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傳教士馬禮遜是第一個將《圣經》全文翻譯成中文并予以出版的人，但是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馬敏教授在偶然的情況下看到一批檔案，發現傳教士馬士曼于1822年出版了完整的中文版《圣經》，早馬禮遜一年。馬敏教授在辛亥革命史、商會史取得豐碩成果后，又將興趣轉向博覽會史、教會大學史、基督教與文化交流史等領域，他是如何做到研究轉向的？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下文訪談中將一一揭示。

在社會經濟史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之后，您為什么會轉向教會大學史的研究？

馬敏：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有位名叫林蔚的學者，從美國給章先生捎來了劉子健先生的口信，他建議我們去研究一下教會大學。因為業師章開沅曾經是金陵大學的學生，而金陵大學和我們學校（華中師范大學）的前身華中大學一樣都是教會大學，所以劉先生建議我們搞一下教會大學相關研究。章先生欣然同意了，他讓我也參與，說我雖然是搞商會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也要研究一下教育和文化，于是我就轉向研究教會大學。

有時候做研究是真的需要一些運氣的。首先一開始我們對教會大學是一無所知的，但是之前章先生做了一件非常英明的事情——在他當校長的時候，他把華中大學的檔案全部從省檔案館要回來，保存在我們學校的檔案館了，正好可以做研究。此外，美國魯斯基金會愿意提供一筆經費資助我們的研究。一方面是資料的契機，另一方面有資金的支持，就這樣開始做了。

我們在一開始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大家都很感興趣，發現很多學校都在做這個方向。教會大學史成了一個研究熱門，當時在世界各地連開十幾次學術會議。記得我們當初在川大開會時，條件很差，沒有暖氣，三月份還很冷，但是會議討論的十分熱烈。后來大家把主要教會大學檔案作了整理和收集，有的已經出版，有的只是出版了相關目錄，檔案還沒有完全出版，然后再不斷地進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研究領域。

就這樣做了十年，大成。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緣，我們就不應該放棄，那個時候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找到我們，如果我們不做，那不就很可惜嘛！所以做研究一方面我們要固守一些領域，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去開拓新的領域，一步步讓這個領域發展起來。我轉向教會大學研究，能取得成果，也是這個道理。

您和章開沅先生研究教會大學取得了什么成果？

馬敏：我們對教會大學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到1996年，這一階段結束的標志就是我的文章《近年來大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綜述》的發表。在這篇文章里，我統計了1980年代中期以來到1996年圍繞中國教會大學史這一主題取得的成果：分別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美國召開了9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和一次工作會議，編輯出版了7本學術會議論文集，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初步形成了以大陸學者為主，香港、臺灣地區，以及美國和加拿大學者密切合作的研究格局。1994年初，以華中師范大學章開沅教授為首的一批學者還創建了國內首家“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在美國魯斯基金會和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等基金會和有關機構的支持下，致力于聯系和推動國內外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第二個階段從1996年開始。1996年之后，“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聯絡國內學者，出版了《教會大學史研究》叢書、《教會大學在中國》叢書以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叢書。此外，還有不少優秀的專著圖書出版了，比如由香港中文大學吳梓明教授牽頭，聯合大陸學者出版的《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叢書?？偟膩砜?，這一時期取得的研究成果不比第一階段少，最大的亮點就是出版了更加系統的叢書。

您之前提到了華中大學的檔案，這對于您研究華中師范大學校史是否有很大的幫助？

馬敏：是的，我對教會大學的研究就是從研究華中師范大學校史來入手的，所以這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開始研究的時候，我負責整理華中大學的檔案，所以后來校史這一部分也是我寫的。2003年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與汪文漢先生主編的《百年校史：1903—2003》，就是我們對華中師范大學百年校慶的一次獻禮。那本書仍然是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一部華中師范大學校史，分上中下三編，追根溯源地敘述了華中師范大學自創辦至今整整一百年的滄桑變化和曲折又輝煌的發展。此外，在整個近代史學界和教育學界關于華中師范大學校史也都研究出了很多優秀的成果，發表了不少的論文和專著。

但我們對于華中師范大學的校史研究還沒有結束。2012年耶魯大學訪問學者劉家峰給我來了一封信，說是發現了大量華中大學的新的檔案，包括韋卓民的很多檔案，也包括章先生想看的檔案，他都找到了，正在整理。為什么耶魯大學有大量華中大學的檔案呢，這就不得不提雅禮協會了。雅禮協會就是Yale-China Association，在過去他們和我們的關系很密切，每年派三名學生過來教英語，我們派兩名老師過去，我當初去耶魯就是因為得到這個項目的資助，在那待了一年多。但后來華師跟耶魯的關系斷了，我們也想把它恢復起來?，F在這么多新的檔案的問世，我們華師近代史研究所肯定又要掀起一股研究華中大學與韋卓民先生、雅禮協會的熱潮。

我們關于華中師范大學的校史研究還遠遠沒有結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能以后就需要華師校內的青年學者們來繼此大任。

您在研究教會大學不久就開始著手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史，您是怎么走到這上面去的呢？

馬敏：教會大學是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因此它不是孤立的，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東西方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研究教會大學，我對教會史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礎。

1997年我去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為我的博覽會史研究去收集資料。有一天牛津大學的一個教授，中文名叫科大衛，說牛津有一個小的圖書館發現了英國浸禮會的全部歷史檔案，里面有一批中文資料，他們都看不懂，想請一個中文專家去鑒定一下是什么東西。他太忙，一天到晚上課和寫書，問我有沒有時間去幫忙看一下。我當時就是抱著試試的想法去的，到了瑞津帕格學院，在地下室里面有一個很小的安格斯圖書館，我下去看了半天，吃驚地發現它藏有英國浸禮會的全部歷史檔案，包括他們在中國、印度傳教的檔案，很珍貴。另外，它還藏有一批19世紀中葉20世紀初的中文書籍，是那些傳教士用中文寫的書，有自然科學的、有宗教的，全都是非常非常寶貴的資料。其中還有很多那個時候的教科書，化學、物理、數學等等，我們近代很多教科書都是從這里起源的。

但最寶貴的是一批中文《圣經》譯本，當時我看到后非常震驚。因為它是1810年前后用中文寫的。近代來華的第一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是1807年到達澳門的，而他翻譯的《圣經》是在1820年以后出版的，這里出現大量1810年前后的中文《圣經》譯書讓我感覺很奇怪。后來去查檔案發現有另一個傳教士，我翻譯成馬士曼——浸禮會傳教士馬士曼，在印度傳教時將英文圣經翻譯成中文。這些版本的史料價值是相當高的，因為我們國內之前認為第一部中文《圣經》是澳門的馬禮遜翻譯的，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我看到那些材料后就發覺印度的馬士曼這個人一點也不遜于馬禮遜，他雖然不在中國，但在印度將《圣經》譯成了中文。

后來研究得出，他們兩個同時于1810年左右開始翻譯圣經，馬禮遜在澳門，馬士曼在加爾各答旁邊的塞蘭坡翻譯了《馬太福音》，就是《新約》的第一章。1811年馬士曼和他的朋友拉沙又譯了《馬可福音》。我看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圖書館的原版，翻譯得看不懂，翻得一塌糊涂，但是他們想傳教，所以就用中文硬譯。1813年馬士曼又翻譯了《新約》中的《若翰所書之福音》，這個就不得了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本書的翻譯水平猛漲，一下高了一大截；更為重要的是，它是活版鉛印的，不是木刻的，這個發現是一個顛覆性的成果。馬士曼在1822年出版了完整的中文版《圣經》，而馬禮遜的《圣經》是1823年在澳門出版的，晚了一年。這個成果發現之后，整個圣經的翻譯史就這樣被向前移了整整一年，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打破了之前學術界的認知。我做的這項研究，只是初步在《歷史研究》上發了一篇文章《馬士曼、拉沙與早期的<圣經>中譯》，但是還沒有成書。

關于馬士曼，您有什么想法和創新性的結論呢？

馬敏：這本書我已經在寫了，通過研究馬士曼和他的中文《圣經》翻譯事業，會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成果：

第一，1822年馬士曼等人在印度出版的全套中文《圣經》，包括《新約》和《舊約》，比馬禮遜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的中文《圣經》（時譯為《神天圣書》），要早一年，說明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經》是出自印度，是在1822年，這項發現可以用來修正以往學術界的一些觀點。

第二，我剛剛提到的那個顛覆性的成果就是1813年的活版鉛印《若翰所書之福音》，之所以說顛覆性的，是因為這本書比其他所有中文鉛印書都早。我查了很多資料，可查到的最早鉛印的中文書籍是1815年在澳門出版的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但是1813年的《若翰所書之福音》比《華英字典》還早兩年！我把這本鉛印的《若翰所書之福音》鑒定出來后，牛津大學在拿出來公開展覽時，就專門在這本書上面標注了一條“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鉛字印刷的中文書籍”。目前這個結論還是成立的，這本書應該就是最早的鉛印中文書籍，當然如果誰還能找到比這更早的，我的結論就被推翻了。這個研究我們也還在做，梳理中國鉛印技術的整個過程，不僅對中文圣經翻譯史意義重大，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也是一個突破。

第三，就是關于中國的語法書。中國的語法書，尤其是英文版本的中國語法書，過去認為最早的是馬禮遜于1815年出版的《通用漢言之法》，但是馬士曼于1814年出版的《中國言法》一書又比馬禮遜早了一年。它是最早運用西方語法理論比較系統研究漢語的英文著作之一。所以現在很多研究中國語法的人都去找這本書來看，包括北京語言大學李宇明老師指導的博士，就是根據這本書來寫博士論文的。只有把《中國言法》弄清楚了，才能弄明白中國現代語法的起源。

僅僅這三項結論，或者說三項學術意義，這個研究就非常重要，目前我們正在準備進行系統的研究。《中國言法》很厚，我們沒辦法弄回來，但是研究中國語法問題非要研究這本書不可。有意思的是，學術研究中有許多很偶然的東西，我看到這些書是偶然的，科大衛如果不告訴我，或者我偷個懶不去看，也許就錯過這個機會了，也許就不會得到這么多讓歷史界震驚的發現。

關于馬士曼和英國浸禮會的情況，您有進一步研究嗎？

馬敏：為了進一步研究馬士曼和英國浸禮會，2007年我們到印度去了一趟，主要是想參觀一下塞蘭坡這個地方。塞蘭坡就在加爾各答旁邊，當時印度還沒有一條高速公路，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經歷顛簸，去那個地方我們也是顛了近兩個小時，抱著試一試的目的，看能不能找到傳教士當年翻譯圣經的地方。

去了之后，旅行社的人到處給我們打聽，有沒有這樣一個學校，叫塞蘭坡大學，是傳教士辦的。很幸運，我們找到了這個學校——進入了校長室里，校長坐在那兒，我們對他說來找一個叫馬士曼的傳教士曾經創辦的學校，他打量了我們幾眼，指著后面墻上的歷代校長名牌，說第二個人就是馬士曼，就是翻譯《圣經》的那個人，也是他們學校的第二任校長，然后他介紹自己是第二十任校長。這樣我們就找到了馬士曼當年翻譯圣經、印刷圣經的地方。那位校長的名字叫拉爾·鐘奴嘉，我還曾把他請到過我們學校做過講座，專門講那段歷史。

隨著鐘奴嘉校長給我們不斷介紹情況并親自帶領我們參觀校園，歷史的面紗被一層層地揭開了，英國浸禮會和馬士曼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清晰：

1799年5月，應浸禮會在印度第一位傳教士威廉·凱瑞的邀請，馬士曼夫婦一行人從英格蘭樸次茅斯港出發，遠渡重洋，前往印度傳教。經過在海上五個月的艱苦航行之后，他們一行人于當年10月9日終于抵達印度加爾各答，但受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禁止傳教令的影響，不能在此登岸。他們只能改變事先準備的預案，選擇到加爾各答以北十六英里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落腳。10月13日凌晨四點順利在塞蘭坡登岸，平安到達。隨后不久，經沃德親往聯絡，凱瑞一家也于1800年1月從加爾各答舉家遷來塞蘭坡，正式開始了浸禮會在塞蘭坡的傳教事業。而威廉·凱瑞正是塞蘭坡學院的第一任校長。

由于英國浸禮會總部所提供的生活費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所需，初來乍到的傳教士們為了維持生計和順利傳教，一方面組成聯合家庭，合租居??；一方面開辦出版社、印刷社，承接丹麥殖民政府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刷業務，翻譯孟加拉文的圣經；另外就是開辦教會寄宿學校，專門招收塞蘭坡的歐洲僑民的子女。這些浸禮會的傳教士們就這樣在印度塞蘭坡站住了腳跟，開始了傳教事業。在傳教的事業上面他們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塞蘭坡的這些傳教士們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圣經》翻譯計劃，他們計劃將《圣經》翻譯成印度當地語言并進而翻譯成全部東方語言，并為此奮斗了三十年，雖然這個計劃最終并沒有完成，但是也取得了非常優秀的成果。

他們的計劃主要有兩個重點：其一是由凱瑞主持的將《圣經》翻譯成孟加拉文、梵文、印地語等幾十種印度的土著語言，另一個是由馬士曼和拉沙主持的將《圣經》翻譯成中文。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圣經》中譯本翻譯和出版工作歷時約十八年，于1822年在塞蘭坡正式出版。此外，更令人驚嘆的是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塞蘭坡的印刷工匠們不僅探討出鉛字活版印刷印度文的方法，而且成功地采用鉛活字來印刷中文版本的《圣經》，這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漢字鉛活字印刷中文的嘗試。

通過這次赴印度的訪問，不僅我們的研究收獲非常大，華中師范大學與塞蘭坡學院也正式建立了校際的交流關系?？梢哉f是馬士曼兩百多年前的中文翻譯與研究，為今天的中印教育和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無形的橋梁。

我認為研究歷史應該有一種世界的眼光和全球的意識，經濟與文化是相同的，歷史與現在都是相通的。歷史學科歸根是一門實證的學科，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與人類學研究一樣，應該回到歷史情境之中，必須深入實地，進行跨區域、跨國別、跨文化的比較研究，用原生態的史料還原原生態的歷史，盡可能接近歷史原貌，才能得出可靠可信的結論，書寫出真實的歷史。

對于教會大學的這些研究對您的辦學是否也起到了很大的影響？

馬敏：我在一開始研究教會大學的時候就注重教會大學對我們今天辦學的啟發作用以及經驗和教訓。

第一個就是教會大學的國際化交流特色，這是最為突出的。教會大學的辦學式體現了多渠道的國際聯系，因此才能成為中西文化交融匯聚之所。我有一篇很早的文章，就是關于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的，寫這個的時候我既不是校長也不是院長，但是我已經提出了一個大學好與不好重點在于是否與國際接軌，是否是在多元文化中培養學生、塑造人才。所以當我做副校長負責外事的時候，就很重視國際化，主動推動對外交流。當我開始做副校長的時候學校里只有30多個留學生，為了開辟國際學生留學華師的渠道，我帶著一批領導班子到處跑——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美國等，這樣才一步一步做起來，將華師留學生的隊伍發展到三千人。這在當時是非常矚目的，當時華師的留學生人數被不少武漢高校所羨慕。在我當校長的八年時間里，我也在繼續推動華師的國際化進程，比如現在華師西區的國際交流園區，是我們當初規劃建立起來的。國際交流園區一開始主要是接納國際留學生，但是后來覺得缺少文化交流，因此我們就把華師最好的三個研究所——中國近代史所、語言所、政治學研究所（后來發展成了政治學研究院），以及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都遷移到這，便于和留學生進行國際交流。國際交流絕不是單向的、封閉的，而應該是互相的、流動的。這都是從教會大學學來的經驗。

華中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園區

第二個從教會大學學來的經驗就是辦學要注重提高學生的質量和教資隊伍建設。中國近代的教會大學高度重視質量這是非常出名的，近代早期武漢有兩所著名大學，一所是武漢大學，一所是華中大學。兩所大學各有特點，武漢大學是公立的，很大氣，學生人數多；華中大學是教會大學，私立的，學生人數只有幾百人，但是質量非常高。那如何提高學生的質量呢？重點就是師資隊伍建設。教會大學為了同中國的公私立高等學校競爭，奪取中國的高等教育陣地，十分重視師資隊伍建設，采取了從外國聘請教師等方法，這是辦好學校的極重要的環節。華中大學對學生的要求非常高，往往學生進入華中大學，能畢業出去的不到一半，因為它會有非常多的考試和層層篩選。當時華中大學學生的論文質量非常高，說是相當于現如今的研究生水平也不為過，書寫字體也非常漂亮，現在我校圖書館保存了很多本華中大學畢業生的論文集。

第三個就是注重學生的全面培養。當時教會大學的辦學特點還有例如信仰宗教化、教育社會化、校園家庭化，我們吸收了他們社會化的教育和家庭化的校園建設，我任校長時秉持的“以生為本，以師為先”的教育理念也是從這里學習來的。教會大學的一大特色就是社團活動十分豐富，最早的童子軍、管弦樂團都是發源自華中大學。這些社團活動不僅可以調動學生們參與社會活動的積極性，也能激發學生們對學習的樂趣，有利于培養學生們開放的思想和活躍的性格?；诖耍覀冎铝τ趯W校營造出一種開放的文化氛圍，注重發展社團活動和國際文化交流，調動同學們的積極性，例如華師每年一屆的“百團大戰”和兩年一屆的“國際文化節”；并且設置先進性和實用性的教學課程，與教育改革和社會轉型相適應，注重學校的后勤保障工作，讓學生和老師增強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