紹興初詹氏女以身贖家人命，待父兄走遠躍水死。

其次，試考察對婦女的加害者。令人意外的是，在戰(zhàn)亂中婦女往往遭到本族男性的性暴力。《古今圖書集成·閨烈部》所記戰(zhàn)亂中死的74例宋烈女，遭金人或蒙古人性暴力的分別為6起與26起；《宋史·列女傳》中死于“靖康之難”的10位婦女，倒有8例是被宋兵匪強暴殺害的。本族亂兵盜賊對女性同樣殘暴，要求女性為國殉節(jié)，便顯得尤其虛偽。

圖4為山西高平開化寺宋壁畫中華色比丘尼變相局部。原故事說華色比丘尼先后三嫁，為強盜逼娶，皈依佛法方得救。與敦煌莫高窟的同題材唐畫相比，唐畫著重描寫華色幾次婚姻的不幸，而宋畫將重點置于強盜逼娶的部分。經(jīng)考證壁畫繪于北宋，故事亦忠于佛經(jīng)，而畫面描繪出現(xiàn)實的情境：婦女上身半裸，面前放著被殺的嬰兒，強盜成群結(jié)伙，翻墻入室。

再次，試看烈女的出身。統(tǒng)計下來，烈女的出身主要還是平民。如上所述，遇難時上層女性未必更勇于誓死守貞，但史家在記載官宦之家女子時，表現(xiàn)出鮮明的士大夫榮譽觀。如記師氏，不惜筆墨記其父師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在朝時如何剛正。師氏“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又死于賊張遇的榮氏，史官亦特別說明她自幼讀《論語》等，故能舍生取義。強調(diào)烈女出身，應(yīng)為激勵士大夫家族的婦女。

最后，細閱烈女記載的書寫方式。其間常見“辱”與“死”二字，幾乎每個故事都有大罵激怒敵方的橋段，或臨死前有正義凜然的斥責，這與筆記所載的真實情形適成鮮明對照。史家強調(diào)的是：好女人應(yīng)在被性侵之前自殺或被殺。這些故事喜歡渲染女性死時的慘烈，如項氏“斷指而死”；貢士歐陽希文妻廖氏被“斷其耳與臂”；還有許多被斬首、被充作軍糧等血淋淋的記載，并強調(diào)慘烈犧牲都是女性自愿選擇的，即女人必須及時以死保清白。這每每使人想起靖康之難的女俘。烈女書寫又籠罩一層神異的色彩。如林老女遇害“越三日面如生”；王氏二婦為金人俘投江死，“尸皆浮出不壞”；又某烈女“尸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干，睛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作者想說明烈女雖死猶生。

由此可見，“靖康之難”是貞婦烈女激增的關(guān)鍵節(jié)點，戰(zhàn)亂中的性暴力是導致婦女死亡的主要因素。

士大夫提倡節(jié)烈觀之影響

“靖康之難”帶來對婦女的性暴力，婦女的守貞問題得到廣泛的關(guān)注。

北宋末為趙氏殉死的士大夫并不多，對婦女貞節(jié)的提倡原帶有激勵士大夫的目的。南宋初，“有言用兵以來仗節(jié)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jié)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勵節(jié)義之一端也”。南康軍有賢女浦，傳說北宋女子劉氏誓不再嫁自沉江浦。汪革賦詩云：“女子能留身后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呂本中詩曰：“時經(jīng)喪亂后，世不聞堅貞。烈士久喪節(jié)，丈夫多敗盟。寧聞閨房秀，感義不偷生。窮荒禮法在，尚此留佳聲。”陳亮亦在烈女傳后嘆曰：“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然而，忠君的效果十分可疑，婦女的貞節(jié)觀卻得到加強。

文獻稱北宋對貞烈婦女的旌表并不經(jīng)常：自乾興至治平五十年間義烈婦女僅十數(shù)人載于史，烈女“湮沒而不傳者蓋有之矣。”南宋實行三年一次的旌表，馬廷鸞曰：“應(yīng)義夫節(jié)婦、孝子順孫事狀顯著者，具明聞奏，加之旌擢，恩施甚厚，三歲一下，如寒暑之不移。”地方志載：宋觀察使劉虎死，其妻王氏及子媳、孫媳兩郝氏守節(jié)，三世節(jié)婦得到歷朝的旌表。可見地方上已形成相應(yīng)的制度。

南宋以后所鼓吹的貞節(jié)觀更趨于嚴苛。建炎三年春，亂兵掠臨淮縣，王宣妻 “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臥不起，眾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為所害。”又紹興九年，涂端友妻陳氏為盜所執(zhí)，數(shù)日后族黨出資贖歸，陳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qū)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絶，竟死之。”可見，社會輿論認為，被俘婦女已無貞節(jié)可言。

陳亮所撰《二列女傳》更耐人尋昧：永康大姓女杜氏，生而端麗。宣和二年（1120）冬，當?shù)睾贩顺藖y逼杜家交出其女，其家“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這個故事令人想起靖康之難的皇室交易。 陳亮說，杜氏浴后妝畢從容就死，將套繩圈時才發(fā)現(xiàn)頭冠太大，只好取下頭冠，將繩圈掛在頸上，然后整發(fā)戴好頭冠，再懸梁自盡。

圖5宋墓壁畫梳妝圖可見北宋婦女所戴團冠。也許杜氏當時就是戴著這類較大型的頭冠吧？為此，陳亮嘆道：“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jié)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 然而，次年官軍捕賊，又乘勢抄掠，永康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zhí)，長女為殺，“次女竟污焉。后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可見，被強暴的婦女劫后亦無生理。

貞節(jié)觀走向嚴苛，與理學的興起和發(fā)展成正比關(guān)系。

北宋時理學家便十分注重女德教育。司馬光力主女子讀《列女傳》、《女戒》之類，“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zhí)俗樂，殊非所宜也。”張載女兒出嫁前，他親為女兒撰《女誡》注釋，后為許多啟蒙教材收入。南宋以后理學家更關(guān)心女學用書，朱熹曾親手校刊女教書籍，印成后四處贈人，“以廣其傳，亦深有補于世教。”還曾打算重編女教用書。呂祖謙在信中說：“《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于世教，往在嚴陵刊《閫范》，亦是此意。”

反對女子學詩學藝的意見在南宋似得到更多的認可。陸游曰：孫氏“幼有淑質(zhì)，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余歳，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相形之下，李清照被攻擊集中于傳說中的改嫁。《直齋書錄解題》評曰：“元祐名士格非文叔之女，嫁東武趙明誠德甫，晚歲頗失節(jié)。”《郡齋讀書志》亦曰：“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趙誠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然無檢操晚節(jié)，流落江湖間以卒。”學術(shù)界頗有為李清照辯者，其實不管清照改嫁是否為真，已證明鄙視改嫁婦女的社會輿論是真的。

北宋時的烈女在南宋更得到大力提倡。鄂州江夏民婦張氏，為拒惡少強暴被割喉而死，當時“詔封旌徳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一百多年后，其墓沒于荒草之中，羅愿為知州，復為其立祠設(shè)祭，祭文教育男子節(jié)欲，卻強調(diào)女性應(yīng)寧死不從。

南宋士大夫亦積極表彰守節(jié)寡婦。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知南康軍，推崇“嫠婦陳氏,守節(jié)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張九成的續(xù)弦馬氏先適義烏吳氏，丈夫死后改嫁九成，九成記錄馬氏舊姑龔氏守節(jié)撫孤事，為其撰墓志銘，令馬氏十分慚愧。

宋史界一度有不少論文認為宋代婦女再婚十分普遍，理學家提倡的貞節(jié)至南宋中晚期也未改變社會風氣。但一個時代的婚姻還是要看整體狀況。臺灣學者柳立言指出，宋士大夫妻女之再嫁不超過十例，其余五十個例子也真假參半，而有更多的史料說明名門婦女多守節(jié)。如王安石“擇婿嫁媳”之事，便帶有明顯的攻擊王氏口吻，而那條史料本身正說明再嫁的女子名聲不好。

此外，還應(yīng)該看一個時代的總體走向，即南宋是否比北宋更重貞節(jié)。程頤力主士大夫不能娶孀婦為妻：“‘若取失節(jié)者以配身，是己失節(jié)也。’”同時論道：“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南宋后程頤名言影響極廣。高宗時謝泌妻侯氏年輕守寡，曰“寧貧以養(yǎng)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元大徳十年（1306）溧陽士人外出不返，有人逼其妻私通，“婦答曰：‘餓死與病死等耳，我寧餓死，不忍以非禮辱吾身。’”終守節(jié)餓死。

南宋以后出現(xiàn)更多的新婚或未婚婦女守貞現(xiàn)象。第一類是剛?cè)腴T即為夫守節(jié)。如司馬光后人司馬夢求“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門曰‘節(jié)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為后。”。第二類是許嫁守貞，如于潛縣劉氏許嫁同里進士凌大淵，已請期而凌卒，劉氏守貞，立夫兄子為繼子，“寶祐間，縣令呂沆聞而嘉之，為表其居曰‘烈女坊’。” 第三類為未婚養(yǎng)子的貞女。如承節(jié)郎余祐之“生三年并失父母，（養(yǎng)母）顧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鄉(xiāng)父老上其節(jié)行于朝，未及封而死。”

宋末元初是又一個烈女頻出的時期。紹定三年（1230年），元軍屠興元，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干辦公事劉當可母王氏“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仆五人咸及于難”。德祐二年（1276）元兵圍潭州，知州李芾“闔門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舉家自焚”。忠臣舉火之際，當然不會征詢女人的意見，女眷往往屬于“被自殺”。元陶宗儀曾以專章記載南宋末婦女自殺殉節(jié)的故事，如蒙古兵攻入杭，“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首懸全后寓所。”又臺州臨海民婦王氏為抵抗蒙古兵的性暴力，跳崖前嚙指作血詩于石上，據(jù)稱八九十年后血字尚見。又岳州城破時韓氏被俘赴水死，練裙中題有長詩。“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投水死，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上。從宋至元，士大夫熱心傳播這些故事，為她們樹碑立祠。元陶宗儀曰：“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jié)若此數(shù)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

宋祥興二年（1279）二月，南宋小朝廷退至崖山，陸秀夫負帝昺“投海中，后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萬人”。十余萬人中應(yīng)有不少是下層宮人。集體自殺的行為在北宋亡國時罕見，我們又一次看到北南宋的不同。

董家遵曾據(jù)《古今圖書集成》統(tǒng)計，上古至唐末烈女為90人，宋激增至122人，遼5人，金28人，元至383人，明8688人，清為2841人。董先生曰：“自周秦至五代約有2000余年的歷史，宋代一代則只300余年的時間，以300年比2000余年，其節(jié)婦人數(shù)反多至一倍，可知宋代貞操觀念的突飛猛進。烈女的人數(shù)之演進的動向和節(jié)婦情形幾乎一樣。”可見，在貞節(jié)觀的發(fā)展過程中，宋代是一個關(guān)鍵節(jié)點。

筆者根本不想也不能譴責“靖康之難”中女性受難者的選擇，而僅僅想揭示出“靖康恥”中難言的部分。統(tǒng)治者自毀江山社稷，一旦兵臨城下，卻只會用女色和財物換取茍延殘喘，又有什么權(quán)利要求婦女為他們殉節(jié)？何況兩宋戰(zhàn)亂頻仍，婦女不但受到外族士兵的性侵，而且更容易受到本朝潰兵和亂民的侮辱，加害者如此眾多，以致難以防備。一場“靖康之難”，并沒有提高士大夫忠君報國的境界，而為父、夫獻身的觀念卻被女性廣泛接受，使貞節(jié)觀從此強化，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由歷史教訓可見，貞節(jié)愛國沒有任何意義，鼓勵女性以死抗拒性侵的說教，是非常怯懦與卑鄙的。

[注：本文原題為《何謂“靖康恥”——“靖康之難”性暴力對宋代社會性別觀的影響》，首發(fā)于《史林》2020年第1期。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登，作者對原文做了改寫，分上、下兩篇發(fā)布，此為下篇，注釋從略。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圖像史料的宋代女性文化研究》（編號17BZS04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