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辰路（原創）

這是 讀嘉 的第 17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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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年，蘇格蘭獨立運動的領袖華萊士遭到同伴的出賣，被英格蘭軍隊捕獲并押送倫敦。英王愛德華一世宣判華萊士死刑，并公開行刑。在押赴刑場的路上，華萊士遭到了圍觀人群的辱罵與嘲笑，許多人向他投擲腐爛的蔬菜和面包。英格蘭的民眾被告知，這是一位窮兇極惡的叛徒，殺害了許多無辜的英國人。

在劊子手已經把刀架在華萊士脖子上時，英格蘭的官員突然告知華萊士，如果他此時公開宣布認罪并向英王道歉，他可以免于死刑。在大家都等著華萊士低聲下氣求饒的時候，華萊士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喊出：“自由（freedom）！”這一場景在《勇敢的心》這部電影中被生動地還原出來，令人印象極其深刻。

華萊士的這聲“自由”也營造了一種熒幕幻覺：自由好像是一個從古至今從未改變涵義的詞匯。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的人，都在追求著同一種自由。在許多文學作品和公眾討論中，我們經常感嘆并贊美古代人對自由的追逐。甚至經常會有人宣稱，人類需要回到古希臘等古典時代，那里才是民主與自由的巔峰。那么，自由在古代人和現代人中間有任何區別嗎？

在19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這已經是一個引起人們熱議的話題。針對于此，被稱作“法國自由主義之父”的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曾在一次議會演講中給出了經典的回應：古代人只享有政治集體自由，并沒有現代人珍惜的個人自由。

一、亂世中的自由派領袖

1767年10月25日，貢斯當出生在瑞士洛桑的一個新教貴族家庭。貢斯當家族原本是法國古老的尚迪厄家族的一支，由于法國在政治上曾一度迫害新教教徒，他們家被迫搬遷到了洛桑。貢斯當從小生活在相對開明、追求自由與社會進步的家庭氛圍之中。

本杰明·貢斯當，法國自由主義奠基人之一。貢斯當的知名度并不高，然而近些年國內知識界開始逐漸重視貢斯當的思想，尤其是他在1819年發表的著名演講。

14歲那年，貢斯當被他的父親送到英國留學。雖然由于年紀過小而被牛津大學拒之門外，但在智識上機敏過人的他還是被當時頗有名望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了。貢斯當在愛丁堡大學的留學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后來的學術走向，他一生都帶有英國自由派的思想痕跡。當時，愛丁堡大學是蘇格蘭啟蒙學派的學術重鎮，云集了亞當·弗格森、亞當·斯密等知名教授。蘇格蘭啟蒙學派微觀上重視個人權利、宏觀上研究商業社會的學術脈絡，給了貢斯當很大的啟發。

學成之后，貢斯當接受父親的安排，先在德國布倫瑞克的地方邦國擔任一個小官職。1789年，法國爆發了大革命，許多身處國外的法國知識分子都返回祖國參加革命事業。但貢斯當聽到革命的消息后，并沒有馬上回到法國，他在對革命理念的同情和對革命暴力的恐懼之間猶豫不決。

有趣的是，一段刻苦銘心的愛情推動了貢斯當返回法國。1794年，他在一次社交活動中遇到了斯塔爾夫人。斯塔爾夫人是非常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她作為一名女性在法國當時的文壇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斯塔爾夫人個人魅力極強，她在家中創立文學沙龍活動，與伏爾泰等法國諸多文壇名流頗有交往。貢斯當在結實斯塔爾夫人之后，迅速墜入愛河。他們兩人之間的性格十分互補，貢斯當十分智慧但性格軟弱，而斯塔爾夫人性格堅定，熱心參與公共事務。

1795年5月，貢斯當隨斯塔爾夫人抵達法國巴黎，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斯塔爾夫人周圍，聚集著一群開明君主制的支持者。他們雖然是法國舊貴族，但在1789年推動了路易十六接受君主立憲制。長期生活在國外的貢斯當并沒有濃重的保王情結，相反，他一直對專制權力的復活憂心忡忡。

我們在中介紹過，大革命開始后，路易十六、吉倫特派、雅各賓派陸續上臺執政。雅各賓派表面上打著革命的旗幟，實際上卻施行著專制恐怖統治。1794年的熱月政變推翻了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專政，建立起相對開明的督政府。但是督政府的統治較為脆弱，王黨、雅各賓派時?；钴S在政壇上，欲取代督政府的統治。

就在法國大革命建立起來的共和政體處在搖搖欲墜之勢，一顆政壇上的新星升起。拿破侖·波拿巴在1795年鎮壓王黨叛亂的過程中立下了赫赫功勞，贏得了督政府的信任，隨即被晉升為陸軍準將兼巴黎衛戍司令，在軍政界嶄露頭角。

與此同時，歐洲范圍內的反法聯盟開始形成，國內保王勢力蠢蠢欲動。帶兵在外的拿破侖陷入到被動的局面，這也讓他決心回國發動“霧月政變”。在地中海回航路上，拿破侖避開了英國的皇家海軍，成功抵達巴黎。拿破侖回到巴黎的消息傳開后，人們紛紛把他當成“救星”。在民意的高度支持下，1799年11月9日，拿破侖帶領軍隊控制了督政府，接管了革命政府的一切事務。在第二天，他強行解散了法國議會，宣布建立自己領導的執政府。

拿破侖在1799年11月9日發動“霧月政變”，控制了督政府，接管了革命政府的一切事務，從此開始了為期15年的個人專制統治。

起初，拿破侖展現了他支持共和的一面。一方面他親自修訂并頒布《拿破侖民法典》，另一方面設立相當多的民意監督機構。貢斯當便在這一時期進入到新成立的保民院中。然而，雄心勃勃的拿破侖逐漸暴露出自己專制的意圖，企圖消滅任何對自己權力產生制衡的力量。這也引起了貢斯當的不滿，他在保民院中扮演反對派的領袖角色，努力捍衛代議制，抵制拿破侖的專制舉措。1802年，貢斯當和其他反對派的領導成員被驅逐出保民院。

在拿破侖大權獨攬的時期，貢斯當被迫流亡于國外。遠離政治的他在這段時間以寫文學作品為主，貢斯當寫成了《阿爾道夫》在內的多部作品。同時，貢斯當也時時言辭激烈地批評著拿破侖，把他比作阿提拉和成吉思汗。他認為拿破侖的軍事征服不僅不會給法國帶來榮耀，相反會讓法國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之中。

拿破侖在1814年遭遇萊比錫戰役的慘敗，在反法同盟的逼迫下，他宣布退位并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爾巴島。不甘心的拿破侖在1815年上演了重返巴黎的好戲，他2月26日出逃小島，隨后于3月1日回到法國本土。在拿破侖返回巴黎的路上，不斷有他的支持者加入。抵達巴黎時，拿破侖已經重新收獲30多萬的軍隊，他再次接管巴黎，“百日王朝”開始了。

復位的拿破侖借鑒了先前的教訓，決定引入“憲政體系”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拿破侖拋棄了以往的成見，十分有誠意地邀請貢斯當擔任自己的帝國顧問，并委托貢斯當起草一部新的憲法綱要。這一時期，貢斯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治思想，并相繼出版了《政治原則》等著作。好景不長的是，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中遭到決定性的失利，短暫的“百日王朝”也走向了終結。

雖然貢斯當短時間內與拿破侖有過和解，但終其一生依然是一個堅定的拿破侖主義的反對派。他把拿破侖稱作“僭主”，認為他用專制手段實現自由的方式絕對是錯誤的。在1815年之后，貢斯當重新進入新的議會，并擔任自由派的領袖。在1819年，他在國會中進行了一場著名的演講，題為“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這次演講被視作法國自由主義的政治宣言，奠定了貢斯當在思想界崇高的地位。在演講的開頭，貢斯當就旗幟鮮明的提出，我們要區分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

二、對自由理解的古今之別

在一個國家朝向現代化轉型的過渡時期，該國的學界往往會出現古今之爭的激烈辯論。例如在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古今之爭就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議題之一。而西歐在這些話題上的討論早在17世紀末就開始了。

在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國家未來走向何方成為當時英國知識分子關心的話題。學界中原本有一股強大的“復古”勢力，他們被稱為新羅馬理論家。新羅馬理論家通過解讀西塞羅、塔西佗、李維等古羅馬思想家的著作，號召英國要借鑒古羅馬等古典政體，建立起強大的政治共同體。他們的解讀有一個共性，即認為自由國家是自由個人的前提。沒有自由的國家，就沒有自由的個人。

但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在《利維坦》中犀利地指出，古希臘、羅馬人的歷史書中推崇的自由，不是個人的自由，而只是國家的自由。他給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建設思路，要從個人權利出發，建立基于保護個人自由的新政治國家。這一思路也得到了洛克、休謨等其他英國思想家的支持，在他們的努力下，英國學界扭轉了原先復古的風氣，開創了“個人權利優先”的現代化建設思路。這也是西歐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古今論戰。

第二次的古今論戰發生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最初，法國學界圍繞著古今學問的優劣展開了討論。比如文學泰斗伏爾泰在《古代人與現代人》一文中說道，現代人由于指南針、火藥等最新技術的發明，遠比古代人要博學得多。他甚至激進地聲稱，今天我們“剛剛從學校走出來的童子都要比古代所有的哲人更加博學”。

伏爾泰，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伏爾泰有一句廣泛被人稱頌的話：“我并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古今之爭的這把火很快燒到了政治領域。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后，法國政壇曾長期由“復古派”掌握實權。例如演說家圣鞠斯特向公眾說道，每一位革命者都應當成為羅馬人。圣鞠斯特是雅各賓專政時期的領導人羅伯斯庇爾的親密好友。法國大革命提倡追求政治自由，不少領導人借由實現全體人民政治自由的幌子，不惜犧牲部分個人自由。他們通過“回到羅馬”作為美化自己專制的說辭，強調強大的政治權力、高效的政治動員是建立自由社會的必要因素。

但是激進追逐全體人自由的革命措施沒有為法國帶來自由，反而令法國陷入到政權頻繁更迭、暴力與恐怖事件頻發的社會危機之中。斯塔爾夫人、夏布多里昂等學者就批評說，雅各賓派是古代共和國的拙劣仿效者，實現政治自由不能以犧牲個人的公民自由為代價。這批學者被稱為“科佩集團”。由于貢斯當與斯塔爾夫人擁有親密關系，他自然也進入到了科佩集團的核心圈子。貢斯當綜合了前人與同輩的看法，提出了他自己對自由的古今之別的理解。

貢斯當認為古代人理解的自由，是以集體參與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權的若干部分。例如，雅典城邦每年會召開10期公民大會，全體城邦男性公民都有權利參加。他們采取直接在場的方式，親自做出表決，決定城邦的戰爭與和平、法律判決、執政官選舉等事宜。其中最極端的措施便是克里斯蒂尼時期創立的“陶片放逐法”，每年春季召開一個特殊的公民大會，用口頭表決的形式可以驅逐公民心目中可能成為專制者的人選。

在貢斯當看來，表面上古代人的權利非常豐富，對城邦事務也具有決定性力量，但他們的自由只是一種“集體性自由”。公民對集體性自由的獲得，必須建立在對社群權威的完全服從的基礎之上。在古羅馬，有一種特殊的官職叫做監察官，它的職責在于確保公民服從于城邦的公民美德。這導致公民的私人生活常常陷入到被監視的狀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驅逐。

斯巴達這類問題顯得更加嚴重。在斯巴達，公民的生活處處受到了城邦的直接規定，包括了音樂、詩歌等文藝活動。泰爾潘德是當時斯巴達著名的“琴歌詩人”，他的歌聲帶有神圣感和正義感，在戰爭中多次鼓舞著斯巴達軍隊。泰爾潘德為了更好適配自己的聲音，希望在斯巴達傳統七弦琴的基礎上再加一根弦。沒想到，這件事情被斯巴達執政官知曉后，以違反城邦傳統與道德為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處罰。這把八弦琴也被永久釘掛在墻上不得使用。

斯巴達是與雅典實力相近的古希臘城邦，以嚴酷紀律、貴族統治和強軍政治而聞名。圖片是公元前480年，斯巴達300勇士在溫泉關戰役中對抗波斯軍隊。

受制于城邦直接的規范，古希臘、羅馬公民在私人領域幾乎無法憑借自己的個人意志決定事務。貢斯當深刻地概括了這一現象：“在古代人那里，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幾乎永遠是主權者，但在所有私人關系中卻都是奴隸?！惫糯说恼紊羁雌饋順O具吸引力，但在自己個人生活的私人領域幾乎毫無自由可言。

貢斯當認為，現代人與古代人的核心區別在于，現代人異常珍視個人的獨立性。在古代社會中，幾乎不存在對個人自由的理解。個人無條件地服從于國家，公民被城邦徹底吞沒。而現代人恰恰認為自己必須在私人生活中是獨立的、不受干預的。我們在中介紹過，洛克借由“宗教信仰自由”確立了公私分離的政治解決方案，要求國家對每位公民的私人領域不作干涉?，F代公民可以在自己的私人生活，自主決定信仰的宗教，隨意決定吃穿住行活動。理論上，每個人是自己私人生活的主人。

由于現代人操心于自己的私人生活，貢斯當認為現代人并不通過直接在場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而是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人，并通過這一中介保障自己的政治自由。總的來說，古代人的自由是在政治公開領域內直接行動，并以此為樂?，F代人的自由恰恰是與政治生活保持一定距離，并且在私人領域內尋找更多的快樂與享受。

三、自由理解更新的社會根源

古希臘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在《葬禮演說》中曾自豪地宣稱，雅典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每個時代也總有“復古派”向往這樣古典的生活。但是貢斯當犀利地指出，雖然我們與古人共享了自由這一個概念，但是我們與古人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卻存在著天壤之別。在關于自由的理解上，人類社會經歷了從集體自由轉向個人自由的歷史發展階段。那么，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古希臘的原義中，政治自由是區分城邦公民與奴隸之間的重要標志。換句話說，政治自由并不屬于所有人，而只屬于城邦中的特定群體。目前史學界較普遍的看法是，以最發達的雅典為例，總人口40萬人中，奴隸20萬，公民16.8萬，外邦僑民3.2萬，擁有政治自由的人群大約僅有四成左右。城邦中的奴隸承擔了絕大多數的物質勞動，以便城邦公民擁有大量時間參與政治生活。古典的自由在表面上顯得十分崇高，但它卻是建立在社會中大多數人不自由的基礎之上。

可能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知名的古希臘哲學家要么直接為奴隸制做出過辯護，要么提倡一種類似“奴隸制”的社會理想政體。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到，奴隸的產生是一種合理的自然現象。社會中注定會出現一部分能夠主動運用自己理性的人，也注定會有另一部分只能聽從他人理性而行動的人。當這兩類群體出于利益結合在一起時，就自然形成了主人和奴隸的區分。對于奴隸而言，接受主人的支配也恰是對自己有益且公正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將奴隸貶低為一種與動物一樣的工具，他們隨時受到自己主人的支配。

柏拉圖在《理想國》之中也提出了依據理性能力分布的社會階層圖景。他認為，人的靈魂之中必然蘊含著理性、意氣和欲望三個部分。理性對應的是哲人王，意氣對應的是守衛者，欲望對應的是普通生產者。柏拉圖提倡一種城邦的整體倫理教育，由哲人王制定相應的教育教學材料，所有城邦公民都應當聽從哲人王理性的指使。他將每個人“各司其職”稱之為最大的正義。因此，柏拉圖實際上也預設了特定人群擁有較高的理性，而大部分人群缺乏理性的能力。

在古希臘、古羅馬的年代，奴隸貿易是十分常見的社會現象。奴隸并不具有公民權，可以被主人肆意使喚與自由買賣。

可見，古代人對自由的理解中較為缺乏“平等”的維度。他們雖然突出強調共同體的最高善、強調社會的整體利益，但它依賴的恰是社會中極少部分的杰出個體。在他們看來，奴隸的存在是為這些少數精英服務，奴隸的唯一自由就是選擇服從。因此，現代人對自由理解的更新，實際上正是伴隨著奴隸制度在歷史上的消解過程。而這一消解的手段，主要指向了中世紀晚期的自由市運動。

自給自足的封建莊園在中世紀占據了經濟的主導地位。但是在封建莊園的交界處，出于部分商品交換的目的，一些商業集市逐漸產生，這也是自由市的最初樣態。在12世紀初，諾曼底地區一個名叫布雷特尤爾的小城鎮獲得了英國國王的特許，城鎮中的居民可以擺脫任何的人身依附關系，實施一定程度的自治。該城鎮的另一大特權是，凡是在這個城市居住滿一年零一天且未遭到莊園主認領的農奴，可以自動獲得解放并獲得自由民身份。這也是“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句諺語的出處。

緊接著，在英國管轄的地區出現了有一大批自由市的“模仿浪潮”。在1600年以前，英國擁有特權的自由市已經達到了100多個。自由市是以每年繳納的高額稅金作為換取自己特權的擔保，因此往往是商業上較為發達的城鎮具備這種資質。在自由市中，自由民可以親自選舉出市政團隊，這也是現代選舉制度的先聲。同時，自由市提供了農奴贖買或是解放身份的機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農奴加入到建設自由市的行列中。

意大利也是開展自由市運動的主要地區。在中世紀與近代歐洲的歷史上，意大利一直處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下。意大利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王權束縛，也正好為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等沿海地區提供了寶貴的自治機會。以威尼斯舉例，威尼斯早先受到拜占庭帝國的控制，但它占據歐洲通向中東地區的商道，發展航海貿易，獲得了大量財富。10世紀末，威尼斯每年向拜占庭繳納巨額稅金，逐漸成為了相對獨立的自治實體。14、15世紀，威尼斯在商業上的發達甚至一度幫助其成為區域霸主。

威尼斯曾經是威尼斯共和國的中心，被稱作“亞德里亞海明珠”。14、15世紀的威尼斯是整個西歐的經濟中心，經濟貿易十分發達。如今的威尼斯是非常美麗的旅游城市。

國王們通常并不反感自由市的出現。一方面，國王可以從自由市繳納的稅金中獲得非?？捎^的收入。自由市采取市民聯合納稅的方式，每年向國王一次性交齊稅金，避免了以往按照人頭征稅的繁瑣程序與可能的逃稅漏稅行為。另一方面，相比較割據的地方封建領主，自由市相對溫和可控。強大的領主一旦聯合起來，將會對國王的權威發起嚴重的挑戰。因此國王們也傾向于扶持自由市，以期牽制甚至削弱地方領主的勢力。

自由市對人口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從而在與領主模式的競爭中逐漸占據上風。大量農奴逃離地方領主的控制，選擇來到自由市謀取自由民的身份。自由市的居住人口極多，它早已大大超出古代城邦和封建莊園所能容納的數量。同時，自由市的主要收入來源于繁忙的商業貿易活動，在商業逐利的動力下，商品生產的分工程度大大提高。

與此相關的是，傳統城邦中占據人際關系主導地位的政治關系也逐漸淡化，自由市的市民之間改以經濟交往關系為主。因此，自由市和市民階層在中世紀晚期的興起，成為了中世紀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重要載體。以自由市為初始載體的社會形態最終成長為現代的商業社會。

在古代社會中，奴隸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城邦之間頻發的戰爭與軍事征服行動；現代社會中奴隸制度的瓦解則歸因于自由市運動和商業社會的興起。貢斯當在演講中指出了這一點，他在19世紀就已經預言了“一個商業代替戰爭的時代必然會到來”。對古代人而言，一場成功的戰爭既能增加私人財富，也能增加他們所分享的奴隸與土地。但是對于現代人而言，即便是一場成功的戰爭也要付出得不償失的高昂的代價。商業活動是一種更加溫和，也是更符合各方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人群互動方式。

貢斯當告訴我們，商業社會的到來激發了人們對個人獨立的摯愛。自由市和商業社會的興起，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擺脫政治權威束縛的過程。每個人可以依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專注于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事業和自己希望得到的快樂。商業社會強調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交換主體，破解了傳統的人身依附關系。它提供了人們擺脫集體干預的條件，使得現代社會出現了生長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空間。這也是現代人與古代人相比，對自由產生不同理解的社會根源。

四、如何保護現代人的自由

1815年路易十八復辟之后，法國議會重新進行了選舉。雖然路易十八試圖維持保王黨人在議會中的力量，但貢斯當等領導的自由派占據了絕大多數席次，政治也逐漸朝向自由化發展。1820年2月13日，王儲貝利公爵遇刺，極端保王黨人將臟水潑到了自由派身上。路易十八和他的繼任者查理十世陸續廢除許多在大革命期間的政策，短時間內王權與天主教勢力卷土重來。

即便自由派議員遭到政治迫害，貢斯當仍然堅持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他意識到，現代人的自由隨時可能遭到政治專制力量的威脅。他早先反對拿破侖，現在又反對波旁王朝的專制王權。在這段時間，貢斯當利用憲政的方式試圖對抗政治專制力量，他希望在法國能夠維持英國式的自由議會。

1830年7月，查理十世頒布敕令，決定限制新聞出版自由、解散議會與修改選制。這些倒行逆施的舉措引起了巴黎資產者與市民的強烈不滿，因此爆發了巴黎人民的起義。29日，在起義者已經控制巴黎的情況下，查理十世宣布收回敕令，但為時已晚，他在重壓之下被迫遜位。8月7日，法國議會宣布親近自由派的路易·菲利普即位王位。波旁王朝的覆亡使法國傳統的君主專制勢力徹底消亡。

貢斯當對波旁王朝的覆滅喜聞樂見，但在他的學術思考中，傳統的封建專制王權只不過是一種落后時代的專制力量。在現代社會中存在另外一種對自由威脅更大的專制力量，那就是無約束、無限的“人民主權”。這才是貢斯當政治理論的核心對手。

英國哲學家洛克、霍布斯就已經論述了，任何合法的政府都應當得到人民的同意。但是英國歷史上穩定形成了容納君主制的主權框架，因此他們也并沒有將人民主權推向極端。人民主權的真正提出者是19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盧梭。盧梭認為，任何人對自己同類都沒有任何天然的權威，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謂的君主主權或是宗教主權，國家的主權只屬于全體公民。

進一步，盧梭認為捍衛人民主權和自由的辦法是每個人尊崇公意的指導。他認為通過人民共識形成的公意是絕對正確、絕對公正的，并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歸。整個政治共同體的靈魂就是這個公意，而公意本身是經人民同意、不受其他權力限制的、絕對的力量。盧梭還說過著名的一句話，就是當有人拒絕接受公意的指導或是自愿選擇不自由的話，公意可以“強迫人自由”。

讓·雅克·盧梭，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和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等。

盧梭善良的動機并不能產生美好的結果。在道義上聽起來無比崇高的人民主權，卻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遭到濫用。例如雅各賓專政的領導人羅伯斯庇爾就是盧梭的狂熱崇拜者，他說他充分實踐了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愛人民之所愛、恨人民之所恨。但結果是，雅各賓派推行了大權獨攬的專制恐怖統治，給好幾代法國人留下了心理陰影。

貢斯當敏銳地發現了盧梭理論在現實操作性上的困難。人民主權這種抽象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可能自動行使，它必然要委托給一個存在于現實中的實際執行者。因此，人民把自己的權利奉獻給了某個具體的人或者權力機構。盧梭又規定人民必須毫無保留地交出自己的權利、絕對服從公意，這導致這些具體的人或權力機構，徹底演變成一種不受制約與監督的無限權力。

貢斯當批評盧梭的理論中存在“非法置換”，盧梭創造了一個供統治者從人民身上奪走一切權力的美麗借口。因此號稱代表全體人民意志的權力極有可能蛻化為一種現代的新的專制權力。盧梭雖然反對封建的專制王權，但無形中塑造了現代的專制權力。在貢斯當看來，盧梭提倡的自由也恰恰是古代人的自由，是一種集體自由。貢斯當揭秘這種邏輯的根本弊?。喝藗儜嵟胤磳Φ闹皇菣嗔Φ恼莆照?，而不是權力本身。

因此貢斯當提出了控制人民主權的辦法。他認為，人民主權的出發點和歸宿只能是保護現代公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如果人民的主權侵犯了個人權利，那么它就不是正義的。同時，一個過于強大的權力是不能接受的，權力內部必須具有分權制衡的性質。

當時法國的政治權力已經出現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化，但是行政權與立法權經常出現沖突，它們之間缺乏一個公正的協調機關。貢斯當認為像法國這樣的共和國，既然不具備英式君主這一超越黨派、超越民意的最終仲裁者，那么就極有必要引入一個超越立法權和行政權的獨立協調機構。貢斯當將這一協調機構稱為中立性權力。他做出了許多創造性的設想，比如中立性權力機構的成員由人民選舉產生、不得擔任其他職務，但必須是終身任職的等等。貢斯當的中立性權力思想與當時已經頒布的1787年美國憲法有諸多不謀而合之處。

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中，貢斯當以往是一個鮮有人注意的思想家。自由主義一般分為兩派：一類是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式自由派，強調通過漸進改良的手段不斷完善現有的憲政制度；另一類是以盧梭為代表的法式激進派，強調通過理性建構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貢斯當雖然是法國人，但他其實更接近英國而非本國的思想傳統，這導致他在法國學界曾長期淹沒在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的光芒之下。

但是近幾十年的研究改變了這一現狀，西方知識界發現，貢斯當在1819年的那場演講實際上奠定了現代自由主義的基本面貌。貢斯當對現代人的自由給出了有別于古代自由的清晰界定，并且就如何保護現代自由做出了非常多有益的探索工作。在這個意義上，貢斯當無愧自由主義奠基人的稱號。

閱讀貢斯當能讓我們領悟到，正面積極地吸收古典思想顯然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但是古典時代絕非是人類歷史的伊甸園。包裹在古代自由那件高尚外衣下的，那些不自由、不平等的血淋淋事實，是任何一個現代公民無法接受的?，F代社會再也不能返回到那個私人權利可以借由集體自由的名義而被隨意剝奪的年代。只有明確界定古代人和現代人對自由理解的區別后，我們才能看清通向真正自由的未來旅途。

注 釋

① 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③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④ 李強：《自由主義》，吉林出版，2007年版。

⑤ 埃德蒙·福賽特：《自由主義傳：一種理念，一種歷史》，北大出版社2017年版。

原標題：《自由之涵義的演化——現代自由與古代自由的區別|讀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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