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夜生活一直以來都很出名，各地有不同的特色。例如位于九州北部的重要港口福岡縣博多區，因為中洲和長濱兩個地區的夜市聚集了各色燒烤小吃而吸引著大量客流，不僅本地顧客喜愛光顧，其他地區和外國的游客也會特地前來捧場。而被看作首都的東京都市圈則以豐富的夜間娛樂活動著名，夜間餐飲、娛樂文化盛行，并發展出了專門的夜經濟區域，比如新宿、澀谷、高円寺等。

東京以前也存在夜市，但在泡沫經濟之后，隨著城市治理體系日趨嚴格和租金上漲，街邊的大排檔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是文化祭和提供酒精飲品的餐飲街。

文化祭有很多種，不只在夜間舉辦，持續時間很短，一般只有幾日，由發起方組織店主入駐統一制作的攤位進行經營活動。這種活動大多選點在適合步行的地方，活動結束后街道會恢復平時的樣貌。而本文主要關注的餐飲街則與其他類型的街邊商鋪一樣，散布在東京的各個角落，由于東京遠距離通勤和加班文化的原因，這些街道大多集中在車站附近。

東京與上海：小型餐飲酒吧街的不同命運

東京的小型餐飲酒吧街起源于二戰后，物資的稀缺催生了黑市，人們開始在黑市中售賣食物和飲料，這就是小型餐飲酒吧街的雛形。這些小型餐飲酒吧街上的店鋪可被分為兩類，一類在銷售食物和酒的同時也會開展違規的陪酒服務，在戰后曾被稱為小型“零食酒吧（スナック）”，目的是逃避城市治理對酒吧的整治，后來逐漸發展成專注于餐飲銷售的餐飲吧。另一類則是現在上海街頭也十分常見的居酒屋，不同的是這些居酒屋多為家族經營，有很長的歷史，剛開始只銷售日本清酒，后來也開始銷售食物。

在上海，此類場所的歷史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土地所有權與警備監控較為模糊的地方，許多酒吧街開始興起。毫無疑問，無論是東京還是上海，這樣的夜生活區域均為社交和休閑提供了必要的空間。

位于東京都世田谷區二子玉川站旁的柳小路就是一條依然活躍至今的小型餐飲酒吧街，它是模仿京都新京極附近的一條商業街建造的，并非旅游勝地。這里有45家小型餐館和酒吧，店面為木質結構，面積均小于30平方米，一些店會設有少數外擺位。

這些店鋪均并排坐落在五棟大樓里，兩條長巷各兩米寬，只能供行人通過。這里狹小和閉塞的特點讓大型連鎖的居酒屋品牌不會在此處選址，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留了這里原生的特色。

但在2019年，一批開發商有意重新開發柳小路，拆掉曾經的木質結構，這一提議引起了當地社區內積極分子們的反對。社區開始主動組織起多份倡議，以期說服東京都政府停止這一投資提案，并發動社區居民設計自己期待的未來社區，大多數居民都表示希望留住這些餐飲酒吧店鋪。

相比之下，上海的同類型街道卻經歷了不同的命運，巨鹿路作為上海第一個自發形成的酒吧街在2009年前后先后經歷整改，它的后繼者銅仁路、永福路和永康路等也都在后來的城市化進程中逐漸消失了。

現任日本上智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的James Farrer有27年的東亞城市夜生活研究經歷，上述關于東京與上海小型餐飲酒吧街的內容便來自他去年刊發的論文。1993年，Farrer初次來到中國求學，想要研究中國的青年文化變遷，由此接觸到了與美國和歐洲截然不同、成為“各類人群融匯點”的上海夜生活文化。自此，他便開始了對東亞城市生活的研究。后來，Farrer離開上海來到東京，并開始對比研究東京與上海的夜生活。

他認為，東京與上海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的結局，主要原因在于社群屬性。首先，東京的酒吧街有固定的本地客源，而上海的酒吧街復興則主要依靠外國游客和旅游業支撐。這也間接導致了居民對此類街道的態度相異。東京酒吧街附近的居民認為這類街道的存在是東京城市化特征的一部分，也是自己作為城市生活者身份認同中的一部分。而在上海，本地居民更多將酒吧街看作是一種入侵的外來文化，并且會主動因為噪音等問題向執法部門舉報，期待酒吧街關停。

中心城市需要各種類型的夜生活區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

不過，比起自發形成的夜生活街，近年來大城市中規劃的夜生活區愈發常見。與計劃開發的夜生活區相比，自發形成的餐飲酒吧一條街的優點不僅在于前文所提到的交流空間，還在于其低廉的租金帶來的低消費價格。一般此類街道店鋪所處的房屋均相對老舊，店鋪租金因此而被牽制，難以輕易上漲，低租金可以直接降低店鋪的運營成本，同時也會降低店鋪食品飲料的銷售價格，從而給更多階層的顧客提供了“負擔得起”的夜間消遣場所。

但是未來無論是在上海還是東京，自發形成的餐飲酒吧一條街都會同時面臨資本和旅游產業不斷擴張的侵擾。此類街道大多分布在較為適合重新開發作為商業中心的地段，因此，如果資本想要對此地重新建設，街道的存續將受到挑戰。同時，游客的關注也會破壞這類店鋪本身的社群屬性，一旦社群屬性喪失，這些店鋪的魅力也就不復存在了。

為了進一步了解東京夜經濟的建設情況，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對Farrer進行了專訪，邀請他從東京的小型餐飲酒吧街聊起，探討城市的夜生活建設方案。

澎湃新聞：您認為夜生活對城市來說意味著什么？

James Farrer：對于社會學家來說，夜生活的有趣之處在于為研究者提供了發生在城市背面的故事，可以呈現城市集體經驗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人們過夜生活）不僅是因為其浪漫屬性，還因為他們可以從中感受城市的脈搏，人們通過分享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所說的“集體歡騰”這種公共經驗，體驗作為城市一員的興奮感。

我認為夜生活是展示一個人“幕后的自我”的必要空間。與一個嚴肅的學生、社員或家長的日間形象完全不同，（人們展示的是）更感性、有趣和不太設防的個人形象。這種“幕后的自我”通常需要酒精的幫助才會出現，正因如此酒精是大多數夜生活場所的另一個重要特征，但并非基本特征，因為有些人出于各種原因不喝酒。城市生活往往是孤獨的，在上海或東京這樣社會壓力很大的大都市，夜生活為其中不適應城市生活壓力的人提供了社群與聯系。

我本人不會去二十代年輕人喜愛的澀谷迪廳，也不會去新宿二丁目的同性戀酒吧，但是這些空間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如果想要培育出有活力的夜生活，與其試圖創造一個對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區域，不如始終堅持各個夜生活區域的類型多元化和內容專門化。

澎湃新聞：東京都政府是否嘗試過扶持城市夜經濟？有沒有一些規劃的夜經濟區域？東京是如何規范和管理夜間經營活動的？

James Farrer：自從東京地區17世紀成為德川幕府時期的首府，這里的夜間經濟就一直很繁榮，政府也一直試圖在地理上將夜生活區域納入規劃范圍并將其固定下來，以形成專門供夜間生活使用的區域，這些在歷史上就存在的區域基本都分布在城市邊緣。從曾經位于東京都臺東區的日本第一花柳街吉原，到后來20世紀取代它的新宿和澀谷，都是在東京出現的夜經濟區。

但是，傳統夜經濟區的保留并不代表城市規劃者有意支持夜經濟，在20世紀末，許多夜經濟區的商業因為涉嫌犯罪活動而無人監管。不過，大概在20年前，東京都開始有意識地“清理”城市中主要的夜生活區。通過減少傳統的性交易活動，增加對女性、年輕人和外國游客有吸引力的活動來降低犯罪率，新宿歌舞伎町的復興就是如此，現在這里已經成為了一個“更新”過的夜生活區，吸引著來自各種背景的公眾。

2005年東京的國際旅游業人氣高漲，把東京的城市夜生活，尤其是那種帶有懷舊元素的“老東京”酒吧的發展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這種酒吧街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戰后的日本是作為黑市出現的，在日語里被稱為“橫町”。這些密集的小酒吧和餐館都生存在東京最破、最沒人欣賞的城市生活區，但是現在他們已經重新成為了游客和年輕東京人喜愛的地方。

東京總體來說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城市，犯罪率很低。不過，夜生活場所確實容易發生喧鬧的行為。因此，東京的主要夜生活中心附近總有24小時的警察崗亭，并且裝有監控攝像頭，警察與夜生活游樂者之間的沖突比較少見。

東京夜生活最棘手的問題是那些非沖突性的、私密性較高的犯罪。比如我們仍然會發現一些酒吧會引誘顧客和外國游客支付過高的賬單，這種現象已經存在幾十年了。另外一個問題則是私密性較高的犯罪，比如熟人強奸和在夜店中騷擾女性。不過，目前來看可能在大多數社會，警察都無法很好地處理這些問題。

澎湃新聞：您認為東京目前是否有一些“好的”夜生活區域？是什么成就了它們的“好”？

James Farrer：在我看來，東京最棒的夜生活區就是我前面所說的那些在通勤車站附近的“橫町”。20世紀80年代，他們的主要顧客群體是下班順路來這里喝杯酒的男性上班族，但是現在這些小的餐飲酒吧受到了男女老少各類人群的喜愛，從傍晚一直活躍到深夜。

高円寺站附近和吉祥寺站附近的北口站前商店是我最喜歡的兩處“橫町”，這兩處原先都是黑市，所以看起來都有些破敗，一些店鋪又小又窄，店鋪格局不一。這兩個地區不僅發展出了成功的商業和有魅力的文化氛圍，還在滿足本地人和游客的需求之間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當然，除了這些地方，新宿的歌舞伎町、新宿二丁目這樣被作為城市夜生活中心區域的地方同樣也在不斷的更新中煥發著活力。

澎湃新聞：基于您的研究，東京如“橫町”這樣的小型餐飲酒吧街是怎么發展起來的？

James Farrer：我近來的東京夜生活研究主要關注小型空間，許多地點一般只能容納6名左右的顧客，面積不到15平方米。因為空間可容納人數很少，可能最后你會和所有人一起談天說地。這些夜間空間帶給顧客的是一種更加緊密的社群感和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更多地建立在常客之間的對話和經驗分享上。雖然與夜店不同，但這些空間更容易使城市中的陌生人之間產生更親密的關系。

一個自發形成的餐飲酒吧街涉及到多個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之間的互動，包括本地居民、餐飲酒吧顧客、政府官員、企業主等。一個地區（小型餐飲酒吧聚集的地方）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夜生活場所聚集的區域，是因為消費者和經營者同時認為這里交通便利、有吸引力。便捷的交通和相對較低的租金是吸引這些餐飲酒吧的關鍵原因，當然，這兩個條件同時存在可能性很低。

但是如果這些餐飲酒吧街想要生存下來，就一定需要依靠政治力量干預和好的運氣。因為很多餐飲酒吧街都位于主要的交通樞紐站點附近，如果增加建筑密度，土地會具有更高的商業價值。這就導致很多餐飲酒吧街需要與開發商之間開展博弈以求生存，以防被改造成為嶄新的購物中心。

城市規劃者必須注意到這些餐飲酒吧街對于城市的價值。即使只是作為吸引游客到來才有的景點，其價值也遠遠超出占據他們的場館所產生的收入。

同時，當夜生活區侵占了街區內居民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城市規劃者也必須準確識別并有所行動。

不過，一旦一個夜生活區形成之后，相反的邏輯也是成立的，即遷入夜生活區（或餐飲酒吧街）附近的居民必須理解這里是夜生活區，并對其中顧客的一些習慣作出讓步。

新宿二丁目就是一條以LGBT場所聞名的餐飲酒吧街，附近的居民都了解這里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個夜生活區，這個社區的生計和活力甚至都依賴于夜生活，所以那里形成了一個良性互動的、有餐飲酒吧街的社區。

澎湃新聞：您曾經對比研究過東京和上海兩座城市中自發形成的酒吧街各自的發展歷程，提到兩方發展的限制條件，您是否認為上海依然有潛力發展出自發形成的酒吧街？

James Farrer：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期，上海許多酒吧街都由于噪音和交通問題關門了。但是，過去20年上海市中心的居住密度有所下降，與之前相比，酒吧街與居民共存的可能性實際上會有所增加。

居民和夜生活在上海的一些區域似乎可以共存，大沽路和田子坊就可以被看作是酒吧街可持續發展的例子。如果夜生活不被禁止，噪音可以得到控制，那么更多自發形成的酒吧街是很有可能繼續出現的。

以東京為例，這座城市最吸引夜生活顧客的地方是那些有著悠久夜生活歷史的地方。放在上海的語境，這可能意味著上海可以考慮復興一些有歷史感的酒吧街，因為這些地方對游客和本地人來說都具有一定的異國情調。

此外，規模也是一個需要納入考慮范圍的重要內容。上海有太多小型建筑已經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只適合開展高度商業化夜生活活動的大型建筑。一個充滿活力的、自發形成的夜生活區需要規模各異的場所，這其中就包括獨立酒吧老板可以負擔得起租金并長期經營的小型場所，這些小型場所對于多樣化的夜經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