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五周 第二天

開羅 《一千零一夜》

世上有一千零一種《一千零一夜》。沒有哪兩份手稿全然相同，就算是譯成同一種語言，不同的譯本之間也常常千差萬別，而且不同的讀者對這些故事也有著截然不同的讀法。自從安托萬·加朗（Antoine Galland）首先將《一千零一夜》譯成法語，讓這些故事舉世聞名之后，成百上千的作家和藝術家都為他們自己的時代，或是出于自己的目的，重新想象了《一千零一夜》，其中有芭蕾舞劇，有繪畫，甚至還有最近出版的一本科威特漫畫書。

我們中的許多人第一次接觸《一千零一夜》（重重刪節之后的版本）時還是孩童，而即使作為成年讀者，我們也清楚自己正在進入的，是圍繞一個從未真正存在過的巴格達鋪陳展開的魔法世界。不過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一千零一夜》其實深深地扎根于現實之中，尤其是開羅的現實。《一千零一夜》有一組核心故事，最初是創作于波斯的（因此框架敘事里的人物才會有波斯名字，山魯亞爾也才會被設定為薩珊國王），而這個現在已經散佚的故事集，可能已經又借用了印度以及阿拉伯的傳統故事。但是我們今天讀到的《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主要來自兩個說故事的中心：大馬士革和開羅。相對較短的流傳于敘利亞的《一千零一夜》，其中從來就沒有試圖真正記錄一千零一個夜晚的故事，“一千零一夜”這一說法只是在虛指“數量龐大”而已。有的人更喜歡這個傳統。在侯賽因·哈達維（Husain Haddawy）給自己翻譯的諾頓版譯本所作的序言里，他盛贊自己鐘意的十四世紀敘利亞手稿為“幸運的發育不全”的成果。相對的，他對更晚近也更博大的在開羅流傳的《一千零一夜》（見于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手稿里）則不屑一顧，說它“結出了大量的毒果最后幾乎要了原型的命”。

然而正是在開羅流傳的版本才能最完整地體現《一千零一夜》生生不息的博大，況且這些故事的沖擊和影響早已超過了任何文學或歷史上的“原型”。博爾赫斯在他充滿啟發意義的《一千零一夜的翻譯者們》一文里高明地道破，這些故事意旨不在于呈現巴格達生活的截面，而在于“對古代故事的改編以使其符合開羅中產階級粗鄙甚至低俗的品味”。好幾個世紀以來，許多新的故事和詩歌被加進《一千零一夜》中。好些最著名的故事，包括阿拉丁和阿里巴巴的故事，都是經加朗之手進入《一千零一夜》的，而在此過程中加朗的顧問，來自阿勒頗的說故事人哈納·迪亞卜（Hana Diab）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參與其中。

與加朗是在君士坦丁堡和敘利亞收購手稿不同，《一千零一夜》著名的英語譯者愛德華·雷恩（Edward Lane）在1820年代就生活在開羅。和他之后的理查德·伯頓爵士（Sir Richard Burton）一樣，雷恩的譯本里滿是對阿拉伯世界風土人情的描寫，讓他的讀者儼然置身于雷恩自己經歷過的場景中。雷恩不光是譯者，還是一位畫家，而在這幅畫稿里他描繪了駝隊進入哈里里可汗大市場的一幕。

畫中還藏了個小玩笑：那位在畫面左側抽水煙的先生不是旁人，正是身穿土耳其服飾的雷恩自己。我喜歡幻想他畫完這幅畫稿之后，就去菲沙威咖啡店喝茶了。

《一千零一夜》中的很多細節都表明，我們現在讀到的這些故事既源自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大馬士革和開羅，也同樣源自薩珊王朝時期的波斯或者阿拔斯王朝時期的巴格達。在著名的《巴格達的腳夫和三個神秘女郎》里，有位女子雇用了一個腳夫來搬運她在市場購買的種類繁多的商品，她買的東西有土耳其榅桲、希伯倫蜜桃、大馬士革睡蓮、阿勒頗葡萄干，還有開羅、土耳其和巴爾干半島出產的各類甜點——而這些豐沛多樣的商品正是身處大馬士革或者開羅市場的說書人的聽眾們環顧四周就可以見到的。

甚至連什么算是神奇，都是由不同的文化建構出來的。在《巴格達的腳夫和三個神秘女郎》里，雇了腳夫的女子邀請他進入自己和兩個姐妹共同生活的宅院。在那里他們脫去衣物在噴泉里洗浴，還玩起了跟性有關的猜謎游戲，然后一起一邊講故事、吟誦詩歌，一邊飲宴。

一陣敲門聲打斷了他們的歡宴：三個游方的苦行僧，人人都瞎了一只眼，他們來拍門化緣。三姐妹邀請他們進來，條件是僧人們要給她們講神奇的故事以供消遣，同時不得東問西問。這時又響起了一陣敲門聲：這次來的是哈里發哈倫·拉希德，他在宰相賈法爾和掌刑官邁斯魯爾的陪同下在巴格達微服出游。他們也被邀請了進來，然后一場講故事的盛宴就此展開。在阿布扎比紐約大學任教的保羅·奧爾塔（Paulo Horta，《神奇的竊賊》一書的作者，這是一本關于《一千零一夜》英語譯者們的優秀著作）告訴我，當他在北美教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的學生們在意的是諸如腳夫遇到會變成狗的女人、以及苦行僧們會遇見有超自然神力的伊夫利特（ifrits，譯者注：伊斯蘭教傳說中的惡魔）這樣的事情是多么匪夷所思。與此相對，他在阿布扎比的學生們則認為許多此類細節都相當說得通，令他們驚詫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三個女人，沒有男人獨自生活？這怎么可能？”

之前我把薄伽丘的《十日談》稱之為世界上首次談話療法，因為薄伽丘是在朋友的陪伴幫助下才從相思之苦中解脫出來的。然而或許山魯佐德還在薄伽丘之前就這樣做了，因為她通過長達三年的故事療法治好了山魯亞爾國王嗜殺的瘋狂。在敘利亞流傳的《一千零一夜》框架故事的結尾，山魯亞爾國王只是簡單贊頌了山魯佐德的貞潔、智慧和雄辯，他還說“通過她我知道了懺悔”。而在更長也更晚的、在開羅流傳的《一千零一夜》尾聲，則顯而易見有更多心理活動。“啊，睿智而狡黠的人啊，”山魯亞爾感慨說，“你告訴了我不少神奇的事，還有許多值得思考之事。我聽你講了一千零一個晚上的故事，現在我的靈魂已改頭換面滿是歡愉，它帶著對生的欲望而跳動。我感謝真主給你的嘴涂上了如此能言的芬芳，給你的額頭蓋下了智慧的印章！”

《一千零一夜》中這些無比神奇的故事，除了可以用來撫慰人心，也可以用作政治手段。不光如此：作為物質存在的書籍本身也可以有政治意義，正如我們在巴勒斯坦藝術家兼活動家艾米莉·雅各爾（Emily Jacir）2007年創作的令人震撼的博物館裝置藝術品《一部電影（一場演出）的素材》里所看到的。她的作品哀傷的靈感來自于1972年瓦埃勒·祖埃特（Wael Zuaiter）暗殺事件。祖埃特是一位巴勒斯坦翻譯，同時也是巴解組織駐意大利的代表，他被以色列指控（支持祖埃特的人堅持這完全是個錯誤）參與了慕尼黑奧運會上發生的以色列運動員屠殺事件。當摩薩德特工暗殺他的時候，祖埃特正在將《一千零一夜》翻譯成意大利語；他被暗殺之后，在他身上發現了一本《一千零一夜》——上面有一個貫穿了整本書的彈孔。

這本書被贈予了雅各爾，她的反應則是創作一件藝術作品以及一部關于這個作品的電影。首先她定做了一千本空白的書；然后她使用和摩薩德同一種型號的手槍開槍擊穿了每一本書。然后她在2007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搭建了一個藝術裝置，接著下一年又在紐約的惠特尼博物館搭建了另一個版本的藝術裝置，在一個房間里一排排擺放著這一千本帶著彈洞的書，象征著祖埃特沒能活下來翻譯或者寫成的書。而在惠特尼博物館展廳入口周圍，一整面墻都展示著被子彈擊穿的那本《一千零一夜》每一頁的照片。

        

雅各爾的裝置藝術是對早逝生命的感人紀念，也是《一千零一夜》在今天源源不斷的生命力的證言，它借由一位今日的山魯佐德——艾米莉·雅各爾她自己——在新的政治環境里發揮了作用。明天，我們將會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哈福茲是如何在他的《阿拉伯的夜與日》（又譯《續天方夜譚》）里創作他自己的當代文學/政治版的山魯佐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