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老師。2020年6月19日凌晨四時四十八分，叔叔仙逝于上海新華醫院。幾天前到醫院探望，他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嘴巴不停地蠕動著，卻發不出聲。想起每年節日聊天時他的談笑風生，一時不免傷痛不已。不意此次告辭，竟成今生永別！

一、“壞運氣”和“好運氣”

逸麟叔叔（下或簡稱叔叔）出生于1935年8月31日，很長時期里，我們都認為他是堂叔。其實他與家父是胞兄弟，祖父鄒精如（梅蓀）和祖母懷上逸麟已經是第七胎了，而三十一歲的三阿公鄒星如（即祖父的三弟）的太太張氏仍未有孕，因此由曾外婆在祖母尚未分娩前做主，不論男女，即過繼給三阿公。

叔叔1946年小學畢業，進入膠州路上的金科中學，這是一所天主教會辦的私立中學，校內有教堂，同學中教徒的比例比較高，校長是龔品梅。2015年7月我和叔叔一起參加由澳門科技大學主辦的第二屆“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國際研討會，其間參觀圣若瑟修院，他在龔氏遺像前久久佇立。1949年后金科中學改名江寧中學，后并入我就讀的七一中學。

父母親說逸麟叔叔小時候特別會講故事，講起來有聲有色。他當時的理想就是三五同道，一起編一本同仁刊物，揮斥方遒。1952年高中畢業，他填報的第一志愿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結果是錄取在第三志愿。也許正是因為父親與逸麟叔叔系胞兄弟，在眾多的叔輩中，他與我家的交往較之其他叔輩要頻繁。叔叔家小我一歲的兒子思廉，中學時期和我一起學畫，思廉聰明異常，寫一手漂亮的硬筆書法，后來追隨上海著名的水彩畫家查壽興學水彩畫，所畫《瓶花》《歐洲小鎮》等，頗受好評。但天妒英才，思廉未能活過六十歲。思廉和妹妹潔瓊的去世，是叔叔晚年最為悲傷的一件事。

小時候最喜歡聽叔叔天南地北地侃大山，他的幽默、風趣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山東大學讀書時，他將食堂里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飯稱為“蛋炒飯”，為此三年級時被隔離審查，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經過兩周的審查才解除隔離。畢業那年，叔叔關于洋務運動的畢業論文得到了指導教師鄭鶴聲教授與答辯小組的高度評價，鄭先生想要他留任助教，他堅持不從。作為班級里讀書成績的佼佼者，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叔叔在口述回憶中說，學校把他送到北京，其實也包含有對大學期間如此整他的歉意。到北京后他參加了譚其驤先生編繪中國歷史大地圖集的小組，1957年從北京調到了上海，后來進入復旦大學。

以前總聽父母說，在所有的叔輩中，“寶寶（逸麟叔叔的小名）運氣是最好的”，應該是指他跟著譚先生參加繪制地圖的工作，受到過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重視，沒有吃大苦，“文革”時期還能有幸做學問吧！因為叔輩中運氣不好的，有被打成“右派”而流放黑龍江，也有雖在外交部工作，但由于政治上跟錯了人而郁郁寡歡的。叔叔后來在口述中也表示過：跟著譚先生改變了自己一生的命運：“1957、1958年‘整風’‘反右’，歷史所很講政治的，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很好，我們一起去的很多人都被分配到北京郊區教中學，我可能也是這樣。我這一生很幸運，改變了后半生。”“文革”之后，由于逸麟叔叔埋頭做學問，很快嶄露頭角，我考入復旦大學后不久，他已破格升為副教授，1984年他再次破格，晉升為正教授，成了他那一代學者的翹楚，算是當年的“壞運氣”轉成了“好運氣”。

二、非常時期的故事

因為叔叔的緣故，認識的學者朋友，在介紹我時經常稱我出身“書香門第”，有家學淵源之類，連章開沅先生也開過這樣的玩笑，他還誤以為鄒逸麟是我的父親。其實比起真正的書香門第，我們家實在算不上。爺爺那一輩都是商人，與中國很多民族資產階級家族類似，爺爺把父親那一輩大多培養成了大學生。家父畢業于西南聯大經濟系國際貿易專業，逸安叔叔是清華大學飛機制造專業的研究生，后來任職于北京航空學院；姑姑佩華是吉林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師承唐敖慶教授，后任教于石家莊的河北化工學院；逸群叔叔是在南開大學學工科的。

“文革”時期，因為叔叔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加之譚先生為了注釋提供給毛主席看的古詩文大字本等受到“四人幫”親信朱永嘉的尊重，因此跟著譚先生的叔叔，在政治上基本未受特別的沖擊，但家庭經濟則度過了一生中最難挨的日子。叔叔家和我們家都遭受了同一撥造反派的抄家，以及房管所的退房，也同樣因為經濟困窘而四處借錢、變賣家具。較之都是雙職工的我家，叔叔一家在經濟上的困擾就更為嚴重。因為嬸嬸是家庭婦女，主要靠叔叔一人的工資養活一大家七口人，而其時復旦大學講師的工資，和我在小學任教的母親一樣多。可能因為相似的慘況，兩家反而較“文革”前走得更勤了，叔叔的養父母有一段時間甚至住到了我家。“文革”期間叔叔只要有空，隔三差五會在周六或周日晚來我家聊天。這也成為我們家一種愉快的聚會，經常是他和父親人各一杯茶、一支煙，父親扮演的多是提問者的角色，叔叔是問題的解答者。叔叔上知歷史、下知地理的淵博知識，給我們兄姐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為人謹慎，幾乎很少談當時所謂的內部消息，我們拿在報紙上讀到的各種時事要聞或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詢問他，請他幫助解讀，而他說得最多的是關于他們編制地圖、標點古書的趣事，如連夜趕活印制大字標點解釋古書、送往北京給偉大領袖閱讀，或是一些小插曲，如在國際飯店開會他因不吃海鮮而另外炒一盆番茄炒蛋。通過他幽默、詼諧的表述，這些事常常成為我們茶余飯后的笑談。每次他來，都不忘帶來一疊當時普通人難以獲取的《參考消息》，還時不時地從學校借來一些內部出版物，有些是重印的古籍，如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等，1971年以后內部出版的所謂“白皮書”讀本，有時他也會借一些給我們看，并特別關照不要外借。

印象最深的是叔叔借來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推出的《美國小說兩篇》，內收理查德·貝奇（Richard D. Bach）著、小路翻譯的《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和埃里奇·西格爾（Erich Segal）著、蔡國榮翻譯的《愛情的故事》兩篇小說。前者的作者貝奇是一位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飛行員，曾寫過《雙翼飛機》（Biplane）《決非偶然》（Nothing by Chance）等書，《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一書出版于1970年，最初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1972年，讀者和評論者才認識到它的價值，銷售量大增。據美國《時代》雜志1978年8月報道，上世紀七十年代已出版的美國暢銷書中，此書名列第五，僅平裝本發行就多達七百余萬冊，有三十八周都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首次打破《飄》以來的所有銷售紀錄，成為世界文學皇冠上的明珠。這篇小說的形式很奇特，是一只渴望飛翔的海鷗的寓言故事，告訴讀者如何以最幸福的方式度過一生。海鷗喬納森被群鷗視為異類并被驅逐后仍舊獨自練習飛翔，它終于飛到了夢想中的高度。自由飛翔的海鷗喬納森實際上代表人類最深沉的夢想。這個寓言故事告訴我們，每個生命都有無數種可能，每時每刻都面臨無數種選擇，只有飛得越高，視野才能越寬廣，才能發現自己心中真正的夢想、渴望與激情，以享受生命的喜悅。后者是美國作家埃里奇·西格爾創作的中篇小說，講述了哈佛雷德克利夫女子學院的音樂系學生、出身平凡的詹妮與哈佛大學法律系學生、富家子弟奧利弗相愛，兩人不顧奧利弗父親的反對而結婚。盛怒的父親停止了奧利弗的生活費，為使奧利弗讀完法學院課程，詹妮放棄了音樂事業而教書度日。他們的生活艱苦卻因愛情而充滿了幸福，三年后奧利弗完成學業，找到了薪水豐厚的工作，但詹妮卻患上了絕癥。奧利弗父親知曉后趕往醫院之時，詹妮已不治身亡。這篇老套的愛情小說使我深感震驚，很難想象被斥責為一切都已商品化了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竟然還有如此出污泥而不染，絲毫不受金錢、地位和門閥觀念影響的愛情。據說這篇小說是1972年訪華的尼克松總統推薦給中國青年讀者閱讀的。

這兩篇小說顛覆了之前我對美國的理解，我曾與叔叔談了讀后感，他說封閉的世界最易把人變成井底之蛙，消息被封鎖的社會無法使人形成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以后我又到他家借來一些《摘譯》等書刊。我后來選擇報考復旦大學歷史系，與叔叔無形的熏陶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學術史研究的訓練

考入復旦大學后到歷史系資料室，碰到負責學生工作的黨支部副書記張云老師和班級輔導員傅淑賢老師，他們會笑嘻嘻地給正在走廊里的其他老師介紹，這位是鄒逸麟的侄子。大概因為大家知道我是鄒逸麟老師的侄子，將來一定是做學問的，于是，幾乎每學年我都被同班同學選為課代表——第一學年任夏義民老師講授“中國歷史文選”的課代表；第二學年任張鳴環老師講授“考古學概論”的課代表，第三學年任胡菊興老師講授“中國歷史地理概論”的課代表，第四學年任湯綱老師講授“中國中古思想史”的課代表。因為叔叔的緣故，朋友們多以為我將來一定會從事歷史地理研究。

本科一年級，逸麟叔叔曾借給我顧頡剛、史念海編纂的《中國疆域沿革史》，那是1938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中的一種，也問起我對歷史地理有否興趣。記得那天嬸嬸還慫恿叔叔帶我去拜見譚先生。當時我對歷史地理并不了解，亦無興趣，這一點緣于我和叔叔對歷史功用的認識之不同。叔叔有著較強的使命感，經常給我說，歷史學研究要像理工科那樣，具有社會功用；他講歷史地理研究的疆域和政區沿革，對國家現實政區劃分有著很深的影響，并以黃河、運河變遷史研究的實例，介紹水道研究所產生的實際社會功用。中國社會長期重理輕文，我的父叔輩，除了家父和逸麟叔叔外，都是學的理工科，親朋好友中不乏一種對理工科的莫名崇拜。叔叔雖然高中數理化成績不好，但也有科學主義的傾向，內心對理工科出身的學者有一種特殊的推許。而文理科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私下以為，如果講社會功用，自己或許不必來讀歷史系了，我所在的標準件模具廠是最具實用價值的，螺絲螺帽可以直接運用于大到船舶、小到手表的制造上；我放棄機電一局模具廠已經滿師的工資，來從事歷史學研究，純粹是出于一種興趣。在這一點上我服膺梁啟超的趣味主義，首先考慮的不是這一學科有多少致用的價值，而是自己對這一領域是否有興趣。不愿意做歷史地理研究，一定使叔叔有些失望，當然也就失去了當面拜見譚先生的機會。后來的事實證明，我當時對歷史地理學科的理解，是非常片面和膚淺的。1995年我在職攻讀的博士學位，還是歷史地理學專業。

入學后，我旁聽過一次朱維錚先生給七七級本科生開設的“中國史學史”，對朱先生無限佩服，產生了研究中國史學史的想法。記得在圖書館里一口氣讀完了金毓黼的《中國史學史》，覺得金氏的寫法過于老套，自以為很有重寫的必要，之后又讀了魏應騏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興趣就更濃了。本科二年級，叔叔再次問起將來打算做什么研究時，我毫無猶豫地說想研究中國史學史，叔叔說史學史屬于學術史的范疇，你愿意做，可以先試著做一篇讀書札記。于是他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即《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書目考》。要求我首先從研讀《三國志》原著入手，將其中裴松之所引用的書目全部輯錄出來，編成卡片，接著從《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以及其他的“正史”藝文志和經籍志查起，一直查到姚振宗的《二十五史補編》和《四庫全書總目》，要我分類敘述這些著述的流傳情況。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術訓練，后來我對目錄學有特別的興趣，就是源自這篇札記的寫作。

叔叔以為學術史的做法，首先應該從研讀各種書目入手，以后我也仿效叔叔的辦法，經常要求學生將讀“正史”藝文志、經籍志和各種目錄學著作為起點，告訴他們熟悉“正史”藝文志和經籍志，以及各種私家目錄，是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基礎。我將這一札記作為“中國史學史”課程的期末論文，朱先生開設課程的考試，采用口試的方式，要求學生在他開出的題目中選一個來做，也可以自選。課程論文在考試那天當場口頭答辯，朱先生僅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的課程論文與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六“裴松之三國志注”一條相比，有什么貢獻？我說趙翼《廿二史札記》中那篇短文僅僅列出了一個書目，而我是梳理了這些引用書的源流關系，及其在后來各種書目文獻中的流變過程。盡管我的回答結結巴巴，但論文所下的功夫，朱先生一定是看出來了，結果是獲得了高分。有意思的是，這篇小文章肯定給朱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的1999年，朱先生計劃啟動“中國史學進程研究”的大項目，邀我參加“編纂卷”的寫作，我說自己已經很多年不做史學史的研究了，他卻提及那篇舊文說：“你對編纂學史不是很有基礎嗎？”當時我頗感吃驚。

四、論著才是立身之本

歷史地理研究室在很長的時期里，是歷史系下屬的一個研究室。我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的1978年，譚先生擔任歷史系主任，由于譚先生身體不好，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黃世曄副教授。我考上復旦的那一年，當了二十二年助教的叔叔也升為講師，并接替譚先生擔任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年歷史地理研究室升格為研究所，譚先生擔任所長，逸麟叔叔擔任副所長。1986年他擔任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96年叔叔卸任后，又出任歷史學博士流動站站長。其間他還擔任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四屆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政協第八、九、十屆委員，民盟第七屆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委；上海市地方志學會會長、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等。

作為俗人的我，經常也會對他所獲得的各種榮譽表示羨慕，但他總是淡然一笑：“這些都是浮云，歷史上我們能記住的學者，誰還會記得他的職銜或官位呢？我們今天讀研究論著，誰會去注意作者是否當過院士、部長、會長、議員？是否獲得過什么特殊津貼之類呢？我們記住的就是他寫出了哪些出色的著作，有哪些研究推進了學術的發展，至今仍被人引用。作為學者，論著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他總結自己為學一甲子的成果是兩本地圖集、三種工具書、四本教材。其中《中國歷史地圖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兩本地圖集的編繪，和三種工具書《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辭海·歷史地理分冊》和《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歷史地理條目”的編纂，以及組織和聯系工作，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這些占據大量時間的繁瑣雜事，雖屬學科發展所必需的工作，但未必符合叔叔的本愿；而四本教材《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中國歷史自然地理》《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和《黃海海平原歷史地理》的編纂，或許更接近他投身教研工作的本意。

1995年我在職攻讀歷史地理學的博士，他反復叮嚀，雖然在職讀博比較辛苦，但仍希望我能利用幾年時間，心無旁騖地寫好一篇博士論文。叔叔說，你們這一代是趕上了好時光，他青年時代就沒有這樣的機會，能有那么集中的幾年時間來完成一篇有相當分量的學術論文，很多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集體項目之中。我相信他內心還是很渴望有機會能完成自己向往的研究課題。晚年他非常珍視自己的個人成果，如《千古黃河》《禹貢錐指》的編著，以及他退休后出版的《椿廬史地論稿》和《椿廬史地論稿續編》兩本論文集，使他有機會集結自己畢生一百五十多篇學術論文。2005年和2015年，他把上述兩本論文集鄭重贈送我時還說過，官職、榮譽都是曇花一現的，讓后人記得的不會是你當過多大的官，和獲得過多少榮譽，我們今天提及前賢時都是因為他們所留下的論著。

五、為叔叔晚年做了一件令他欣慰的事

我自己很喜歡讀自傳。學者到了一定的年紀，學術創造力的衰退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所以碰到七老八十的學者還稱自己計劃寫多卷本大部頭的著作，我常常暗笑這是自不量力。若干年前，商務印書館一位熟識的學有專長的老編輯來上海，我請他和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的一位退休研究員在上海老飯店便宴，我提出希望他倆盡快撰寫自傳，他們各自都表示還有龐大的研究規劃，結果沒有幾年兩位都先后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上了年紀的學者寫自傳，其實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既可以回望自己的一生，也可以給年輕人提供豐富的人生經驗，還可以為學界留下將來研究學術史的資料。

2010年春節，我也給叔叔提過寫自傳的建議，記得他馬上說自己一生太平凡了，除了那點學術上的事情，沒有什么值得留給后人的經驗，而學術上那點經驗，已經反復寫過了。他認為自己寫出自傳也是很難出版的。確實如此，有關他如何參與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故事，已經反復做過多種口述了。我想如果把這些斷斷續續的單篇口述匯成一部有系統的口述自傳，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主意，而且叔叔也是一定愿意的。

2013年7月，上海文史研究館成立了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啟動上海市文史館“口述歷史叢書”編撰項目，作為文史館員的叔叔也被列入該叢書的選題。2014年擔任該項目特聘研究員的金光耀教授來找我，詢問是否愿意作為《鄒逸麟口述歷史》的撰稿人。我馬上想到了剛剛退休的韜奮紀念館館長林麗成，因為她曾在2012年3月28日和4月11日，兩次為叔叔做過口述，那次有關《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訪談，也是我介紹他們合作的。訪談后，叔叔打電話給我說效果不錯，他與林老師很聊得來。于是我向光耀教授推薦了林老師。

2015年春節，最后確定了由林老師來承擔撰稿人這一工作。《鄒逸麟口述歷史》前后持續了一年多，林老師在該書的后記中寫道，為逸麟先生寫口述的難度在于如何幫助一位一輩子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工作沒有改過行、一次婚姻鰥居二十載沒有緋聞的男士，講好研讀古書、撰寫新書的一介書生枯燥乏味的人生故事。《鄒逸麟口述歷史》寫作過程中，叔叔多次跟我說，林老師非常負責，不僅文字上將口述內容與原來報刊雜志上的內容進行核對，還采訪叔叔口述中涉及的當事人，保證了口述內容的準確性。該書完成出版后，好幾位朋友讀后告訴我，在這套已出版的三輯十五本“口述歷史叢書”中，該書屬上乘之作。叔叔自己也不止一次地給我說，我給他推薦了一位最合適的撰稿人。為此我非常高興，也算為叔叔晚年做了一件讓他感到欣慰的事情。

六、余言

叔叔去世后，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同仁擬了一幅挽聯：上聯是“百年禹貢學派殿軍，黃運淮海，功在萬世”；下聯為“一代史地專業壇主，編繪研教，澤被九州”。我覺得寫得非常精準。

傳統沿革地理學發展而來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至上世紀三十年代，以顧頡剛為首的禹貢學派，形成了體制化的學會，出版了專業學術刊物《禹貢》，顧氏也與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一起繪制了歷史地理研究的新藍圖，包括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創新。歷史地理學歷經八十多年，特別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三家雖各有傳承，但以譚先生一脈的發展最為突出，這是學界不爭的事實。逸麟叔叔不是歷史學界那種開創新學科、新領域的宗師，但他已經出版的兩本《椿廬史地論稿》和即將出版的《鄒逸麟經典學術論集》可以體現他在歷史上水道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出色成績，無愧為譚其驤一脈最杰出的承繼者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復旦大學史地所異軍突起，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人才培養最重要的基地，歷史地理學人才在這一基地中成團成群地出現，作為譚先生輔佐者的逸麟叔叔功不可沒。叔叔在輔佐譚先生和主掌復旦史地所的那些年，注重學術傳承、以其具有親和力的方式處世論事，成為歷史地理學界最優秀的學術組織者，無愧為“一代史地專業壇主”。

叔叔一生實事求是，不隨風逐流，講自我犧牲，為人寬容謙和，處事多奉行吃虧是福的原則。一生獲得過中國學術界最高的榮譽和杰出貢獻獎，用現在的話來講，戴過很多頂尖的帽子。現存的鄒氏宗譜中找不到狀元、進士之類，也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官宦身份，如果說官銜，當過全國政協委員的叔叔可以說是列入鄒氏家譜中最高的官銜。但他本人一直認為這些虛名不足為人道。他雖長期身處學界高位，但人世名利場的旋渦，對他來說不勝厭倦。他曾多次表示過，自己其實并不適合參政議政，做一個普通的教授是最快樂的事情，閉門讀書寫作，或許更符合他的理想生活。他的本色就是一個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