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接到鄒逸麟老師去世的消息，心里緊緊一沉，知道他就這樣走了。

鄒老師患大病有些年了，我自己也已經年過花甲。人，誰都有生老病死。那個時刻一到，終歸是要走的，當然說不上有什么意外。這些年，每當自己敬重的人離去，我常常感到惋惜的，主要還不是這些往生者本人，而是他們身后那個世界。

鄒老師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也不是社會公知，他只是我那個狹小的專業范圍之內一位深有影響的學者；擴展一點兒范圍往大了說，也不過是歷史學界和歷史愛好者中有比較多的人對他的學術業績有所了解。

按照他的年輩、貢獻和影響，中國學術界通行的慣例，我是應該稱他為“鄒逸麟先生”，就這么叫個“老師”，好像有點輕慢。

這是因為我博士畢業舉行論文答辯時，史念海先生是特地邀請鄒逸麟老師來當考試官的。這樣，依照舊時規矩，他就成了我的“座師”。我是應該終身執弟子禮的。“老師”云者，在形式上的來歷就是如此。

第一次同鄒逸麟老師比較近密地當面接觸，是在我博士畢業之前呈送論文給同行專家評審的時候。那時，是需要把十五份論文，一一當面呈交到專家的手里。導師史念海先生，安排我去做這件事。當年我是在西安的陜西師范大學畢業，要去送論文的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和杭州，而一同遞交的，還有我大師兄費省的畢業論文。

導師史念海先生做事很細心。臨行前，特意鄭重囑咐我：上海人辦事兒和我們北方人不一樣，這次你到北京，沒有什么特別需要注意的，可到了上海，千萬千萬要多加小心，不要惹人家不高興。

這樣我就敞開膽子去了北京，小心翼翼地進了上海。結果，和史念海先生的預判恰恰相反——在北京，不管是在科學院地理所，還是在我現在工作的北京大學，都遭遇了很多麻煩，其中某些場景，甚至還很戲劇化，甚至有些匪夷所思，可在上海，卻是風順水也順，順利完成任務交了差。其間的緣由，就是鄒逸麟老師熱情幫助了我。

對人體貼入微，做事細心周詳，像一位和藹的小學老師對待剛剛跨進校門的孩子——這就是此番滬上之行鄒逸麟老師留給我的印象，也是此后三十多年間一直伴隨著我的一位長者的形象。我一直稱他為“老師”而不是“先生”，內在的因緣是在這里。

考慮到我一個窮學生沒有錢，他親自領著我，住到了學校離食堂很近的一個招待所，直到幫著我辦好一切入住手續。考慮到我一個一個找老師送材料，既要耽擱很多時間因而也就要花費很多吃飯住店的錢，而且傻里傻氣土頭土腦地拎不清，說話辦事兒弄不好，說不定還會惹出麻煩，于是等我住下店后就很親切地和我商量：你要是看合適的話，明天就可以到杭州去接著送材料，上海這些論文（大概有七八份左右）他就替我送了。鄒逸麟老師還根據我和師兄費省畢業論文的題目，特別建議送給做隋唐史的徐連達先生一份，告訴我徐先生人很好，同他個人關系也很好，讓我放心就是了。就這樣，見上了面，住進了店，也就等于把一切都辦完了。

第二天早餐剛吃完，鄒老師又到招待所來看我，很抱歉地說，那個食堂的飯不好吃，讓我將就一下。鄒逸麟老師哪里知道，我一個東北邊地的粗人，吃上江南小吃的感覺是怎樣，以至到了今天，還清楚記得那種鮮美的味道。對于我來說，此番行程簡直是做了一次愜意的度假旅游。

我覺得，關懷別人，體味別人的心思和需求，是鄒逸麟老師的本性。這發自內心，自然而然。這種本性，在私人交誼中，給人以溫情，給人以依靠，人們會回饋以信任，回報以信從；在公共事物中，則自然而然地會產生一種吸引力和聚合力，把同道吸附凝聚到自己的身邊。

按照我個人的看法，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后，主要由業師史念海先生、北京大學的侯仁之先生和復旦大學的譚其驤先生這三位學者共同創建起來的一門學科，直到經歷所謂“十年動亂”之后，才全面蓬勃發展起來。這時，史念海、侯仁之和譚其驤三位老前輩年齡都比較大了，學術界的中堅骨干，就是鄒逸麟老師這一輩學者。等三位老先生因年齡原因退出學術組織的領導工作以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由鄒逸麟老師出任歷史地理這個學科的最高組織者，同時他也擔任著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負責人。這一段時間，正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進程中承上啟下的一段關鍵時期。

鄒逸麟老師以他那種優秀的個人品質，成功地凝聚起全國同道。不管是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顯著發展，還是整個歷史地理學科的長足進步，都離不開鄒逸麟先生的組織工作。他為人永遠是那么謙和，做事永遠是那么周到。每一次學術會議，從大會報告的設置，到小組發言的安排，他都細心照顧到各個方面、各個單位、各個層次的學者，所以每一次這樣的學術活動，也就都是充滿歡聲笑語的聚會。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大群人，聚集到鄒老師的房間，不分年齡老少，不論地位高低，談天談地談五湖四海的八卦，其樂融融。

單純看某位學者個人的成就，不一定都同其所在學科的發展狀況存在必然的聯系，一個優秀的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其是的，但若是考察一個學科的整體發展狀況，卻決不能忽視學術組織者的貢獻。鄒逸麟老師通過這種春風化雨似的感染力，聚合全國同道，推動歷史地理學科取得重大進展，也帶動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走向輝煌。業師史念海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談到：鄒逸麟先生這個人是很會辦事的。我理解，這種會辦事抑或不會辦事，實質上是有沒有那種使人親和的品質。

2012年夏，復旦大學舉辦該校歷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慶祝會。當時我代表中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這是個大致相當于“歷史地理學會”的學術組織，是中國地理學會下設的工作委員會。按照國務院核準的學科目錄，歷史地理學屬于歷史學分支學科，可是卻一直沒有統屬于歷史學會的全國性學會）致詞，話語間談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是譚其驤先生卓越學術創建力和優秀個人質量感召力的結果，是這個研究所所有成員努力奮斗的結果，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成果，如《中國歷史地圖集》等，也是復旦大學以往各屆領導吸引和團結全國同行共同努力才得以實現的，衷心希望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能夠繼續保持這種領導者的品格，與全國通行齊心協力，推動歷史地理學研究進一步向前發展。

我講的這番話是什么意思，很多人根本沒有留意，可接下來代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老一輩學者發言的鄒逸麟老師，卻非常在意。他馬上接著我的話茬，講了很長一段對全國同行感謝的話，而不是津津樂道復旦本身的學術成就。這就是鄒逸麟老師，這就是他對別人的體貼和體味。

現在，鄒逸麟老師走了。我感到惋惜的，是在他身后，再也看不到這樣的好老師了。

2020年6月19日晚19時13分哀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