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 “ 阿拉伯之春” 的煽動者而言, 只創造有利的條件是不夠的, 還必須確保運動達到預期的效果。 于是, 確保成功的操縱和顛覆技術便粉墨登場了。

十分有效的非暴力公民行動戰術

正如貝納爾·歐文解釋的那樣, 美國在 “ 阿拉伯之春” 中運用的新戰略是非暴力行動, 也稱 “ 公民自衛”。 該行動被巧妙地、 有力地組織起來, 獲取境外大量援助資金, 而外界卻很難查實資金的確切規模和流入路徑。

對此種戰略頗有研究的道德與政治科學研究院的社會學家讓·貝希勒爾還對 “ 公民自衛” 的概念進行了解釋, 他指出, “ 公民自衛” 是由創立了 “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 的吉恩·夏普首先提出的, 他還為此撰寫了不少專著。 簡而言之, “ 公民自衛” 在對內奪權、 對外抵抗侵略方面相當有效, 是一整套非暴力戰略戰術, 通過故意不遵守法律, 造成經濟活動整體停滯, 行政部門拒不服從命令, 士兵與警察猶豫不決等步驟實施。“ 公民自衛” 與民主政權之間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該戰略首先服務于維護民主, 或者當民主原本存在卻遭威脅之時拯救它, 或者當民主尚未建立時推廣它。

對吉恩·夏普而言, “ 非暴力行動是一門技術, 可將沖突比如軍隊、 代議制政權卷入的戰爭和游擊戰引向正確方向。 它利用心理學及社會、 經濟和政治手段, 在不同條件下, 指向或善或惡的目標。 它被用于顛覆政權或支持政府”。 這個美國人闡明了他所希望使用的專用術語: “ 非暴力行動”、 “ 非暴力斗爭” 或 “ 人民權力”。 他還描述了這種技術的運作方式: “ 我們不主動告訴沖突國家民眾該如何行事。 當他們詢問時, 我們才提供我們的理解和知識。 我們強調嚴肅認真學習、 獨立思考和堅定意愿的重要性。”

“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 所長、 曾任美國陸軍上校的羅伯特·赫爾維非常活躍, 他說: “ 軍事行動需要的錢比非暴力行動多得多, 但后者仍需用錢。 后者要有用無線電制造和傳播信息的能力, 要有培訓能力, 還要給行動分子錢財讓他們養家。” 他特別提及: “ 必須說服某些軍人和公務員, 讓他們相信投入我方陣營對其有利。 當他們確信我們即將獲勝時便會投誠。” 17 這番話再一次解釋了突尼斯和埃及兩國軍隊在 “ 革命” 中所扮演的角色。

媒體：扭曲事實的專家

國際媒體是 “ 阿拉伯之春” 運動的主要回應方, 起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正因為有了國際承認, 抗議運動才能在本國得到鞏固, 參與者才相信全世界都在盯著和支持他們。

但需要指出的是, 這里的國際媒體其實只是負責 “ 定調” 的英美和阿拉伯地區的電視臺, 如以 CNN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和 “ 半島電視臺” ( 卡塔爾) 為首的電視媒體, 以及 BBC (英國廣播公司) 和阿拉伯電視臺 ( 沙特阿拉伯)。 這些媒體所屬的國家恰恰是在阿拉伯 “ 革命” 中獲益最多的。

在這份國際媒體名單上, 沒有法國 24 臺和 TV5 ( 全球性的法語電視網) 的蹤影。 法語媒體與其他地方的媒體一樣, 對“ 國際媒體” 播放的新聞及畫面, 只是跟進和接力報道, 一般都不加分析。 這種亦步亦趨日益嚴重, 因為講法語的 “ 大牌記者” 本來就少, 并且被安排在盎格魯 - 撒克遜記者中間, 由于不被重視, 也就無法逆美英同行強加的 “ 主流” 而動, 況且他們也從未對這些媒體提供的信息的真實性提出過質疑。 實際上這些媒體在西方及全球播出的信息絕對不可信, 這些信息被嚴重誤導、 扭曲、 剪接。 例子不勝枚舉, 本書將涉及幾例。

比如, 在敘利亞沖突中, “ 敘利亞人權觀察” 組織幾乎是西方媒體現場信息的唯一來源。 這一設在倫敦、 觀點明顯有失公允的組織接受的是阿拉伯媒體的資助, 是親穆兄會的宣傳機構。 報道中受害者的數量都是由它提供的———通常極不可靠, 誰搞了大屠殺也是它說了算。

圖源：網絡

互聯網和社交網站推波助瀾

對于突尼斯事件和埃及事件, 人們屢屢提及互聯網和社交網站 (臉書和推特) 的作用。 谷歌的瓦埃勒·古奈姆于2011 年2 月初在 CNN 上證實了它們的重要作用。 他的話被諸多網站轉載:

“ 我想找一天去見見馬克·扎克伯格, 謝謝他……我是以埃及的名義……這場革命起自線上。 這場革命起自臉書。”

但薩米·本·加爾比亞認為, “ 源自華盛頓的互聯網自由 ‘ 經文’ 只是為地緣戰略日程打的掩護”。 數字 “領地” 便于國際公民社會通過在網絡上進行有利于抗議者的動員來實施長期干涉。

克勞德·雷維爾認為, 10 多年來, 美國國務院公開依靠互聯網和社交網站來推進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戰略。 為此, 它 “ 與互聯網寡頭, 特別是谷歌和臉書” 建立了緊密的伙伴關系。 “ 能夠發動阿拉伯革命, 似乎多虧了社交網站。 這些網站的老板似乎與美國政府保持著毫不避諱的關系。” 華盛頓利用這些新媒體來打擊對手。 “ 就拿伊朗的例子來說。 2009 年 7 月, 美國國會通過了《伊朗審查制度受害者法案》。 據此于 2009 年向政府廣播委員會撥款 3000 萬美元, 資助自由歐洲電臺、 自由電臺、 法爾達電臺和美國之音用波斯語向伊朗廣播; 撥款 2000 萬美元, 用于伊朗電子教育、 交流、 媒體基金, 即協助繞過互聯網審查; 還向國務院撥款 500 萬美元, 用于撰寫關于 2009 年選舉后伊朗政權侵犯公民權利的報告。 選擇這個時候出臺這些措施很重要, 因為距離6月伊朗大選和抗議騷亂不久。”

境外壓力與干涉

鑒于 “ 間接” 或 “ 自發” 行動力量不夠, 或是目標國政府針對美國的戰略試圖采取反制措施, 華盛頓當局便出面干涉, 為阿拉伯地區 “ 革命” 的順利進行掃清障礙。

2011 年 2 月 22 日,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菲利普·克勞利上傳了一條關于阿爾及利亞事件的推特文章, 文中寫道: “ 阿政府取消緊急狀態的決定是積極的, 但它應進一步提高自由度, 以顯示真正的改變。” 一個外國政府怎么可以這樣向另一國下指令呢? 顯然是美國在對此事件施加影響。 請注意, 該文章被媒體以及眾多網民轉發! 在中東、 北非的一系列事件中, 克勞利狂發推特, 大言不慚地表明其支持抗議運動的態度。 克勞德·雷維爾認為, 施加影響力的行為如此公開, 以至我們將其視為針對那些 “ 猶豫不決” 的政府稍加掩飾的某種威脅, 意思是 “ 如果我們愿意, 就可以發動民眾”。

美國人及其配角盟友在阿拉伯 “ 革命” 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 并不屬于秘密行動范疇。 因此, 如果我們認為可以看到美國中情局的黑手就大錯特錯了。 冷戰期間, 該情報機構當然是創造并發展了此類手段, 用于對抗蘇聯的宣傳, 建立自由歐洲電臺和美國之音就是首批行動。 但今天, 美國中情局致力于情報搜集以及針對危害美國安全的恐怖分子的行動。 而阿拉伯 “ 革命” 的戰略是由各智庫提供的, 指揮工作由美國國務院負責, 參與者是各基金會和以掩護身份活動的非政府組織。 曾經東西方對抗時期所打的密戰———屬于情報機構的那種, 不再由情報機構獨享, “ 行動” 自此導向另一層次。

（本文摘編自《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埃里克·德納塞等著，王朔，周譚豪譯，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埃里克·德納塞等著，王朔，周譚豪譯，中信出版集團