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的淡水湖里生活著一種白化蠑螈，有一陣子，這個物種吸引了動物學家和研究動物演化的學者的注意。那些有機會在水族館中觀察過這種蠑螈的人，會為它的幼兒的、幾近于胎兒的外表而感到震驚。它相對巨大的腦袋，沒入了它的身體，它的皮膚是乳白色的，在口鼻上和持續活動的鰓周圍隱約有灰色的和鮮艷的藍色、粉色的花紋；它的細足前端是花瓣形的肉掌。

白化蠑螈

起初墨西哥鈍口螈被分類為一個終生維持一些兩棲動物的幼體階段特有的典型特征（比如用鰓呼吸和水生環境）的獨特物種。盡管有著幼體的外表，但它完全具有繁殖能力這個事實，無疑證明了它是一個自主的物種。直到后來，一系列的實驗才表明，在這個小蠑螈身上施用甲狀腺激素，就能引發兩棲動物的正常的變態。于是，它失去了它的鰓，并且，在發展肺呼吸的同時，它也結束了它的水生生活，并發展成虎紋鈍口螈（Ambystoma tigrinum）的成年實例。這些環境可能誘使人們把墨西哥鈍口螈分類為演化的退化的一個案例，分類為在為生存而進行的斗爭的一次失敗，這個失敗使蠑螈放棄了它的存在的陸生部分，并無限地延長了它的幼體狀態。但近來，恰恰是這種執拗的幼體主義（幼體性熟或幼態持續），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解人類演化的鑰匙。

現在，人們認為，人不是從個體的成年體，而是從靈長類動物的幼體（就像墨西哥鈍口螈那樣，這個幼體早熟地獲得了生殖能力）演化而來的。這將解釋人那些形態學上的特征，從枕骨腔的位置到耳郭的形狀，從無毛發的皮膚到手腳的結構，這些特征與成年的類人猿不一致，卻符合類人猿胎兒的特征。在靈長類動物身上是暫時性的特征，在人身上變成了最終的結果，這因此而以某種方式，在血與骨中，形成了一個永恒的孩童。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假設還支持一種新的、理解語言和體外傳統的整個領域［后者比任何基因印記都更稱得上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特征，但直到現在，科學看起來都還在本質上缺乏理解它的能力］的進路。

讓我們試著想象一個幼兒，和墨西哥鈍口螈不一樣，它不僅維持了它的幼體環境，保留了它不成熟的形式，而且，可以說，它還如此徹底地被拋給了它自己的幼兒狀態，它的細胞的特化程度是如此之低而全能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為了堅持它的不成熟和無助，而拒絕一切特定的命運和一切確定的環境。動物不關心它們不被銘寫在其生殖腺中的體細胞的可能性；與人們可能的想法相反，它們才一點兒也不關注這個必死的東西（體細胞是每個個體身上無論如何注定要死的東西）呢，它們只發展固定在基因代碼中的那些無限可重復的可能性。它們只注意規律——只注意被寫（在基因里）的東西。

另一方面，幼態持續的幼兒，則會發現自己處于這樣的境況：他有能力注意未被寫下的東西、任意的和不被編碼的體細胞的可能性；在他的幼兒的全能性中，他會狂喜地被壓倒，被拋出自己——不像其他生物那樣被拋入一個特定的冒險或緩解，而是第一次，被拋入一個世界。他會真的聆聽存在。他的聲音依然不受一切基因的成規的束縛，并且他絕對無物可說或表達，作為自成一類的動物，他可以像亞當一樣，用他的語言命名萬物。在命名中，人與幼兒期聯系起來了，他永遠與一種超越一切特定的命運和一切基因的召命的開放關聯。

但這個開放，這個在存在中的呆若木雞的停留，不是一個在某種意義上和他有關的事件。事實上，它甚至不是一個事件，某種可以在體內記錄，并在基因的記憶中習得的東西；相反，它是某種必須保持絕對外在的東西，是和他有關的“無”，和因為這樣而只能被交給遺忘——也就是說，只能被交給一種體外的記憶和一個傳統——的東西。對他來說，問題在于準確地想起“無”：在他身上發生或自我顯現的“無”。但這個“無”，作為“無”，也先于一切在場和一切記憶。這就是為什么在傳遞任何知識或傳統之前，人必然得先傳遞這個無思（svagatezza）本身、這個不定的開放本身——在這個無思、這個開放中，像具體的歷史傳統那樣的東西才變得可能。我們也可以用這樣一種看起來瑣碎的論證來表達這點：在親自傳遞某物之前，人必須首先傳遞語言。（這也就是為什么一個成年人不可能再去學習說話；第一次進入語言的是孩童，而不是成人，而盡管智人有四萬年的歷史，他最屬人的特征——習得語言——也依然與一種幼兒境況和一種外在性牢牢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誰，只要他相信特定的命運，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地說話。）

真正的靈性和文化不會忘記人的語言這個原初的、幼兒的召命；而那種為傳遞不朽的、編碼的價值（在這樣的價值中，幼體持續的開放，在一個特定的傳統中，再次關閉了）而模仿自然的生殖腺的嘗試，恰恰是墮落的文化的特征。事實上，如果說有什么把人的傳統和基因代碼的傳統區分開的話，那么，區分二者的確切來說正是這個事實，即，人的傳統想要拯救的，不只是可拯救的東西（物種的本質特征），還有那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被拯救的東西，那反而已經丟失的東西；或者這么說更好，那被當作一個特定的屬性來占有，卻恰恰因此而不可遺忘的東西，也就是說，存在，幼兒的體細胞的開放——只有世界，只有語言，才配得上它。理念和本質想拯救的是現象，那曾經存在的不可重復的東西；而最符合邏各斯的目的的，不是保存物種，而是復活肉體。

在我們內部的某個地方，那個漫不經心的幼態持續的孩童，還在繼續著他的王的游戲。正是他的游戲，給了我們時間，使那永不落幕的開放對我們保持微開的狀態。而大地上各色的人和語言，都以各自的方式，為保存和抑制——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就在多大程度上推遲——而看守著那個開放。各種各樣的民族和那許許多多的歷史的語言都是虛假的召命，在它們的召喚下，人試圖對他不可容忍的聲音的缺失做出回應；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它們（人的這些嘗試）是注定沒有結果的，試圖把握不可把握的東西，變成——這個永恒的孩童——大人的嘗試。只有在那一天，當原初的幼兒的開放真正地、令人眩暈地如是地被把握的時候，當時間終于完成的時候，人才最終有能力建構一種普世的、不再延遲的歷史和語言，并停止他們在各種傳統中的徘徊。這個人類對幼兒體細胞的真正回憶被稱為思想——也就是，政治。

本文節選自[意]吉奧喬·阿甘本著，王立秋譯，《散文的理念》，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